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13—1945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萧条，动用武装力量对墨西哥、多米尼加和俄国进行干涉。从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地位来看，美国从一个影响力局限于西半球和东亚的地区性大国成长为超级大国和世界领袖，拥有了在全球范围内投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为国际社会制定规则的能力。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和国际关系的面貌也由于美国力量的增长和对这一力量的运用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与美国力量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相对照的却是美国国内社会围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激烈争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剧烈的摇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宣布中立，但后来又突然介入，并试图在战后领导世界；但是，美国民众却对世界领袖的角色不感兴趣，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加入国联；接着是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有限卷入和对集体安全原则的放弃；到30年代，极力避免承担任何国际义务并带有隔岸观火性质的孤立主义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又开始全面参与世界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承担起重建国际秩序和领导世界的责任。这种剧烈的摇摆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就美国应该在国际社会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处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等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其结果就是1913—1945年的美国缺乏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具有明确持久的大战略（即孤立主义和遏制苏联）不同，这一时期是美国外交史上战略迷失和“范式失落”的时期。

关于1913—1945年的美国对外关系，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加以研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媾和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交和战时外交；或按照总统任期划分为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1913—1920)、共和党的外交（1921—1932）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1933—1945)。关于每个时期都有大量著作出版，对各个时期的具体政策、外交人物和重要问题的专题研究更是举不胜举。这种分段研究的方法没有把1913—1945年间的美国外交纳入某种连贯的叙事框架中去，实际上是不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有贯穿始终的主题。

最早把1913—1945年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是乔治·凯南。凯南在其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中提出，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处理外交与国际问题的“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the 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即“认为通过接受某种法规和制约的体制有可能抑制国际领域中各国政府一些混乱而危险的想法”，相信可以在道德上对国家行为进行评判，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对国家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和判决。凯南把仲裁条约、裁军计划、国际联盟、国际法院、凯洛格公约和联合国都视为这种法治主义和道德主义取向的典型表现，并认为这一取向部分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经验，即“试图将适用于个人的盎格鲁-萨克逊式法律观念移植到国际领域，并使之适用于各国政府，正如在美国国内适用于个人那样”。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的实质是坚信通过国际法、国际舆论和国际机制，而不是建立均势(balance of power）就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实现世界的和平。凯南称“这一取向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

凯南通过对美西战争、门户开放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考察详细阐释了美国外交中的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认为这种取向使美国领导人把战争视为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之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追求全面胜利和无条件投降，其结果就是欧洲均势被打破和苏联对东欧的主宰，美国从“一个极安全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极不安全的国家”。因此，这种处理外交与国际问题的取向不仅在理论上有一些固有的缺陷，而且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抛弃。凯南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美国外交的阐释和批判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外交史最早的连贯性综合叙事。

另一位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也从现实主义出发，对美国建国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欧洲通行的“古老观念”是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各国必须根据权力来界定其国家利益”；而“美国人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即一个国家如果愿意是可以逃脱权力政治而进入由道德原则而不是权力考虑指导行动的领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自建国以来一直相互争斗，其结果就是美国历史上曾出现三种类型的外交：联邦政府建立最初十年的现实主义外交（the realistic typ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美国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以权力为标准，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9世纪初到美西战争之间的意识形态外交（the ideological type)，这种外交在思想上以道德原则为标准，行动上以权力为标准，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特别是亚当斯，在思想和言辞上是一个政治道德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美西战争后半个世纪的道德主义外交（the moralistic type)，这一时期美国领导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以道德原则为标准，道德原则不再像第二个时期那样被用来论证国家利益的正当性，而是“取代国家利益成为行动的指南”。摩根索认为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忽视了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这一现实，把战争变成一种道德讨伐，追求全面胜利，而不是作为建立新均势的政治手段，因此都是乌托邦；而不相信均势思想的国务活动家们就像不相信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家一样，其后果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新的更加可怕的安全威胁”。他将第三个时期称为“乌托邦时期”。

