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际关系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影响

何志龙

内容摘要 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正式加入欧盟后，其政府机构相应地进行调整，各政党形成支持政府加入欧盟的共识，并高度关注欧盟所关注的问题，积极参加欧盟的活动，妇女参政率空前提高。塞浦路斯调整经济体制，加入欧元区，欧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入欧盟后塞浦路斯退出不结盟运动，实施欧盟外交政策，与希腊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北塞”与欧盟之间建立了联系，土耳其族成为欧盟成员国公民，但受到诸多限制，美国也调整了对“北塞”的政策。在联合国斡旋下，希腊和土耳其两族均表现出和谈愿望，但缺乏诚意。从长远看，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将有利于塞浦路斯实现统一。

关键词 塞浦路斯 欧共体 欧盟 北塞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占75.5%，土耳其族人占10%，其他包括亚美尼亚人、马龙派人和拉丁人占14%。1960年，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63年年底，希腊、土耳其两族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因分歧再起冲突，随后土耳其族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1974年，希腊军政府策划针对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军事政变，导致土耳其武装干涉，土耳其军队占领塞北部（占塞浦路斯领土37%）; 1975年，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邦”; 1983年，土耳其族又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塞浦路斯的分裂持续至今。1990年7月4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实现了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成为欧盟成员国中唯一的中东国家，也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北塞”和塞浦路斯问题均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多，成果颇丰，而国内关注甚少，仅在某些论著中略有提及。本文旨在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 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政治的影响

第一，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政府机构的影响。

加入欧盟必须适应欧盟的政策法规。塞浦路斯在加入欧盟进程中及入盟后，其政府机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符合欧盟的政策。塞浦路斯政府机构的变化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建立新的机构，以便与欧盟的相应机构对应。如成立欧盟事务部长委员会（1991）、塞浦路斯欧洲公共管理研究院（1991）、塞浦路斯欧洲研究所（1996）、首席谈判代表办公室（1998），塞浦路斯欧盟政策协调办公室（2003）和总统府外交办公室（2003）。同时也对现有机构重组和升级，如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财政部、规划局和法规处建立欧盟事务理事会。另外，在立法方面，为帮助欧盟事务委员会成员完成工作议程，塞浦路斯众议院成立了由接受过欧盟法律专业培训的人员组成的欧盟理事会，众议院定期邀请政府官员参加会议，以对欧盟日常工作事宜进行审查。二是建立混合机构。早在1972年和1987年，塞浦路斯与当时的欧共体分别签订《联系协定》和《关税同盟协定》时，就建立了塞浦路斯—欧共体联合机构，如联系理事会、联系委员会、关税同盟理事会、关税同盟联合委员会等。在《联系协定》的框架内建立了欧盟—塞浦路斯联合机构，为促进塞浦路斯众议院与欧洲议会之间的政治联系，成立了由19名欧洲议会成员和12名塞浦路斯众议院成员组成的联合议会委员会。三是派出驻欧盟的机构。早在1972年，塞浦路斯政府就在当时的欧共体设立塞浦路斯常驻欧共体代表团，当时主要处理塞浦路斯与比利时的双边关系以及同欧共体的关系。2000年后，该代表团的职能增加，协调本国与欧盟机构的政策和规程；为本国政府与欧盟机构及其各成员国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参与欧盟政策议程的制定；将欧盟事宜传达至本国政府的相关机构等。

