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早年岁月（1904—1927）(4)

11月，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000多元，廉价购买信孚洋行日货80多箱，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拍卖，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学生们几次派人前去质问阻止，都遭拒绝。于是，11月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商校、留法预备学校等校的学生1000多人集会到各机关请愿。先到卫戍司令部、镇守使署、道公署，然后来到警察厅示威，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郑贤书避而不见。直到下午2点多，郑才出来见学生代表，起初自找借口推诿搪塞，继而强横否认，拒不交出日货。直到晚上10点钟，双方仍僵持不下。学生代表在里面说理斗争，其余千余学生围在警察厅外面。市民们送来稀饭、馒头等食品，慰问、声援学生。重庆卫戍司令部和商学联合会也派人来支援学生，向郑施加压力。面对绝不妥协的激愤的学生和各界的压力，到黎明时分，郑终于答应次日将日货交出。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已在警察厅外露宿一天、饿了一天了。

18日清晨，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及各校学生不顾疲乏和饥饿，整队到商会，等候郑贤书交出日货并协商处理办法。不料郑贤书却带着几十名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商会。勒令学生散去，并向学生开枪，当场打伤3名学生。愤怒的学生和警察展开搏斗，将郑的卫兵解除了武装。郑贤书见势不妙，从商会后屋越窗而逃。当天下午，学生们在商会提取了郑贤书所购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焚毁。

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两天一夜的请愿示威斗争后，回去就将自己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扔了，把脸盆等日用品摔毁，把洋布衣服也撕毁了，以表示自己抵制日货的决心。时代的脉搏，反帝爱国的激情，使邓小平年轻的心躁动不安，学生们与民众的爱国热忱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坚定了自己爱国救国、振兴实业的思想。他满怀希望、满怀信心地加紧了学习。他憧憬着，在不久的将来到法国去，一边勤工一边俭学，学好本领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邓小平、冉钧、周贡植等均为此届毕业生。重庆各学校校长、法国驻重庆领事、法侨商、教士等多人应邀出席毕业典礼，盛况空前。

经过学校的考试、法国领事馆的口试和体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和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获准赴法。其中46人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每人300元赴法费用。其余学生加上熊云章共38名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凑足300元费用。邓绍圣取得了贷费生资格，邓小平和胡明德（胡伦）则是自费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通过重庆海关监督和重庆法领馆负责将赴法学生照片、姓名等一一函咨，申请办理护照。

当时留法的费用情况，按吴玉章的报告，官费生是每月400法郎，如果日常需宽裕，仅仅足用，或者不足用。若是俭省，每月200余法郎亦勉强足用。至于格外刻苦，百余法郎亦可敷衍。所以从前俭学会规定每年600元，折合1500左右法郎，而当时法郎贬值，600元可折合6000多法郎。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物价腾兴，每月约需300法郎，这是指俭学生费用。至于路费，从上海到马赛船票票价只需100元，这是经华法教育会的努力，法国政府对学生特别优惠的票价，在轮船上专设四等舱供中国留学生乘坐。另外制装费100元。至于勤工俭学学生，只需船费100元，制装费100元及到法国后的预备费两三百元，到工场后就可自食其力，工余求学问，或是先做工得一点钱再求学。

就要起程了，父亲为邓小平筹集了两三百元。到法国后，得靠他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学习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在渝候照滞留期间，邓小平去拜访了四川早一批赴法俭学的老大哥何鲁。何鲁给他介绍了法国的情况，鼓励他赴法后奋发工作与学习，努力深造。

8月25日，是农历七月十二，这天是邓小平的16岁生日。母亲从广安给小平捎来了他平时爱吃的食品，父亲则带他到餐馆，点了几样菜，为他过生日。起程的日子已定，两天后就要出发了。邓小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母亲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他是有志气的，到了法国，能够独立生活，等将来学好本领回来干事，一定要来接她。

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和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在家人的簇拥下，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欢送下，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重庆地方政府没有派员护送学生出川，同学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互相照顾，分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选一组长，负责管理沿途有关事宜。

28日清晨，“吉庆”号拔锚起航。邓小平的父亲和其他同学的亲人们，还有留法勤工俭学会、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地方政府以及法国领事馆的官员们都来送行了。码头上鼓乐喧腾，爆竹争响，夹杂着亲人的呼唤、叮咛和哭泣。邓小平和同学们都激动非常，心潮难抑，许多人泪流满腮、音颤声咽。

汽笛长鸣，轮船顺江东去。长江两岸，层峦叠嶂，田畴村落，竹翠松青。第二天，船过三峡。夔门雄奇，滟滪险恶。左右绝壁千仞，刀削斧劈。头上蓝天一线，脚下激流汹涌，船边浪花似雪。巫山十二峰，云遮雾绕。绿树红叶，猿啼鸟鸣。江流婉转，江风浩荡。第三天，船出三峡，江阔岸平，楚天宽阔。邓小平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代替离情别绪的是满怀雄心壮志。他下定了决心，此去法国，要自信自立，要学到新科学、新技术，要有大本领，将来回国，要干大事业，为了贫穷落后的祖国，为了受苦受难的亲人和人民！

