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项狄传》的作者
在游览期间，斯特恩对伦敦的上流社会了解了很多，这个社会同样也对他了解了很多。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如同他书中的约里克牧师一样，斯特恩腰杆笔直，身材高大，但却骨瘦如柴，大鼻子，厚嘴唇，没有血色的脸庞上闪动着的炯炯有神的、深陷的眼睛，赋予这张把智慧与幽默联为一体的面孔一种好色的神秘。一七六〇年四月号的《皇家妇女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传略，同时被伦敦的大多数报纸转载。直到此时，人们才大体知道这个因为风度机敏、妙趣横生，为所有见过他的人所倾倒的乡村牧师，出身于富贵人家。父亲是一名军官，叔父是约克副主教兼教堂赞美诗领唱，曾祖是约克大主教，他本人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
斯特恩于一七一三年出生在爱尔兰，因为他父亲在其中做掌旗官的第三十四步兵团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以后就撤到那里。他一生的前十年过着一个随军人员过的那种险象环生、朝不虑夕的生活。后来，他写到这些早年的生活：有十来次向新营盘仓皇“撤营”（刚一到，“一切就乱了套”，于是又得搬家），他们家一连有五六个孩子，个个“体质过于娇弱，天生就不会长命”（其中四个“在这种疲惫的旅程中离开了我们”），在这篇悲怆的记述中，斯特恩描绘了一幅充满了挣扎和动荡的漂泊生涯的画面。然而，对于一个男孩子，这种景象多变、情谊随便而混乱，又可扬名四海的生活，未必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对于这位尔后要以含蓄高超的技巧描述我的脱庇叔叔和特灵下士的战斗和回忆的艺术家来说，能与在威廉和马尔博罗麾下于佛兰德斯作过战的人亲密友好地度过童年真是一大幸运。但是这样一种漂泊不定、自由散漫的生活对于一个天生可塑性强、不够稳定、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是不大适合的，于是在一七二三年或一七二四年，他父亲安排他上了学，由约克郡的亲戚们照看。
当他的家人继续从军之时，劳伦斯开始在哈利法克斯附近接受一种零星的教育。据传他在那儿只有在自己愿意并且“挨的打比上的课多”的时候才学习，不过，在那里他为自己写作中反映出来的对法语和古典文学应付裕如的学识打下了基础。从他对哈利法克斯织布业的观察中产生了涉及线索、线束和线网的生动比喻，这些东西在《项狄传》中屡屡出现。读完文法学校后，斯特恩于一七三三年作为一名减费生上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一七三七年，他从该校获得学士学位，一七四〇年获硕士学位。他的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大主教理查德都曾是基督学院的一员，在他之前在这里上过学。
斯特恩大学生活的详请十分缺乏——据说他“读得少，笑得多，有时以为难自己的老师取乐”，他“离开剑桥时得到了一个怪人的名声，但对他并没有什么害处；他有的是才华，如果他愿意发挥的话”——但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还是清楚的。斯特恩继续研究古典作品，他的朋友约翰·霍尔（即后来的约翰·霍尔-史蒂文森）把拉伯雷和其他法国才子的作品介绍给他，他后来在《项狄传》中利用了他们的滑稽故事。对于形式逻辑迂腐的规则，他养成了一种嘲弄性的轻蔑。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后来在“我”父亲的理论、什牢坑驳鸠的故事和视察宴会的辩论中，对它进行了讽刺。他对“睿智的洛克”的哲学和作品推崇备至，因为在洛克的观念学说中他发现了对他自己的善感禀性的一种解释。他后来宣称洛克对他的思想和写作的影响在“他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找出来。一天早上，斯特恩醒来时发现，由于肺部的一根血管破裂，他“鲜血流得满床都是”，而且意识到死神一旦发现了他的住所，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在他情愿放弃这个世界确定的欢乐之前把他领到另一个世界不确定的至福中去——这种意识促使他在任何大大小小的经历和感觉中都尽情行乐，尔后也许把这种意识塞进了他匆匆流逝的岁月中去。
离开剑桥后，斯特恩进了教会，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虔诚，而是因为他在大学追求享乐使他负债累累，也因为他的叔叔雅克，一个老于世故的身兼数职的人，既是克利夫兰副主教，又是约克教堂赞美诗领唱，当时屈尊关注这个年轻人，并认定斯特恩也许在推行他叔叔的计划时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就这些动机而言，斯特恩与他的许多同事不相上下，因为在那时，牧师一职就像律师或者医生一样，通常是个世俗的职业，而不是一种神职，许多比斯特恩还要有来头的异教徒都得意洋洋地穿着法衣。结果，他于一七三八年正式就任他叔叔管辖区的一个村庄林中萨顿的教区代牧职位；一七四一年在约克大教堂得到了受俸牧师的职位；一七四四年在位于萨顿村北面两英里的斯蒂林顿过起了安定生活。
斯特恩是否打算在他的职务要求他去的那个荒凉的地方生活，还是个疑问。但肯定无疑的是，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并不是经常造访萨顿，因为他把萨顿的事务留给一名助手主持，而他自己则生活在约克娱乐中心、时尚中心和教会政治中心的附近。因为就其地理位置而言，约克当时实际上是北方的首府。一年到头许多富有时尚的人家常住在那里；而有些人来是为了在这里过冬，因为在这里有集会，有音乐会，有剧院，有舞会；还有一些人在五月和八月蜂拥而至，是为了看斗鸡和在克耐维斯米尔举行的盛大的赛马会。勾画一下斯特恩的情况并不难，由于在剑桥居住从而使兵营的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变文雅了，以一个单身汉的能耐，跻身于礼堂和剧院、咖啡馆和赛马场的寻欢作乐的人群中，相互问候，开开玩笑，与宗教界和世俗的名公贵胄厮混，在调情和私通中自娱，但眼睛始终十分警觉，时刻在寻找最有利的机会。
正是在这段快活的时光里，斯特恩遇到了伊利莎白·拉姆利小姐，经过求爱，最终结了婚。拉姆利小姐是约克一位牧师的女儿，按照约翰·克罗夫特的说法，她尽管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但却是在“阔绰的环境里”长大的，并且“有很多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为据说她很有钱”。斯特恩温情脉脉地追了她两年，拉姆利小姐终于被在《多情客游记》中找到高超表现的那种催人泪下的情意打动，后来于一七四一年三月，成了他的新娘。然而，即使新郎的情感也无法抑制斯特恩那压倒一切的对滑稽的喜爱，按照一篇同时代人的记述，婚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斯特恩就大讲特讲《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从而使他的堂区居民为之震惊。
