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之演变
佛法的教化,是释迦牟尼所创立,起先在印度弘扬开展,以后才传遍了亚洲各地。印度后期最为兴盛的是大乘佛法,那是在世亲尊者的时代,对于佛法的发扬贡献最大,并且也奠定了后来显密相通的学理基础。
世亲尊者的时代,约在五世纪初期(东晋时),到了十二世纪的末期(南宋时),印度本土的佛教,差不多已经灭亡了。从世亲尊者时代到佛教灭亡,共经过八百年之久。
在这八百年之间,佛教学说的变化极大。在最初的两百多年之中,许多派别纷纷建立,显教和密教各立门户,与以往的佛法学说相比,大有改变。在后期的五百多年中,佛法大师愈来愈少,一切不过顺其自然发展,繁华灿烂的花朵,终于无声无息地凋谢了。
印度一向缺乏历史观念,对于佛教发源于印度,以及有关佛教经典的记述,在印度的历史上均没有记载。后代的学者们,虽然尽力考证,所靠的只有一鳞半爪,所以产生很多漏洞。
佛法在中国,一共开创了十个宗派,追根溯源,这十个宗派,都是归属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法。佛法由开创时的兴盛,到十宗在中国的蓬勃灿烂,先后辉映,更增加佛法的光彩,而其中的禅宗,则为十宗中的最上乘。
有人认为,禅宗是后期佛学所创造,是因当时大乘佛法的流行演变形成的。但是,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相信,所以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疑问。
印度原来情形
释迦所讲的佛法,不论是显教或密教,都是有经典作为依据的,唯有禅宗的传承,因为缺乏考证的数据,学者都产生怀疑的心理。甚至有人认为,禅宗的宗旨是伪造的。禅宗的学者们,对于这一个问题,一向都认为是教外另有别传的宗派,并不多加讨论,而禅宗宗门的传承,也只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的一则公案,当做禅宗的开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起了一朵花给大家看,当时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迦叶尊者展露了笑容。世尊看到了迦叶的微笑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世尊到多子塔前,将自己的座位分出半席,叫他的弟子迦叶尊者,来和他同席而坐,然后亲自用僧伽黎(袈裟)围裹着迦叶,并对迦叶说:“吾有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同时又交代阿难,将来要有人接替迦叶,继续传承下去,不要使这个法门断绝。世尊接着就说了一个偈子:“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世尊说完了这个偈子,又对迦叶说:“吾将金缕僧伽黎,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弥勒)佛出世,勿令朽坏。”
迦叶听到了偈子,和世尊所交代他的话,恭敬地下拜说:“善哉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故。”
在上面的两个说法中,后面一个说法,是有经典可以查证的,至于前面一个说法,却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和证据。
不过,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提到过一些信息,支持这个说法。王安石曾在宫廷的秘密书库中,看到过一部未曾流通的经典,名叫《般若大梵王问决经》,在这部经典中,记述了灵山会上拈花微笑的一段事,所以,拈花微笑的公案,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在这部经典中,还有许多预言,是谈论国家命运转变的事情,因此,历代的帝王们都把这部经典藏在秘库之中,不使一般老百姓看见。话虽如此说,这件事到底缺乏实际的证明,我们只好半信半疑了。
在佛教的记载中,各佛祖的传续是从释迦以前的七佛开始。这七代佛祖的名号,在经典中都有记载,唯有单传付法这一件事,是属于禅宗一派的传说,因此,许多学者对禅宗便产生了疑问。
禅宗自释迦传至迦叶,再接传至阿难等,在印度一直传到达摩祖师,就是第二十八代祖师了。达摩后来到中国传法,成为中国的禅宗初祖。达摩东来中国传法的事,也有历史的记载,大体上很受论者的崇敬。
按照禅宗宗门传统的记载,印度二十八代祖师的事迹,与中国后代禅师们的事迹,是大为不同的。印度的祖师们都是三藏大师,所谓三藏大师,就是对经、律、论三门学说都很精通,而戒、定、慧的修持,尤其高明。这些祖师们,在临终时,多会升到空中,显现神通变化,于付法给后人之后,就圆寂了。
龙树、马鸣二位祖师,在二十八代祖师中,都是极为著名的大师,也是佛门中的柱石。龙树大师更被尊为中国佛法八宗派的共祖,他的功勋德业、成就贡献,以及在世时的事迹,都是极为著名的。