面对冷战初期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最早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Bemis）和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等人则竭力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他们辩称，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像现实主义者批评的那样幼稚地忽视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而是把国家利益考量与支持自决和民主的理想主义目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既保卫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又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非常成功的。这种以歌颂为主调的美国外交史叙事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学（Nationalist School)。珀金斯指出，美国对外关系虽然贯穿着一些普遍的道德观念，如“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侵略是不道德的，国家应该根据伦理原则行事”等，但美国的国民性格中又存在“强烈的讲求实际的倾向”。他认为从整体上，美国外交“在应对现实世界方面足够现实（sufficiently realistic)，同时又足够理想（sufficiently idealistic)，从美国的理想主义中获取巨大力量”。美国外交“不仅很好地适应并实际表达了美国的气质，而且还反映了更广大的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的愿望”，“在追求和实现其主要目标上，美国外交从整体上看一直都惊人地成功”。珀金斯赞扬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是积极的，深以美国对外政策为荣。比米斯虽然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政策不无失误，但他坚决反对美国过分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认为过分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self-study）会使一个民族意志衰弱。他声称在历史上，“自由为美国的重大活动奠定了基调”，美国应该为其悠久的传统而感到自豪。他引用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的话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称“为了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一切负担，迎接任何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一切敌人”。比米斯把美国外交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美国革命前欧洲国家体系（state system）得以产生的三个世纪；1773—1823年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与解放时代；1815年后近一个世纪的孤立与安全；19世纪末出现的作为20世纪历次世界大战前奏的权力与政治新图景；以迅速变化的原子时代为开端的冷战。他认为，三个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即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突然出现带来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结束了美国“幸福的孤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了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和西奥多·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人认识到德国战胜英国将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并对美国产生影响外，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因而选择了中立政策，但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打破了美国的中立，使美国被迫参战。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的真正价值在于暂时维护了建立在大西洋世界均势基础上的“自由的赐福”（Blessings of Liberty)，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提供了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没有来自海外的危险威胁美国安全，共和党政府又回到了华盛顿和门罗时期的对外政策。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和日本是维护美国自由所必需，如果德国和日本胜利，美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享有“自由赐福”的民族生存下去。他认为，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失误不在于其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而抛弃中立政策，加入全球战争，而是天真地以为美国能与苏联合作，而实际上苏联并不需要这种合作。关于美国外交的这一民族主义叙事是对美国外交史的最早研究，其有关美国外交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主导了绝大部分美国历史教科书。

威廉·威廉斯在其1959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中提出著名的“门户开放帝国主义”命题，并以此解释美西战争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人具有一种“坚定的，甚至是教条式的信念：美国国内的繁荣依赖于可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扩张”，因此必须打破各国的封闭状态，让整个世界对美国开放。在这种“门户开放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自麦金莱至艾森豪威尔的历届政府都被一种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帝国主义动力所驱使，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户开放照会的历史就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威廉斯以此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外交，他认为无论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抑或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都寻求海外经济扩张，致力于为银行家和企业家服务。不同时期美国帝国主义的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动机都是相同的，即扩大海外市场，其结果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控制，美国成为一个“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在威廉斯看来，威尔逊之所以鼓吹美国加入国联不是为了“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而因为国联所代表的集体安全体系可以让门户开放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安全（keep the world safe for Open Door Policy)，国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其实都把门户开放政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国联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围绕如何贯彻这一战略计划的策略和方式之争”。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孤立主义外交也不过是一个神话，美国在二三十年代奉行的并不是孤立主义政策，而是扩张主义政策，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日本和德国的扩张威胁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因此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参加一场“保卫美国（商业）边疆的战争”。威廉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世界各地的政策都是在门户开放战略框架内制定的。他说：

在每一种情况下，美国的主要动机都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在每一个事件上，美国目标都是获取美国工业品出口市场、美国工厂所需的原料，以及通过建立工厂和其他企业直接参与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权利。这种经济扩张使美国对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制造了进一步渗透的基础，并最终赋予了该地区以军事上的意义。

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构成了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修正派”史学（revisionist history）或新左派史学（New Left history)，被视为是对美国外交史的激进解释。瓦尔特·拉菲伯在其《美国时代》中发展了威廉斯的观点，在强调美国商业扩展的同时，也注意到总统权力的扩大以及美国对民主的渴望与推动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迈克尔·霍根（Michael Hogan）等人延续了新左派外交史学家关注国内社会与外交政策关联性的思路，提出了解释20世纪上半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即“合作主义”（corporatism，一译“法团主义”)，也被称为“合作主义综合”（corporatist synthesis)。合作主义范式认为：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工业、商业、农业和劳工界在向外扩张方面同政府密切配合。美国外交政策是政府同这些利益集团妥协与合作的产物。合作主义范式侧重于研究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但与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不同，不认为联邦政府仅仅是资本家的代言人，而认为两者并重、密切合作，共同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推进美国的海外利益。合作主义范式还认为，影响决策的利益集团不仅是大企业，还包括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如劳工和农场主组织等。合作主义范式的重点是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相关著作多是一些专题研究，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纳入统一的主题中进行考察。

1993年，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出版了《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这是目前仅见的唯一一部以1913—1945年间美国对外关系为题材的外交史著作。入江昭教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国际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主题确定为“美国的全球化进程”，“突出分析了美国稳步地走向全球化，即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的方式”。作者叙述了1917年以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经济、安全和文化三个领域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以及政府和民间组织对和平的追求，30年代美国对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热衷，以及从珍珠港事件开始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全面卷入世界各地的过程。入江昭认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实现，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作者把美国的全球化和全球美国化视为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全球化进程的故事，可以视为关于1913—1945年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国际主义叙事。

