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金钱为唯一财富的学说——重商主义经济学

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托马斯·孟

重商主义的兴起

从经济发展的形态来看，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的是自然经济，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人们满足于自己生产所需要的产品，虽然剩余的产品会拿去交换，但交换的目的非常清楚：换回自己可用的物品。所以，货币只是交换的中介，若一个人以追求金钱为目的，如借出货币收取利息，一定为人所鄙视，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由于斤斤计较金钱而地位低下。

但到了15、16世纪，在西欧封建社会晚期，产生了一种以金钱为唯一财富，引导国家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经济学说，人们称之为重商主义。目前所说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指的是一些松散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它是西欧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反映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为西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领先世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英国，重商主义通常都从1485年英王亨利七世即位算起，其高潮要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代的16世纪后期，历经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上半期，一些主要的重商主义立法才从法典上逐渐消失。在法国，17世纪后半期绝大部分时间，继续执政的柯尔培尔内阁，将重商主义推向了顶峰。

少输出货币，多吸收金银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那时，英国最高统治者是教皇，下面又是封建领主割据，国王要实行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要有庞大的军队，因而需要筹集数额巨大的军费，而且宫廷的挥霍消费也需要大量金钱。当时流通的是金币和银币，它们在造币厂打制出来，所以国王只好找造币厂的人，询问怎样才能弄到金钱。

造币厂虽然造币，但要有金子和银子才能造得出来，可英国不产金银，所有的金银都是从国外输入的，自然无法为解决国王的财政问题提供帮助。当然，造币厂可以把钱币造薄一点，同样的金银就可以造出更多的钱币。不过，这实际上是欺骗、掠夺百姓。国王与教皇、与封建领主有矛盾，需要争取百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是不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正是这时，有位名叫查德·爱尔斯伯利的造币厂人员，很有见地，他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英国虽不产金银，但是如果我们英国向外国购买的商品，少于我们所出售给外国的商品数额，那么，大量的金银就会从外国流向我们英国。

查德·爱尔斯伯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他谈的正是重商主义的思想。在这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商品货币关系急剧发展，扩大了原有的市场，开辟了新市场，促进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产生压倒性的影响。普通百姓都已感觉到了时代的这一变化，敏锐地意识到金钱是可以通过少买多卖来获取的。一些生活在时代潮流中的工商业主，头脑灵活的学者和贵族，更是积极上书建言，著书立说。普通人所感觉到的“少买多卖”看法，在他们那里便系统化成初步的学说，即重商主义。

1581年，英国出版发表了一本匿名著作《对我国同胞的某些控诉的述评》，该书影响很大。人们纷纷猜测作者是谁，开始以为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后来又以为是出版人斯塔福德，现在一般认为是约翰·海尔斯（？～1571年）。出版者斯塔福德对该书作了补充，更换了书名，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但不管作者是谁，该书把那些普通人试图通过“少买多卖”来增加国家金钱的想法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该书首先反对铸造分量不足的货币，因为，这种货币的出现，会导致物价上涨，和国内足值的货币退出流通范围并输向国外。它认为，从外国输入商品有害，从外国输入本国能制造的商品害处更大。也不能把本国原材料运出去，再运回制成品，如果这样，从英国带走的货币就会多于他们购买廉价原材料带入的货币，而凡是同外国人进行贸易时所得到的货币，都会永远离开英国，这是一种愚蠢行为。

作者极力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坚决禁止外国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输入英国，即使某些国内商品价格高于进口的商品，也不应允许输入，只有这样，本国工业才会很快发展起来。在总量上，应注意不要向外国人购买超过他们自己国家向外国卖出的东西，不然，别国会致富，而自己会破产。

在法国，那位蒙克莱田老板，1615年给路易国王上书说，法国社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构成的第三等级，是最应该值得注意的。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商人，因为手工业产品、农产品要变为金钱，靠的是商业。那时的商业利润像利息一样，为人所鄙视，不从事体力劳动而获得金钱，属于不正义。蒙克莱田则认为商业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谁也不肯出生入死，甘冒海上陆上的种种风险。