这桩婚事让拉姆利小姐的表妹伊利莎白·罗宾逊觉得很有意思，她后来出了名，就是大名鼎鼎的女才子蒙塔古夫人，她是从当时正在巴思进行矿泉疗养的哥哥的一封来信中得知的。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表姐贝蒂·拉姆利嫁给了一名一度迷恋于放荡生活的牧师，他占有一个年薪一百来英镑的肥缺，以后还有望挣得更多。我们这位亲戚会有多大的希望与一个轻浮易变的男人建立起稳定的感情，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她在处理此事时，用的将不是美貌，而是自己的手段。”
的确，几乎从刚一开始，就像克罗夫特所说的那样，“斯特恩和他的妻子就不很谐调”。性格不合——斯特恩性情反复无常，他能否适应与哪个人过循规蹈矩的婚姻生活，很成问题——他们之所以没能和睦相处，“主要是他对婚后生活的不忠”。他们的麻烦不断，其中有一个传言就讲斯特恩夫人如何抓住自己的丈夫与女仆在一起，就用粗暴的“手段”对待他，尔后就精神错乱了，“把自己幻想为波希米亚女王”。另一个传言讲她发现丈夫偷走了他们为女儿存在保险柜里的嫁妆钱就气晕了，醒来后与斯特恩大吵一通，然后就将此事恶意张扬了出去。然而，过错并不能统统记在斯特恩的账上。斯特恩夫人是个难得高兴又从不满足的人，与这样一个人结为夫妻，天长日久，就是对一个不像斯特恩的性情那么飘忽不定的哲学家，也是一种考验。蒙塔古夫人尽管认为斯特恩不是“做好丈夫的那种人”，但她也把她的表姐描述成一个“令人头痛的人，因为她能在一个月内把个个城镇搅个天翻地覆”。她又在另外一个场合写道：“斯特恩夫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女人，优点很多，但是这些优点就像烦躁的豪猪身上竖起的刺，她认为稍有冒犯就立即把利箭射出去；她是不会做一件错事的，但她做正确事情的方式却非常令人不快，要避免与她争吵，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至于斯特恩本人，尽管他有严重的缺点，有时却对妻子万般温存；他关心她的物质享受。她常常生病，斯特恩每次都能精心照料她；他从不责怪她，尽管她花钱大手大脚，而斯特恩完全有责怪的理由。当然，并不是天天都吵吵闹闹的。我们偶尔也会看见这对夫妻一起安排自己的事务，一起去邻居家做客，一起在约克购物，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地驾着马车一起出去。当斯特恩夫人幻想自己是波希米亚女王的时候，她丈夫的滑稽感与好性情合为一体，促使他“怀着对一个戴王冠的脑袋应有的全部尊敬，把她作为女王对待”。“为了劝她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该文继续写道，斯特恩由于喜欢打猎，“便建议按波希米亚盛行的方式追猎。为此他搞了一些袋子，里面装满了豆子，他驾一辆单马轻便马车把妻子拉进一片茬地时，便把袋子绑在车轮上。马车一跑动，袋子嘎嘎作响，便惊起了野兔，灵 就跑去捕捉它们”。约翰·克罗夫特比任何其他描写过这对夫妻的人都更要了解他们。他记述道，尽管斯特恩夫人“常说，由于他们吵吵闹闹，就是英格兰最大的宅子都容不下他们俩，但他们每天还是互写情书”。
结婚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斯特恩生活方式和地位的改变。由于财力不足，也许起初是因为想和他的新娘在约克定居，他很快就搬到那座郡城北面八英里的萨顿，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过着一个乡村牧师，后来又是乡绅地主的幽静生活，只是偶尔才打断一下。
斯特恩管理着两个堂区，礼拜日早晨在萨顿布道，下午在斯蒂林顿讲经，毫无疑问，用的是同一篇布道文；他关心自己的堂区居民，尽管他有惊人的审慎，但并不克制自己附带享受一下乡下的欢乐。克罗夫特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闲话”，不过却又是真话：一个礼拜天，斯特恩走过田野到斯蒂林顿去讲道，他的猎犬惊起了一窝山鹑，据说，斯特恩“立即回家去取枪，而把在教堂里等他的教徒扔在那里不管”；还有一次，正当斯特恩滑冰时，“池塘中间的冰破了，他掉进了水里，因为他与他的教民不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救他”。由于斯特恩的脾气变化无常，他那些稳重实在的乡下邻居“一般认为他是个疯子，或者是个呆子”。就像约里克牧师的情况一样，（斯特恩的）“那股锐利的疾风，一天中总有十次让他冒犯别人的索具”。然而，有关他主持仪式的记录则显示了他对自己的教友关怀备至。除了几次像克罗夫特所记录的偶发事件，他似乎与自己的教民们相处得相当和睦。
作为约克的一名受俸牧师，斯特恩积极地参与教区的政治活动；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还经常替其他牧师在大教堂布道；还不到三十岁，就挑选他在大教堂里在一个新上任的大主教面前做首次布道，他在约克的特殊场合发表的两篇布道文印成了小册子销售——其中的一篇《良心的滥用》是在“众多品格高尚的绅士”的“一致要求”下出版的。斯特恩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所以把它放在《项狄传》第二卷里，作为约里克牧师的布道文呈现给更广大的公众。的确，作为一名讲道者，总的来说，斯特恩似乎是成功的，尽管由于大出血嗓音不够洪亮。通过宣讲的训练，又由于对戏剧和艺术感兴趣，斯特恩从而意识到了姿势和手势的重要性，所以他后来在《项狄传》中细致入微地描写有启发性的人体的姿势时表现得独树一帜。
从事牧师活动的同时，斯特恩还雄心勃勃，全面兼营农业。他的产业逐年增加。斯特恩夫人烦躁不安地忙着处理家务和她的“鹅”时，斯特恩却潜心于改良土地，大幅度地增加大麦、燕麦、油菜、小麦和土豆的收成。但是他干过了头，到头来收获不多，得到的只有从他貌似增长的家产和财富中产生的辛酸。的确，务农带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项狄传》中描写我父亲“计算牛沼所需的修剪、烧草、筑篱等等这些简单花销”这段文字，它似乎是对他自己过大野心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因此，为什么斯特恩在一七六〇年要从务农中解脱出来，转向从事更有意思、更劳有所得的文学就很好理解了。
在年复一年的播种和收割、坚信与布道中，斯特恩并没有忽视自己的娱乐活动。他打猎滑冰，乐此不疲，我们已略知一二。除了这些高强度运动，他还增加了一些平静的娱乐，就像特里斯舛·项狄一样，“在月亮的某些盈亏变化中间……既当琴师，又当画匠”。“他的娱乐并不固定。”斯特恩在当地被称为疯子，克罗夫特对个中的原因做不充分的解释时写道。“他一度常常拿起枪来射击，直到变成一名神枪手，然后他又拿起笔来画画。”起初他的艺术典范是贺加斯，斯特恩模仿他的风格，并把他的《美的分析》推荐给《项狄传》的读者；后来，斯特恩的风格变得更为理想化，也许是因为与克里斯托弗·斯蒂尔及其学徒乔治·罗姆尼有过一次短暂的交往造成的。斯特恩对绘画理论和绘画历史的了解从《项狄传》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在这本书中，斯特恩提到了大量的艺术术语和批评标准，提到了很多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在斯特恩对特灵和“我”父亲的演说姿势所做的细致描写中，在他根据德·帕尔斯的“画家的尺度”而对他的模拟献辞所做的精确分析中，在他对假冒的鉴赏家的批评“尺度”所表现的不耐烦的态度中，在他的关于“那些意大利艺术家的Poco più和Poco meno——那难以察觉的稍强或稍弱像决定雕像中的精确美丽的线条那样决定句子里的精确美丽的线条”的狂文中，斯特恩展示了他对艺术的精通和热情。他的结论是，一个作家确实很像一个画家：各自都必须知道他的素材的哪些部分“他应当投到暗处，——哪些地方他应当放到明处”；各自都不得不在两害之间做出选择，认定“违真情有可原，反美则难以宽恕”。
