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在波斯战争中的战略选择

马锋

内容提要 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波斯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原因。它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外部的最大威胁。拜占庭—波斯战争凸显了拜占庭帝国在和平与统一两大战略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改变了拜占庭帝国军队早期形成的军事信念，为拜占庭帝国纵深防御战略的发展提供了背景。纵深防御战略是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新的军事战略。在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军事冲突中，纵深防御战略成为拜占庭帝国稳固东方防线的必要选择。纵深防御战略需要的条件反映出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波斯人。纵深防御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是适应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帝国早期国家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它也成为后来拜占庭帝国基本的军事战略，为拜占庭帝国军事实力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查士丁尼 拜占庭帝国 萨珊波斯 纵深防御

拜占庭帝国立国时即确立两大战略目标：和平与统一。罗马帝国晚期的内战和外部危机导致人心思安，而恢复罗马帝国强盛时的疆域又成为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平与统一的两大目标存在深层次冲突，因此战争就成为解决拜占庭战略目标两难的一个可能出路。如果从这种两难的处境去审视拜占庭帝国的战争，研究者就能够窥探战争背后隐藏的深层次背景。这种大战略困境影响了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时代的拜占庭—波斯战争。它不仅影响了战争本身，也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选择。学界有关拜占庭—波斯战争的论著颇多，但是极少有人从大战略角度去审视这场战争。本文拟考察大战略困局对拜占庭-波斯战争的影响，探讨拜占庭帝国军事战略的选择问题。

一 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与波斯帝国战争的过程

罗马—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帝国的战争伴随着波斯帝国的始终。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波斯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拜占庭—波斯战争发生在528～531年。战争的导火线是高加索地区的小国与拜占庭的结盟。普罗柯比（Procopius）谈到，波斯国王卡瓦德一世（Kavad Ⅰ, 488-497, 499-531）利用查士丁尼刚登基之时，借口波斯控制的伊庇里亚人（Iberian）投靠拜占庭帝国，发动了入侵高加索地区的战争。而忏悔者塞奥菲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则认为是由于拉齐卡（Lazika或Lazi）王国皈依基督教并与拜占庭帝国结盟，触怒了卡瓦德一世。拜占庭帝国依约出兵帮助拉齐卡抵抗波斯军队入侵。这场在高加索地区爆发的战争逐渐扩大化。在南部，波斯人联合撒拉逊人侵入拜占庭领土；在叙利亚地区，波斯军队与此时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叛乱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取得联系；波斯主力部队则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拜占庭帝国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在达拉斯城（Daras或Dara）击败了波斯军队的主力。波斯人在532年同意缔结无期限的和平协议。

第二阶段的拜占庭—波斯战争发生在540～545年。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Khosrau Ⅰ,531-579）因不愿看到拜占庭帝国打败东哥特王国而壮大力量，遂接受了东哥特国王提出的东西夹击拜占庭帝国的建议。此时，受到拜占庭官吏虐待的亚美尼亚人投靠波斯，希望波斯人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挑起者却是阿拉伯人。波斯帝国的盟友阿拉伯部落率先进攻拜占庭的叙利亚领土，战争再次爆发。此时，拜占庭帝国与东哥特王国激战正酣，无暇东顾。波斯军队得以突破拜占庭帝国的幼发拉底河防线，兵锋直指叙利亚。波斯军队并没有遇到太强烈的抵抗，轻易占领了拜占庭帝国东方大区的首府安条克（Antioch），劫掠了敖德萨（Odessa）等重要城镇，准备侵入上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伊庇里亚地区。查士丁尼闻讯十分震惊，命令远在意大利前线的贝利撒留回师东方。贝利撒留在叙利亚战线接连收复失地，重建幼发拉底河防线，并攻入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兵锋直达底格里斯河对岸。库思老一世得知贝利撒留侵入本国腹地后，无奈撤军。接连败北的库思老一世避开贝利撒留军队的锋芒，向北劫掠黑海沿岸。然而，由于查士丁尼的猜忌，贝利撒留被解职。543年，库思老一世趁机进占亚美尼亚。此后双方都无大的战绩，遂于545年签订和约。

第三阶段的拜占庭—波斯战争发生在549～562年。这次战争的焦点是争夺科尔奇斯（Colchis）。科尔奇斯是黑海东岸的小国，扼守高加索商路。由于国内拉齐卡部落的势力强大，这个国家又被称为拉齐卡王国。先前，拉齐卡王国皈依基督教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盟国。但是拜占庭帝国在拉齐卡的驻军干预王国内政，欺压当地人民，导致拉齐卡王国投向波斯帝国。然而，波斯人在拉齐卡推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引起拉齐卡人的反抗。拉齐卡国王准备再次寻求拜占庭帝国的支持，这引发了佩特拉（Petra）要塞争夺战。战火蔓延到高加索大部分地区。波斯军队进入伊庇里亚，但是在法吉斯河口（Phasis River）决战中败北。562年，波斯与拜占庭再次媾和。