哦，别了，亲人！别了，四川！此去江海茫茫，云山万重。大洋彼岸那神秘莫测、音殊容异的异国他邦，等待着中国学子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哟！

在法国的艰苦生活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和同伴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旅途，顺利抵达法国马赛。

当巨大的轮船缓缓驶入马赛港时，他们齐集在甲板上，看到这个法国的重要港口，有几十艘大小船只，穿梭其间，显得异常繁忙，“出入货物，不知凡几”。远远望去，城中“街道整洁宽敞，建筑精美牢固”，沿途经过的各大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

在码头的栅栏后面，站着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作为华法教育会的代表专程来马赛迎接又一批新来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当地的一家报纸《小马赛人》对邓小平和他的同伴们的到来做了如下报道：那里有100多名中国青年，年龄在15～20岁之间，穿着欧洲款式至少是美国款式的衣服，头上戴着大宽檐的帽子，脚上穿着尖头皮鞋，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站在“盎特莱蓬”号轮船的甲板上，安安静静的。他们的同胞、华法教育会留学生办事处的负责人向他们致词。这些年轻的中国姑娘和小伙子，通过翻译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经历一次非凡的旅行最终看到了欧洲，尤其是看到了法国的欣喜心情。其实不用问，从这些人的眼睛中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兴奋。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100多名留法学生陆续登岸。只见身材结实、矮小，有一张充满稚气面庞的邓小平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径直走到迎接他们的华法教育会代表之一的李璜面前，告诉他：船上有84名重庆来的学生，他们早已组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可以按每个小组组织登岸。由于他的提议，李璜很顺利地将这批学生带到海关，通过了行李检查。稍作休息，邓小平和同伴们又登上了第一班火车，前往“世界花都”巴黎。

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第二天，他们到达了终点——巴黎西郊的戈隆勃，来到一所三层楼的普通法国建筑前。这里是普安特大街39号，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所在地，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熟悉的面庞和悦耳的乡音。邓小平和同伴们受到聚集在这里的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异国相逢使大家都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经过几天的休整，由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和同伴们分别到巴黎附近的一些学校去补习法语，同时等待工作，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然而，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愿望却大相径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在法国，伴随着工业由战时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和百废待兴局面的到来，其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由于许多工厂因工业原料缺乏而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之一批军工企业的关闭，致使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叠加新税，法郎贬值，百物腾贵，人民生活困难，整个法国经济呈现出凋敝萧条的局面。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使他们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6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做工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十分之八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没有工作。

另外，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漠视态度，也加剧了当时勤工俭学学生生活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勤工俭学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为图房租便宜，一些学生只能住进巴黎的贫民窟。更多的学生，则挤到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当时在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在这样狭窄简陋的地方却常常要住40多人，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尽管如此，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仍源源不断地拥来，于是又把这里的一楼大厅和三楼贮藏室开辟出来，供学生们住宿。后来的要想住上布棚，得先在大厅地板睡一个时期，再找机会“过渡”。

至于吃的就更加可怜了。当时华法教育会发给这些失业的学生每天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只能吃点最低廉的食品，经常是白水煮马铃薯。因为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烧得半生不熟，吃到肚子里不好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许多学生都病倒了，其悲惨状况是难以想象的。李璜曾这样描述他的见闻：“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两年不到，病死者61人，目前送入公立医院就医者有80余人之多……病死者多系肺病。”这些病死和就医者，都是住在巴黎及其附近的勤工俭学学生，占当地勤工俭学学生的十分之二。

为了悼念亡故的同学，勤工俭学学生总是设法开个简易的追悼会。与会者一个个心情沉痛，不少人一进会场，就禁不住流眼泪；同时也在想，下一个是不是会轮到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面临着生计无着的威胁。好在作为自费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他自己所带的钱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离开了生活费用昂贵的巴黎。

1920年10月末，邓小平和邓绍圣等约20名同学来到相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巴耶中学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

当时巴耶中学有4个班，其中第六班为附设的小学班，主要课程为法语、历史、算术、博物等。邓小平就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

巴耶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每日饮食起居都有明确规定。每天早6时起床，6时半开始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余皆为自习时间。晚8时就寝，9时熄灯。饮食每日3餐。7时半早餐，面包数片，咖啡或开水一杯；12时午餐，牛肉一块或素菜一碟，面包数片，葡萄酒或开水一大杯；下午6时晚餐，与午餐略同，不过以汤代牛肉。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适应了异域的生活习惯，身体逐渐结实强壮起来，并开始喜爱上了法式面包。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后回国途中，在巴黎做短暂停留时，用剩下不多的零用钱买了一些法式面包带回北京，分给病中的周恩来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老战友。

巴耶中学的膳宿费，每月200多法郎，邓小平尽量节俭，从现在能查到的《巴耶中学档案》中看到，除必需的膳宿费以外，其他开支，他只有18法郎，而他的同伴们有的达到50法郎，平均支出也在25法郎左右。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学习支出，他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家里也无力寄钱给他了。到了1921年3月19日，邓小平不得不结束在巴耶中学近半年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