第二，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政党的影响。

首先，各政党形成支持政府加入欧盟的共识。塞浦路斯右翼政党一贯持亲西方政策，坚定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并大力赞成发展同欧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如成立于1976年的民主大会党，是第一个参与欧洲国际组织（如欧洲民主联盟、国际民主联盟、欧洲人民党）的塞浦路斯政党。该党赞成加强与欧盟、欧洲委员会和其他欧洲组织的联系，以此促进塞浦路斯经济发展、增强安全保障以及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和解。而左翼的劳动人民进步党曾经反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认为欧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性扩展，而且加入欧盟也违背了塞浦路斯不结盟政策。1995年劳动人民进步党调整政策，采取了更加亲欧洲的立场，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但前提条件是欧盟必须帮助塞浦路斯实现国家统一，使塞浦路斯以整体形式加入欧盟，同时确保塞浦路斯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其次，各政党高度关注欧盟所关注的问题，积极参与欧盟的活动。近年来，欧盟非常重视环境和教育问题，1996年成立的塞浦路斯绿党，正是基于欧盟环境标准而创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后，民主大会党开始实施新的施政纲领，即“欧洲民主政治”。各政党通过关注欧盟所关注的问题，在欧盟层面上致力于通过其政党参加欧洲议会、议会委员会和全体会议来凸显塞浦路斯国家利益。欧洲议会中的塞浦路斯议员，一直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给予欧洲同事以支持，以期欧盟各成员国关注塞浦路斯持续分裂的状态，以及土耳其拒绝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各政党为了深入了解欧盟并把握欧盟所关注的问题，从各种利益集团、社会领域和学术界吸收大量人才，充实本党对欧盟事务专业知识的掌握。同时，各政党成立了了解欧盟事务的专门机构和秘书处，社会党还成立了智囊团。有些政党通过使用欧洲政党的标志和符号提升其欧洲身份认同，社会党甚至使用象征欧洲社会党的红玫瑰作为该党的标志，在政党竞选期间增加参与欧洲议会议员的数量。

最后，各政党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塞浦路斯的妇女参政率一直比较低。1996年在56位众议院议员中仅有8位女性，有2位女性任政府部长。各政党为增强本党在选区的影响力，改变了对妇女参政的态度，某些政党规定妇女在党内的比例代表制，如民主大会党规定妇女党员的比例不低于30%，各政党不断增加妇女作为候选人所采用的法律规定。但妇女在塞浦路斯政治（行政和立法）中的比例仍相对较低，约占16%，这一比率低于欧盟24%的平均水平，尤其低于西北欧的比例。2006年市政选举中，414位市政议员中有女性84位，33位市长中有2位女性市长。2008年2月，总统赫里斯托菲亚斯任命的11位内阁部长中只有1位女性，中央政府部门的独立领导（11位）中有3位女性。在众议院中有9位女性议员。塞浦路斯在欧洲议会的6个议席中没有女性议员。但赫里斯托菲亚斯总统任命维西利欧·安吉拉·瓦西利乌（Androula Vassiliou）为欧盟卫生专员，成为塞浦路斯第一位女性欧盟专员。

二 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经济的影响

首先，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经济体制的影响。塞浦路斯地处欧盟外围，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严重依赖进出口，易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意味着塞浦路斯必须参与欧洲共同市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以适应欧盟内部机制。欧盟委员会的定期报告明确指出了塞浦路斯需要改革的领域，欧洲中央银行为其提供具体指导方针和指令计划。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是：分离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实现电信和航空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的自由化，为银行借贷政策提供商业自由，以及修改私人借贷条款（取消9%的利率上限）；结束政府依靠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掩饰其公共赤字，增强政府的财政纪律；在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国内金融市场，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同时，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成立欧盟理事会，为适应欧元而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

其次，欧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要贸易伙伴。20世纪60～80年代，塞浦路斯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国，与欧共体相继签订《联系协定》和《关税同盟协定》以及其他各种贸易协定，使塞浦路斯经济更加开放，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和制造品出口额也日益增长，且出口种类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如贸易逆差。但塞浦路斯同欧盟的出口绩效相对较低，中东地区仍然是其重要市场（如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以及日益显著的转口贸易市场。1988～1994年塞浦路斯对欧盟的出口总额仅适度增长了21%，同时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总额也增长了20%，同一时期向保加利亚、罗马比亚和俄罗斯的出口总额增加了近两倍。加入欧盟后，塞浦路斯同欧盟各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从1985年的57%增加至2006年的70%；与之相反，塞浦路斯同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比例，由1986年的23%降至2006年的17%。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由1986年的16%降至2006年的9%。在欧盟各国中，塞浦路斯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其后是希腊、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再次，塞浦路斯调控财政货币政策加入欧元区。2004年，欧盟委员会在《经济政策纲要》中指出，塞浦路斯经济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一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确保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二是促进经济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多元化发展。为此，欧盟委员会建议塞浦路斯政府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缩减政府总债务，加大力度增加有技能的人力资本，促进科研和创新特别是企业的研发创新，改善信息和通信技术扩散环境，继续简化商业和税务手续。