二十四代祖师名叫师子比丘,最后是被罽宾国王杀掉的。有些人认为,禅宗随师子比丘的被杀而断了,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师子比丘在死前没有显现神通,没有像以往的祖师那样,于显神通后再传法而圆寂。
其实,中国的二祖神光,也是在邺都被杀。在佛法的理论中,称这种事为偿还从前生命中的债务。二祖的被杀,与师子比丘的被杀,属于同一性质的事情。所以,这种偿还宿债的事不应该视为禅宗已断,而把后代的传法当做伪造来看待。
凡是有成就的禅宗大德,都可以预知未来,像二祖所遭遇的事,他事先已经知道了。师子比丘被害时,在头被砍掉后,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像牛奶一样的白浆,并且喷出数尺之高。这种特殊的现象,绝不是普通人被杀头的情形所可并论的。况且师子比丘的师父,早有预言,而师子比丘,也早已准备妥当,已将法统预先传给了下代的祖师。禅宗,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超神秘宗派,所以,我们绝不应该用一般世俗的看法来推论这一类的事情。
中国初期情形
印度本土的禅宗,虽然因为缺乏历史数据,无法加以考证,但是达摩东来中国传法的事,历史上却有确实的记载,可以证明其可靠性。
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达摩祖师自印度乘船东来,在广州登岸,同年的十月,达摩到了金陵,见到了梁武帝,可惜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到了十一月,达摩就抵达河南省洛阳,住进了嵩山的少林寺,后人对当时达摩的描写是:“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
达摩在少林寺,共住了九年的时间,后人却误传,达摩在少林寺一直面对石壁坐了九年,这种以讹传讹的传言,并不可靠。
又有一种说法,认为达摩在中国的时间,共有五十余年之久;《传灯录》记载达摩圆寂的日子,是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戊申十月五日。再根据历史对照来看,这个说法,一般被认为是错误的,所以是一个疑案。
达摩在少林寺的时间里,有许多人跟随他学习佛法,如道副、道育、尼总持等。在这些学生中,只有慧可(神光),真正得到了禅宗的心要,所以才能接承达摩,成为中国的二祖。二祖以后,再代代相传,到了唐朝高宗、玄宗时代,传到了六祖惠能。由达摩至六祖惠能,称为中国禅宗的初期。
在达摩传法给二祖慧可的时候,师徒传授,交付《楞伽经》,作为印证修持之用。虽然说禅宗是“教外别传”,但是,基本上也是要符合教义的,绝不是凭空想象。
到了黄梅的五祖,和曹溪的六祖时代,却有所改变而提倡《金刚经》,所以后来的学者们,也有人称禅宗为般若宗。
六祖,以一个不识字的人崛起于禅宗门下,接掌了心印,他是禅宗的正统。六祖说法非常平易实际,他把极高深的道理用平凡的通俗话语加以解说。他的智慧像喷泉一样流泄,门人们将六祖的法语记录下来,就成为有名的《六祖坛经》。
这部《坛经》所谈论的内容,都不离禅宗的范围,归纳起来,又以佛法为根本。对于释迦文字方面的教义,《坛经》中更有许多发挥。
因为六祖开堂说法的地方,是在广东韶州的曹溪,所以后代谈到禅宗的正统时,都用曹溪两字来代表六祖。
曹溪又被称为“南宗”,因为与六祖同时弘化禅宗的,北方还有一个神秀,被称为“北宗”。神秀的门人也很多,所采用的是渐修法门,而六祖则是以顿悟为法要。二人的宗旨方法完全不同,但是如要问谁是禅宗的正统,则应该算是曹溪才对。
六祖的学生们,得到真传的颇为不少,但是如果要问谁是正统,无疑的,就是南岳怀让,以及青原行思两位大师。当南岳一派传至马祖道一的时候,宗门大为兴盛起来,后来的修行人,在谈到禅宗时,对于南岳的单传,极为重视。所谓佛法正统传承的意义,并不是否定正统以外的成就,正统的意思,是在学众中,选择一些成就高、见地透、可以承担起宗门教化的人,称为正统。
在禅宗的初期,不但南宗北宗保持对峙不合作的局面,就是六祖的门人们,也渐渐地背道而驰。例如荷泽的神会,随便更改《六祖坛经》,其他的同学们都极不满意;六祖的得意弟子南阳忠国师,当时已经说过:
吾比游方,多见此色正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
近代有人谈论禅宗,并不知正统禅宗是什么,反而把荷泽神会那一派,当做了正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一点可在《六祖坛经》中,得到证明:
一日,祖告众曰: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荷泽)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由《坛经》中这一段话,可以了解,荷泽神会当时的见解,不过如此而已,当时已被六祖申斥了一顿。后来,荷泽神会又为唐朝筹募军费事,建议政府出卖度牒。一个提倡南宗心法的人,其做法竟如此莫名其妙,诚如六祖老早的预言,“不过是一个知解宗徒而已,哪里能算是禅宗的正统呢!”
