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与身份困惑

自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美国人在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美国是与腐败、专制和充满压迫的欧洲截然不同的新国度，是代表美德、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是那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由欧洲君主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是险恶的，卷入国际政治会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美国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美国扮演的国际角色是避免卷入外国（欧洲）事务，与国际政治保持距离，而专心致志地在北美进行伟大的共和试验，成为自由的榜样，让世人去仰望和效仿。乔治·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告诫国人“要与所有国家和平与和睦地相处”，“为人类树立一个高尚的、崭新的，始终由崇高的正义和仁爱指引的民族的榜样”，而不要“卷入变化无常的欧洲政治中去”。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也提出美国的政策是“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开展贸易和保持真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成纠缠不清的联盟（entangling alliance)”。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提出的外交思想成为所谓的“伟大准则”（the great rule)，为后来的美国政府所奉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的一段话被普遍认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定位：

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她真诚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将只是自身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将通过声援的方式和树立典范表现出仁爱的同情来支持这一普遍的事业。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即使这是争取独立的旗帜，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并失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力量。……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

也就是说，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典范”，而不是卷入国际事务中去维护“正义”或充当其他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在早期的美国精英们看来，把美国建成一个“榜样”和自由的“避难所”就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贡献。富兰克林曾说过，“在美国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准备一个避难所的前景就会使人们普遍感到欣喜”，而为了阻止人民大量移居美洲，欧洲的专制君主们“必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因此美国人“在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我们（美国）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

从建国到19世纪末，华盛顿和亚当斯等人的思想一直主导着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特性与国际角色的理解：美国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共和国，美国的恰当角色是充当人类的榜样，提供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道路，供世人效仿，而不是卷入国际政治或试图改变世界。

美国的这一角色认知既源于自殖民地时代逐渐形成的身份意识、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也与美国自身实力弱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弱国的明智选择。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崛起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那个时代，“大国”的标志通常包括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工业能力。1890年，美国人口从1790年的400万增至6300万；领土面积从90万平方英里增至360万平方英里；而工业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居世界首位。先进的工业技术、大量外来资本的引进、世界各地千百万移民的涌入、大公司的崛起都成为美国实力的保障。从1860年到1914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增加了7倍。早在187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开始超过英国。到1898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甩在后面。1918年，美国的GDP比紧随其后的英、德、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美国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提高。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使古巴沦为美国的保护国，美西战争使美国成为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8月，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先后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建立了海军基地。除了英、法、荷属圭亚那和英属洪都拉斯以及欧洲列强控制的几个加勒比海小岛外，欧洲在西半球的影响差不多被排挤出去。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西半球无可争议的霸主，并加入到远东地区的权力角逐之中。

因此，当20世纪到来的时候，在从加勒比到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存在，而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更是以其粗犷、尚武、傲慢的牛仔个性和咄咄逼人的大棒外交让整个世界体会到美国的崛起，罗斯福本人也成为日益膨胀的美国力量的代表。面对美国的崛起，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开始忧虑美国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强大的美国究竟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忧心忡忡地说：对于英国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生产者，而是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将要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最大而且最强的大人物将会如何使用其力量？它会具有与其物质力量相匹配的道德生活吗？”

不仅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关注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美国一些精英人士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还继续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吗？特别是面对欧洲和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帝国扩张的国际“时尚”，美国要不要加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实力的增强和形势的变化是否要求美国扮演一种不同的国际角色？

1898年3月2日，卸任不久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国际孤立》的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的“伟大准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引用华盛顿的话论证说，华盛顿提出孤立原则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应该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纷争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和毅力”。而现在，在奥尔尼看来，“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奥尔尼称：

这个国家有必要认识到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自己在世界列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它应该接受属于它的优越地位，既享受好处，也承担这种地位带来的责任。……这个国家的使命（如果它有的话，我确信它有）不仅仅是做出榜样，还应该行动。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去行动呢？什么是美国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呢？以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助理海军部长（后来担任麦金莱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艾伯特·J.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攫取海外殖民地，把美国建成像英法那样强大的帝国。1895年3月，洛奇在参议院演讲中称，“现代的潮流就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集中”，“伟大的民族为了未来的扩张和目前防务的需要正在迅速地兼并地球上未开发的地区”，而“小国属于过去，没有未来”，“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1898年4月，贝弗里奇在演讲中也宣称，“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我们要让我们的商船队驶向各大洋，我们要建立一支与我们伟大国家相匹配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发展起来，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血腥与黑暗的地方扎下根来”。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加入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帝国。

