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圣战与文明

本书的主题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争执，即围绕着人类对世界政治的看法与要求之中，伊斯兰与主权国家体系这两种论理之间的冲突。

这场冲突的关键词是“圣战”与“文明”。“圣战”是伊斯兰的特有论理，而“文明”则是18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欧国家体系所整备而成的特殊论述。厘清这些关键词的发展历程与政治意义，将有助于透视伊斯兰与主权国家体系这两种论理之冲突的核心内涵。

“圣战”一词的本意是“神圣的战斗”。先知穆罕默德于610年在麦加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以及于622年在麦地那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同体（umma），并不以“民族”来作为众民政治属性的首要定义，而是根据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线来区划治下人民，因而用当代的概念来说，可以理解为“属教主义”——生而为人、血缘、地缘等考虑，并非重点，重点在于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不是皈依与遵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论理上与其后的体制上，所有的穆斯林一律平等，且需接受伊斯兰法（Shari'a）的规范。与东亚古代文化将世界分为华（文化）与夷（野蛮）两种畛域的世界观相当，伊斯兰法将世界分为“伊斯兰之家”（伊斯兰世界）与“战争之家”（非伊斯兰世界）。理论上，这种区划仅具暂时意义，随着先知圣训的不断传播，所有的“战争之家”，最终都会变成“伊斯兰之家”，即世上所有人终将改信伊斯兰，而穆斯林也有责任促使非穆斯林皈依真主。

在起源上，“圣战”的精神在624年的巴德尔战役（Battle of Badr）中被导入。在该场战役中，穆罕默德和他那近300名的跟随者对抗兵力约为穆斯林三倍的古莱氏（Quraysh）部族，并且奇迹般地战胜。于是，巴德尔精神便成为伊斯兰日后重要的精神遗产：信仰者以少胜多；“殉教是穆斯林的义务，胜利是阿拉的责任”。胜者更相信此一精神，而败者则认为挫败只是短暂的现象。穆罕默德于632年逝世后，伊斯兰共同体从阿拉伯半岛快速向外扩张，迅速建立起横跨北非与西亚的大帝国。在此一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圣战”的意义被扩大为促使非伊斯兰世界整合到伊斯兰世界的努力。这种信仰的传播，固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但多数场合是采取和平手段。事实上，整部伊斯兰的历史，大都对异教徒采宽容态度，向少出现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那样的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左手古兰经，右手弯刀”，是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世界对穆斯林的故意丑化，不是事实。

进入10世纪，伊斯兰帝国的扩张停止，“圣战”跟着几乎完全消失。11世纪末以降的七次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促使穆斯林武装起来防卫伊斯兰共同体，此即为防御型的“圣战”观念。此后，伊斯兰世界对圣战的理解，主要即从此一防御观出发，其基本思维是：如果一个穆斯林依据伊斯兰法生活的权利遭到否决，那么他就是生活在“战争之家”，而“圣战”即变成责任。

蒙古帝国征服西亚时代，穆斯林的反抗即本诸此一防御型的“圣战”观。奥斯曼土耳其注1、萨法维王朝下的波斯，以及印度的莫卧儿等三大伊斯兰帝国在14至16世纪崛起后，并未影响到穆斯林对“圣战”（防御伊斯兰共同体）的基本见解。18世纪以降，三大伊斯兰帝国中衰，渐次遭到西欧国家体系列强的侵略与殖民，防御型“圣战”成为部分穆斯林反抗的论理，但这些反抗并没有成功，尤其未建立起明显具有跨区域（国际）性质的武装连带。直至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才出现国际性的穆斯林武装连带与“圣战”运动。

注1作者原文作“奥图曼土耳其”，但要说明的是，奥斯曼土耳其是以开国苏丹奥斯曼一世的名字为国号，原文为，土耳其文为Osmanll imparatorlugu，换言之，其实接近原语发音的是“奥斯曼”。

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是当代伊斯兰“圣战”的转折点。为了击溃苏联，美国在这段时间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合作，协力动员全球穆斯林介入阿富汗战争，诉诸抵抗无神论者（苏联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之侵略的防御型“圣战”论理，动员来自北非（埃及为主）、西亚（沙特阿拉伯与也门为主）、巴基斯坦（西北边省与克什米尔为主）以及东南亚（菲律宾岷答那峨与印尼）等国的穆斯林圣战士（mujahideen）前往阿富汗参加反苏游击战，迫使苏联在阿富汗陷入长达10年的泥沼战中。日后成为国际焦点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7—2011年）和他组建的“盖达组织”（al Qaeda，原意为“基地”）即是此一谋略下的产物。