所以,学者如果有人重视菏泽一派,把他们当做正统,那是绝对错误的。
唐宋间之发展
自从南岳及青原以后,接着就是马祖道一和药山惟俨两位大师。这两位大师的出现,使禅门的宗风彻底改观。尤其是马祖这位大师,见地极为高超,接引教化学人的方法,随机应变,并不注重于讲解理义。
马祖门下培养出八十四位了不起的大善知识,个个都很超特,高人一筹,当这些人谈禅论道的时候,充满了风趣,味道十足,含义无穷。
如百丈、南泉、丹霞、归宗、庞居士等,他们有的是伸起拳头,拿起佛帚;有的是眨一下眼睛,扬一扬眉毛;有的是用棒喝;有的是默然而已。他们的方法,都是绝顶聪明的表现,穿透金针,而没有留下一点教导缝缀的痕迹;受尽甘苦,一见到棒喝的影子,豁然开朗,悟到了心灵的明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悟入本源,吻合禅门心法的宗旨。
禅宗发展到了这个时期,大为改观,这时共有五家宗派都极兴盛,开创了中国禅宗的特殊风格。以后的所谓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都是接承了马祖以下的风范,而发展出别开生面的方法。
不过,流弊也不免跟着而产生,许多放浪颠狂的态度,以及圆滑幽默的风气,豁达随便等,都归入了禅宗。事实上,虽然在外表上看来有些相似,其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到了宋代,禅宗的大匠圆悟勤和他的弟子大慧杲,都竭力避免棒喝的方法,而以学理和修行二事并重,作为修行学佛的原则和方法。
当大慧杲住在径山寺的时候,曾与学人们约定,如果用“喝”的方法时,就要罚钱或罚一桌菜饭。大慧杲这样做,就是因为深知棒喝的流弊,所以才用尽方法去避免。
宋代以后,取代棒喝的方法是偈语,偈语就是一首四言八句的诗,用一个偈语来唱出禅宗的宗旨。于是老师与学生就用偈语对答,在这种方式下授受心法。
在大慧杲临灭的时候,一旁侍奉的是出家弟子了贤。当了贤请求大慧杲做一个临终的偈语时,大慧杲却很严厉地说:“无偈便死不得吗?”接着他还是写了一首偈子:“生也恁么,死也恁么,有偈无偈,是什么热大?”大慧杲写完了偈子,把笔一丢就死了。
总之,自大慧杲以后,棒喝机锋才稍微消减,偈语传付心法的方法,代之而突起了。到目前为止,佛的心法似乎没有人过问,大家所关心的,只是在红缎子上写一首偈子,作为接方丈法位的证据,这样自己也就算是成功了。像这种丑陋的恶习,实际上在宋元时代已经开始了。
元明清之趋向
禅宗在元代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什么大匠人才,因为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再加上喇嘛教的威胁,使得禅门心宗的灯焰,有些摇摇欲坠的趋势。当时学禅的人,虽然到处都有,但却是都在尽量地隐蔽,深居简出。例如当时很受敬重的两位禅师,高峰妙禅师和中峰禅师,这师徒二人就是躲在山中,唯恐别人知道。
在这一个阶段中,禅宗只注重退隐修持,所以许多修行人都住在山中,到处都在闭关打七,形成了一种风气。这时,以往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无形中转变了,成为注重禅定工夫的修持,只有在禅定工夫上,才会看到禅宗的面貌了。
同时,宗门中的修行,也改变成另一种方式,就是参禅。所谓参禅就是先找一个疑问,自己再不断地参究这个疑问,称为起疑情参话头的方法。
参话头的方法,由元代开始,经明代至清代,都没有改变。中间经过的大禅师,如密云悟、破山明等,都曾被世人多方批评,但是他们仍旧使用这个旧法教化,不加改变。