对于政府来说，他认为，主要的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地致富。而两者都要靠商业，靠海外贸易。因此政府应该执行有利于法国商人的政策，决不能让外国商人和法国商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因为外国商人的活动对国家的经济有害，他们像汲水筒，运走法国的商品和货币，榨取法国的财富，会使法国的财富减少。他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扶持法国的工商业，限制外国商人的活动；应开设公共作坊，设置技工学校，对人民实施各种职业训练；仿效外国建立新型工场手工业，提高法国工业品质量，不准外国人勘探等等。

国家的荣誉争取靠军队，军队的维持靠军费，军费则来自于商业；国家的致富在于金银储藏，金银也来自于商业。所以，社会中商人的地位最重要，而商业利润则是调动商人积极性的最好手段。但是商业若是与国外同样价值量的商品交换，国家的金银还是不会增加，只有“少买多卖”才能增加国家的金银。而由于单个的商人力量弱小，因此国家要出来干预管理经济，扶持本国的工商业，排挤和限制外国商人。蒙克莱田已经形成了他的系统经济思想。

如何增加国家财富？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的看法是“少买多卖”，少输出甚至完全不输出本国货币，尽量吸收外国的货币，从而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他们都是“货币差额论”者。

在这个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商业资本与国王在追求金钱上完全一致，所以，那时为人所鄙视的第三等级敢于公开发表言论，敢于向国王上书。而国王为了自己的财政经费问题，也正需要有人出谋划策，需要为重商主义政策大造舆论。国王及其政府与第三等级结成了无言的战略同盟。

为了增加货币输入和限制货币输出，根据早期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法令，甚至规定严厉的刑罚。输出金银会被定为大罪，法律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全部货币，用于购买当地的商品。在英国，外国商人一登岸，就会有人尾随其后，直到他钱袋里的钱全部花完为止。外国商人还只能在指定的地方交易。国家还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羊毛输出时是否照章纳了出口税，以限制羊毛这种原材料的输出；监督商人在出卖商品收回的货币中，必须包括一部分外国铸币或金属，以便运回英国。

早期这些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重点和核心就是“少买”，因为“少买”就会少支出货币，就会增加国家的金银。恩格斯曾形象地说，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说得真是惟妙惟肖。

贸易出超，生财之道

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制定人，还只是刚刚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山庄里走出来的“刘姥姥”，他们看到了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银子，只要“少买多卖”，它们就会不断增多，就会变得富有。他们的眼光还只是直接盯在钱上。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们看得多了，在如何得到更多的金银财富上便眼界大开，逐渐地“货币差额论”为“贸易差额论”所替代，出现了以“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出超论”为特征的所谓晚期重商主义。

在英国，有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担任当时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名叫托马斯·孟（1571～1641年）。东印度公司专门与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做生意，要成箱成箱地输出金银到东方购买茶叶、瓷器、香料等物，很不符合早期重商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因此遭到了抨击。这位大亨、政府官员却大不以为然，予以坚决反驳，他埋头撰写著作，在不惑之年，即1621年，发表了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书，后来又重新改写，在他死后40多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书名出版。这是一部阐述重商主义原则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说，这部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

按照托马斯·孟的观点，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国内商业只能看做对外贸易的辅助措施。但是，也不是任何情况下的对外贸易皆可使国家致富，“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也就是说，只有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保持出超，就能达到致富的目的。比如，假定一个国家在能满足国内需要之外，每年还有价值220万镑的剩余产品输往国外；靠着这笔出口，可从海外买到200万镑的外国货物，供使用和消费。如果一个国家遵循这种惯例去从事对外贸易，就可以稳稳地保证这个国家每年增加20万镑的财富，而且大部分会以现金形式带回这个国家。

可是，以什么形式和手段来保证对外贸易顺差呢？作者的主张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财富有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之分，由减少生活必需品消费节省下来输出到国外的，是自然财富，如农产品；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品和用外国商品进行经营所获得的财富，则是人为财富。为了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应扩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可以自己供应那些原本向别人购买的纺织原材料、烟叶和其他货物，并同时起到制止这些商品进口，避免国库流失的作用。要减少外国商品的消费，就要厉行节约，在食品和服饰方面根本就不要消费外国商品，而多使用本国商品，并尽可能节省国内对自然财富的消费以增加向外国的出口。出口品要能够畅销，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就要降低商品价格和提高商品质量。

