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年岁月（1904—1927）(2)

生身父母

邓绍昌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绍昌是他的族名，他的字叫文明，故一般人都习惯叫他邓文明。据说到了邓绍昌这一辈是三代单传，按照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就是说三代人中都只生了一个儿子。实际上，邓绍昌还有几个姐妹，但都不算数，邓绍昌还是被称作“单传”。

时运不济，家道中落。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终于乱世的邓绍昌虽然感念清初邓翰林时的风光，但毕竟二四房的邓绍昌一家和长六房的邓翰林传下的那一支，早就出了五服了。

据说，邓绍昌的父亲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妻子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他时常带着纺好的线和织好的布到集市上去卖，连口粮都舍不得带，只随身揣一把干胡豆（蚕豆），喝几口凉水了事。慢慢地，有了一点钱，买了一点地，到邓绍昌的时候，家里大约已有十几亩地了。

邓绍昌小时候读过一点书，家里有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去种田，而是雇用个把长工种地。

由于时代的局限，邓绍昌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和生活都是旧社会的，但对旧社会又不满意。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广安县所在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早在20世纪初就受到了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是巴县人。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如满天阴霾中的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华大地，同时也给他的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重庆建立了支部，进一步推动了四川的革命斗争进程。1907年开始，同盟会在四川各地先后举行了好几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便已在四川荣县领导起义，宣布独立。11月，同盟会在四川重庆地区的长寿、涪陵宣布起义。11月21日，广安的同盟会率军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标志着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

在四川，特别是在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活跃和革命起义蓬勃发展之时，邓绍昌正值25岁左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生长于革命思想和运动都相当活跃的地区，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支持辛亥革命，并且在地方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那时他们的目标是灭清兴汉。在广安的革命军中，他还当过类似排长那样的小指挥官。当时的革命军在广安县城对面设有大寨、小寨两个军寨，大概驻有一二百人。那时候的社会已相当混乱，因此参加革命军都是自愿的。辛亥革命的时候，邓小平才7岁，因为父亲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邓小平还曾去过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邓小平还小，但那种革命的气氛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印象，直到晚年，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邓绍昌对于做生意和发家之道可能并无多大本事，可是他为人比较讲义气，又参加过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因此在当地的社会上可以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了。

四川有一种民间的帮会组织，叫“袍哥会”，也叫“哥老会”。“哥老会”曾先后参加过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和辛亥起义，在四川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邓绍昌曾在协兴乡的“袍哥”中当过“三爷”，又叫“管事”，后来又升为“掌旗大爷”。

大约在民国三年（1914），邓绍昌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局长，是由县长委任的。由于委任他当团练局局长的那个县长垮台了，邓绍昌的团练局局长也就当不成了。在这以后，他还当过本乡的乡长。

据说，邓绍昌在当团练局局长的时候，曾带兵剿讨过华蓥山的土匪郑某，结下了仇。后来郑某被政府招了安，一下子当了师长。这个师长可比县团练局局长权势大得多了，于是邓绍昌就跑到重庆避难，在重庆一住就是8年。正是由于他到了重庆，结识了一些朋友，才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么一回事，于是把儿子从乡下找来送去留学，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一条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

邓绍昌当家以后，可能过于热心于外部世界，热心于社会事务，因此没有花多大的精力来经营家业。由于他当团练局局长时挣了一些钱，家业也相应有所扩大，后来家中大约拥有100多挑谷（合20多亩）的土地。就是这样，家境也并不宽裕，有时甚至相当困难。为了供儿子念书和支付其他一些开销，有时还不得不卖掉一些田。他虽然有不少的旧思想、旧习气，但是总的来说思想还比较开明。他一知道留学消息就把长子送出国；知道儿子们在外面参加革命也不反对；儿子们在外面搞革命实在没饭吃了，给家里写信，他还卖田卖谷，寄钱资助。儿子们寄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和刊物，他收着藏着，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直到最后国民党搜查得紧了，才忍痛烧掉。

邓绍昌就是这么一种典型的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

邓绍昌死于1936年，是去追外出闯天下的第三个儿子时病死在外地的。邓绍昌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10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儿子出去念书，参加了革命，有家难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这下他就不干了，可能是想让三儿子留在家中继承家业吧。但这个老三不肯听话，偷着要跑，邓绍昌一气之下追他而去。他本来就有便血的病，可能连气带累，病情突然加重，就死在了外面。这时候，他还没有过50岁的寿辰。家里人突然闻此噩讯，悲痛欲绝，不得不买了一块地，把他葬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

邓绍昌一生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姓张，大约是在他13岁时成亲的。婚后不到两年，张氏就病逝了，没有留下儿女。

第二个妻子姓淡，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旺族，清代曾有人在湖北通城县、江苏嘉定县和甘肃渭原县出任知县。这个淡家姑娘大约是在1901年嫁给邓绍昌的，当时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19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邓先烈出生。那时邓绍昌才16岁。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出生，这就是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邓小平。1910年，次子邓先修出生，他后来改名邓垦。后来三子邓先治出生，他用的名字叫邓蜀平。