当放下画笔拿起琴弓的时候，斯特恩既能拉小提琴，又能拉大提琴，琴艺娴熟，至少也能在朋友的聚会上助助兴；《项狄传》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音乐知识绝不亚于他的绘画知识。其中有名的证据有吹出了“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的可怜的玛丽亚的故事，有约里克用来评价自己布道的奇特的音乐“角色”，还有特里斯舛用来惩罚那些敏感听众耳朵的用跑调的克雷莫纳小提琴演奏的幕间音乐会。斯特恩经常通过精确地描述某个词或词组的发音，用“无数的音符、曲调、土音、唱腔、神态……口齿”以区分情感的细微差别。例如如果“我”父亲不是“把手搭在你的胸口上……用的是argumentum ad hominem
的性质绝对需要的那种温柔的、不可抵御的轻声”来加强的话，他那迂腐的论据会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不论是在委婉细腻，还是在雄浑有力的篇章中，斯特恩风格的细微差别一再证明了他对和声有一种灵敏而又训练有素的欣赏能力。斯特恩认为：“不管怎么说，写一本书也就像哼一支歌——您只要使它合您的调门就行了，小姐，您把它提多高还是压多低并不重要。”从而，又一次揭示了在他的脑海中各种艺术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项狄传》未来的作者最重要的娱乐则是读书。在漫长冬季的白天和夜晚，当天气或他的健康状况把他幽禁在牧师住所里时，斯特恩就通过博览群书来消遣，并充实他那敏锐的头脑。当他写自己的著作时，他的记忆中最为活跃（有时就放在手边）的是拉伯雷、塞万提斯和伯顿的《忧郁的解剖》，他把这些人的思想、措辞以及风格技巧加工改造为自己的东西。他喜爱的程度以及其对《项狄传》的贡献仅次于上述几位的是蒙田、伊拉斯谟、贺拉斯、培根、斯威夫特和霍尔。但斯特恩对文学总体上都很熟悉，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很熟悉各种各样的专门学科，从医学到传记、历史和政治学。他熟悉重要的神学和哲学著作；非常了解法国拉伯雷的追随者及英国新古典主义的才子们；他似乎对“我”的脱庇叔叔“夜夜熬个通宵以狂热的研究烘干（他的）血液”的那一长串军事著作的大部分都有直接的体验。通观斯特恩的作品，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和风格里渗透着洛克的影响，在节奏和措辞上弥漫着莎士比亚和《圣经》的影响。
然而，尽管博览群书，斯特恩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才思活跃敏捷，有时表现出一种直觉上的逻辑，但缺乏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他的才智受感性的支配，没有产生出什么重大的观念。从该词最好意义上说，他甚至算不上一个饱学之士：《项狄传》的“博学”十之八九都是从编纂者那里借的二手材料，引人注目的是伯顿、贝尔和钱伯斯。更确切地说，斯特恩有一个剪贴簿式的头脑，里面收集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不管它们是否重要，来自何处。这就是他的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古怪的学识、露骨的废话、模棱两可的俏皮话、专业科学、哲学和神学著作饶有兴味地混合在一起，——这个“剪贴簿”年复一年地在萨顿那座安静的牧师住宅里塞满了这些东西，后来经过优化改造，有时候还进行奇怪的组合，在《项狄传》的字里行间再现出来。
但是，就是在萨顿过乡居生活期间，斯特恩的娱乐生活并不是局限在自家的火炉边。他和夫人经常出去拜访他们的“挚友”，即住在斯蒂林顿庄园的克罗夫特一家，一起吃晚饭，听听音乐，讲讲故事或说说笑话，消磨一个晚上。偶尔，他们也会与福肯伯格勋爵及夫人在纽堡小隐修院吃饭打牌，每过一两个礼拜，只要道路好，健康状况允许，斯特恩就会驾着马车去约克维持他的社会和职业交往。斯特恩夫人常常陪他前往，上市场买点东西，看望看望自己的朋友，斯特恩则逐一走访一下他的朋友，或参加一下礼堂里举行的音乐会，或者闲聊，或在乔治客店的咖啡屋里聊聊天，了解了解世界新闻。乔治客店“是家大客店，那些喝酒不多，不想多花钱的人，可以在那里看看报纸”。然后可以坐车去看望朋友，去萨顿以东的三十五英里的时髦的海滨胜地斯卡伯勒喝喝矿泉水。
不过在这些外出旅行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是在他剑桥的朋友霍尔-史蒂文森家快乐的逗留。霍尔-史蒂文森在结束了国外之旅后就结了婚，并隐退到家宅——骷髅堡里，这是一堆用扶壁加固过的怪诞的平台和角楼，怪凄凉地耸立在一潭死水似的护城河上。距海滨索尔特本两英里半，主人重新给它起了个特别的名字：“飘摇堡”。斯特恩偶尔和他的酒肉“同伙”, “疯魔社”的成员们在这里过上一两个星期。“疯魔社”是十来个约克郡的牧师和乡绅组成的不敬神灵、大吵大闹、头脑发疯的小团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梅德门纳姆修道院臭名昭著的“修士”的作风，他们聚集在斯克尔顿，白天骑马，打猎，钓鱼，晚上喝着勃艮第葡萄酒，唱歌，谈笑，“狂欢”。在晴朗的日子里，斯特恩和他的主人常骑马到吉斯伯勒看望一个寡妇和她的女儿，或者去索尔特本度过许多令人愉快的下午，在平坦的海滩上赛车，“一只轮子浸在海水里”，一口气跑上五英里。也许，这么多次来“飘摇堡”做客跟《项狄传》中癫狂的幽默的关系比斯特恩一生中的任何事情所形成的还要密切。霍尔-史蒂文森拥有一个“优雅的书房”，据说，斯特恩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稀奇古怪的图书，给他自己的书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知识。那些放肆的故事、下流的笑话，以及拉伯雷式的拉丁双关语，斯特恩的“同伴们”用它们缩短了漫长的冬夜，它们毫无疑问也给《项狄传》提供了许多笑料、模棱两可的俏皮话和粗俗的双关语。霍尔-史蒂文森实际上出现在书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了谨慎而有告诫作用的尤金纽斯；聚到一起喝他的勃艮第酒的这群古怪而又幽默的人也具有一些特点，通过把这些特点与对他人的观察以及书中的一些记忆融合在一起，斯特恩创造了特灵、“我”的父亲和“我”的脱庇叔叔这些不朽的形象。