阿富汗的10年泥沼战导致苏联的战争机器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令克里姆林宫无法再用暴力机器镇压异议，从而打开了民主化的道路。再者，1985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联手主导国际油价巨幅下挫，直接使财政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苏联经济遭受重创，迫使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不得不着手进行“重建”。这些因素相加，促成了中东欧国家的体制变革，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当代“圣战”与圣战士集团是美国冷战谋略的产物。此一谋略确实奏效，在阿富汗击溃苏联并促其解体，代价则是阿富汗延宕不止的内战悲剧、中亚于苏联解体后成为能源斗争的新场域，以及圣战士集团返国后各自对自己的政府倒戈相向：阿富汗圣战士集团间的内战加巴基斯坦的战略，促成塔利班注2的崛起；回到埃及的圣战士集团，成为攻击穆巴拉克政权（2011年结束）的主力；而回到克什米尔的圣战士，则成为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之争的新主角。

注2波斯语原意为学生，意即“伊斯兰教的学生”，也可意译为神学士。

更重要的转折是1990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7日，萨达姆总统（Saddam Hussein，1937—2006年）派遣伊拉克大军侵入科威特，引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攻击。为了牵制联军的攻击，1991年元月，来自全球各地伊斯兰主义诸运动的部分领袖们在巴格达集会，发表声明支持萨达姆所称的“圣战”，并在声明中批评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国界线是西欧帝国主义恣意的人为产物，而真正的伊斯兰信仰应该超越国界。此外，在该次会议中，来自约旦的伊斯兰教长老塔米尼（al Tamimi）甚至提议选举萨达姆作为“全球伊斯兰共同体的哈里发（Caliph）”。

如此，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遂成为当代以反美为主轴之“圣战”的创始人。这场“圣战”插曲被欧美诸国政府视为闹剧，它们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践踏当时美国总统布什所宣称的“新世界秩序”，并据此发动以美军为主力、联合国为名的多国联军，对伊拉克展开攻击。在此一多国联军中，有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等诸多伊斯兰国家的军队参与，刚好与萨达姆所呼吁的全球穆斯林“圣战”背道而驰，显示伊拉克专制政府为了合理化其行为而展开的伊斯兰式动员，并未获得全球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支持。

尽管如此，海湾战争确实成为伊斯兰主义国际武斗派抬头的重要触媒。以海湾战争为契机，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以及战后美国主导联合国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造成该国老弱妇孺大量受难，使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盖达组织”倒戈，世界政治舞台上自此出现全新的国际“圣战”组织，以世界规模的样态登场，并自1992年以降升高对美武装斗争，1998年呼吁对美发动“圣战”。其后，迎来了2001年的“9·11事件”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主战场仍旧在昔日的阿富汗战场——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边省与克什米尔，只是剧情逆转：1980年代是美国联合圣战士集团共击苏联，而现在则是美国联合俄罗斯共击圣战士集团。

与当代圣战的思想与实态相较，美国则有自己的理解与论述，其基本历程是：“伊斯兰复兴”、“原教旨主义”、“圣战”、“文明”的冲突。

自1970年代起，通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伊斯兰问题”便逐渐成为美国新闻界、政界与学界关注的课题之一，进而引发伊斯兰热与相关争论。1979年伊斯兰革命、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圣地麦加大清真寺（God Mosque）占领杀人事件，以及苏联派军侵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而引爆日后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争等事件，标志着穆斯林世界的剧烈变动。这一年，适逢伊斯兰历1400年，因而伊朗、沙特阿拉伯与阿富汗的三大事件，在全球穆斯林社会中激起广泛的波纹，并在欧美造成极大的震撼，“伊斯兰复兴”（Islamic Resurgence）的问题，渐次成为注意的焦点。在这期间，研究者的共同点是着力于探讨“伊斯兰与政治”这两大变数之间的关联。

进入1980年代，除了阿富汗战争的研究之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议题也逐渐受到欧美学界的重视。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1918—1981年）被刺身亡，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导致什叶派武装团体在黎巴嫩崛起，1983年真主党（Hizballah）等武装派别在黎巴嫩对以色列与美国发动“圣战”，1987年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HAMMAS）与“伊斯兰圣战”等组织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展开大众蜂起（intifadah），以及在1989年以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武装反抗与暗杀的激化，使欧美学界日益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暴力反抗”这两个不同的议题联系起来看待，并将研究焦点侧重在原教旨主义的暴力面上，日益关注伊斯兰“圣战”问题。与1970年代将研究重点置于“伊斯兰与政治”相较，此一阶段的研究重点，转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及暴力/恐怖主义这两者之关联性。在此一论述基础上，加上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1993年以降的一系列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恐怖攻击事件，一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逐渐被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则开始出现“文明冲突论”的新论述。

“诸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最早由英美学界著名的中东史家路易士（Bernard Lewis）于1990年在美国提出。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年）沿用路易士的修辞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冲突论”的长篇论文，论断“人类的巨大分歧，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来源，将会是文化……文明之间的断层线（fault lines）将会是未来的战斗线”。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正式提出之前，即已出现针对“（作为抽象概念之）宗教会打架”理论的反驳论述。毕竟，在学理上，亨廷顿的理论存在着几项重要的缺陷。

第一，亨廷顿的论述采取了语意暧昧（semantic ambiguity）的修辞策略，经常将文明、文化与宗教三词混合使用，但对文明单位的界定及诸文明之间的界线区划原理之阐述却显得极为模糊。