明代的憨山大师,我们只能称他为保卫佛教的功臣,却不能承认他是禅宗的正统。直至清代的雍正皇帝,本身对禅宗有成就,因为位高权重,弄得天下的禅和子都不敢多嘴。说起来虽然是有护法的功劳,但在另一方面来看,天下许多有成就的老和尚,也被封住了嘴巴,不敢说话。这样一来,弄得禅宗所存留下来的,就只有打坐和参话头等形式了。
禅宗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大师能像唐宋时代的大师们一样,可以眼捷手快接引学人了。可怜那些参禅的学人们,多数参了一辈子死话头,毫无结果。有些人落进了担板式,只看到清净的一面;有些人则一辈子修禅定,死打坐而已。这种不幸的情况,真不知应该怪谁才对。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约略如前面所述。依照其演变,可以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由南朝至初唐,称为初期。初期的禅宗,是萌芽时期,好像天地间听到了隐隐的雷声,微风夹着细雨,洒遍了大地,天地间充满了阳和,也是春满人间的气象。
第二期,从盛唐到南宋末年,称为中期。这个时期的禅宗,人才辈出,高僧大德善知识如云,好像植物的枝条已经成熟坚固了,花叶也茂盛了;又好像夏日的雷声,可以震动天地;又像是黄河长江之水,急流而下,但夹带了泥沙,凡是水所流到的地方,“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水多可以行舟,可以灌溉,但是淹了其他的农田幼苗,也是难免的现象。
第三期,是元、明、清三代,称为后期。这个阶段,好像是冬天来了,天地之间有了一种清冷的寒气,云雾弥漫了山径,山林峰顶变得隐隐约约,虽然一切面目朦胧,但其中的引人幽趣,反而使游人欲罢不能。
禅宗到了今日,差不多已达衰落的境地,这种情形,就像古德所说的:“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
与中国文化因缘
中国的文化,本来有两大主流:一个是儒家思想,另一个是道家思想。这两大学派,就像黄河和长江一样,灌溉了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力量。
佛法输入中国,是在后汉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间,才陆陆续续地介绍过来。初期的佛法教典和经文的翻译,在名词和语句方面,多借用老庄及儒家的书籍词汇。外来的法师如鸠摩罗什,在翻译经典工作时,必须比照中国思想文字,再加以发明才能适用。鸠师门下的大弟子们,如僧肇、僧睿等,外加著名的高僧道安师徒,以及慧远法师等人,都是学问渊博、精通古今的大学问家。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梵语佛法,就迅速形成为中国文化的新潮流了。
禅宗本来是教外别传的,它是不立语言文字,直指见性之学,因为经过了这些大学问家的翻译经典,间接产生影响,融会并吸收转化,一变再变,终于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宗风,这种发展,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自两晋以来,社会上谈玄的风气很盛,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因为对社会的紊乱十分厌恶,所以都躲了起来。他们认为国家不稳固,世界上的事情,就如一堆堆起来的鸡蛋,随时会破,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不如藏起来,还是只管自己吧!如刘遗民说:“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累卵之危,我复何为?”
