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张锡模教授的《圣战与文明》一书，堪称伊斯兰世界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经典著作。充分详尽的史料与逻辑精致的叙述，让读者能够一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势力冲突和消长的经过与原因。要了解本书的架构及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意，可从以下几大脉络来进行：

一、伊斯兰教的起源、伊斯兰法与伊斯兰世界的出现，以及穆斯林的世界观

许多人都对中东问题的产生感到迷惑，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缘于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解。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叙述了伊斯兰教的兴起，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环境及伊斯兰世界的形成过程。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可以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形成特质——不是先天排他的宗教。作者在导论中就提到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大都对异教徒采宽容态度，向少出现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那样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穆罕默德于601年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法”的观念渐次形成。伊斯兰法将世界分为“伊斯兰之家”（Dar a1-Islam，意指伊斯兰世界）和“战争之家”（Dar al-Harb，非伊斯兰世界），“圣战”的意义就是促使非伊斯兰世界整合到伊斯兰世界，重点是传播信仰。伊斯兰世界认为若一个穆斯林依据伊斯兰法生活的权利遭到否决，“圣战”就成为责任。

所以“圣战”不是外界想的那样，只是穆斯林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攻击非伊斯兰世界异教徒的行为，本书充分解说了伊斯兰教的起源与穆斯林的世界观，打破了人们怀有的伊斯兰世界封闭排外的传统观念，值得读者仔细挖掘深思。

以伊朗来说，它长期在媒体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个反美反西方的国家。事实上伊朗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文明的发展上相当早，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伊斯兰国家。637年穆斯林军在卡迪西亚战役打败波斯萨珊王朝的军队，攻占其首都泰西封，开始了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接着波斯又被突厥人与蒙古人相继入侵，16世纪初的萨非王朝才开始以伊斯兰教为国教。18世纪初赞德王朝（Zand Dynasty）、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相继崛起，但因长期战乱，国势衰竭，长期被英国、俄国甚至阿富汗侵略，1722年伊朗的萨法维帝国就在阿富汗进攻之后灭亡。19世纪又历经两次与俄国的战争和一次与英国的战争，因此长期存在反抗外来势力的观念。有趣的是，今天以色列和伊朗势如水火，事实上在犹太历史里，萨珊王朝是犹太人信仰扩张的重要时代。犹太教重要的宗教文献《塔木德》是在萨珊王朝时期完成的，多所以犹太人为定位的学术机构在伊朗的苏拉、蓬贝迪塔（Pumbedita）等地建立起来，这些学术机构在多个世纪以来在犹太学术方面是最有影响力的。

今天要理解伊朗问题，不能忽略这一国家长期身处伊斯兰世界下的所经历的历史经验。伊朗如此，阿富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亦然。《圣战与文明》一书恰可提供非常丰富的历史叙述和思考基础。

二、近代国家体系论理、体制和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和冲突

就作者的见解，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若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显得粗糙。作者认为的“文明”，事实上是指18世纪下半叶以降，源自西欧的国家体系论理及体制。这和“圣战”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伊斯兰共同体的建立和伊斯兰法的统治）在“权力”、“和平”、“秩序”及“正义”等方面的意义，存在本质的差异；19世纪欧洲国家用以合理化对外扩张的“文明开化”观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抗，形成了冲突的原动力。今日所谓的中东问题，相当程度起源于这种欧洲国家体系中强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及“主权国家”概念和伊斯兰世界观的冲突。

在第四章“西欧国家体系的冲击”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西欧“国家”体系成立的过程。并且说明了当代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基础。本书虽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但这一段的解释即使拿来和专业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著作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在近代，西方发展出的国际体系系建立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原则之上，以权力平衡政策作为体系成员彼此互动的最核心考虑及外交活动的中心，在这一体系中，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中心，至少在法律形式上是如此，这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俄得以干预进而分解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帝国（莫卧儿、土耳其）的基本原因。这种主权国家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观念，导致英法在一次大战后在伊斯兰世界创设主权国家，并视本身利益需要对这些伊斯兰世界的主权国家扶植、打击或是削弱。时至今日，反倒是伊斯兰国家屡屡坚持本身的“主权国家”地位，先是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以此作为摆脱西方控制，追求伊斯兰国家政治独立自主的动力，如今也以此抗拒“普世价值”的渗入，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发展。

三、石油、“普世价值”、“阿拉伯之春”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

伊斯兰世界是石油的主要产地，也是石油改变了近代伊斯兰世界的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战时科技带来的“石油经济”发展让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增加了资源掌控权的合作与争执。伊斯兰世界发现主权国家身份有利于和西方世界争取和控制于本身领土内的石油。因此伊斯兰强调对主权的控制，这时候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存在敌友两种角色：敌的部分来自于过往历史的侵略，友的部分在于对石油的需要所倾注的财富。