第二，作为抽象的集合性概念，文明毕竟不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且主体之间有冲突纪录，并不等于今后必然会发生冲突。

第三，在具体分析上，无论是伊斯兰或是基督教，都不是铁板一块。源自冷战意识形态宣传的“西方”一词所代表的集合体，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行为者”（unitary actor），而伊斯兰此一抽象概念所代表的全球10余亿的穆斯林，也不是具有共同意志、目标、政治偏好，以及据此而展开集体行动的统一体。相反的，在全球穆斯林之间，国家体制的路线之争，逊尼对什叶的宗派冲突，阿富汗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部族（普希图对非普希图）分裂等，都在显示：将全球穆斯林视为统一的集合体，严格说来，只是源于语意暧昧所产生的混淆与误解。

但是，研究者不能轻视亨廷顿的主张，因为此类主张并非只是学术现象，更是政治现象。也就是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非只是针对世界政治现象进行诠释，更是一种关于美国的策略论述。“文明冲突论”出现的时机，适逢美国在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后重新界定其世界政治策略与地缘政治角色的摸索期。正如一位欧洲的学者所说：“明显的，亨廷顿和路易士一样，认为诸文明之间的核心界线是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的界线，尽管亨廷顿花了很大的篇幅描绘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断层线，并对中国的‘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教文明，以及其他投予了一定的关注。从十字军东征以来，伊斯兰文明即是西方的旧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存在着看似永无止境的敌意，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以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政府公开的反西方立场，使伊斯兰成为共产主义邪恶帝国最适当的继承人。”

再者，亨廷顿用来描述世界政治冲突的特殊词汇是“文明”一词而非宗教，这毕竟具有意义。如果将“文明”宽松地定义为世界运行原理之主张与体制，那么当代“圣战”运动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伊斯兰共同体的建立与伊斯兰法的统治，确实与源自西欧的国家体系论理/体制有着根本性的歧异，与其说是两种普遍主义——“世俗”（西欧）的普遍主义与“神意”（伊斯兰）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冲突，毋宁说是伊斯兰论理与国家体系论理对世界秩序中的第一义（primary）定义应该如何界定的争议，即两者之间对于“权利”、“和平”、“秩序”、“正义”等最重要概念的定义，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简言之，这是关于“权利与正义”的根本性歧异。

更重要的是，“文明”一词在世界政治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圣战”的本质是动词（早期的“扩大”与其后的“防御”）相当，源自16世纪西欧绝对主义君主与权贵阶层用来指涉“宫廷风格”的“文明”观，至18世纪下半叶即发展为西欧国家体系的动词，并在1815年反革命的维也纳体制之后，成为西欧国家体系列强对内“绥靖”（pacification），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理论武器。这就是19世纪著名的“文明开化”（civilize）观。作用力必引起反作用力，当列强向外强制推进其特有的世界政治观与体制（“文明开化”）时，便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穆斯林的反抗（“圣战”）。因此，“文明”与“圣战”必须视为一组配套概念，据此对世界政治的历程与论理之争加以体系性的把握。

本书即是关于伊斯兰论理与西欧国家体系论理两者长达数百年冲突的论述。本书的目的是揭示伊斯兰的论理与国家体系论理的根本性歧异。透过在历史过程中解明此一歧异的展开与变化，导出这场数百年的冲突对伊斯兰、国家体系以及对世界政治的意义。

本书以下的讨论，将从解明伊斯兰的根本内涵，以及根据此一内涵所建立的“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运作原理与基本精神着手（第二、三章）。在西欧主权/领土国家体系尚未扩张到伊斯兰世界之前，这个曾经长期支配中东达1000余年之久的独特“伊斯兰世界体系”，塑造了中东穆斯林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类政治组织方式与运行规范的特殊认识。在这个体系内部，则长期存在着多元中心——奥斯曼土耳其、波斯萨法维王朝、印度莫卧儿等三大伊斯兰帝国。这个“一体系多中心”的伊斯兰世界，在18世纪下半叶已出现内发型的体系危机，构成了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前提（见第四章），并决定着19世纪以降“伊斯兰世界体系”在遭遇西欧主权/领土国家体系向外扩张过程中的挫败，与由此而来的原理转换——转向扬弃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论理政策，而改采“民族—国家”的论理（见第五章）。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国际位置，尤其是地缘政治位置，深刻影响着个别穆斯林社会被吸入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方式，并因此制约着伊斯兰理论家们对因应之道的不同见解与不同策略。与此同时，西欧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扩张，也改变着欧洲国家体系本身的论理与运行，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制造的民族国家模型被移入巴尔干半岛后出现变形，而英俄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内奥的“大竞赛”（Great Game），则演变成史上首次带有全球规模的地缘性政治冲突，据此塑造着“围堵”的原型，为德意志的崛起准备了条件，从而激化着欧洲国家体系的矛盾，最终导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欧洲国家体系与伊斯兰体系的同步崩溃（第六章）。在通过历史的重审与论理的阐述后，再以检讨“权力与正义”的命题作为全书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