1901年9月5日，麦金莱总统在纽约州巴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讲，讨论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新角色。他对大约5万名听众说：交通和通信技术已经使世界变为一体，“整个基督教世界阅读的是同一条重要的新闻，只不过以不同的语言”；而现代高速远洋客轮也使距离变得不再重要，大西洋不再把北美和欧洲分开，“上帝和人类已经把各国连接在一起，没有国家能够继续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其结论是“孤立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可取的”，孤立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应该以自己的巨大财富去帮助那些不幸的国家。

9月6日，麦金莱被暗杀，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罗斯福与麦金莱有同样的认识，认为美国应结束孤立状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1902年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称：“（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复杂性越来越使文明、有序的大国有责任对世界进行适当的管理。”罗斯福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和平不是源自人类的善良和道德自律而是均势，安全依赖于自身的实力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善意，因此美国应该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逐渐失去优势地位的形势下，美国应该建立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让自己成为影响全球战略均势的重要力量。在西半球，罗斯福通过建造和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提出对门罗主义的“推论”实施了对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干涉和控制。对欧洲，他加强英美协调，调解法德关于摩洛哥的纷争，帮助启动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远东，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以维护远东的均势。

无论是麦金莱还是罗斯福都试图使美国外交服膺欧洲的传统，使现代美国外交“传统化”（traditionalizing)。这里的“服膺欧洲传统”或“传统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罗斯福等人的均势外交和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追求与传统的欧洲外交非常类似，与美国建国后要充当人类自由的典范和不参与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外交是不一样的；二是指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权越来越向总统和行政分支集中，与此前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权力大不相同，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也越来越向欧洲靠拢。总之，罗斯福把美国视为一个与欧洲大国一样的国家，试图让美国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欧洲列强那样的帝国，按照欧洲大国的行为方式来行事，让美国外交“欧洲化”，其外交集中体现出欧洲帝国主义外交“三位一体”的特性：强权政治、经济扩张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罗斯福看来，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共性使美国必须卷入国际事务并像其他大国那样在全球权力政治和维护全球战略均势中扮演大国的角色。

但是，很多美国人并不接受罗斯福的外交风格，他们认为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normal）大国，而是一个例外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多数美国人仍然不大情愿卷入国际政治，对罗斯福等帝国主义者奉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帝国身份的追求表示强烈反对。“反帝国主义者”提出，兼并海外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对美国立国原则和国家特性的背叛。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民主党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谴责这些帝国主义者正在试图“效仿欧洲帝国”，接受“欧洲观念”（European idea），引进“君主制”的原则。另一位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George Hoar）则批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将使美国“从一个建立在《独立宣言》之上、在华盛顿的忠告指导下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卑鄙不堪的平庸的帝国”。显然，在“反帝国主义者”眼中，帝国主义是非美的，是对美国原则的背叛，就像“反帝国主义同盟”纲领所说的那样，“1861年的企图（指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是分裂这个国家，而1899年的企图（指兼并菲律宾）是消灭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最高贵的理想”。显然，反帝国主义者的主张更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的理解，他们虽然没能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但却成功地使占领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道义上受到质疑。1900年后，几乎没有国会议员或报纸继续公开发表美国在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地的言论。实际上，占领菲律宾是美国扩张的顶点而不是起点。当欧洲面临战争阴云的时候，已经下野的西奥多·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加紧军事准备，大战爆发后，他继续呼吁美国加强军事建设，但其主张并没有人响应。罗斯福向英国外相抱怨说，他“对塑造美国的舆论几乎没有影响”。正如学者罗伯特·达莱克所言，“在罗斯福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罗斯福的现实主义作为当时和未来美国对外行动的指南”。