然而，《项狄传》的创作是斯特恩参与宗教政治活动的结果。雅克·斯特恩起初之所以帮助自己的侄子，据说，是希望侄子会对自己有用。一开始，雅克·斯特恩发现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资助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几年内这个牧师写了一些政治性的小册子，还给报纸写了一些“恶劣的信”，成功地支持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和本地的辉格党人；虽然缺乏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但很有可能在一七四五年动荡的几个月内，当托利党和辉格党，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界线呈现出危险态势的时候，斯特恩又一次用手中的笔支持了他叔叔的党派。毫无疑问，他对罗马教会的强烈偏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当时他的叔叔过于热心地深挖细找了所有的雅各宾党人和天主教徒，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想像的。斯特恩对于托利党的一个嫌疑分子，作家、古文物专家兼著名的产科大夫约翰·伯顿医生非常厌恶，所以后来在《项狄传》中把他用漫画的笔法写成了斯娄泼医生，那个“矮小、敦实、猥琐的”旧教信徒和男接生员。斯特恩反对天主教会，认为它是“一个金钱体制，千方百计操纵人的情感和弱点，而他们自己的口袋却装着扒窃来的东西”，它的历史总是离不开“残暴、凶杀、劫掠和流血的场面”，所以用一贯使用的言词抨击，直到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天主教徒既讲人情，又性情快乐。
然而，在那几年的某个时期，这位赞美诗领唱和他的侄子关系冷淡了起来，到四十年代末，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公开的深仇大恨。按斯特恩的说法，之所以产生争吵，“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报纸上写（政治）文章”；按当地的议论，说这两个人“闹翻是因为这个领唱最宠爱的情妇有了劳伦斯的孩子”。不论什么原因，雅克·斯特恩拆侄子的台比当初扶持他更加积极。他从初露的小小端倪想出一种绝活，把这个年轻人永远搞臭：他设法让斯特恩的寡母和妹妹寄宿在一个慈善机构，很可能是一个关押债务人的监狱里。因为她们长期以来纠缠这位教区牧师要钱，公正地说，超过了他敢给自己的妻子和幼女的数目——“正是这个地方，”斯特恩告诫道，“一个无情的传闻可以对我（作为一个牧师）造成最实际的危害。”——然后雅克散布流言，说她们之所以到那里去，是由于斯特恩不管她们。这一招十分灵验。有证据表明斯特恩与母亲争吵后最终言归于好，继续给钱赡养母亲；然而，斯特恩从来也没能完全平息四处迅速传播的流言。后来拜伦的嘲弄使它成了警句，永远流传下去：“斯特恩那只狗，宁愿对着一只死驴哀鸣也不肯救助自己活着的母亲。”斯特恩在《项狄传》中写道：“整个攻击计划马上就实施了，——盟军方面毫不留情，——约里克则根本没有想到有与他作对的计划实施，——以至于他，好一个随和的人！满有把握地以为他的提拔机会正在成熟时，——他们已经摧毁了他的根基，他便倒下了，就像在他之前已经倒下了许多志士仁人一样。”
在这次打击的以后几年里，这位蒙受羞辱的教区牧师不再积极参与牧师会政治。但在一七五八年，大教堂教长约翰·方塔尼和约克郡律师弗朗西斯·托法姆之间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经过多年的钻营谋划，弗朗西斯·托法姆占有了与约克主教管区有关的大部分法律事务所。斯特恩用斯威夫特的笔法就这两个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长期斗争的高潮和结局写了一本针对弗朗西斯·托法姆的辛辣的讽刺作品，题名为《政治传奇》。这本后来被叫做《一件温暖而又舒适的风衣的故事》的小册子，在一七五九年初印刷出版。第二年，伦敦的报纸报道说：“世界上所有严重的争论都不可能造成这次争论所带来的后果。”尽管这本妙趣横生的作品在一片嘲笑声中戳穿了托法姆博士的自命不凡，但它的流传却有损于牧师会整体的尊严，最后，斯特恩接受了别人的劝说，同意将它付之一炬，只留下寥寥几本。但是，这本作品使他的朋友十分开心，这就煽动他去试着再写一本讽刺幽默作品，不要中途脱逃。据说，“直到他写完《风衣》以前，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作，更别说用幽默逗读者发笑了。”这种妙语预示了他尔后的讽刺技巧以及“我”父亲和“我”的脱庇叔叔的爱巴马儿。它的成功使斯特恩大受鼓舞，便开始认真地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从《政治传奇》灰烬中诞生了《项狄传》。
从一七五九年一月底开始，斯特恩“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到六月他就已完成了开头两卷小说的初稿。尽管他满怀热情，但也有消沉的时候。一次，当斯特恩把小说中的一些散页读给斯蒂林顿山庄的一群人听时，他的几个听众睡着了，“斯特恩对此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把手稿扔进火里，要不是克罗夫特从火里抢出了烧黄的稿子，这部作品就永远湮没了。”他的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对他小说中的粗俗部分提出抗议，认为这不合牧师的身份。对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回答的：“注意名声就会浇灭他火样的激情，就会阻碍幽默的奔流，如果他还想继续写下去，希望有人阅读，他切不可留心自己的饰带或法衣。”对另一个朋友，他则猛烈抨击了“这种低级的谨小慎微的德性”，而且在替自己辩护时，把自己的名字与那些具有他最喜欢看到的这种美德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不认为我走得有斯威夫特那样远——他还与拉伯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我跟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斯威夫特说过我不敢说的数以百计的事情，除非我是圣帕特里克教堂的教长。”由于经费困难，当地的书商和伦敦的多兹利兄弟都不想冒险出版这么一部史无前例而又颠三倒四的作品。但是，斯特恩修订了他的著作——他写道：“我烧毁的才智比发表的还多。”一个朋友慷慨解囊，借给他“一百英镑来印书”，两卷书于十二月末出版；一七六〇年三月、四月和五月，我们已经看到，这位欢快的作者作为伦敦的要人在到处招摇。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斯特恩乘着自己的马拉的自己的马车，载誉回到约克郡。不到三个月前，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连去伦敦的开销都支付不起，但现在也许是英格兰最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在首都的一群朋友打赌，一封写给“欧洲特里斯舛·项狄”的信也会送到他的手中。克罗夫特写道，这封信“邮到约克郡，在去萨顿的路上迎候斯特恩的邮递员脱帽把信交给了他”。回顾斯特恩呆在伦敦的那段时间，克罗夫特宣称“他的虚荣骑上了他最慢的爱巴马儿，随他纵横驰骋，不受任何限制，他也四处吹嘘他从未享有过的青睐，并且……自以为他的人品为女士们所倾倒，因此他把思想完全转到对女人献殷勤上。”毫无疑问，习惯于见快乐决不放过的斯特恩尽情享受着自己的胜利果实。然而，他已经意识到他这种名声很不牢靠，他把自己比做“一个时髦小姐，人人都想追她，因为这就是时髦，她也许两星期后成了街头女郎，想跟斯特尔下士混一顿饭吃都做不到”。