复次，塞浦路斯宏观调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即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2005年5月，塞浦路斯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在此机制下，塞浦路斯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必须保持稳定水平。2006年，欧盟委员会的欧盟国家年度报告，为塞浦路斯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某些具体指标，以确保其符合欧元区的标准。为此，塞浦路斯政府制定了《里斯本条约》，该条约提出在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以及结构改革领域的具体目标。在财政政策方面，为符合欧盟标准，塞浦路斯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重新定向以及减少财政赤字，来强调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将注意力放在缩减经常性支出和重组公共支出问题上。关于货币和汇率政策，重点放在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低通货膨胀率，以适应欧洲汇率机制。在结构改革方面，重组半政府组织以提高其灵活性，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监管和行政负担以改善整体的商业环境。通过旅游产品的升级以及其他服务项目的多样化，使经济多元化朝着高附加值的经营方式发展。通过研究促进基金会，以及政府投资学术和私营企业研究项目之间更加有效的协调，来提高科研开发创新能力。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改革社会安全和卫生保健系统。实现能源和邮政服务业等重要部门的进一步自由化。

2007年，塞浦路斯满足了除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60%之外的“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2007年5月，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69.2%，通货膨胀率为2.2%，长期名义利率为3.1%，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5%。2007年11月，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60%。2008年1月，塞浦路斯加入欧元区。

最后，塞浦路斯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000年塞浦路斯的通货膨胀率以高于欧盟2.44%的平均水平达到4.86%。塞浦路斯政府不断缩减公共赤字。2003年，公共赤字占GDP比重为6.3%，逐渐趋同于欧盟平均水平。2006年，公共赤字占GDP比重为1.8%，2007年，公共赤字占GDP比重为1.6%。通货膨胀率也由2006年的2.4%降至2007年的2.2%，再次趋同于欧盟平均水平。利率也遵循类似的模式，逐渐趋同于欧盟平均值，2006年为4.12%，2007年为2.1%。

三 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外交的影响

首先，塞浦路斯实施欧盟外交政策。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其外交政策必须与欧盟对外政策趋于一致。欧盟的外交政策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1998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外交部设立“欧洲通讯员”一职，协调塞浦路斯与欧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声明、宣言以及行动方针保持一致。例如，当时，塞浦路斯与南斯拉夫共和国关系密切，但在1998年和2000年，塞浦路斯对南斯拉夫共和国实施石油和武器禁运、取缔航班以及财政制裁政策，尽管塞浦路斯政党和民众对政府的上述政策表示不满，但塞浦路斯政府奉行了与欧盟一致的外交政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2003年2月，塞浦路斯同欧盟各成员国采取共同立场，要求伊拉克“放下武器或承担后果”，这一立场是在希腊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采取的立场。

加入欧盟后，塞浦路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欧盟重大外交决策问题上与各成员国保持一致。但也有例外，塞浦路斯在科索沃问题上采取了有悖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尽管众多欧盟成员国决定承认2008年2月单方面宣告独立的科索沃，塞浦路斯是欧盟内部（其他几个国家是希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拒绝在有争议的领土上承认新独立国家的成员国之一。尽管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宣称，“科索沃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塞浦路斯政府认为，“科索沃单方面宣告独立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并以‘原则性问题’拒绝承认科索沃”。当然，塞浦路斯政府对科索沃问题的立场有深层次考虑，科索沃单方面从塞尔维亚分离出来，会进一步增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北塞”的合法性。尽管塞浦路斯政府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但经过欧盟成员国的游说，塞浦路斯政府同意欧盟向单方面宣告独立的科索沃派遣欧盟驻科索沃法律和司法委员会（EU-LEX）成员。

塞浦路斯也积极支持“彼得堡任务”框架内预防冲突、冲突转化、维和以及危机管理方面的欧盟各种法案。塞浦路斯政府派遣军事人员参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维和行动（如刚果、苏丹达尔富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警察任务）。2007年5月，塞浦路斯同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联合组成了1200人的欧盟部队，旨在提高这些国家在进行人道主义和危机管理任务时的能力。塞浦路斯成为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各种分支机构的成员，如欧洲防御机构（EDA）、欧盟战略研究所（ISS）、欧盟卫星中心（EUSC）和欧洲安全与防御学院（ESDC）。

