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早年岁月（1904—1927）(1)
历程
古城广安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古为巴蜀之地。
四川的文明史，真可谓古老而悠久。距今200万年前，便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那里繁衍生息。后来，在现在四川的东部和中西部，形成了巴蜀两个小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牧野会盟，巴蜀两国曾经参加，共伐商纣。战国后期，巴蜀两国间发生矛盾，其时正值北方强国秦国兼并天下。秦惠文王趁巴蜀嫌隙之际，挥军南下，先行伐蜀，继而灭巴。公元前316年，巴蜀正式并于秦国。不久，秦便在今重庆附近和成都地区设立了巴蜀二郡。从此，巴蜀之地乃归于中华大统。
四川得名于宋。宋置川峡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到了清朝，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四川物产丰富。由于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因此最宜农作物生长。自古以来，四川盆地便以粮仓著称，许多军事家都曾在此屯田养兵。巴蜀之地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自宋代以来，其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诸方面已有相当的发展。
四川人杰地灵。远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过司马相如这样才华横溢的辞赋大家。许许多多的文人名士都曾活跃在巴蜀这一历史舞台上，其中有战国水利巨匠李冰父子，三国鼎足人物刘备、诸葛孔明，唐代诗坛泰斗李白、杜甫……巴蜀之人会种田，会养蚕，会冶矿，会织缣，向以吃苦耐劳、勤劳朴实著称于世。
在四川省东北部丘陵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这个古老的城镇就是广安。它西距四川省省会成都200多公里，南离长江重镇重庆100公里，今属南充市。这里是成都平原的边沿，土地不算贫瘠，但并非富裕发达之地，一条渠江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纵贯全县。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賨族人。賨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
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巴族，自称太皞伏羲氏的后代，自古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中叶战败于殷，便向殷纳贡称臣。殷朝末年，巴人不堪屈辱，参加了周武王的伐商之战。巴师曾为前锋，骁勇善战。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封为诸侯。武王封其宗族中姬姓人士于巴，号为子爵。春秋时代，南方大国楚国崛起。巴国在与楚国数度交锋之后，终于战败，遂离开汉水流域，举族迁徙，最后落足于川东地区。巴人与川东各土著民族融合，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巴国，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广安已属巴国，由于其先民为賨族人，于是在此设有賨城。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改宕渠为始安，隋复賨城，唐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
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中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猪），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丰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賨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正因如此，广安又有“金广安”之称。
广安除物产丰富以外，文化也不算十分落后。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汉景帝的时候，司马相如受蜀郡郡守之派进京受业，并还教乡里，自此巴郡亦设立文学。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安就已设校学，置经师一人。此后历经近2000年的时间，广安一直办学。到民国初年，除原有小学外，还设立中学一所。这样的教育水平，比起文化发达地区，自然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也可以算接近中等的水平。
有这样一个好的自然条件，按说广安人完全可以耕作自得。但是，偏偏天不从人愿，竟有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困扰着广安人的生活。
一患为兵。隋唐兵家征战，宋末南北交兵，明末农民起义，清朝滇人入掳……战乱频仍，从古到今，广安人几乎没得一点安宁。
二患为灾。广安地高河低，所以以旱灾最为严重。据记载，大旱之年，赤地百里，一望如焚。灾民流窜，乞讨之人沿路可见。
三患饥饿。灾事频繁便会谷价陡涨，谷贵而民慌。乡井寥落，人烟萧索。广安人生于富饶之地，却沦为饥饿之民，实在可悲。
四患疫病。这里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一人有病，一家相连；一村患疾，数乡共染。清朝同治年间，区区一个痢疾，竟然死了5000人！
广安交通不便，环境闭塞。而这天灾横祸和人世劫难，则更加阻挠着广安的发展。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无论天地怎样轮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勤劳朴实的广安人，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之中。
广安城北约10公里处便是协兴乡。清末时，这里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场镇。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直街，街的两侧有一些小店铺，每逢赶场日，附近的农民汇集于此进行一些山货、谷粮、药材和日用品的交易。
距协兴乡约2公里的姚坪里（今牌坊村）有一座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宅院：白灰墙，木头门，青瓦顶；一排正房的两边各有数间偏房，院子对面是一个不大的池塘，院子四周到处是梯田和坡地，种满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应该说，这座宅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那时的姚坪里，像这样的宅院随处可见。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年8月22日），就是在这座宅院里，一个小生命降临到了人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生命居然成长为一位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巨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座宅院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如今在这座宅院的门前，镌刻着一副长联：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救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位“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就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座宅院就是邓小平的故居。
祖先踪迹