二 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选择

拜占庭帝国两大战略目标之间的困局影响着帝国的对外关系。拜占庭与波斯的统治者本来只需要各自保境安民。然而，拜占庭帝国把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东方边界视为其必须夺取的疆域，成为帝国对民众承诺的一种责任。同样，萨珊波斯人认为其领土应该囊括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的疆域。统治者的这种意念通过专制主义强加给民众，渗透并强化为国家意识。这使得统治者必须把恢复旧有领土作为对帝国和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巩固统治和获得国内威望的角度讲，双方在领土争夺中都不能退让。但是议和必须是双方的妥协，维持和平需要制定规范，并使得这种规范成为各自国家民众的共识。这种政治上扩张的国家意识和现实中必须寻求妥协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导致通过议和所形成的规范很难从帝王个体的接受转变为全体国民的意识。这种矛盾驱使双方统治者不得不继续战争。只有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败才能够使双方接受结束阶段性战争的事实。

虽然大战略决定了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长期的战争关系，但是拜占庭帝国自身却具有一定的战争劣势。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是拜占庭帝国国力上的积弱。拜占庭帝国的积弱表现为“三冗”现象：“冗兵”现象可以从军民比例中看出。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国总人口为2600万，而军队数量则达到37.4万人；“冗官”更为明显，查士丁尼在传统的税收系统之外设置新的税收官员，拜占庭官员升易降难并享有优厚待遇；“冗费”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军费、官员俸禄、帝王挥霍、岁币和赔款、战争开支等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二是拜占庭军队战术上的缺陷。这种战术上的缺陷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较性的劣势。拜占庭的军事劣势首先在于萨珊波斯早已确立的重装骑兵优势。拜占庭军队在与波斯的战争中机动性不如对方，需要不同部队之间高强度的组织配合，但是这种组织风险在战争中很难控制。军事将领只能在其指挥的部队中发挥拜占庭军队训练有素的优势，根据作战形势进行判断。这导致整体作战计划的凌乱，军队各部易于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局。

另一方面是自身军队组织文化的缺陷。拜占庭帝国面对的是封建制的波斯帝国、半游牧半定居的西方蛮族王国和北方游牧部落三种不同类型的敌人。敌人的特点和战争的环境迥异，要求拜占庭军队在战略和战役战法上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军队仅以在某个方面的成功或者在先前的胜利中获得的军事信念去对付所有的敌人，不可能完全达到效果。波斯帝国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决定了拜占庭军队不能通过破袭战获得决定性胜利，只能选择持久战。这与罗马—拜占庭军队在内战时期或者在多瑙河阵线形成的短时突破达成累计效果的军事信念不同。贝利撒留擅长的奇袭和间接路线是一种军队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来自拜占庭早期的军队进攻传统。奇袭战是对付小国（或者小部落）常用的进攻方式。但是它只能使用于纵深较浅的小国。在与大国作战时，军队奇袭并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反而会使己方落入敌人的纵深防御之中。贝利撒留可以奇袭汪达尔人使其迅速倾覆，但是在奇袭东哥特人时，战争成果已经大不如前。及至贝利撒留奇袭波斯时，它只能起到战略牵制的作用，难以对其构成致命打击。

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拜占庭帝国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只能使用纵深防御（defense-in-depth）的军事战略。纵深防御战略的关键在于边防军能最大限度阻挠入侵之敌，增加敌军占领和推进的困难，尽可能地减轻敌人入侵的危害。这就为主力野战军的集结提供了时间。纵深防御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其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者歼灭入侵之敌。

当然，拜占庭帝国也具有可以使用纵深防御战略的条件。

第一，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具备野战能力，具有攻击的条件。军队的野战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列阵而战的趋向。这种列阵而战的方式是旧有军队组织文化的遗留。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队承继三世纪时期的崇武风尚，突出个人英雄，并把战功作为晋升与获得威望的标准。皇帝或者将领通过战功获得威望。这种理念就促成了军队内部的野战倾向。但是到朱利安（Julian,361-363）之后，这种帝王亲征的例子就极少见了。这是由于帝国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强调军队机制的重要性，皇帝通过军队机制和纪律来控制军队，维护自己的威望。这说明，机制代替了个人英雄主义成为军队组织文化的关键。但是新的组织文化并未完全改变先前崇尚野战的取向。列阵而战是旧有的组织文化与新的组织文化融合的产物，既有野战的倾向，又凸显了团体协作的组织性。二是注重弓弩的作用。虽然以步兵为主力的拜占庭军队在机动性上弱于以骑兵为主的波斯军队，但是一旦步兵军团配备适量的弓弩，并且团队配合得法，就可能成为骑兵的梦魇。拜占庭帝国的这种纵深防御战略含有内在的拓边倾向。