其次，塞浦路斯退出“不结盟运动”。1993年，欧盟委员会在塞浦路斯申请入盟的意见中指出：“塞浦路斯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国，并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塞浦路斯入盟必须放弃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资格。”这就意味着塞浦路斯政府必须放弃长期坚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且退出不结盟运动。塞浦路斯共和国在成立后的数十年里，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塞浦路斯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1964年，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族发生暴力冲突时，不结盟运动确保了北约不在塞浦路斯建立以北约为基础的维和部队。不结盟运动吸纳了众多伊斯兰国家，他们在拒绝承认“北塞”合法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塞浦路斯在不结盟运动保留特别观察员身份，并承诺充当欧盟与不结盟运动沟通的桥梁，但为加入欧盟而退出不结盟运动的决定，是其外交政策的巨大转变。

尽管塞浦路斯退出不结盟运动，但与北约仍保持一定距离。虽然北约成员国身份不是加入欧盟的条件，但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是北约成员。2004年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中只有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不是北约成员国。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欧盟成员国为了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中立，选择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北约与第三国的合作。但塞浦路斯并未参加该计划。这主要源于塞浦路斯国内左右翼政党在申请加入北约及其相关组织问题上存在分歧，民主大会党、民主党、社会党都赞成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而劳动人民进步党反对政府做出任何亲近不信任的组织的行动。此外，即使政府立场发生改变，但塞浦路斯进一步亲近北约的任何决议还需要得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认同。只要塞浦路斯问题存在，土耳其就不可能同意塞浦路斯加入北约或与北约相关的计划。土耳其一贯反对塞浦路斯加入北约和其他国际组织。

最后，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发生了变化。

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密切。自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塞浦路斯政府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均与希腊政府保持沟通和磋商，采取共同立场。基普里亚努总统曾强调：“塞浦路斯与希腊两国的团结是塞浦路斯希腊族谋求生存的基础，确保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塞浦路斯民族事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时指出塞浦路斯不会与希腊合并。”这不仅表明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对塞浦路斯的重要性，也表明两国关系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塞浦路斯在国防和安全方面严重依赖希腊，希腊也是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强力支持者。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前，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塞浦路斯实际上成为欧盟内部的第二张希腊选票”。

尽管塞浦路斯与希腊两国之间保持密切合作，并在众多场合保持一致立场。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两国似乎更加独立地实施各自的国家政策。从希腊方面来看，希腊着手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希腊此举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第一，希腊致力加入欧元区，为此迫切需要削减财政预算，特别是国防开支。而土耳其是希腊国防支出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希腊逐渐认识到在欧盟内部塞浦路斯问题是希腊利益的一个“累赘”，希腊要求欧盟伙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让步，削弱了希腊在其他重要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能力。第三，希腊认为通过使土耳其欧洲化，不仅可以改善两国关系，而且能够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重要问题，如爱琴海争端以及保护少数民族问题。1999年夏，两国几乎同时遭受严重地震，给两国造成严重损失，灾难期间两国相互援助，引起了所谓的“地震外交”，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塞浦路斯与希腊的政策分歧日益加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希腊反对塞浦路斯军购和军演。1997年，塞浦路斯购置俄罗斯S-300导弹防御系统，遭希腊强烈反对，希腊担心塞浦路斯的行动将使希腊、土耳其两国紧张态势严重，希腊提出将塞浦路斯购置的导弹防御系统安置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后此事件才得以解决。2005年10月，塞浦路斯政府不顾希腊的强烈反对，举行四年来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其二，两国对安南统一方案态度相反。2003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国际社会普遍寄予厚望。但塞浦路斯总统帕帕佐普洛斯游说希腊族民众反对该方案，与之相反，希腊最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领导人乔治·帕潘德里欧，以及右翼保守派民主党的新任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公开支持安南统一方案。同时安南统一方案也得到了土耳其的认可，且土耳其支持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拥护该方案。2004年4月24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对安南统一方案进行全民公投，64.91%的土耳其族人支持，而75.83%的希腊族人反对，安南统一方案因多数希腊族人的反对而失败。

其三，两国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一致但方式不同。长期以来，塞浦路斯与希腊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希腊强烈要求采取一种快速而全面的方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此来改善希土两国关系，使自身从欧盟与希腊政策谈判进程中的障碍问题中解放出来，而塞浦路斯政府更倾向于采取一种缓慢而渐进的方法，最大程度上确保本国的利益。