的确，即便在斯特恩还没有离开伦敦的时候，一种对他本人和作品不满的潜在的暗流便开始显露出来。在不了解《项狄传》的作者之前，许多读者都曾赞扬过这本书，但当他们得知该书的作者是一个牧师，他舍弃了自己牧师的饰带和法衣，追求小丑的帽子和铃铛时，便三缄其口了。一些文人也对该书大加指责：沃尔浦尔认为它平淡乏味；戈尔德斯密思认为它粗俗、唐突、空洞；理查森认为它跑野马，不连贯，不得体。后来，索多和马恩的主教“偶尔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便把它改名为《不知羞耻的项狄》。总是喜欢大造声势的报界发起了攻击，连篇累牍、充满敌意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刊上，有些指责是严肃认真的，而更多的则是瞎起哄，嘲弄斯特恩的淫秽。在许多讽刺诗中，一首书信体的假托是项狄写给牛津大学神学专业的学生的，规劝他们努力提高的学业不是神学，而是秽语，在这一方面，要学习他的榜样。一篇代表性的散文攻击，突然变成了对小说及其作者的一种挖苦性的赞歌：
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满篇是调笑脏话。但最出色的一点是——也许你还不知道——特里斯舛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牧师[谢天谢地，不是遵从国教惯例者]——注意那牧师！你可认识那样一个快活的神职人员？——他可有讲粗话的诀窍！——他可把宗教开尽了玩笑！——他把一篇布道文引进下流故事，用插话的形式让讲道者赌咒发誓，你将作何感想？……在这种教诲中没有STERN的东西可言——Nomini nulla fides。
然而，许多铺天盖地压在“诙谐得粗俗的约里克”头上的批评应该指向那些源源而来的批评和拙劣地模仿《项狄传》的粗俗廉价的小册子才对。当那位敏感的世界公民问他的书商为什么会写出像斯特恩那样的著作时，他被告知，“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销售；除了针对它的批评，随后推出的书没有一本比它更畅销。”在杂七杂八的模仿之作里，许多纯属假冒伪劣的笑料，斯特恩的美不可企及，而斯特恩的暗示则完全被庸俗化了。“有一本批评特里斯舛的小册子，”斯特恩读到了其中的第一本后叫嚷起来，“我希望他们再写一百本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些信笔乱画的蹩脚文人的作品，潦倒文化的陈词滥调把他吹上了天，但他们的口气却臭不可闻；还远远没有数到一百本，斯特恩就嚷道：“上帝饶了我吧，我是这些粗俗作品的祸根。”
离开伦敦的前几天，他设法出版两卷人们长期等待的《约里克先生的布道文》，还附上了一份长长的赞助者名单，几乎囊括了英国当时所有的名流，以“平衡”他的人格，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增强人们对他的异议。人们普遍指责这两卷书的书名趣味低下，一位最激烈的批评家在五月号的《每月评论》上愤然宣称，该书是
基督教创建以来对良知和体统的最大冒犯——即便是在异教风行的日子里，这也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冒犯……这个约里克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听说过一个叫约里克的小丑——我们还在一本黄色传奇里读到过约里克这个名字。但从小丑和荒唐可笑的传奇作家的嘴里传达严肃的宗教指令合适吗？谁真相信一个诚挚的牧师会穿着滑稽小丑的衣服登上讲坛呢？
但这些布道文，正如斯特恩在序言里所说，“主要是弘扬慈善以及一切以律法和先知为依托的那些类似的品德”，而且这些布道文“发于情，而不是出自理”，所以几乎受到普遍的赞扬。刚刚所引用的那位《每月评论》的评论家，尽管对使用约里克这个名字怨气冲天，但又宣称这些布道文“在用英语写的这类作品中……是写得最自然、最纯净、最优美的；尽管里面找不到多少动情和虔诚的色彩，但还是不乏描写人心灵和情感的微妙的笔触，把这些现象分离出来考虑，正是思想具有博大的仁爱、和善、善感的表现。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道德说教文章，确实，都值得高度称道，同样也适合娱乐、教育细心的读者”。大多数有品位的批评家和读者都同意这种看法。这些布道文宽泛而又轻松地谈到了宗教的世俗利益和慈善的快乐；由于有从宗教和世俗历史中抽出来的生动的戏剧插曲和人物素描，所以使这些布道文更加生动活泼；而且写得文笔流畅，又把口语的灵活多变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对于那位对“斯特恩其人”不大喜欢的约翰逊博士来说，这些布道文不过是超度杯“表层的泡沫”而已，只可在乘驿车旅行时阅读解闷：“如果由着我的性儿，”他咕哝道，“我是不屑一顾的。”
与此同时，为萨顿和斯蒂林顿安排了一个副牧师，并清算了自己农庄上的抵押和租约后，斯特恩便把家迁到了科克斯沃尔德，“与萨顿相比这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在斯蒂林顿北面八英里左右的地方。在这个他命名为“项狄家宅”的低矮、零乱、有山墙的住所里，他开始着手第三、第四两卷的写作。昔日在伦敦给斯特恩一袋几尼，还给了“书以改进他的风格”的格洛斯特主教这时给斯特恩写了信，劝他写“有用”的作品，避免“冒犯体统和良好风范”。这位幽默大师回信满口应承他“自觉自愿、心领神会”, “不会得罪任何人”，但同时又说他担心“在写《项狄传》这样一本书时，把里面的一切都肢解为束手束脚的幽默也许非常困难”。他愿意尽力而为，“尽管，大人，我也愿意开怀大笑”。他笑着写主人公的断鼻子和怪名字，笑着再现了厄努尔夫的可怕的咒语，从而含沙射影地攻击了一下天主教，笑着在什牢坑驳鸠的故事和视察宴会的记述中对哲学和宗教中的经院习气做了轻松的讽刺，笑着对迂腐的批评家做了笼统的攻击，而对《每月评论》上的这类人进行了具体的抨击，笑着把序言放错位置，散失一章，议论具有下流暗示的鼻子，斯特恩这样一路写下去——尽管也想在“修剪、挖掘、开沟、除草、砍去老根、运走垃圾”时偶尔放松放松——一直苦干到十二月，圣诞节前的一周，他前往伦敦，关照新写的两卷付印出版。
斯特恩的第二次首都之行比第一次更热闹。“自到这儿后，我就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他在写给斯蒂芬·克罗夫特的信中说（至于“我最最亲爱的小咪”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这儿，去年还只有一个朋友敬重我，而如今已有三个。”当《项狄传》于一七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问世后，除了一个批评家，其余的都对斯特恩心怀不满，因为他们指责他以约里克的名义出版他的布道文，他断然拒绝接受，还由于他显然讽刺了他们行当的“规矩”，因此他们攻击这部作品枯燥乏味、毫无幽默可言。这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尽管第三卷就已经相当不错，但第四卷却是斯特恩迄今创作出的辉煌之作；尽管批评家大肆攻击，但书还是十分畅销。“全城一半人咬牙切齿地痛骂我的书，另一半人则把它捧上了天，”斯特恩在二月份写给克罗夫特的一封信里写道，“——好在他们骂归骂，书还是照买不误，既然这样，我们就得尽快出第二版了。”一个月以后，持续不断的指责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再次把自己与两位伟大的讽刺先辈联系起来。“如果对手们知道他们的痛骂和恶意反倒帮了我和作品的忙，”他宣称，“他们就会安静一点——不过这也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命运。他们发现，成名之路，如同上天之路一样——必须经历磨难，我必须谦逊如一，直到我有幸受到的攻击像拉伯雷、斯威夫特一样多；因为我受到的迫害还不及他们的一半。”