弗兰克·宁科维奇在其1999年出版的《威尔逊世纪：1900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摒弃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范式，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视角对20世纪的美国外交史重新进行了阐释。宁科维奇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客观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通过观念或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在他看来，20世纪美国外交史上交替出现了共和党的“常规”国际主义和威尔逊的“危机”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常规”国际主义（“normal”internationalism）是指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商业和民间的跨国交往相结合的观念，“危机”国际主义（“crisis”internationalism）则指在出现全球战争或战争危险时美国需要实施全球干涉的思想。他认为威尔逊的“危机”国际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非常合适的，而和平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则受“常规”国际主义主导。国际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期，这种国际观念反对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认为全球合作和商业扩张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崇尚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威廉·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就是这种常规国际主义的体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威胁了常规国际主义所设想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提出了危机国际主义，威尔逊相信只有建立有组织的集体安全体系和促进民主才能防止未来的冲突。但是参议院拒绝了国联，实际上也就拒绝了威尔逊的危机国际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回到20世纪初期的常规国际主义，而欧亚战争的爆发和后来的冷战又打破了常规国际主义的设想，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鼓吹一种修改了的威尔逊世界观，这种修改了的危机国际主义持续到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回到了常规国际主义。宁科维奇认为，20世纪是一个危机与战争的时期，威尔逊的“危机”国际主义在冷战时期实现了常规化（normalization)，对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因此20世纪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威尔逊世纪”。

以上关于1913—1945年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叙述，无论是现实主义批判、新左派（修正派）史学、合作主义范式，还是国际主义叙事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解释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某些侧面，并与这些叙事各自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

本书则试图从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出发，从一个新的视角，对1913—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进行解释，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主题是崛起后的美国如何追求新的国家身份与国际秩序。就像个人会在成年过程中面临身份困惑和对现存社会规范的认同危机一样，美国在成长为世界大国和全球领袖过程中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一时期起，美国的一些政治和知识精英就开始探讨崛起后的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新角色和新身份。美国社会关于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崛起的美国究竟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一个道德的角色，成为促进民主和繁荣的力量，还是效仿欧洲，成为一个像英、法、德那样赤裸裸地追求海外殖民地和扩充国家实力的帝国；二是崛起后的美国要不要积极参与（欧洲）国际政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关于第一个方面的困惑在威尔逊时期大体上即得以解决，美国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英、法、德那样的帝国；而关于第二个方面的争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最终平息。1919—1920年间的国联大辩论和珍珠港事件前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外交大辩论都反映出美国社会在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方面的巨大困惑与深刻分歧。而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又与国际秩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成长为大国的美国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是接受国际社会既有的规范和准则，完成在国际社会内部的“社会化”，还是运用自己的力量重塑现存的国际规范，实现国际秩序的“美国化”？实际上，从1898年起，美国的国际角色以及美国与国际（欧洲）秩序的关系就成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时面临的难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旧秩序”倾覆之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成为摆到美国人面前的迫切任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历届政府都追求在国际关系中贯彻美国的原则，试图通过国际秩序的“美国化”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这一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伴随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建立基本得以实现。

本书即把1913—1945年的美国对外关系视为解决国家身份困惑与追求国际新秩序的过程。笔者在兼顾这一时期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外交政策的同时，将主要考察美国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如何思考和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如何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推行美国版的国际秩序，以此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21世纪初期的中国实际上与美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道：“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经历的不同侧面。”希尔的话虽然是就书写本国历史而言，但对研究外国历史的史学家而言大体也是适用的。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本书试图对1913—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进行重新阐释，通过考察美国追求国家身份与国际秩序的过程来为中国思考和解决崛起过程中的身份困惑和秩序忧虑提供某种参照。

近年来，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和国际化的潮流，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本书书名中的“美国”不仅指联邦政府，还包括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笔者在主要叙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之外，还将阐述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国际秩序的贡献，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在探究美国外交政策根源时也将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和观念因素的作用。

作为一部通论性的著作，本书不打算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所有事件都纳入其中进行详细的阐述。由于许多史实对中国读者来说相当熟悉，相关著作数不胜数，再不分巨细地重建史实和描述事件已无必要。更重要的是，任何对历史的再现都是对过去的一种选择性重建，而选择什么、丢弃什么实际上都与重建者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观念、眼光、视野和关切有关，随着史学观念的变化，原来被忽视的人类经验会被赋予重要意义，而过去被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则会从历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所谓“全史”其实并不存在。本书将从国家身份与国际秩序的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政策、人物和事件，挖掘和重建过去被埋没的美国跨国经历，并据此选择材料、排列史实、讲述故事和揭示意义。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并不存在对历史现象唯一正确的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过去提供的是一个包含各种不同叙事路径的菜单，历史学家在这个菜单中如何选择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个人偏好、价值信仰、现实关怀、当前事态乃至政治需要和偶然事件，而一个好的叙事在于能够提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的问题并通过清晰连贯的故事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当然，本书能否纳入好的叙事之列，还需要读者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