其四，两国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存在分歧。希腊支持土耳其入盟进程，使土耳其通过入盟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化。塞浦路斯将欧盟否决权视为对抗土耳其的一个有力武器。尽管塞浦路斯支持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但塞浦路斯不仅没有推进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而且众多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将自身的欧盟否决权视为对抗土耳其的一种战略手段。

塞浦路斯与希腊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表明，塞浦路斯将自己视为同希腊一样的欧盟独立的成员国。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入欧盟使塞浦路斯与其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欧盟中两个语言、文化和历史关系相似的成员国联系在一起，但双方在政治决策上保持毋庸置疑的自主性。

四 加入欧盟对“北塞”的影响

1983年11月15日，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下简称“北塞”），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第54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拒绝承认“北塞”的合法性，且不能向“北塞”提供任何援助。时至今日，国际社会仅有土耳其承认“北塞”，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土耳其是土耳其族与外界联系的桥梁。1994年欧洲法院通过决议，禁止欧盟成员国从“北塞”进口农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北塞”的孤立。

土耳其族普遍支持安南统一方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为“北塞”摆脱国际孤立带来了机遇。欧盟委员会宣称：“土耳其族区对安南统一方案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将土耳其族置于孤立处境是不公平的。”为了结束“北塞”的孤立状态以及促进塞浦路斯统一，欧盟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援助和贸易计划。公投后欧盟委员会即批准绿线管理规则、直接贸易规则和财政援助规则，促进“北塞”的贸易发展。同时，欧盟成员国承诺对土耳其族进行经济援助，包括帮助“北塞”建立直航事务。

第一，土耳其族人成为欧盟成员国公民。

根据2003年4月16日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入盟条约》第十条规定，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暂停共同体现行法律制度的实施。但欧盟委员会同时指出：“共同体现行法律制度的暂停实施并不影响土耳其族人享有的个人权利，尽管塞浦路斯政府并未有效控制塞北部地区，但土耳其族人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行使自己的欧盟公民权利。”近年来，土耳其族人可以在欧盟各国居住和学习，可以享有欧洲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土耳其族学生到欧洲进行深造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加。

土耳其族人所享有的欧盟成员国公民权利还是受到诸多限制。一是土耳其族不能向欧洲议会派遣议员，也不能参加任何国际论坛。二是在商品自由流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三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土耳其族人受到诸多限制。例如，土耳其族被排除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之外，也不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2007年7月，英国卢顿足球队准备与“北塞”足球队进行一场友谊赛，国际足联以不能与“不存在”的球队进行比赛为由，要求卢顿球队停止此次友谊赛。

第二，“北塞”与欧盟之间建立了联系。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前后，“北塞”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族商会建立了两个增进与欧盟联系的机构。一是在土耳其族商会下设欧洲信息中心。2001年，土耳其里拉贬值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使“北塞”面临严峻的经济局势，土耳其族有识之士希望改善与欧盟的关系以改变“北塞”的状况。作为民间组织的土耳其族商会，是“北塞”获得国际承认的唯一机构。2001年6月，土耳其族商会提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是解决土耳其族人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并指出商会的责任是向商会成员以及公众告知有关欧盟的事宜。”商会主席阿里·埃雷尔（Ali Erel）以及董事会积极筹建与欧盟委员会的联系。2002年3月，土耳其族商会下设了欧洲信息中心，欧盟委员会对此给予积极回应，欧盟扩大委员会委员费尔霍伊根参加了该中心成立的开幕式。这是“北塞”与欧盟联系的开端。二是土耳其族商会在布鲁塞尔设立办事处。2005年5月，土耳其族商会致信新任欧盟扩大委员会委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提出自由贸易的妥协方案，可使整个塞浦路斯实现商品自由流通。土耳其族商会认为欧盟理事会不会接受直接贸易的提议，因而建议分开实施欧盟对“北塞”的两个规则，并立即实施财政援助规则。通过将绿线管理规则扩展至进口商品以实现自由贸易。为更有效说服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土耳其族商会在布鲁塞尔设立办事处。2005年9月19日，土耳其族市民代表和土耳其族官员在布鲁塞尔举行办事处成立仪式。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为了表示对土耳其族做法的支持，派高级官员出席了该办事处的成立仪式。这是土耳其族第一次在布鲁塞尔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后，欧盟也建立了与“北塞”联系的两个机构。一是欧洲议会高级联络小组。2005年9月29日，欧洲议会联席会议（由欧洲议会政治党团领导人构成）成立高级联络小组，旨在应对“北塞”迫切要求加强与欧盟联系的需要。2005～2010年，联络小组对“北塞”进行了十次访问（每次为期1～2天），同市民代表以及土耳其族的一些民选代表会面。联络小组的职权仅限于与代表交谈以及向联席会议撰写报告，实际上对结束“北塞”的孤立状态作用不大。2007年10月26日，联络小组成员杰姆·欧德米（Cem Ozdemir）致信欧洲议会议长，强调土耳其族人对欧洲议会的无所作为深感失望，高级联络小组已经四次出访“北塞”，会见大致相同的人，讨论大致相同的事，但会谈并未取得任何成效。另外六次也是如此。二是欧盟计划支持办事处。2006年2月26日，欧盟对“北塞”实施财政援助规划，确定了欧盟向“北塞”援助2.59亿欧元的实施条件、区域和程序，这些财政援助主要用来促进“北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持市民社会；为共同体现行法律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促进土耳其族与欧盟的联系。为监管财政援助的实施，欧盟决定在“北塞”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仅限于对欧盟援助基金的监管，并无政治管辖权。2007年夏，欧盟与“北塞”学生和教师签署拨款协议，400名师生利用欧洲奖学金项目前往欧洲学习深造。办事处与学生和学校签署了相应的协议。这是欧盟计划支持办事处实施的第一个援助计划。