社交季节结束了，到六月下旬，斯特恩乘驿车返回约克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履行他的堂区职责。他定期布道，关心他的教友。在国王加冕日，他款待全体乡亲用的是“一整头大烤牛……牛头也没有割掉，牛角经过装饰”。这段时间，他的家庭生活一帆风顺，《项狄传》第五、第六卷的写作往前进展。“乘着我为妻子买的马车出行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那年初秋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莉迪有一匹她特别喜欢的小马。——在她们玩乐的当儿，我就赶写我的特里斯舛。我想，这两卷是最好的。——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写下去，事实上，这就是我的爱巴马儿：我太喜欢脱庇叔叔的幻想性格了，以至于我也变成了一个空想家。——我的莉迪娅替我抄写书稿，我的妻子则一边打毛衣，一边听我读稿子。”
不可或缺的几章写完了，十一月底，斯特恩又到了伦敦。就是这一次，在约舒亚·雷诺兹爵士家里，发生了他与约翰逊博士唯一的一次为人所知的会面。据说，这位字典编纂家说道：“在最近我参加的一次社交聚会中，特里斯舛·项狄自我介绍了一番；特里斯舛·项狄难得坐下来，他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写一篇给斯宾塞勋爵的献辞；他sponte suâ从口袋里把它掏出来；说sponte suâ，是因为没有人请他读；他就开始朗读起来；没读几行，sponte meâ，先生，我告诉他说那根本不是英语。”据说，当晚，斯特恩传看了“一幅下流得连妓院都不高兴看到的素描画”，看到这种情形，约翰逊博士便离开了房间；后来他告诉雷诺兹小姐，他“宁肯放弃同她哥哥交往的荣幸，也不愿会见像斯特恩这样一个无耻的牧师”。
批评家们一直翘首等待《项狄传》最新的几卷问世，好卷土重来，攻击斯特恩的低俗。可是当他们读了新出的两卷之后，其中展示的新颖、丰富、出人意料的幽默和动人的情感使他们又惊又喜。特灵对死亡的评述，“我”的脱庇叔叔的战役，勒菲弗的死亡，处处为人倾倒；脱庇叔叔的誓言被称为“天才的幻想”；勒菲弗的故事几乎全国每一家报刊都转载了。斯特恩和他的作品享有了空前的声誉。
但小说家来伦敦时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在伦敦的紧张应酬引发了他害过的最严重的肺出血。他必须找一个气候温暖、对他的肺比英国更相宜的地方长期休养；因此，安顿好万一他客死异国的后事后，他于一七六二年一月初开始了与“跨着大步的无赖似的骇人的罪人”——死神的有名的赛跑。他的“蜘蛛腿”几乎支持不住他了，他的声音已经细若耳语，面孔像洗碗布一样，没有血色，他说。而他的精神，正如他在《项狄传》下一卷里所说的那样，从来也没有
遗弃过我，也从来没有把那些出现在我的道路上的物体染成黑色或病恹恹的绿色……死神来敲我的门时——你命令他下次再来；而且用的是一种如此漫不经心的欢快语气，以致死神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
“——这件事肯定出了什么差错。”他说……天哪！我要给他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我要飞奔到加龙河畔，我说道，一次也不回头往后看……Allons！我说；车夫啪地甩了一鞭——我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似的离开了，跳了六七下就进了多佛尔。
意外地受到巴黎“总是清纯、宜人”的空气和一到那里受到的“出乎意料的欢迎”的刺激，这个面色苍白、身着黑衣的人健康改善得很快，于是他在法国的首都呆了半年，才开始南下。他在给加里克写的信上说：“特里斯舛在这里几乎跟在伦敦一样有名，至少是在你们这些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中间如此，他把我引进了许多圈子（简直就像在伦敦）……我也把许多人变成了项狄主义者——因为众所周知，我比以前项狄化了五十倍，胡说八道得比你以前听到的还要多。”霍尔-斯蒂文森的一位朋友托罗特先生在这段时间见过斯特恩，他写道：
我有时都嫉妒我们的朋友斯特恩先生的快乐性情；对于这个幸运儿来说，一切都是色彩斑斓的。其他人觉得忧郁和哀伤的东西，在他的眼里都呈现出一派快活欢笑的景象。他唯一的追求就是快乐；但他不同于有些得到了快乐却不知道如何享受的人，因为他把快乐之杯饮得一滴不剩，仍然意犹未尽。
但到了春天，正一心安排让夫人和莉迪娅去国外与自己团聚时，他又旧病复发。此后，他主要关心的就是舒舒服服地让自己和家人去图卢兹。
在“炎热得如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火炉”一样的天气里，南行的旅程持续了三个星期。对此，斯特恩在《项狄传》第七卷中给世人做了理想化的描述。舒舒服服地安顿在图卢兹后，斯特恩坐下来把脸转向飘摇堡寻求灵感，并开始“诱惑脱庇叔叔，我让他一头栽到爱河里”。但即使是“在这些欢乐的平原上，在这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斯特恩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工作难以有多大的进展。经济拮据，他认为“法国人永远的平庸”所造成的思想厌倦，“与疟疾、热病、大夫进行不懈的斗争”，凡此种种，都令他苦不堪言。春天他离开了图卢兹，总是满怀希望地辗转各地，在蒙彼利埃过冬。但他的心仍留在英国，把妻子、女儿舒适地如愿安顿在法国后，一七六四年早春，他踏上了归程。在途中，他又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见到了最近被逐出下院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和其他一些英国同胞——他热情地称他们为“善良慷慨的人”，他忍不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城市里过着粗服乱头放浪形骸的生活”，一直到五月末，他才离开“无用之邦”，再渡海峡，去“见我的妻子约克郡教堂”。
然而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他的妻子教堂又苦熬了一段时光，因为斯特恩在伦敦花了几个星期拜访朋友，在约克享受夏季的欢乐，花了两个月；又在北部海岸最时髦的海滨胜地斯卡伯勒度过了两周的“交游玩乐生活”。九月底，他终于在科克斯沃尔德定居下来。他让他的副牧师去管理他的教徒——断言他的肺永远不允许他再布道了。于是，他便在“哲学棚屋”里坐下来，因为脱庇叔叔的恋爱仍在那里缓慢地进展着，他又想出新招从自己在国外的漫游中挤出一点油水来。没有费多大气力，他便写出了“有史以来旅行家或旅行作家计划或进行过的最别致的一次法国旅行的游记”；在对自己前几年合乎习俗的几卷处理不当先做了一番说明后，这一部分被安置在第七卷中，而把脱庇叔叔和沃德曼寡妇的爱情留给了第八卷，好让读者抓住他的一团乱麻的主线。一七六五年元月，新的两卷在伦敦出版后，由于格调轻佻，由于按旅游手册铺排他的旅行，由于昂杜莱女修道院院长的故事的粗俗，他遭到了讽刺挖苦；但它们的一些巧妙的插曲、文雅的幽默都深得公众的青睐，所以非常畅销。