刘遗民的话,是消极和颓废思想的代表,正是当时多数知识阶级的思想趋势。这些人的玄谈,愈谈愈渺茫,既没有中心,也没有结果。
正当这个时候,佛法传入了中国,佛法的大乘思想,含有救世的精神。这种救世的精神,对当时社会的消极作风,恰好是一剂良药。
大乘佛法在入世的观点上,与儒家思想是同途并行的;而佛法的涅槃寂净理论,则与道家学说并驾齐驱。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的人们不免都争相学佛,所以修习禅观的学问立刻蓬勃起来。关于修习禅观,可以说用这种方法修习以证得真如性海,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在修习的过程中,因为个人进度上产生的变化,往往会造成错觉,结果反而会导致失败。
待达摩来到中国后,所采用的是灵活的方法,并且把握时机,除了用语言解说外,更传授了心法,简捷提示。达摩的禅门方法,非常吻合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所以禅宗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很显然的,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背景所造成。
南朝至唐宋之间,学习禅宗的人很多,有的是出家人,有的是在家人,全国到处都是。当禅师们说法开示的时候,并不一定用教义教条去说,而是把握了当时的机会和环境,借以来说法教化。他们有时会用富于趣味性的文学词句,说明佛法“空”和“有”的真实意义。像这样采用灵活的教化方式的禅师,当时是极为普遍的。
当时的大师僧众们,素质都很高,甚至有些出家的僧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名儒。在这种人为的影响下,一切思想、文学、艺术、建筑等,也都形成了一种潮流趋势,并以具有出世意味,富有禅意的作品为佳。历代的名人,直接参禅者,更是多不胜举。
佛法经过了与儒学、道学的融会,在儒学方面,又产生了理学一派;道学方面,则开创了丹道各派。至于佛法在中国发展了禅宗,不但是佛教的光荣,在东方文明的立场来说,也是一桩大放异彩的事。
对佛教之功绩
佛法传入中国后,在两晋至五代一段时间中,虽然学说的传布极为兴盛,但是不免也遭遇到儒家和道家学术的左右相排,而发生了争论。尤其在宗教竞争方面,佛法更时常受到挫折。在佛教史上,曾有“三武一宗之难”。
三武一宗的佛教之难,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先后四次排斥佛教的大事。
佛教在这四次大难中,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亡,都是禅宗师僧们的功劳。因为禅宗的形式简单,在受排斥的时候,只需要一瓶一钵,只身逃到空山,就可以避祸了。等到乱世过后出山,他们的名望反而更为增加,这也是禅宗对佛教的功绩之一。
佛教在印度的习惯,凡是出家的比丘们,都是靠乞食维持修行的。但是中国的国情不同,认为乞食是可耻的事情,如果长期沿用印度的乞食方式,就会造成社会上不良的印象,佛法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百丈禅师及早看到了这一点,创立了禅宗有名的丛林制度。百丈禅师把出家人集中起来,靠自力耕作维持生活,同时共同修行,这就是丛林。在丛林中订立清规,大家都要切实遵守。百丈禅师更是以身作则,在史料中记载如下:
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我无德,争合劳于人?即遍求作具,不获,则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四方。
宋代程伊川看见丛林僧人出堂的威仪时,不禁叹道:“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对佛教来说,百丈禅师建立了丛林制度,改变佛教修行人的生活形式,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当时有许多佛教徒,认为新制度与原始佛教方式不同,大大毁谤百丈所创立的丛林制度,称百丈为破戒的和尚。
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来,百丈所创立的丛林制度,比军事训练的管理还要严格,比社会组织的计划还要精密。百丈禅师在一千年前创立的这个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才能使佛法在中国保存而不堕,这是禅宗对佛教的功绩之二。
佛法是着重于修行实证的,如果依照教理来说,一个修行人要修行达到成佛,是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才能够成功。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就是太阳系从形成到毁灭。这个如此漫长遥远的时间,使学佛的人是多么的泄气和悲观!
岂不知这个教外别传的禅宗心法,使得学佛的人“不历僧祇获法身”,换言之,娑婆众生,不必经过阿僧祇劫的漫长时间,而可以借着禅宗心法,见性而立地成佛,直截了当。这个禅宗心法的功德,真不知道应该如何赞扬呢。这是禅宗对佛教的贡献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