尽管“北塞”与欧盟建立了联系机构，欧盟委员会也批准了绿线管理规则、直接贸易规则和财政援助规则。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尔霍伊根所言：“如果欧盟理事会接受了委员会的上述方案，上述措施将会促进‘北塞’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希腊、土耳其两族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并且有利于塞浦路斯重新统一。”但塞浦路斯政府坚持认为：“为了实现塞浦路斯的统一，国际社会希望对土耳其族政治和经济事业做出建设性贡献的人们，应该与塞浦路斯政府进行密切合作。”塞浦路斯政府认为，欧盟同“北塞”进行直接贸易是非法的，并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北塞”实际上的承认，直接贸易会威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统治权。尽管直接贸易不会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利益，但土耳其和土耳其族方面认为直接贸易问题将会实现土耳其族与欧洲之间的直航。因此，直接贸易问题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性问题，同时也使土耳其族与欧盟关系陷入僵局。

土耳其族商会提出的自由贸易的议题得到众多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但欧盟理事会从未讨论过，反而一直在讨论对“北塞”的直接贸易是否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问题。“北塞”当局将直接贸易问题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以至他们拒绝谈论任何脱离此问题的想法。土耳其族商会主席坚持认为应该立即实施财政援助规划，而不是等待理事会批准这两项规划，但“北塞”当局拒接受土耳其族商会主席的意见。“北塞”和欧盟都意识到结束“北塞”孤立状态并非易事。欧盟并未料到塞浦路斯政府以欧盟对土耳其族的任何举措等同于承认“北塞”的合法性为由，不断否决欧盟对土耳其族实施的任何措施，从而使直接贸易和直航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欧洲晴雨表”显示，土耳其族人对欧盟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特别是2009年欧洲法院支持希腊族法院的裁决，反对英国人奥朗姆斯夫妇在“北塞”购买属于希腊族人的财产，使“北塞”对欧盟及其机构的不信任度降到新低。虽然土耳其族人对欧盟表示失望和愤慨，但大多数土耳其族人仍对欧盟成员国资格以及实施共同体现行法律制度持乐观态度。正如一位土耳其族市民代表所言：“尽管我对欧盟不再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我仍然支持塞浦路斯问题的和解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

