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旧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与巴黎和会上的妥协

当大战结束的时候，不仅威尔逊，实际上包括欧洲的很多人都盼望，战后和平会议的任务不仅仅是筹划结束战争的条件，而且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来确保长久的和平。英法领导人也希望美国参与欧洲政治，加入欧洲的安全结构中，成为遏制德国阵营中的一员。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抛弃，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克里孟梭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呼吁美国人民“放弃远离（欧洲事务）的传统做法”。威尔逊看到这一点，决心积极参与（欧洲）国际政治，与英法一道确保战后的持久和平。威尔逊在战争结束前后的一系列行动实际上也是为了让欧洲放心，美国不会抛弃欧洲，当然美国也不会主导欧洲，而是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战后秩序。

不过，协约国方面虽然勉强接受以“十四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在和会上却并不打算按照美国的国际秩序观来缔造和平和重建战后秩序。实际上，他们持有与威尔逊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和世界秩序设想，不相信威尔逊的道德理想主义，坚信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怀疑美国有大西洋保护，不会真正愿意承担维护欧洲和平的责任。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国际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实力而不是道德。1916年5月，克里孟梭在评论威尔逊在“实现和平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发表的演讲时嘲讽威尔逊没有看到人性之恶：“造物主需要七天来安排各种生物，其中他最先造的那种生物（人）一出生就相互争斗，而威尔逊用一句有威力的话语就能制造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类，这种人的第一需要是爱和普遍的和谐。”在克里孟梭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或者说战争的根源不是独裁或民主的问题，也不是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实力的问题，法国要获得安全必须削弱德国，舍此别无他途。如果说威尔逊是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角度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抽象的原则推导出和平的条件，克里孟梭则把他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认为国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与国内制度无关，而只与实力的大小有关。在克里孟梭看来，这是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的、自私的世界，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和平的基础在于均势。他认为威尔逊把德国政府与人民区分开来是可笑的。“对于克里孟梭来说，在德国并不存在一个‘善良的’人民与‘邪恶的’贵族，众多人的无辜与少数人的罪恶，民众的被动盲从与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德国的罪恶是整个民族的，和约必须建立在这一结论上。”他尤其讨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辞令，曾对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说：“你很实际，我理解你，但是与威尔逊谈话就像与耶稣基督说话。”

在克里孟梭心中，只有实力而不是威尔逊所设计的国联式的超级议会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和免遭德国的侵犯，也只有实力才能使德国屈服。因此法国在和会上的目标是削弱德国，包括肢解德国，索取巨额赔款，解除德国武装，占领对法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以重建有利于法国的均势。他在和会召开前在英国演讲时说：“有一种古老的联盟体系叫作均势，我不打算放弃这种联盟体系，它将成为我在巴黎和会的指导思想。”1918年12月29日，克里孟梭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继续强调恢复欧洲均势和结盟体系的重要性：

我曾说过，存在（维持和平的）古老的方法，包括稳固而明确界定的边界、军备和通常所说的均势。……今天这一体系似乎为高高在上的权威所谴责。但是我要说，如果由这场战争刚刚生成的均势早就存在，如果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达成一致，宣称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攻击，那么这场战争本不会发生。……因此，对这种旧式的联盟体系，我们可以公开对你们说，我并不准备放弃。我参加会议的主导想法是，战后没有什么能将在战争中走到一起的四大国分开。为达成这样的协约，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

克里孟梭相信，法国的安全在于尽可能地削弱德国以防其东山再起，而威尔逊的和平方案则会加快德国复兴的步伐。因此，威尔逊和平计划的每一方面几乎都遭到了法国的挑战：威尔逊设计的是普遍的裁军，法国希望的是裁减德国军备；美国希望建立的是普遍性集体安全组织，而法国试图建立的是决心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胜利者联盟；威尔逊设想德国只付出少量的补偿，而法国希望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威尔逊坚持民族自决，法国则渴望肢解德国。法国甚至建议把国际联盟变成一个拥有国际军队和总参谋部的英法美军事同盟（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北约），以对付德国的崛起和保障法国的安全。这当然不会得到威尔逊的支持。