斯特恩在伦敦的社交季节，尽管像过节一样快乐，但临近结束时却被疾病中断了，他便前往巴思休养了一个月，坐着让庚斯博罗给他画了一幅肖像，并且与一群漂亮的寡妇和少女“厮混”。由于不计其数的打情骂俏，巴杰特把斯特恩称做“与漂亮娘儿们鬼混的老不正经”，未必反感的萨克雷则攻击他是一个“不中用的老流氓”。斯特恩的自我辩白很可能是诚实的，他说：“我的头脑中总得有一个情人——它能使灵魂平静……不过我谈恋爱用的是法国人的方式，注重情感——（他们说）l'amour n'est rien sans santiment.”尽管斯特恩向一位巴思情人把自己描述为“纯属精神生活，没有任何婚姻目的”，但至少另有一个情人，在她身上他愿意“享尽余生……即便我没有立锥之地”。
一七六五年的夏天斯特恩是在约克郡度过的，只要他经常性的肺出血稍有减轻，他就努力扩充他们的布道文第三、第四卷的赞助名单，这两卷在当年冬天出版。“你看见我的第七、第八个不肖子了吗？”他问一个朋友，当然，他指的是《项狄传》的最新两册。
我生下了两个与教会更加相关的东西，我正在为它们悔罪——它们（又）将进行自我惩罚。大约在九月中旬，可望等着包裹——以约里克第三、四卷的形式面世。你必须知道，这些作品将在我的项狄式的性格里保持一种平衡，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被我的朋友和在赞助蔚然成风以后曾在一部书前面露过脸的众多的最显赫、高贵的人士推向世界——我感到难过的是你的名字没有包括在朋友们的名字中间——没有出现在它有权进入的那种有地位的人士中间——所以还是让我把它写进去吧。
这样叫人难以推脱的请求自然不会被置之不理，当总共近七百名赞助者的名单公之于众时，它实际上囊括了当时英国的所有名人，还有法国的克雷比永、狄德罗、德·霍尔巴赫和伏尔泰这样一些名流。
斯特恩在伦敦停留，只是为了把他的布道文交给贝克特。贝克特元月将它出版。然后，他就尽快前往欧洲大陆，因为他要在法国和意大利过一个“欢乐的”冬天，跟新朋老友玩乐，探望夫人和莉迪娅，搜集素材，这些材料再跟先前旅游的回忆融合在一起，后来他又加以改造，使《多情客游记》篇篇生辉。一七六六年七月，他又回到科克斯沃尔德他那“平静的隐居所”，着手写下一册《项狄传》。然而，由于心头被愁云笼罩，工作便进展缓慢。肺出血又屡屡发作；他发现自己不能再尽堂区职责，这也令他惴惴不安；妻子又大肆挥霍——几乎比在法国说定的数额翻了一番，虽然他从未向她抱怨过，但总是忧心忡忡。据目前所知，那年夏天，他只公开露过一次面；但就这仅有的一次，也让他声誉鹊起。由于约克公爵的光临，那个季节的赛事比以往更加声势浩大，喜气洋洋，好始好终的最后一幕是，礼拜天他们请早就认识公爵大人的斯特恩在大教堂于公爵面前登坛布道。就在这个几乎三十年前他一举成名的地方，斯特恩宣讲了一篇被伦敦各报报道的“精彩演说”，这也是斯特恩在彼得大教堂的告别辞。
一七六七年一月一日，斯特恩乘驿车去伦敦，“又产下一仔”——事实证明，这是最后一个“项狄嫡传”。斯特恩很快就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赴宴、看戏、聚会的漩涡。月底，印有献给当时的查塔姆伯爵皮特的优美献辞的单卷本《项狄传》问世，使他高兴的是，“最受人们的青睐”。因为脱庇叔叔爱情故事的令人震惊的结局，再加上——用柯勒律治的话说——“恣意调笑”，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的确，还有一些被激怒的人甚至写信给斯特恩的好友约克大主教，暗示应当解除这个不轨的牧师的圣职。但大多数批评家已经把他看成了英国的拉伯雷，对他的新作大加赞赏。《评论报》写道：“我们希望这本书更能照顾一点纯真男女的耳朵；但可能，在拉伯雷已出现过后的所有作家中，只有特里斯舛最有资格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在屋里踱着步说‘谁敢与我比肩’。”脱庇叔叔的爱情故事和打乱的章节被认为十分有趣；但对“像大风天的轻云一般，飞过我们的头顶，永不复返”的时间的动人的感叹，对“曾经坐在我爱戴的塞万提斯从容的笔端的最甜蜜幽默的文雅精灵”的抑扬顿挫的祈祷，以及关于“坐在河岸上，用笛子吹奏晚祷曲，她的山羊卧在她身旁”的玛丽亚的缠绵的田园牧歌——凡此种种都是华美的篇章，在全国各种报刊上转载。这些篇章，连同勒菲弗的故事，脱庇叔叔与苍蝇的小事在斯特恩多情的同时代人看来，都是作者天才的最优秀的创作，应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正是这年冬天，在伦敦的宴会圈子中，斯特恩邂逅了伊丽莎——伊丽莎白·德雷珀，并且向她求爱。伊丽莎白·德雷珀是东印度公司驻孟买的一位官员的妻子，当时二十二岁——这是斯特恩风流一生中的一次很大的感情冲动。她是一个迷人的女郎，明眸善睐，有一张“我所见过的最美的鹅蛋脸”，对于一个孤独的五十三岁的病夫来说，她活泼的谈吐、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可以肯定的是，斯特恩对德雷珀夫人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身为一个“没有一星半点性欲”的慢性病人，他毫不隐瞒自己对德雷珀夫人的迷恋。他的话与其说是求爱者说给情人的，倒不如说是父亲说给女儿的。然而，很快，他便写道：
我的妻子已经来日无多……我不知道哪个女人，比你更适合代替她……我所缺乏的青春，将由机智和幽默来补偿——斯威夫特爱他的斯黛拉，斯卡龙爱他的曼特农，或者是沃勒爱他的萨查里莎，都比不上我爱你。我歌颂你，我选中的妻子！所有上面的那些名字，尽管也很不凡，但都要让位于你，伊丽莎。
当她丈夫指令她四月启航到孟买去的时候，斯特恩觉得他们的分别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除了那可怕的一刻的感受，什么都无法比拟”；她走了以后，他写道：“发信十分钟后，这个可怜的约里克的身体就垮了，我胸部的一根血管破了，血流不止，一直流到今晨四点。我用血浸透了你给我的所有印度手帕——我想这血是从我的心里流出来的！”
在分手前，双方都同意给对方写一本记录自己生活和情感的日记。只有斯特恩的那本日记保留至今，有一部分他为她描绘了他在伦敦滞留的几周里，以及夏天他退隐科克斯沃尔德创作《多情客游记》期间，他凄凉的处境的动人画面。在他创作《多情客游记》并天天记日记的时候，这位病人时时刻刻都在思念他的伊丽莎，以致有时某种幻觉似的东西闪上心头。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这类由这种处境引起的，仅仅靠自己温情抚慰的心灵的无奈的痛苦中感受到了一种快乐”；在科克斯沃尔德，这种深情的快乐，还有他对伊丽莎的思念屡屡把她的身影真切动人地带到他的身边。“亲爱的热情！”他满怀欣喜地向她喊道，“你在一瞬间便把时间滞后了几代的东西推向前进——我感到你一天有十次在我的身边——我跟你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伊丽莎——我采纳你的建议——我听从你的论理……——在我们这种磨难时期，我把值得为之生活的一切都归功于一颗温情的心的魔力。”这就是当时的情感心态——一个病人的心渴望在自己温馨的幻想中寻求安慰（这本身不过是斯特恩无法“稍长地思考任何严肃问题”的病理表现）——这也正是下面的《多情客游记》中那段著名的呼唤的起因。
可爱温顺的人的精神啊，它会立即屈从于幻想，因为幻想会哄骗自己疲惫时的期望和忧伤！——自从你算定了我的日子，好久好久了，我都没有把这么多的日子踩碎到这块着魔的土地上；当我的路途过于崎岖，脚不能行，过于陡峭，力不能支的时候，我就离开它，走到幻想撒满了快乐花蕾的坦途上去；在坦途上拐上几个弯儿以后，我就体力恢复，精神振奋地回来了。