到了1990年代，超乎国境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新的互动动力。伊拉克军队侵略科威特，被联军消灭，后者的理由是维护主权国家疆域完整独立的“普世价值”;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出现，又一定程度呼应了另外的“普世价值”——民主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的国家伦理和国际关系体系在历史上每每冲撞伊斯兰世界，但近10年来，伊斯兰国家并未完全以“反对西方”为思考原则去重建中东的政治架构。在作为一强的伊拉克被削弱之后，出现的是类似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倡议的集体安全组织。2000年12月31日在巴林首都举行的第二十一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首脑会议上，伊斯兰国家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就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强调海合会成员国决心共同抵御任何威胁。该条约包括成立联合防务理事会，随后衍生出“最高军事委员会”，制定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行动机制。2009年12月在科威特召开的第三十届首脑会议上，海合会领导人又一致通过了海合会防御战略，确立了海合会国家的战略思想，协调和加强防卫一体化，发展维护主权、独立与利益的防御能力，抵御侵略，联手应对挑战、危机和灾难。2010年12月6日，第三十一届海合会首脑会议再次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这次的主要议题扩大到包括伊朗问题，制定反恐战略，打击滋生的“基地”组织，在周边国家边界建立控制和监视机制等。

显然，当前伊斯兰世界认定的威胁不是西方国家。从军备采购到提供基地，双方合作日渐明显，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认为符合伊斯兰世界（至少部分）的利益。事实上对伊斯兰国家而言，它们的核心关切之一是如何与美国这样的唯一超级强权打交道。面对区域外的强权时，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很自然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权力平衡”，各自联结起来打造有力的同盟体来牵制区域外强权（在这里是美国）的力量，并据此控制该强权的行为。第二种倾向是“西瓜偎大边”，即和强权维持良好乃至繁密的关系，借以促进本国的利益。这种双元性的反应倾向，连同强权的回应，构成推进当代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基本动力。

若依“圣战”与“文明”长期冲突的观念，美国单一超级强权的压力，会促使伊斯兰国家很自然地想要寻求结盟来反制美国。但是，由于权力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权力的不对称是如此的明显，以致同盟体的缔造显得极为困难，至少苏联解体以来是如此。毕竟，要缔造一个力量足以和美国相捋的同盟体，是一项非常艰困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两种力量会构成严重阻力。其一是美国的介入，它采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破坏反美同盟体的形成；其二是伊斯兰各国的自利行为，即利用缔结反美同盟体的威胁来向美国争取更多的利益，反美为假，对美求婚为真。然而，西方和伊斯兰体系的不对称现实并未获得消解或缓和，不对称仍继续存在，甚至因此而加深。

从2010年开始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出乎很多人意料。事实上，阿拉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几年前就已作出预言。这其实是源于穆斯林社会的反思传统，他们除了指出存在于阿拉伯国家中政治、经济、社会的积弊外，更通过分析阿拉伯世界深重的文化与社会危机，判定阿拉伯大地正在酝酿巨大的变革或革命。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推选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首的埃及小说家阿斯旺尼，在2008年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论起埃及的处境，就表示“专制统治者诛杀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人民一旦愤怒，一切都会改变，革命就是这样自发地、无人策划地爆发的”。

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临的危机依然不够，有必要从文化与思想角度深刻审视阿拉伯危机的根源。这一点，北京大学的阿拉伯专家薛庆国教授说得最为透彻。他认为阿拉伯社会的问题在于：“第一，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对权威的顺从与膜拜，与对神灵绝对权威的信仰纠结在一起，使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第二，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不少人对宗教的理解本质上依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之囿。第三，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认为西方世界是腐败堕落的，因而排斥西方现代先进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第四，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国家、社会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族群利益被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第五，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难以消除。”

事实上，从《圣战与文明》一书中所叙述的伊斯兰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伊斯兰世界原本不是如此。笔者认为，由于伊斯兰世界一再被作为西方文明围堵俄罗斯和苏联的基地，苏联为了制衡西方进而和西方争夺影响力，也要拉拢伊斯兰世界作为缓冲区甚至结盟，对外在强权而言，一个稳固的独裁者最适合需求，因为较可以保证缓冲区和同盟的安全不变。若缓冲区国家出现民主产生的领袖与自由思考的社会，“为单一强权提供缓冲区甚至结盟”的国家路线可能就会受到冲击。所以无论苏联或是西方，对于属于自己的缓冲区国家和同盟国家之中由领袖操作，利于巩固统治的专制主义或神本主义都听之任之。

今天西方和苏联/俄罗斯的二元对抗架构已经逐渐缓和，反恐战争并非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笔者比较乐观地认为，在缓冲区的概念逐渐从伊斯兰世界淡化之后，这一地区的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是较可预期的。但“阿拉伯之春”是否能缓解西方和伊斯兰体系的不对称现实？仍需要彼此更多的了解和智慧来决定。

张国城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台北医学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