英国不乏对威尔逊的和平计划感兴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英国内部对如何缔造战后和平存在分歧。一些内阁成员希望尽可能地削弱德国，战后重建均势。在1918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和托利党支持的联盟提出的选举纲领就是报复德国，其口号包括“绞死德皇”“让德国付出代价”。该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劳合-乔治成为英国首相。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Eric Geddes）爵士甚至说：“我们将把德国这颗柠檬榨干，直到挤出籽来。”

劳合-乔治同威尔逊一样，都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本人主张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对外交决策进行民主控制，支持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他在1918年1月5日的演讲中提出英国作战的目的不是瓜分德国，“被统治者的同意必须成为本次战争中任何领土安排的基础”，持久和平的基础包括如下三个条件：重新树立条约的神圣性；基于自决权的领土安排；建立某种国际组织来“限制负担和军备，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但英国政府对战争根源的理解仍然是基于经验，并且是实用主义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相信，萨拉热窝事件后，如果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协调与协商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话，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协商机制，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因此，英国主要把战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以协商与协调为基础的冲突解决机制，是对传统均势原则的补充而不是代替。英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威尔逊口中平等、正义、权利等抽象的原则能主导国际关系，国家的行为能真正以正义而不是利益为基础。他们仍然坚持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上，对威尔逊的民主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兴趣也不大。国际关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对此概括说：

对他们来说，大战基本上没有改变什么，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永恒真理和大英帝国至高无上的战略利益。英国政府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把国联视为保证帝国安全的传统战略的替代物。当然，国际联盟可以动员美国来维持一个新的欧洲均势。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能够补充而不是取代传统英国战略。

总的来说，英国把国联视为旧的联盟体系的新版本：它更强大、更稳定和更全面，而不是像威尔逊那样把国联视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路线。“威尔逊想把整个19世纪的外交大厦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但英国只希望对其进行某些制度化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的核心是德国问题，如何使德国不再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因素和战争的根源成为战后协约国和美国考虑的关键问题。在法国看来，最有效的办法是肢解德国，尽可能地削弱它，使其没有力量发动战争，并通过条约和结盟的方式来牵制德国。而威尔逊则主张通过国联把德国纳入美国主导的战后集体安全体系，以此来约束和牵制德国。威尔逊并非没有看到德国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相信，国联在美国的领导下可以解决德国问题：美国参与和领导国联本身就意味着用美国的力量牵制德国，因为加入国联后，美国与欧洲的均势自动地绑在了一起，这样欧洲的战争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通过支持魏玛共和国，可以培育和壮大德国的民主力量，削弱支持战争的专制主义势力；通过把德国纳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使德国可以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其扩张野心自然也会削弱，同时把德国纳入自由主义经济安排和集体安全体系可以逐渐促使德国与欧洲一体化，从而彻底地消解德国问题。威尔逊的理想是，通过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原则和正式机制的国家间共同体来实现和平。

显然，三大国领导人目标迥异。克里孟梭试图恢复旧的国际秩序——均势秩序，劳合-乔治试图对旧秩序进行有限的改良，威尔逊追求的则是用“新世界”的秩序取代“旧世界”的秩序，把国家政策建立在权利和正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自私的利益和均势基础上。威尔逊寻求的是对国际观念和国际秩序的根本改变，是国际关系的革命，这一点与维也纳会议颇为不同。维也纳会议上的反法同盟在创建均势和维护正统原则方面有高度共识，而巴黎和会上的英、法、美等国领导人却持有差异甚大的外交哲学，对战争爆发的根源进行了迥然有别的诊断，对如何重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除了与英法领导人思想上的分歧，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在巴黎遭遇的障碍还有协约国在美国参战前达成的秘密条约和协定。俄国曾答应法国，战后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还给法国，法国还可以拥有萨尔谷地，并在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意大利将获得奥地利的南蒂罗尔等大片地区，以及控制亚得里亚海；而日本将获得北太平洋上的德国属岛和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英国将获得德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