淡氏一个大字都不识，但为人十分能干，也很会讲道理。当时在乡里面，街坊邻居发生了什么纠纷，都请她去断道理。她还会养蚕，会缫丝，卖了丝赚些钱以补家用。邓绍昌生前很少在协兴乡的老家，凡家中事务和诸多子女全靠淡氏一人照料。所以邓小平对他的母亲十分敬重，他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据说淡氏十分疼爱她的大儿子。儿子出门，一去不复返，有时音信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淡氏1926年病故，再也没有见到魂牵梦萦般思念的儿子。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这也不无道理。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应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邓绍昌的第三个妻子姓萧。她为邓家生下了第四个儿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死了。

最后，邓绍昌娶了一位姓夏的妻子，她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夏伯根的一生既平凡又不平凡。她的父亲是嘉陵江上的一个推船工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贫苦人家，田无一垄，地无一分。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这样，她的父亲带着这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夏伯根十几岁的时候嫁了一个丈夫，职业是给人做“中人”（有点像现在的公证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邓绍昌。她一共生了三个女儿，第一个是邓先芙，第二个是邓先蓉，10来岁时病故，第三个是邓先群。邓先群出生不到1岁，邓绍昌就死了。

邓绍昌的去世，对夏伯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不幸。她是寡妇再醮，没有生过儿子，又不当家，本是没有地位的人。但她聪明能干，颇识大体，为人又爽快仗义，因此甚得乡亲爱戴。她会织布，会种田，还特会做饭。邻人家里打架闹纠纷，也都找她去主持个公道。家里当家的邓先治其实并不理家，全靠她辛苦劳作。她和淡氏一样，成为邓家赖以维持的顶梁柱。

综上所述，邓绍昌共有7个子女（不算早逝的）：

邓先烈（女）、邓先圣、邓先修、邓先治、邓先清、邓先芙（女）、邓先群（女）。

这样，曾是三代单传的邓家，到了邓绍昌时，人口开始兴旺起来了。

少年时光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都是在家乡广安度过的。1910年6岁的邓小平正式入私塾发蒙读书，次年进入协兴场上的北山小学学习，1915年插班在广安高等小学堂读书。1918年考入广安县中学堂。

1910年6岁的邓小平发蒙读私塾，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涯。蒙童的功课主要是读书写字，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识字为主的启蒙读物。这类读物塾师照例是不讲的，只逐字逐句教读，然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聪明伶俐的邓小平在先生教读之后便能马上记住，而且能流畅背诵，颇得塾师喜欢。

蒙童的主要作业是写毛笔字，塾师在八开纸上写上核桃大小的字作为格字发给学生，学生蒙上纸照写。有了一定基础，学生就可离开格字临摹教师或字帖的字仿写。教师改阅习字作业时，错别字或间架结构很差的字就在字旁画叉，写得较好的字画一个圈，学生称之为“鸡蛋”。儿童对于自己写的字得的“蛋”越多就越高兴。邓小平对写毛笔字很有兴趣，每天读过书后便练习写字，放学回到家里还要反复练习，因此他的字进步很快，得的“蛋”越来越多。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家里，他总是举着画满红圈的习字本让母亲看，母亲也总是高高兴兴地给他煮一个鸡蛋作为鼓励。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一年后邓小平离开私塾，进入了协兴场首创的北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邓小平读书十分勤奋用功，在北山小学堂学习的4年时间里，除一次因生病缺了几天课外，从未旷过一天课，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未影响他去上学。每天放学回来除了帮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有时去和小伙伴们戏耍一阵之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温习功课，晚上还要在油灯下读书写字。由于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明，他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在几年的全部考试中除一次因病考了第二名外，其余考试成绩均是第一名，深受老师称赞和同学们的敬佩。

邓小平不但学习勤奋，而且肯吃苦。他家到北山小学是一条3华里长的乡村土路，一遇雨天，泥泞难走。但邓小平总是风雨无阻，雨再大，路再滑，他也要去上学。几乎每次雨天，在放学和上学的路上都滑倒在泥水中，回到家里经常浑身上下都是烂泥。祖母和母亲心疼邓小平，怕他年幼摔坏身体，就劝邓小平雨天不去学堂，在家中读书写字，温习功课，但邓小平不肯，一定要坚持上学。劝不动邓小平，母亲就想出一个主意，一遇雨天就用小布袋装上一合米，再给他两枚铜板，叫他中午在场上熟人店铺里搭一顿饭。谁知邓小平从没去搭过伙，下午饿着肚子上课，放晚学回到家将米和钱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母亲心疼地责备他，叫他不要这样节俭，要爱惜身体。邓小平总是笑着点点头，但事后仍是这样。母亲没有办法，以后碰到雨天，便在家里早点把午饭煮好，托人送到学校给邓小平吃。

童年的邓小平还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平常在外面经常帮助一些贫苦孩子割草放牛，在家里则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发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满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这样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桑叶，捉小蚕，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这时往往是深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