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早年岁月（1904—1927）(5)
半个月后，他和邓绍圣等11人来到法国南部的克鲁梭城进入施耐德钢铁厂。
施耐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有2.5万工人，其中有华工1000多人，勤工俭学学生100多人，是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在邓小平来此之前，罗学瓒、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过工。与邓小平同时或稍后的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合同。按合同规定：每天工资9法郎，扣除1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一并发还，并奖励200法郎。但倘若无故退工，则所扣的钱作为赔偿费用。
在钢铁厂做散工是最苦的。首先是学不到任何技术，每天只在车间做杂活，劳动强度很大；其次是早、晚、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真和机械一样不分早晚昼夜，要做就做，要停就停。”初进工厂的邓小平就这样开始了十分繁重艰难的劳动，今天从煤车上向下运煤，明天则搬运钢板。一会儿推铁屑，一会儿又要去拉钢条。工作一天，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茶饭不思。特别是上夜班，对不满17岁的邓小平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困苦尚能支撑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歧视凌辱则令邓小平和同伴们无法忍受。每天上工，工头就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稍有休息。一天，邓小平和几位同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几天来实在太累，搬得稍慢一些，工头就在后面催促。有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习惯做工，力气也小，干不快的。”工头蛮横地训斥道：“你既然力气不够就不必做工了，何必到这里来呢？”随即找借口将那位同学解雇了。由于种种原因，做散工的勤工俭学学生日少一日，邓小平终于也忍耐不住，和工头吵了起来，于4月23日离开了施耐德钢铁厂。这样，邓小平到法国后最初的勤工实践，不到一个月即告结束。
这一段苦工生涯虽然很短暂，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他初次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60年后当他回忆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同时，这段时间的雇工生活，也使他对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真正的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最重要的是在施耐德钢铁厂，他结识了较年长的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当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赵世炎，到施耐德钢铁厂的目的就是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骨干。赵世炎和李立三在施耐德钢铁厂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了华工工会、工人夜校、华工俱乐部、工余读书会等工人团体，还办起了油印刊物《华工周报》。他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工棚里与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交谈，介绍国内外时事，揭露反动政府对华工和学生的压迫剥削。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在短短的3周内，赵世炎对17岁的邓小平有哪些思想影响，但同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又是四川同乡，他们的结识是可以肯定的。
离开施耐德钢铁厂，邓小平又回到了巴黎华法教育会，直到1922年2月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期间，他一方面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五六法郎的微薄补助（这一点点补助到了10月份也停止了）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做过许多工作。在饭馆当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搬瓦、扛水泥，以及做清洁工、清扫垃圾等等。
1921年10月21日，他和1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华法教育会的推荐下，受雇于尚布尔郎工厂，专门从事制造纸花的工作。这种轻松稳定的工作，对处在穷困之中的勤工俭学学生来说，兴奋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邓小平和同伴们小心翼翼地用红色和绿色的薄纱、缎子做成睡莲花，然后把花安在很硬的花梗上，最后再标上标签，注明“孤儿及战争寡妇的作品”。实际上，这种工作是那些小姑娘们做的，报酬很少，大约做100枝花才2法郎，每人每天要做600到700枝花才能够维持生活。邓小平和同伴们头也不抬，拼命地工作着。然而，就是这样收入低微的工作也没有能维持多久。几天后，他们被告知这种花的订货已经停止，邓小平等又被辞退了。此后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邓小平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勉强糊口。他后来曾经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为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函电求援，再加上因进占里昂大学而被驱逐回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奔走呼吁，四川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救助陷于困苦之中的400多名川籍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也和其他川籍同学一样领到400法郎。为了使这点钱能多用些时候，并想再积蓄些钱以便能再进学校读书，邓小平再次离开了巴黎，于1922年2月来到了卢瓦雷省的小城蒙达尼。
蒙达尼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自1920年以来，常有近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第、萧三、向警予、蔡畅等都曾在蒙达尼公学或女校读书，并在附近的工厂做过工。勤工俭学学生们之所以喜欢到蒙达尼来，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用比较低，大约每月有200法郎就可以过得去。
1922年2月13日，当矮小结实、有着宽宽的额头和稚气未脱面庞的邓小平带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蒙达尼火车站时，并没有引起小城居民的注意。他也并未在蒙达尼停留，而是按照人们的指点，沿着巴黎—里昂公路继续步行，向着一个名叫夏莱特的小城走去。左拐、右拐，当他登上一个小山包后，就径直走向市政厅。在这只有3万居民的小城的市政厅户口登记处，他把“邓希贤”的名字写在外侨登记册上，并按照规定填写了父母亲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在“来自何处”一栏，他填写的是：“拉卡莱纳·戈隆勃，普安特大街39号”。在“职业”一栏，填的是“体力劳动者”。他在这个小城领取的临时身份卡的编号是1250394。
第二天，即2月14日，邓小平就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临时工人。这是他到法国后进入的第二个大工厂。哈金森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颇有名气。在工厂的4000多名工人中，有40多名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由于邓小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因而被作为不熟练工人派到胶鞋车间，他的编号是4088。
当邓小平被带进光线明亮、高大宽敞的车间时，只见长长的工作台前，站满了黄皮肤、白皮肤的男女工人，他们在机械地粘贴、装配着防水胶鞋。18岁的邓小平就成为这成百的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智利人和中国人中的一员，每天站在工作台前10个小时，生产5000双胶鞋。工作是极其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将鞋底、鞋垫及鞋帮放在木模上，然后和里衬贴起来。很快，邓小平就熟悉并很容易地工作起来。与施耐德钢铁厂相比，这里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工资也是很微薄的，每小时仅1法郎。
下班后，离工厂不远就有一片棚房居住区，邓小平和其他40多名华工、勤工俭学学生就住在这里。住宿是很便宜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饮食也比较便宜，并能吃饱。到法国一年多的邓小平已经开始成熟了，能经受住艰苦工作和俭朴生活的考验，并以其所积累的经验，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业余时间，他和法国工人交往聊天，法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还经常和华工、勤工俭学学生们谈心，交流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戈隆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旅欧少共成立后，少共总书记赵世炎经常到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活动，开会、演讲，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少共新成员，并在蒙达尼建立了第一个少共支部。蒙达尼地区是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赵世炎每次到蒙达尼来都要到哈金森工厂进行活动。
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于1922年夏季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曾这样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时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因为这里聚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勤工俭学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等，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说过：“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他还说过：“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于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一期，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用相当的篇幅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开始是在《少年》编辑部工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赤光》。”“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3年2月，邓小平参加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6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据汪泽楷（克明）回忆：“1923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召开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同志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两人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2月《赤光》正式出版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等曾在《赤光》上连续发表《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也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接触很多，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有“油印博士”的美誉。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他去法国的时候，写过长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着他回家来，旧社会，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
“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