许多研究邓小平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他家族的历史。有的说邓氏家族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
目前唯一权威的依据是《邓氏家谱》。据家谱的《凡例》说，这个家谱是起自明朝，以前则弗能考也。它说，撰写家谱时，考证了各位列祖的墓志碑铭，因而“俱无异词，确而有据”。家谱后面还真的把老祖宗们的墓志碑铭一一抄录在案。《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居广安。从此开始了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便失传无考了。
在《广安州新志》“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之确凿了。不过，根据《广安州新志》卷首的“历代撰志人姓名”，清朝乾隆广安志，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廷尉邓时敏重辑”。这个邓时敏，就是邓家名人邓翰林。
目前，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就暂且以家谱和县志作为依据，追寻一下广安邓氏家族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的步履踪迹。
兵部员外郎，是一个小小的官，据《辞海》注释，员外郎这一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各部仍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级，得以递升。兵部乃古代高级军事官署。三国时期曾设五兵尚书（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隋唐以后综合为兵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以后历代沿用，至清末方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自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下属设司为次一级官署。员外郎为司之次官。所以这个官位，虽不算“芝麻官”，却也并不显赫。
《邓氏家谱》中，以邓鹤轩为一世祖，明代一共计有九代。家谱中所列进士及第的，就有好几位。但据《广安州新志》记载，只有两位进士，一位是八世祖邓士廉，一位是他的兄弟邓士昌。
明代的二世祖，即邓鹤轩之子，名叫邓显，字梅庄。据说此人以文行魁蜀，蜀献王闻其贤，屡聘之仕，皆不应。他的事迹曾载于明代广安郡志。
明代的第八世祖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41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年（1782）赐谥节愍。
邓士廉有一叔伯兄弟，名叫士昌，字龙门。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任浙江处州府知府。其地地瘠民疲，于是尽力抚绥，修堰灌田，民受其利。遂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后为人所忌，劾归家乡。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风光一时的邓家自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人继承，就连耕地也渐渐失去。
前面讲过，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过广东的海阳令，后来在滇缅殉国。他有一个儿子，叫邓昉，是邓氏明代最后一代，也就是第九世祖。邓昉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之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三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惨遭横祸。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不杀邓昉的两个儿子，将他们抛置岸上。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邓嗣祖，时年7岁，一个叫邓绍祖，年方4岁。
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书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嗣祖此时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回到四川。嗣祖、绍祖流落在粤28年，终于返回故乡，承继家业。据称，嗣祖为人存心仁厚，为乡里称颂，这可能与他少时的艰苦际遇不无关系。
邓嗣祖一共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广东生的邓琳，一个是回籍后在四川广安生的邓琰。邓琳生有六子，邓琰生有四子，从此广安邓氏遂分为两大房。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琰一支为二四房。从他们的孙子辈起，开始立下字辈，即：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邓小平这辈是先字辈。
邓琳，字石山，幼年随父从粤东归回四川。据县志上说，他髫龄即能为古文辞，长大后穷研经史，尤喜谈经济。雍正十三年（1735）任中江训导。训导乃一种学官，府、州、县学都设训导。中江是清朝四川中部的一个县，因此邓琳的这个训导是县级的。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的训导是专门掌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的，类似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清代的训导则没有这种功能，只是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学生）。邓琳学识不浅，教导有方。其长子简临、三子亮执同榜甲子举人，第六个儿子时敏中了进士，还做了个翰林。
邓琰，字映华。家谱说他学无上进，只好务农。邓琰为人轻财好义，故能够承继祖产。他对邓琳的儿子视若己出，见侄子邓时敏好学，就送给他价值300挑谷的田地（约合60亩地）以做膏火（旧时学生学习所用的津贴费用）。其人长寿，享年81岁。邓琰虽然学业无成，但持家有方。他送给侄子60亩田，证明他当时拥有的田亩至少几倍于此。这种家业，虽不如北方的豪门巨富，但在当地也不算小。邓家能够出个翰林，他的确是个有功之人。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让，雍正十年（1732）中举，乾隆元年（1736）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翰林，为古代的一种官名。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则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些人入院为翰林官。清代翰林院为大学士执掌，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邓时敏入翰林院后，虽只是区区一个编修，但对于当时的广安邓氏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光宗耀祖的大事。邓时敏在翰林院后升为侍讲，历任江南宣谕化导使、翰林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最后于乾隆十年（1745）升任大理寺正卿。
大理寺乃我国古代中央审判机关，职掌审核刑狱案件，其主官称卿。邓时敏所任的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父亲邓琳病故后，邓时敏奏请圣上，批准他回乡奉母。邓时敏回广安后，重修了广安州的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1764），邓时敏再次入朝，官复原职。县志称，邓时敏任大理寺正卿时，审理案件时常常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持正，不稍迁就，同列皆畏敬之。邓时敏后来因年事已高，乞准告老还乡，诰受通奉大夫，66岁时在家乡去世。邓时敏有子无孙，没有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