第三，美国调整对“北塞”的政策。

美国长期关注塞浦路斯问题。冷战时期，美国同塞浦路斯独立的保证国希腊、土耳其和英国保持密切联系，力图在北约范围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极力避免苏联介入，但遭到塞浦路斯政府的坚决反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联合国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努力”。为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里根政府在国务院设立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克林顿政府在塞浦路斯设立总统特使；自2004年6月起，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行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之职；小布什政府支持联合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南统一方案，并对该方案抱以厚望。2004年4月15日举行的捐助塞浦路斯大会上，美国承诺如果在2004年4月24日希腊、土耳其两族就安南统一方案所进行的全民公投得以通过，将在四年内向塞浦路斯提供400万美元的援助。安南统一方案公投遭希腊族否决后，美国国务院指责希腊族领导人采取限制新闻媒体等措施干预公共舆论，以此确保希腊族否决安南统一方案的做法。美国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托马斯·威斯顿指出：“国务院将寻求各种方式以结束对‘北塞’的孤立状态，同时致力于改善‘北塞’的经济状况。”他同时表示，“如果土耳其族在经济上能够与希腊族相匹敌，就不会存在希腊族人所担心的和解所付出的成本问题”。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后，美国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与“北塞”的接触明显增加。2004年5月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会谈，鲍威尔将塔拉特称为“总理”。5月21日，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与塔拉特在其办公室进行会谈。5月28日，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发表声明表示，持有“北塞”护照者将有资格申请为期两年去美国旅行的签证。2004年6月，美国政府批准政府和军事人员直接飞往“北塞”，威斯顿在纽约和华盛顿会见了“北塞”议员。10月，美国运输安全局代表考察“北塞”埃尔詹机场。2005年2月17日，一架载有12家美国公司企业代表和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商务专员的飞机降落“北塞”埃尔詹机场。5月31日，美国众议院土耳其研究所三位议员在埃尔詹机场降落。2005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会见塔拉特，双方就如何在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统一方案的基础上重启谈判进行了商讨。

其二，美国开始向“北塞”提供援助。“北塞”通过各种渠道希望国际社会取消制裁和孤立政策。2004年5月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会见塔拉特时表示，美国已经就取消对“北塞”的孤立政策和制裁进行了相关技术和立法工作，结果将在数日内公布。7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向“北塞”提供3050万美元财政援助，用于促进“北塞”的经济发展，减轻其为塞浦路斯统一所付出的代价。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向“北塞”提供援助。

尽管美国政府与“北塞”的接触增加，并给予经济援助，但美国政府仍然坚持联合国安理会第541号决议，拒绝承认“北塞”的合法性，主要致力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4月6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表演时指出的：“美国愿意提供任何帮助使塞浦路斯在两族双区联邦制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平而又持久的解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3月7日访问土耳其时强调，“在支持塞浦路斯希土和解的背景下，结束‘北塞’的孤立状态”。

五 加入欧盟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高度关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塞浦路斯和谈，几次出现接近达成协议而最终功亏一篑的情况。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是塞浦路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必将对塞浦路斯问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近年来两族和谈的情况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两族领导人均表现出和谈愿望。

2004年4月，希腊、土耳其两族领导人对公投的立场、公投的结果和国际社会的反映，对两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土耳其族来看，土耳其族积极支持安南统一方案，得到了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为取消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政策铺平了道路。土耳其族领导人希望继续展示其寻求实现两族和解的积极性，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大的肯定和支持。希腊族领导人在公投中的表现和公投结果，备受国际社会的质疑甚至指责。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安理会的报告强调，“由于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反对，塞浦路斯统一进程受到重大挫折，使塞浦路斯的统一再次失去良机。报告指责帕帕佐普洛斯在公投前发表呼吁希腊族坚决反对安南计划的电视讲话，并称讲话对方案内容的解释不符合事实。报告赞扬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在公投中对统一方案的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结束对土耳其族的经济制裁”。尽管塞浦路斯总统帕帕佐普洛斯强调，“希腊族人否决安南方案并不表明他们反对在两族双区联邦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但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事实是希腊族否决了安南统一方案，失去了实现统一的难得机遇。所以，加入欧盟后，塞浦路斯政府极力希望尽快向国际社会显示希腊族渴望两族和解的迫切愿望。在此背景下，从2005年年初开始，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其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迈克尔·默勒，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兰·普伦德加斯特的协调下，2006年7月8日，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帕帕佐普洛斯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会谈，双方商定了一系列原则和决定，被称为《7月8日协定》。该协定承认塞浦路斯分裂的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延续现状对希腊、土耳其两族都将产生消极影响，两族既需要也可以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直到2007年9月5日，两族领导人会谈没有达成任何成果。