的确，正如克罗斯所说，《给伊丽莎的日记》的重大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表露了病态的情感……而这正是《多情客游记》的创作源泉，在《多情客游记》的创作期间，斯特恩的身体因肺痨急剧消瘦……两部作品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在日记里，我们能读到对伴随着耗人的疾病的伤感的粗糙的表述，在《多情客游记》里，人们能读到让作者跻身于英语散文大师中的细腻艺术的情思”。
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斯特恩夫人和莉迪娅前来探望，为了能长久居留法国，她们希望强行分居。但斯特恩很达观地面对了这种局面，所以会面远比他所恐惧的要缓和得多。“我最亲爱的伊丽莎，一切都比我所希望的好，”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斯特恩怀着满意之情写道，“妻子和女儿陪了我两个月，今天总算走了……按她们的意愿把各种事情安排妥当后……我已用人道和慷慨像征服别人一样，征服了她——她离开了我，多半还爱着我。”
夏天，斯特恩的身体康复得很好。但在夏末，他又开始吐血；他废寝忘食地辛苦了十一月这整整一个月写完《多情客游记》之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一连三个星期，他都没有迈出房间一步。“约里克，”他给一个朋友写道，“因为《多情客游记》已经心身交瘁——的确，一个作家必须亲身感受，否则读者就感受不到——但我的躯体已经被我的感情撕扯得支离破碎了。”尽管已经切实听到了死神坚定的脚步声，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冒险去了伦敦。他希望能见一见那里的许多朋友，也希望环境的改变会再一次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还希望在他的新作把他以新的品格展现给自己的读者时，自己能够身在这个大都市。“我要长眠了；在圣诞节把账结清，”他开玩笑说，“除非我要带来的东西……被印刷厂的学徒卡死，我就有幸给各位展示纯洁的头脑所能孕育出的最干净的两个小子——他们也很调皮，mais cela n'empeche pas。”由于计划要用《项狄传》来娱悦读者，所以怎么逗他们，让他们发笑，他并不总是小心翼翼的；而《多情客游记》有意“要教我们比现在更爱世界，爱我们的同类”，他着力描写的是铸成人道的那些“更温柔的感情和爱心”。他说，“由于我写了《项狄传》，世人满以为我自己比我实际上更像项狄”；还以为这个不为糊口，只为出名而写作的人是急于目睹自己的公开变形的。他预言道，在卧室里读过《项狄传》的人将会在客厅里读《多情客游记》。
一七六八年二月底，《多情客游记》出版后，一切完全在斯特恩和朋友们的意料之中。第一版在一个月内便销售一空，除了《批评报》，到处是一片赞扬声，因为该报的前主编曾被斯特恩挖苦为乖戾的旅客斯迈尔芬格斯。甚至沃尔浦尔，这位只在《项狄传》中看到“胡言乱语”的作家，也说这本新作“尽管铺排过度，还是十分喜人”，而且也称赞了该书的“良好的情趣和细腻的笔法”。长期以来，一些友善的批评家就鼓励斯特恩发挥他偶尔使《项狄传》满篇生辉的写感情的才华；如今，斯特恩就在一系列用细腻的色彩描绘的、纯正而又活泼的散文叙述的短文里描述了他的法国之旅中的动人事件和美妙情感。公正地说，情感的真诚、机智的纯正还有商榷之处：在那些回肠荡气的场景中，还有一些斧凿之痕，十分明显，好像是斯特恩在读者面前装模作样，恳求读者带着作者自己的感受去观察，去流泪；在其表面纯真的后面，人们会瞥见，用萨克雷的话来说，“萨梯的眼睛在树叶中窥探”。与《项狄传》相比，《多情客游记》画面不是那么广阔，人物性格不是那么多样，人情味、幽默感没有那么丰富，然而尽管篇幅短，范围窄，《多情客游记》在英语散文中还是最接近完美的。
但是斯特恩没有充分享受到最后胜利的喜悦。一次流感导致了胸膜炎，三月十八日，他因该病不治与世长辞。被一群朋友派去探视的一名仆人回来说：“我到了斯特恩先生的住所；女主人开了门；我问先生情况怎么样。她让我上楼去护理室。进了屋子，我看到先生已奄奄一息了。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等到五分钟的时候，他说：‘时候到了。’然后他抬起手，好像要挡住别人打他，一分钟后就咽了气。”很快，各家报纸便登出讣告，有些报纸还加上了哈姆雷特的哀叹：“哀哉，可怜的约里克……一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伦敦杂志》意识到有关他的偏颇的议论，于是宣称，同时在诠释可能是他写过的一段最有名的话，“如果指控精灵带着自己的轻率飞向天国法庭，呈交它们时就会脸红”，要么“记录天使在记下它们时，每写一项就会在上面洒一滴眼泪，将它永远洗刷干净”。听到斯特恩的死讯后，德国批评家、戏剧家莱辛说：“我若能让斯特恩多活一年，我宁愿自己少活十年。”
对于斯特恩的人品，每个读者尽可以有自己的评判。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会像萨克雷一样指责他是一个懦弱、虚伪的约瑟夫·瑟菲斯，一个“不中用的老流氓……自负……险恶……诙谐……虚伪”；然而，即便是在这个谨慎宽容的时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同意斯特恩书信编辑者刘易斯·P·柯蒂斯的说法：“他那些曾经被记在邪恶账上的错误”，如今好像“只不过是些瑕疵而已”。平心而论，斯特恩可以说是一个身心不够稳定，不够虔诚，不够纯洁的人——是一个恼人的丈夫，一个行为不轨的牧师。但同样可以毫不偏袒地说，在这些事情上他的表现也极少，即便有的话，也比他同时代人平均水平低，而十八世纪的牧师在圣洁方面可是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理性思维，已经说过，并不强；尽管他的确热爱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因为他们“离开躯体，以便很好地思维”，但对他来说，“理性的一半，就是感觉”；所以他的行为“像苍蝇随意乱叮一样……出于第一冲动”的时候多，而出于事先的深思熟虑的情况少。即便他的作为有时造成了不良后果，即便在寻求情感刺激的时候，他把正确的感觉和正确的行为混为一谈，但他本人既不邪恶，也不虚伪。蒙塔古夫人从不乱赞扬人，对她的表姐十分了解，她承认“他有错误，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轻浮”，并且明确地说：“他严肃认真不足，但和蔼善良有余。”
童年时代随军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青年时期缺乏可靠的家庭关爱，在剑桥肺出血之后总有挥之不去的恐惧，担心他“一定会中途丧命，再也享受不到可以从想像中借来的美好时光”，所以斯特恩也许是无意识地养成了一种享乐主义，这使他张开双臂，无论是生活的快乐还是痛苦，来者不拒，一概兴味十足地揽入怀中。而从对待自己生命的这种宿命论的态度产生出了他的哲学——如果用这个名堂可以抬高身价的话——慈心笑口。正像《项狄传》的写作一样，斯特恩的一生，“汲汲于以乐为本，抗病免灾”；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生命历程的伦理含义或社会效果被他项狄化了，他使自己和他人都改信了“真正的项狄主义，随你们想着反对它吧，它敞开了心和肺，就像所有那些带有几分它的性质的爱，它使血液和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体液自由地在它的渠道里流淌，使生命的轮子长期转动，快乐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