托马斯·孟看到了当时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长处，这就是航运业和转口贸易。出口的货物若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不仅会得到货物在本国的售价，还可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费、运费，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多。再者，英国可以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货栈，由于英国已成为交通商业中心，货物可先运到英国，然后转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因而可以增加航运、贸易、现金和关税收入。如此说来，现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和保险业的中心并非偶然，因为早在300多年前，他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发展最需要保险的航运和最需要融资的转口贸易，为他们后来的金融保险业的率先发展打下了基础。

生产要多，输出才能多。而生产要多，生产者人数就要多。据作者的观察，“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地方（当时英国的人口的确不多，根据1659年的人口普查，英伦三岛中的爱尔兰才5009091人）。”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发展工业的劳动力明显不足，增加人口不失为治本之法。

所以国家财富的增加，与金银的输出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相反，输出货币借以换得商品是增加财富的一种手段，禁止金银输出的法律束缚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也就抑制了英国财富的增加，这样的法令必须废除。

托马斯·孟，这位兼有大商业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双重属性的精明大亨，贪婪而又野心勃勃，他在世界市场上，在东西方贸易上任意驰骋，春风得意。在他看来，英国的舞台不在国内，而在世界，不能像守财奴那样积攒财富，而是要主宰世界，在世界舞台上“多卖”，让世界充满英国商品来使英国的金银不断增加。储存货币固然可使金银增加，但把金银不断地投入到经营商品的海外贸易中去，却能使金银财富更快增加。他完全有理由看不起那些初出茅庐的早期重商主义者。

不过，我们现在来看，托马斯·孟的高明也很有限。他与早期重商主义者的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即都把金银视为唯一财富，即使不是如此，至少也是把它们当作最好的财富。都以为那些闪闪发光的金银铸币是从商品流通中涌流出来的，都希望给商品流通渠道接上导管，从而贪婪地吸吮那闪亮闪亮的金流。所以，马克思批评他们只是根据商业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去研究经济的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从中探寻事物的本质。这是很中肯的批评。

与英国不同，法国晚期的重商主义并不纠缠理论上的论争，而是政治家直接去操作。这个政治家名叫柯尔培尔（1619～1683年）。他虽出身于一个呢绒商的家庭，但走的却是政治道路。最初曾经是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的执政马扎里尼的助手之一，后来当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把当时治国的财政经济大权集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坚决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而被称为柯尔培尔主义。

他的思想很有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他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国家的财富多少，决定着军事实力的强弱。由于西欧流通的货币总量是一定的，法国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他国家中获取货币，其办法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而国内贸易只是对外贸易的辅助手段。但国外贸易必须出超，就是卖出去的要多于买进来的。他坚信，发展对外贸易，法国就会致富，国王也会得到满足。所以，这位财政大臣采取坚决性的措施扶持出口工业。他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优惠贷款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豁免兵役，可自由选择信仰等。他建立了许多“皇家手工业工场”（实际上就是国家所有的工场），在他当政的20年间，从68个增加到113个。同时，采取关税保护，以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另一方面，对工业原料则鼓励进口。他的所有这些措施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保证出口，限制入口，保护本国工业。

要从数量一定的金银中“掠取”货币，这无异于一场战争，一场常年的贸易战争，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致富，都想从一定货币的数量中夺得更多的份额。在这场战争中，谁在贸易中占据首位，谁就可以充当战争与和平的仲裁者。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柯尔培尔又积极发展法国海军。在他的倡导下，法国建立了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队，成立了许多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外公司，加强了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与荷兰进行商业战争，与英国在印度角逐，并企图控制北欧贸易。

不过，柯尔培尔主义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要发展工业便通过不断地加重剥削农民来筹集资本，农业因此而停滞不前甚至破产。而由封建国家创办的许多工场和贸易公司，经营不善理所当然，再加上为了庞大的军队开支不得不日益增加的各种税收，这些国家工场和公司难以为继就毫不奇怪了。但是，柯尔培尔毕竟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柯尔培尔与英国的托马斯·孟有同样的野心，都企望使世界的金银货币通过贸易流向本国，从而使本国致富；但一个是出于商业资本家的贪婪，精明的世界商人的本能，另一个则是出于政治家的雄心，敏锐的欧洲政客的嗅觉。这使我们再一次相信，无论是一种学说和一项伟大成就，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重商主义的透析