2008年2月17日，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当选塞浦路斯共和国第10届总统。赫里斯托菲亚斯在希腊、土耳其两族谈判问题上一直奉行积极而灵活的立场，而且赫里斯托菲亚斯总统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私交甚密。赫里斯托菲亚斯在就职演说中指出：“他希望通过一个‘公正、可行而又实用’的解决方案实现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族的和解。并试图在两族双区联邦制共和国的基础上实现塞浦路斯的统一，排除任何势力的武装干预，为土耳其撤军以及最终实现塞浦路斯非军事化创造条件。同时声称上述主张的实现有赖于《7月8日协定》的执行。”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向赫里斯托菲亚斯表示祝贺，并希望尽可能在2008年底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和解。塔拉特同时指出：“土耳其族的目标是在两族人民政治平等以及两个构成国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关系的国家。”

2008年上半年，两族领导人多次会谈，取得重要共识，在此基础上，2008年9月3日，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开启两族全面谈判。讨论的问题涉及政府治理和权力分配、欧盟事宜、经济事项、财产、领土、安全和保障以及内部安全问题，在财产、领土和安全等领域的进展有限，在两族权力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在财产问题上，希腊族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拥有财产的希腊族人，应该能够在交换、赔偿或恢复原状之间做出选择”。土耳其族则坚持“无法接受这一要求，因为北部地区70% ～80%的财产是希腊族人拥有的，如果允许所有的希腊族人的财产恢复原状，土耳其族人将不可能确保两区制，同时要求将其财产恢复原状的希腊族人数量设置一个上限，而希腊族人无法接受这一点”。在领土方面，希腊族希望将财产问题和领土问题一并讨论，而土耳其族人认为，领土问题是一个他们只会在包括谈判双方和保证国参加的多边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会谈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欧盟、希腊、土耳其、美国、英国等均给予支持和鼓励。到2012年3月，双方领导人进行了自全面谈判以来的149次会谈，仍未能达成最终协议，赫里斯托菲亚斯愿意在任何时候继续进行谈判，但土耳其族以及土耳其坚持要求在2012年下半年塞浦路斯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中断谈判，并冻结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即使这会影响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持续三年半的全面谈判无果而终。

第二，两族领导人均缺乏和谈诚意。

为给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全面谈判营造气氛，两族决定重新开放尼科西亚旧城德拉步行街过境点（该过境点一直是塞浦路斯分裂的象征）。2009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塞浦路斯，“展示他个人对塞浦路斯人主导的统一谈判的支持；强调联合国对这一进程的持续承诺；强调必须尽快顺利完成会谈；并且希望两族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和解”。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宴请潘基文时强调：“时机对两族和解不利……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希腊、土耳其两族之间愈来愈强烈的失望情绪，使塞浦路斯问题的和解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塔拉特的话也许道出了两族谈判失败的原因。从希腊族方面看，加入欧盟后，希腊族拥有了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发言权，可以向土耳其施加更大压力。同时，加入欧盟后希腊族区的经济迎来大发展，两族的经济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希腊族对土耳其族的经济优势会更加明显。故此，希腊族立场坚定，要求土耳其族做出更大让步。从土耳其族方面看，土耳其族支持安南统一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北塞”受到的制裁和孤立政策逐渐在解除，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劣势正在发生变化，土耳其族领导人当然不希望在政治和经济条件完全处于劣势的背景下，与希腊族谈判并达成最终和解协议，因为这样的和解协议肯定对自己不利。实际上，两族领导人都意识到，必须向国际社会展示和谈的愿望和积极性，但都认为未来对自己更有利，所以目前都不愿做出更多妥协。谈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既然不愿做出妥协，实际上就是缺乏诚意，其失败在所难免。

结语

塞浦路斯是蕞尔岛国，自独立以来致力于加入欧盟。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进程中和成为欧盟成员国的10余年，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以及“北塞”，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源于塞浦路斯政府的努力；另一方面源于欧盟法规和机制的变化。在塞浦路斯发生巨变的同时，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族关系并未得到改善，两族和谈没有取得突破，塞浦路斯统一进程陷入僵局。但从长远看，随着土耳其终将加入欧盟，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主要症结，如土耳其族控制领土、未来国体、三大基本自由、国际保证、土耳其驻军和移民撤离、难民返回等问题，在欧盟的法规机制和共同防务政策框架内，都将逐渐得到妥善解决，塞浦路斯实现统一可以预见。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