绪论
一、哲学与哲学思想
“哲学”一词，汉语中本来没有。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首先采用它来翻译西语philosophia一词。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人将日本的译法介绍到了中国，之后“哲学”一词才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philosophia一词源自希腊语，是由“philein（爱）+sophia（智慧）”构成的合成词，意即“爱智慧”。
而“哲”字，在中国起源很早，本意也是“智慧、聪明”的意思，或是指具有聪明智慧、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哲人、明哲、贤哲等，即表达了这些含义。这些含义与西方近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意思比较接近。
通常来说，哲学是“万学之学”“知识中的知识”，是人类对各种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哲学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要义，以理论化、系统化和抽象化的方式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代表了作为精神认知及现实行为指针的多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哲学具有鲜明的思辨性、解释性和概括性的学科特点，其核心是“求真”“求知”。
相对于“哲学”而言，“哲学思想”比“哲学”的含义要宽泛得多。一方面，哲学思想可以像某个哲学流派或某家哲学学说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和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也可以是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的思维意识、思辨成果或思想火花，不一定具有完整意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因此，作为哲学思想，就其形态来说，可以是系统完整的，也可以是散乱零碎的；就其思想领域来说，可以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精神认知，也可以是对各种不同事物的身心体验；就其形成方法来说，可以是先验的，也可以是经验的。
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从老庄学说、孔孟之道到阴阳五行、理气之辩；从防洪灌溉、治国理政到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领域、很多事项都体现出形式不同、主张各异的哲学思考、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其中有一部分是显现的直接论述，而更多的却是潜在的、非直接方式的表达。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过程，因此也就表现出了许多与别的国家不同的特点。
据张岱年先生研究所述，中国古典哲学体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点。
（一）本体与现象相统一的观点
在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中，普遍认为现象是不实在的、虚幻的，而唯一的实在乃是超越现象的本体，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就是真实与虚幻的区别。而这种观点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是不存在的。
如“本”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很早就有。《庄子·天下》篇讲述老聃、关尹之学说，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本与物相对应，物是个体的东西，本是万物的根源。这里老庄虽然区别了本与物，然而老庄认为物与本都是实在的。
再如程朱学派和王阳明均主张“体用一源”论，无论程朱学派以为“体”是理，还是王阳明以为“体”是心，他们都认为本体是非物质性的，他们本质上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但他们都强调了本体与事物的密切联系，虽然以为本体是理或心，却又肯定了理或心与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
（二）生活与思想相一致的传统
注重生活与思想的一致性，这实际上就是对“言行”关系或“知行”关系的处理原则。“言”即是议论、学说；“知”即是认识、理解；“行”即是行动、作为。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大多重视言行或者知行的统一。他们所讲的言行或者知行的统一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学说应该以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二是学说应该有提高生活、改善行为的作用；三是生活行为应该是学说、信念的体现。
孔子曾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他以“可行”为言的标准。所谓“可行”的言论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全然脱离实际可能的空谈。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所谓“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
墨子对于言之于行的重视程度，更甚于孔子。墨子说：“言足以举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墨子还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所谓“举行”即提高行为，所谓“迁行”即改善行为。墨子认为，一切言论都必须有改善提高行为的作用，否则就是空言妄语了。
从北宋到明清之际，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都着重探讨过“知行”问题。程伊川、朱晦庵主张知先行后，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王船山提出行先知后。尽管他们在知行关系上观点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知与行关系十分密切，不可分离，在这一点上他们却是共同的。
（三）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结合的特质
唯物主义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不仅具有悠久的传统，而且还具有与辩证观念相结合的突出特质。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有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结合的思想，那就是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在赫拉克利特以后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中，辩证的因素就比较淡薄了。而中国哲学思想中，从周秦一直到明清，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同时也是辩证思想家。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中，辩证观念不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阐发出来的，而主要是由唯物主义哲学家阐发出来的。
《老子》以“有物混成”的“道”为天地之所从出，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所谓道的观念包含了存在与过程相互统一的辩证观点。老子更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等客观辩证规律。《易传》对于阴阳变化作了深刻的说明——以正反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作为变化的源泉，同时以太极（元气）两仪（天地）作为世界的根源。《易传》中体现的宇宙观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主义的。
在西方哲学史中，主体的能动作用这个问题主要是由唯心主义者阐发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虽也有完全忽视人类的能动作用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一部分卓越的唯物主义者也肯定并且阐发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如荀子关于心的学说与改造自然的学说。
荀子强调了心的自主能力，论证了改造自然的必要与可能。荀子是一个肯定了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如刘禹锡、张载、王夫之、戴震等，也都阐明了积极有为的必要，这与他们的辩证观点是密切联系的。
（四）生死自然的无神论观点具有深刻影响
在印度哲学中，生死轮回的观念很流行；在西方哲学中，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很有势力。但是在中国哲学思想中，生死观念却迥然不同。中国哲学家向来不看重生死问题，而且宋代以后，在哲学范畴内，无神论取得了极大的优势，甚至唯心主义的学说也容纳了无神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孔子不看重生死问题，他认为生死是不足措意的，不必留心的。子路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思想中，实现道德理想，比维持生命更为重要。孔子反对追问死后的事情，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神论，然而已经接近无神论了。孔子的后代，代表儒者与墨子争辩的公孟子（从年代推算，应该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开地提出“无鬼神”的学说。这是中国无神论的开端。儒家不讲“来世”，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而明确地重视现世，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儒家一贯的态度。