于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与欧洲各国和日本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以确保他的战后和平计划能够实现，特别是国联能得以建立。威尔逊最看重的是国联，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在威尔逊心中，国联是他个人的纪念碑，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国联得到解决，如果世界有了一个可以防止战争和通过和平手段纠正错误的机制和组织，和会中的一些非正义行为就无关紧要。法国、日本和英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迫使威尔逊做出种种让步，不断地从“十四点”原则上后退。实际上，国联成了协约国手中的人质，威尔逊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保证他们不撕票——退出和会，拒绝加入国联。正如豪斯上校所言：“事实是，他从一开始就最在意国联，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事情。这一点……被法国和日本利用到了极致，来从他那里获得让步，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也是如此，其结果就是这个和约。”最后，《凡尔赛和约》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战后和平方案的大妥协。

威尔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计划和原则：使法国放弃了兼并萨尔谷地的要求，而代之以由国联暂时代管，协约国也承诺未来将在德国让出的土地上进行公决，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回到德国；阻止了意大利对阜姆港的要求；挫败了克里孟梭分割莱茵区的企图和波兰对东普鲁士的要求；抵制了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实际赔款数额由一个包括美国代表参加的赔款委员会来决定，其结果就是把德国的赔款数额降低，由最初提出的承担所有战费——约1200亿美元，降至德国能承受的程度，1921年，赔款委员会确定的德国赔款总额是330亿美元；民族自决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欧洲出现了一批新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巴黎和会后欧洲的政治地图比此前欧洲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与族群分布图相吻合；最重要的是，国联得以建立，而且国联盟约写进《凡尔赛和约》，成为媾和的一部分。

但是，威尔逊在和会上做出的让步也是巨大的，很多条款违背了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交给英、法、日实行委任统治，虽然国联有权对之进行监督，但委任统治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变种；当日本威胁退出和会，不加入国联的时候，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日本获得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显然违背了美国长期奉行的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并构成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极大践踏；协约国在战时签订的瓜分德奥领土的密约部分得到了实现，包括法国获得萨尔煤矿的开采权，意大利从崩溃的奥匈帝国手中获得了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结果把22.5万奥地利人并入意大利，显然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德国东部边界被重新划分；德国不仅被剥夺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和大片领土，被迫接受发动战争的罪责，并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为了说服法国放弃在莱茵地区建立缓冲国的计划，威尔逊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保障条约，承诺美国会保护法国免受外来侵略。尽管后来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该约，但这一特殊条约的签订本身就是对威尔逊国联思想的一记耳光，因为实际上它暗示了国联可能是无效的，因此需要美国提供单独的、特殊的保障。

凡尔赛的和平是有缺陷的和平。在德国人心中，这不是“没有胜利的和平”，而是“胜利者”的和平，甚至是“迦太基式的和平”（Carthaginian peace)，德国人心中埋下了屈辱和仇恨。但在威尔逊看来，只要有国联，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纠正。

威尔逊在和会中做出的让步是否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威尔逊是否尽其最大努力来阻止其和平计划在和会中遭到破坏，特别是在领土和赔款问题上。赞扬威尔逊的人认为，威尔逊在那种十分困难的形势下，运用自己的策略实现了“十四点”中的大部分目标，特别是在欧洲确立了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了国联，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批评者说，威尔逊善于夸夸其谈，却缺少政治谋略，他本该运用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欧洲施加压力，特别是利用贷款和贸易手段迫使欧洲做出让步，甚至可以威胁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一味地担心其他国家退出和会，天真地把纠正和约弊病的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身上。而在威尔逊自己看来，他已经尽力了。威尔逊卸任后曾痛苦地对历史学家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说：“我还能做什么？我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地谈判。人们认为我能控制一切，我多么希望我有这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