时至今天，一些自信掌握有许多经济知识的人，可能会嘲讽重商主义的幼稚可笑，批评他们把仅仅为交换手段的东西当作唯一的财富来追求，看不起他们只是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只理解表面的经济关系。可事实是，在世界诸多国家中，恰恰是英、法这两个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最发达的国家，率先脱颖而出，领导世界经济潮流200来年。这只能说明那时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是最适合当时条件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货币资本，如果没有货币资本的积累，有哪个国家能率先从沉浸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向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正如柯尔培尔所说，一定时期内世界的金银铸币是一个确定的量，它们分散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个人手上。这样，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外，还有什么其他理论和政策能使国家迅速聚集起巨大的货币资本？可能会有人回答说，通过抢劫。但难道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不隐含着对海盗式掠夺的支持，对殖民地的搜刮和战争抢劫？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肮脏的血，不就是指的海盗抢掠帮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现在看来，重商主义是最适合于当时经济现实的学说和政策体系。它的一些理论和做法，实际上具有一般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重商主义法规一度销声匿迹以后，又在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重新或明或暗出现的原因。

人们声称重商主义把货币当作唯一财富，其实也有言过其实之处。像蒙克莱田，它有着重商主义情调，但他也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国民财富是工业的产物，而不仅是金银硬币的储藏。像托马斯·孟他虽然极力主张通过贸易出超，获得金银硬币来使国家致富，但他到底是否认为物品不是财富，说得并不很清楚。

重商主义实践的成功与失败

“西班牙陷阱”

西班牙是没有成功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一个西班牙学者在1600年说：“如果西班牙没有钱，没有金银，是因为它拥有这些；如果西班牙贫穷，那是因为它富有。”因为骤然富有而贫穷，这就是所谓“西班牙陷阱”。

西班牙最初也以追求金银货币为目标，但一旦拥有丰富的黄金之后，以追求货币积累的国家经济管制和干涉便变得没有意义。英法那样的不准货币输出，或后来的“少买多卖”都变得没有必要。而这样的管制和干涉一旦放松，相反的情况就会出现。首先，国外的商品明显比国内生产的商品便宜，与其生产所需要的商品还不如从国外购买。“国内的价格增长太迅猛，生产变得越来越不适宜，而越来越适宜于购买外国产品。”逐渐地，黄金量的增长快于国内生产的增长，西班牙发现自己与欧洲的关系同美洲与自己的关系一样，欧洲人把西班牙人当作印第安人看待。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新兴阶层能否受到政权的保护，并逐步渗透到政权中来，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西班牙由于通过封建国家控制的海外冒险行为，获得了急需要的巨量金银，完全没有必要与新兴的商业、产业阶层结成赚取外国货币的联盟，新兴商业和产业阶层，在当时西班牙强国战略中没有获得被重视的地位，封建国家即使忽视，甚至损害商业和产业阶层的利益，也不会危及统治者的短期利益。所以，在政策上，国家管制经济以保护国内的商业和产业，虽然有益于国内的商业和产业阶层的利益，但对统治阶级的利益却没有什么好处，甚至还会因为限制进口而影响贵族阶级的奢侈消费，因为限制进口而提高消费价格，使贵族的消费要支付更多的金银。西班牙从此没有管制经济以保护国内商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在各重商主义国家纷纷保护国内产业和商业大环境下，西班牙却放弃了对国内产业和商业的保护。西班牙商业和产业原本相对落后，本应加大保护的力度，才能使国内产业和商业不受外国竞争的伤害，而西班牙的政策却使国内产业和商业任由外国同行的践踏，致使西班牙新兴的商业和商业阶级成长不起来，长期没有形成制度变迁的阶级基础。

英国的成功

英国开始时并不具有优势。当时的西欧国家流行重商主义，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荷兰等等，所实行的政策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就其领土、人口来说，英国也并不比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具有优势，甚至领土还要小一些，人口还要少一些；大都处于相同的制度文化和宗教背景下，英国国内的宗教迫害一点也不比西班牙的逊色。但为什么西班牙却陷入衰落，而英国会取得如此成功？