道家提出了生死自然的学说。最豁达的要数庄子。庄子谈论生死变迁时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外篇》）在庄子看来，由无生到有生，由生而死，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汉代的扬雄继承了儒道的观点，排斥了追求长生的幻想。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东晋的陶渊明更是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儒道两家关于生死的态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也有“不朽”的观念，但这个观念并不是指灵魂不灭，而是指伟大人物的道德、事业、言论具有长久的影响。在孔子以前的贵族学者叔孙豹曾经阐明了“三不朽”的学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汉末徐干所著《中论》记述荀爽的言论道：“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这是对于叔孙氏“三不朽”学说的阐发。
三、中外关于水的哲学思想
中外关于水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灿若星汉，不胜枚举。不仅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就水所表达的哲理与意蕴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相当一批文学家、艺术家对水也给予了很多倾心聚力的关注和审美意趣的抒发。他们所留下的思想资料和文艺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关于水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关于世界的起源、关于人类的起源，在史书记载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民间传说中却不乏丰富多彩的各种认识和观点，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神话传说，即是对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形象解释与说明。
在世界的起源生成及发展演变这个哲学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中持有多种学说，如关于“气”的一元论、关于“阴阳”的二元论、关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等。根据现有可信材料，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是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伯阳父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是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就不能茁壮生长。阴气是沉滞下降的，阳气是蒸发上升的。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
春秋时的管子继承了“盘古开天”这一神话的观点。他在《管子·水地第三十九》中认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老子崇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庄子认为，气是产生万物的材料，“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认为，是天地之气的上下运动形成了缤纷多彩的万物世界，他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论衡·自然》）王充认为人也是由气而生，即“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水凝为冰，气凝为人”（《论衡·论死》）。
后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也多认为水与冰、水与气相互转化，万物得以生成。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气本体论，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即“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像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他还用水与冰的关系来说明太虚与气的关系，认为“水凝则为冰，冰为水；太虚聚则为气，气散则为太虚”（《正蒙·太和》）。张载还认为，人的天性就像不同形态的水一样，虽表象不同，但实质具有同一性，即认为“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正蒙·诚明》）。明代王廷相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理之不同是由于气之不同，事物间之所以有不同的根源在于气，“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并提出“气种说”，认为“天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王廷相集》）。
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不仅贯穿于世界和人类万物的起源问题上，而且同时也贯串于其他很多方面，如人性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治水哲学等领域。管子说：“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同时，他还认为水是“九德出焉”“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孔子、荀子都曾强调“载舟覆舟”，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以舟与水的关系比喻君民关系。这个观点，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治国法宝。在当时是对历史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历史理性的思考，在今天看来这种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都曾以水为喻规劝帝王，教化国民，教育学生。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治水活动中，也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方法。例如，大禹治水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正确地处理了堵与疏的关系，变“以堵为主”为“以疏为主”；西汉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体现了治水中的不同策略：上策是人为洪水让路，避免形成灾害；中策是两岸开渠，引水灌溉，减轻洪水压力；下策是加高堤防，人水相争。其他概念，如对治河中的分与合、利与害、局部治理与系统治理、单一措施与综合措施等，在不同时代的治水文献中也多有体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系统观和辨证观。
可以说，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多方面的璀璨光芒，既涉及人文、社会、政治、道德，也涉及自然、科技、工程、水事，是一个十分值得挖掘和弘扬的文化思想宝藏。
囿于文献资料的局限性，我们目前对于国外关于水的哲学思想了解得还比较有限。但从已知的一些介绍材料来看，国外关于水的哲学思想也是体现在不同性质的文献中，有的来自哲学思想文献，也有的来自不同体裁文学文献，还有的来自宗教教义或民间习俗，等等。
古希腊是西欧哲学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7）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水是万物的始基”。关于“始基”的含义，亚里士多德曾做过解释：“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是说，“始基”即实体或本原。在泰勒斯看来，世界的本源是水，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而地球就是漂浮在水中的圆盘，天空是由稀薄的水汽形成的盖子。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综合了多家的思想观点，认为永恒不动的存在不是单一的，也不仅仅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他用“四根说”来解释自然界，明确宣称水、火、土、气是万物之根。
俄国作家和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在分析水的美时说：水，由于它的形态而显出美。辽阔的、一平如镜的、宁静的水在我们心里产生宏伟的形象。奔腾的瀑布，它的气势是令人震惊的，它的奇怪而突出的形象也是令人神往的。水，还有它的灿烂的透明，它的淡青色彩的光辉令人迷恋；水把周围的一切如画的反映出来，把这一切屈曲的摇曳着，我们看到水是一流的写生画家。水由于它的晶莹的透明而显得美：浪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顺着波涛飞跑疾驱，是因为它反映着太阳光，当波涛迸散的时候，浪花就像晨雾一样飞溅开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水的审美趣味指向了水的多种姿态，有静态的，有动态的；有宏伟的，有细微的；有透明的，有迷蒙的。
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1872—1970）基于对人生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如河流”的观点，他在《论老之将至》一文中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这样理解自己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罗素这种积极乐观、豁达自然的人生观，几十年来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统观中外哲学家、思想家对于水的观照和思考可以看出，水既是他们思考的对象，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而且也是借喻的本体，从水、河流联想到自然、人生等跨领域对象，同时水还是他们审美欣赏的客体，在对水的各种形式美的欣赏过程中得到对人生思想和道德的洗礼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