因此，试图引领美国走出孤立，踏上世界舞台的罗斯福并没有解决让美国承担何种国际角色这一难题。

20世纪初期，美国的身份困惑与国际秩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人考虑是否参与世界政治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萦绕在他们心头：美国是否准备接受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

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厌恶欧洲主导的权力政治（国际）秩序，认为这一秩序是不道德的，体现的是君主制的原则，维护的是君主的利益，他们担心在这样的秩序里，共和国无法获得安全。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秩序，那美国就与这一秩序相分离。美洲远离国际政治的中心这一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使这种分离成为可能，门罗宣言就体现了这种两半球互不干涉、把西半球与欧洲体系分隔的思想。这是19世纪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19世纪，美国与当时国际政治的中心——欧洲国际体系基本上是隔绝的，没有卷入欧洲的纷争和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但是在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在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已经与外部世界（欧洲）密不可分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卷入欧洲体系的情况下，美国是接受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运用实力改造这一秩序，推行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新秩序”？换言之，美国加入国际政治的代价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欧洲？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政策和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继承了建国初期汉密尔顿的思想：美国准备认同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加入欧洲国际体系，通过在这一体系内的“社会化”来赢得欧洲的尊重，获得大国的地位和荣耀。

但是，1909年上台的共和党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反对西奥多·罗斯福在国际上追求强权的“帝国主义外交”，转而试图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秩序观念，试图让国际秩序“美国化”。他利用美国的商业力量，通过促进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商业利益，即“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来扩大美国的利益与影响。在塔夫脱和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看来，推动美国企业向海外投资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佳方式。商人代表着美国在海外的最佳利益，商业领袖实际上在道德上优越于军人。通过美国的商业扩张可以促进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从而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诺克斯对国会说：“真正的稳定，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经济和社会力量得到最好的建立……金融稳定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助于政治稳定。”在安全领域，塔夫脱对罗斯福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也无兴趣。塔夫脱倡导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代替权力政治下的破坏性竞争，用美元代替枪弹来结束军备竞赛和殖民争夺，相信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商业扩张是国际秩序的核心，通过美国的金融资本建立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因而政治上也就更加稳定的世界。金元外交反映出美国传统上对商业力量改造国际关系的重视，其中的大国合作、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的思想与欧洲奉行的帝国主义外交有很大的不同，终止了罗斯福对欧洲旧外交的仿效和美国外交“欧洲化的势头”。

与大国外交相并行的是国际主义观念在美国的兴起。国际主义者认为，由于美国实力的壮大、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美国的安全和福祉与外部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因此，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孤立状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主义者还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国家间的交流实现和平。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国际主义者认为应该超越欧洲的均势体系和权力政治，建立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国际主义思想大体上包括保守的国际主义和自由的国际主义两大分支。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主张世界和平的维护和美国利益的保障需要世界各国接受某些非权力机制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如国际法、国际仲裁和调解机制、国际法院等；而自由国际主义者除了支持通过建立司法机制来维护和平外，还主张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组织和促进民主来维护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无论保守国际主义者还是自由国际主义者都认为欧洲的权力政治旧秩序是不合理的，人类不应听任武力原则主导国家间关系，而应运用人的理性，建立一套合理的国际秩序，以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国际法学家如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等在促进海牙会议召开和国际正义法庭建立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与多国签订了仲裁和调解条约。更有一些激进的国际主义者，如美国和平协会（American Peace Society）领导人本杰明·特鲁布拉德（Benjamin F. Trueblood）提出建立世界联邦（Federation of the World）或世界政府，试图通过建立超国家权威来维护世界和平。这些都是美国试图在欧洲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之外，建立基于理性的国际秩序以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努力。但是，国际秩序的建立显然不可能通过个人和民间组织的努力来完成，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努力一直是零星的、局部的，并没有改变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当罗斯福和威尔逊试图带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的时候，面对的仍然是欧洲主导的旧秩序。美国是认同、修正还是推翻这一秩序，这是崛起的美国面临的另一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旧秩序的崩溃迅速地把这两大难题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美国一批政治和知识精英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努力，即对美国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民众和国会接受美国的新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促进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环境和实现持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