英国15世纪开始的禁止金银输出的政策，是所有重商主义国家实行最早，且得到最为严格实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于金银短缺的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马克思曾无情地批判过西方海外的残酷掠夺行为，英国的海盗行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劫掠的残酷性上，在当时世界上要数第一，再加上英国公司所从事的鸦片贸易，以及公司武装参与的劫掠，为英国增加所急需的金银输入。

当英国的对外贸易巨商发现贸易盈余可更有效地增加英国金银的时候，英国政府便废除了实行长达1个多世纪的禁止金银输出的法令，转而追求如何实现贸易盈余。

英国最初发现的国际贸易获利机会是贩运，即把印度亚麻布、中国丝绸、茶叶和陶瓷、阿拉伯香料等向欧洲和殖民地贩卖。转而发现，亚麻布等纺织品，在西欧和殖民地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由自己生产它们，再出口卖出，既能保证市场的巨大需求的满足，又能赚取更大的利润。于是，英国开始发展纺织业，并竭力阻止其他国家发展同样的产业，采取了限制技术输出的政策。当时的贸易主要是物质商品贸易，船运量大，由自己的商船队运输所输出的物质，是获得贸易盈余的又一重要途径。海外运输需要兵舰保护，因为当时海盗横行，国家间商业争夺、殖民地争夺往往成为制海权的争夺。为此，英国颁布了有利于造船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颁发“船运法”等。并对港口、道路增加投资。一定是因为海外贩运的丰厚利润，促使英国颁发鼓励航海和鼓励国内造船业的政策法令。英国先后实行的“航海法”，政治“斋戒法”，对英国海洋运输业，对英国的海军舰队，对英国的海外贸易和建立、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英国金银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出口。国王及贵族集团在消费方面必须克制，对国内百姓的要求更为严格，甚至对用羊毛制品来包裹尸体都被定为违法。早在16世纪，英国就制定了劳动者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定了打击闲散人员的严厉政策，并实行保证生产成本低廉的“最高工资法”、“学徒法”。1563年颁发的学徒法的目的是：“排除游惰，增进节俭，并且受雇者不论是在缺少或富足时，能收受适当比例的工资。”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把国外的技术人员、工匠、商人吸引到英国来（葡萄牙和西班牙则通过种族清洗，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且还颁发了最早的“技术专利法”。所有这些做法，会促使英国人崇尚节省，习惯劳动，重视质量，关心技术进步，对英国的产业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

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货币积累的现实环境，迫使英国政府的国家管制和干涉，由禁止货币输出逐步转向对国内生产的支持，和有利于经济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安排。如对进口征税，对一些出口退税，对一些出口补贴，对其他的则征税，并固定了一些价格，对特定商品征收从量税，控制消费支出，建贫民教习所，训练劳工，制定人身自由法、航海法（1650年）、谷物法、最低工资法、高利贷法，控制农业地租等等。

英国颁发的政策似乎很适合英国发展的需要，如果仅靠商人的努力，英国肯定不可能成为在经济、军事、政治上都无可比拟的超一流强国，所以，是英国的商人、实业家与国家三者的共同努力，使英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英国通过海外贸易盈余赚取金银货币的国家战略，使英国的产权开始发生变化，即产权配置向商人和实业家转移。英国中世纪的产权并非是公有产权。通过赐予封地形成的领主产权，本质上仍然是私有产权。不过，它是封建领主、王室的单一产权，即领地生活中的其他人群没有自己的资产。英国着重发展海外贸易和国内工业的政策，使财产，主要是货币资本向商业和产业转移。而在商业和产业领域，活跃着的是商人和手工业主、实业家。当商业和产业——工业——成为利益增长的主要来源，商业和工业急剧地增长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增量资产的产权无疑归于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阶级。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由于传统农业在GDP所占份额倾向减少，商业和工业所创造的GDP不断增加，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产权的重新配置：商人和工业家成为国家资产的主要所有者。新兴的商业和实业阶级来源具有多样性，有的原本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和从事海外贸易商品的手工业主，有的则是从政府官员、世袭贵族，甚至下层平民、学者转变而来。商业和产业的迅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一些掌握机会、权力、资产、人际关系资源的人，通过自身奋斗或政治寻租，成为新的资产所有者。这样一个群体，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最有眼光，最有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野心的精英群体，社会的精华部分逐渐成为商业和实业阶级。产权——很大程度上是增量资产的产权，向商人和实业阶级转移。

