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态学理论综述

（一）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理论是现代生态学中的一个中心理论。生态位（Niche）又称生态龛，最早由美国学者Grinnel J在1917年提出，用以解释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Grinnel J把生态位定义为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他指出在同一动物区系中定居的两个物种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生态位。Grinnel J提出的生态位理论更强调对物种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其中包括小生境（Microhabitats）、非生物因素、资源和捕食者，Grinnel J强调综合考虑生理和行为对这些因素的反映。

动物生态学家Elton（1929）发展了生态位理论，他将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物种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和在生物环境中的位置，尤其是与食物和天敌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生态位是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Elton在强调物种对环境的需求的同时，更强调物种的“角色”对环境的影响。

在现代，对生态位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是Hutchinson，他提出了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念，从空间、资源利用等多方面对生态位概念进行数学抽象的思考。他认为一个物种的生态位可能被视为一个N维的超体积，该超体积定义了其生态特性。Hutchinson（1957）认为，生物在环境中受着多个而不是两个或三个资源因子的供应和限制。每个因子对该物种都有一定的适合度阈值。在所有这些阈值所限定的区域内，在任何一个环境资源组合状态下，该物种均可以生存繁衍。

给生态位下定义者虽然为数不少，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Grinnell（1917）、Elton（1927）和Hutchinson（1957）三人，后人分别称他们的定义为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目前，生态位理论的研究前沿也在不断推进，但生态位理论都是在研究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也对生态位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朱春全（1993）认为生态位是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任何生物都在不断地与其他生物进行相互作用，并不可避免地对其所生存的物理化学环境产生影响，其地位与作用也必然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与其他生物相对比中得以体现。

目前，生态位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使得城市生态位的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蔓延，国内学者也对城市生态位进行了初步研究。例如，胡春雷等（2004）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城市经济研究，将城市生态位定义为城市在更大一级区域系统中与区域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城市生态位是可利用的生态因子（如气候、水文、土地、能源等）和生态关系（经济水平、生活条件、基础设施、环境状况以及与外部系统的关系等）的集合。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创新型城市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对生态位理论的研究日趋广泛，生态位理论被应用到区域经济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但在创新型城市领域的研究较少。而现有研究中，并没有采用生态位理论对创新型城市的成长模式进行研究，对创新型城市成长模式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不同城市的比较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上，并没有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展开。

（二）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源自生物学，Gould（1999）通过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问题（Punctuated Equilibrium）以及熊猫拇指进化过程，得出了生物演进路径的机制，推断出该路径可能非最优路径，并明确了路径依赖的概念。经济学中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源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最早采用路径依赖方法对经济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David P A以及美国经济学家Arthur W B。

David（1986）认为一个路径依赖的经济变革顺序是这样的：时间上较远的事件也会对最终结果有重要影响，包括由偶然因素而非系统性力量所引发的偶然事件。类似这样的随机过程并不一定自动收敛到结果的定点分散，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为非遍历性。David（1986）认为路径依赖是在经济变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先前时间上的事件的控制来影响最终结果。各个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可以共同归结为有关变革和创新的问题，即对阻碍变革和创新的因素的探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路径依赖理论关注创新和变革所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时间维度上资源的动态分配过程。目前，路径依赖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路径依赖分析往往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特征，因为该理论关注行为受制于时间的多个主体，以及多个主体由于互动而引发的变化过程。

Arthur（1990）认为路径依赖描述了事件和解决方案受历史事件锁定（Lock in）的过程。Arthur解释了现有技术为何难以被新技术以及优于现有水平的技术来取代的原因，因为一种技术可能由于历史意外而被选择采纳，或由于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技术而被采用。在最初使用过程中，该技术通过增加回报得以改进从而提升认可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新技术得以产生并能取代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更大回报，然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产生了技术锁定或发展路径的锁定，新技术并不能取代现有技术。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最初绩效以及方向的选择对后期结果的影响，若想减少负效应，则最初必须选择合理的路径。Arthur（1990）认为路径依赖中主要有四种自我强化机制：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或Fixed Costs）、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协作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他认为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创新资源在硅谷的集聚效应使地区创新活动产出得以最大化。

Levi（1997）对路径依赖定义做了狭义的界定，即“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一旦进入某种轨道，那么它的转逆成本将是非常高的。当这个国家或地区面临其他选择的时候，先前制度安排妨碍了该国家或地区做出新的选择”。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North（1994）认为可以将Arther（1990）对技术变迁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应用到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中。North（1994）继承了路径依赖理论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制度变迁依赖理论”，强调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变迁的影响。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系列小事件能带来持久的影响，而在经济的动态过程中，经济行为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进行修正。

Seri（2003）认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选择性注意”是导致区域陷入路径依赖和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看，锁定可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与认知锁定。当经济发展依赖于某些技术并产生了与之紧密联系的组织和制度时，就出现了锁定效应。新技术由于路径依赖的“锁定”动摇现有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产生了“结构锁定”；现有技术机构也关注从锁定的技术中获取收益，难以采用新技术替代现有技术，这导致现有经济系统继续依赖某一技术路径，产生了“政治锁定”；同样，由于现有经济主体受制于过去时间点上成功的技术路径以及经济制度路径，从而难以做出对现有发展路径的改革，最终导致了竞争力水平的落后，这时就产生了“认知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