英国的成功，当中最重要的，恐怕是英国采用了有利于制度变迁的方式，这就是把社会各种力量精英纳入到制定政策的权力架构中来，它为制度持续向现代社会转变奠定了基础。

法国

法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开始走向振兴之路，但是，法国经历了一场大革命才完成制度和体制的转型，不像英国，是通过渐变的方式完成的。而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军事实力，法国都不如英国，尽管法国的领土、人口多于英国。在整个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大都生活在英国的阴影下，可以说，法国成为老二。法国优于西班牙，甚至优于德国和意大利，仅次于英国。

法国相对来说是后起的国家，而政治雄心和抱负又非常远大，王室、贵族和政府对金银货币的需求，比较英国和西班牙更为强烈和急迫。法国的解决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老百姓的消费和财富，使货币财富向国家和贵族集中。国家具有消费和投资能力，而老百姓却缺少消费和投资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法国对经济的国家管制和干涉比英国要多一些，与西班牙更有天壤之别。

如政府竟然规定制造每英寸布必须要用多少根线来制作。这种规定可能有利于保证商品的质量，但却不允许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试验和创新，也不考虑消费者品味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再者，政府对生产所作的硬性规定，并不能保证得到公正的执行，只会为寻租与腐败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当时的法国政府既腐败又奢侈浪费。

法国对商业政府管制也过分严格，不允许任何商品的自由贸易。谷物贸易相对要宽松一些，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政府和市镇行政机关连国内最大消费品——谷物——的贸易自由都彻底剥夺了。

在劳动力流动自由方面的限制，直接执行者是城市手工业行会，而在重商主义时机给予手工业行会管制权的是国家。行会反对劳动力自由进入各种行业，限制和管制产品生产数量，实行固定价格，排斥其他城镇和外国的竞争。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法律纠纷，行会之间的法律纠纷和诉讼经常拖延几代甚至几个世纪，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卖烤鸭的和卖家禽的相互争吵了大约半个世纪，直到最后规定卖家禽的只准卖未经加工过的家禽为止。巴黎经营旧衣服的零售商和裁缝之间的诉讼持续了300多年，直到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各种封建行会才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确实，法国的重商主义国家严格管制，是为经济转型制定严密的规则，在开始，是有利于法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柯尔倍尔强有力的政策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超过了英国。

但法国严格管制的目的，是要把经济发展纳入国家的需要，而这个国家是封建性质的，所以，严密的国家管制所建立的新经济秩序，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并不适合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法国不像英国，在总体上属于封建性质的政治体制里，逐步加入了非封建性质的力量，如新兴贵族和社会精英人物进入决策层。而且，英国掌握主体权力的上流贵族甚至国王的收入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封建土地租金，这样，在他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同时要兼顾商业和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并非只顾眼前的税收收入。而当新兴政治力量和权力逐渐渗透上层建筑，当掌握权力的上流贵族和国王中来自参与新兴商业和产业的收入部分不断增加，甚至成为主要部分，掌权者的主张将较大程度上与新兴阶级的主张一致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政府经济管制政策能够不断根据需要做出调整的原因，是英国的政府为什么不得不下放权力给产业家和商人的原因，也是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比不上英国的主要原因。

法国的问题主要出在税收制度。法国的征税权被出售给了“包税人”。这是一种税收承包制度。国家采取委派专人承包税收的方式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负责一个地区的包税人，专门负责这一地区的税收，包税人在每一个税收年度开始的时候向政府交纳一个固定数额的款项，对于超过这一数额的税收收入则为包税人所有。

法国为什么会产生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包税人制度”实施起来非常方便，而国家财政收入又能得到保证。而实际上反映的则是封建贵族性质管理的办事风格：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国家财政收入是封建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在，至于以什么样的途径方式实现，并不重要，除非这样的方式会损害贵族集团的利益。“包税人制度”正是这样一种不损害贵族集团利益，而又能得到方便地执行的税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贵族集团实际上是免税或少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