第二，拜占庭将领在战斗中注重纵深战术部署。纵深战术部署是步兵为主的军队应对骑兵冲击的适当选择，但有较高的组织风险。战略层面的纵深防御体现在战役层面上就是军队的布阵。拜占庭军队成分复杂。军队中既有蛮族雇佣军，也有拜占庭本土军队。拜占庭本土士兵训练严格，纪律严明，能够严格按照军令在战斗中变化阵势，但是蛮族雇佣军则纪律性较差，常有不服从军纪的现象。因此横向布阵多用于拜占庭军队中以雇佣军为主的军队，这样可以使本土军队监督蛮族军队，并且不至因为蛮族军队的溃败导致全军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贝利撒留在达拉斯城战役的布阵就是这种横向布阵的典范。纵向布阵有较高的组织风险，需要军队的各个部分能够根据主帅的要求严格贯彻阵法的变动。因此，纵向布阵多用于以拜占庭人为主的军队。

第三，强调机动性和控制指挥权限是纵深防御的必要条件。纵深防御的组织风险需要对战场指挥官的指挥权限加以控制。它既需要全局的协调一致，又需要战场指挥官发挥机动灵活的特点。纵深防御战略要求各个层级的军事指挥官要服从战区统帅的统一部署，出色地完成正面阻截和侧后迂回的配合。这种战略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的猛将，而需要具有组织观念的指挥官。战场指挥官必须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决断。这种全局谋划不仅需要统帅控制指挥官的指挥权限，更要求军队具有一定的机动性。纵深防御战略是把敌人放入内线后，再集中兵力围歼。这要求军队一部分正面据点防守；另一部分能够在外线进行快速的大规模迂回包抄，以达到切断敌军归路前后夹击的效果。机动性就成为迂回效果的关键，因此拜占庭军队重视发挥骑兵的作用。拜占庭的骑兵在与波斯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中获得了发展，并且逐渐获得了比较优势，兼具二者之长。

第四，是敌人进攻时间和地点的可预期性。波斯军队以骑兵为主的特点和边境地形的特点决定了波斯军队攻击方向的可预期性，也决定了敌人季节性进攻的可预期性。拜占庭帝国与波斯的边境分为三段。相对于南方阿拉伯沙漠地区和北方高加索的山地，平原广袤的两河流域更容易成为以骑兵为主的波斯军队入侵的路径。因此，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地区就成了拜占庭军队防御的关键。贝利撒留向部下指出，波斯帝国的盟军撒拉森人不会在春分时节攻击叙利亚地区。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撒拉森人总是有两个月的时间向他们的神献祭，在此期间他们绝不会入侵别国的领土。波斯骑兵多在水草丰美的夏秋两季入侵。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快速行军使其只能在沿途获得草料。而每一个地区草场的承畜量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波斯军队的骑兵规模。因此，波斯军队入侵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军队的规模都具有可预期性。这些可预期性因素就成为拜占庭军队选择定点防御、集结军队与围歼敌人的条件。

第五，军队熟悉地形是又一必要条件。无论是统帅进行全局战略部署，或者是战地指挥官选择迂回路线和伏击地点都需要军队熟悉该区域的地形。因此，纵深防御战略只适用于国内防御，参与军事行动的野战军必须经常驻扎在该地区。拜占庭对波斯的主力部队是东方野战军和亚美尼亚野战军。这两支野战军的士兵多从当地招募。他们坚决抵抗波斯人的入侵既出于军人职责，也出于保卫家园的感情。东方野战军和亚美尼亚野战军对这一地区的地形十分熟悉，具有强烈的抵御外敌入侵的意识。

第六，纵深防御战略也需要政治层面上民众的支持。纵深防御是军队组成防御纵深，使敌人向本国内线进攻时受到持续的抵抗。然而，由于敌军深入腹地会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守军在进行抵抗时需要民众的支持。纵深防御会导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令作战双方都筋疲力尽。这可以从拜占庭—波斯战争持续的时间看出。即使在平时的状况下，纵深防御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假设国家随时会遭受入侵，这将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因此，一国选择纵深防御战略首先要考虑政治层面的民众支持程度。

第七，纵深防御战略需要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纵深防御战略需要国家对军队和民众进行较为牢固的控制，能够有效动员两方面的资源。在中央集权的模式下，拜占庭帝国掌握了军队的调度权，并且获得民众对皇帝的盲目忠诚。帝国可以按照军事战略的需要对军队进行部署，实现全局的控制和调度。同样，帝国可以让民众做出一定的牺牲，当然这种牺牲要保持在忠君的可能范围之内。

第八，纵深防御战略要求军队训练有素，军队拥有良好的情报系统。拜占庭军队的训练情况在前文已有涉及，不再加以论述。普罗柯比在《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中指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这些间谍被秘密派到敌人那里去打探情报。普洛科皮乌斯在《秘史》（Secret History）中也谈到，拜占庭帝国的间谍进入波斯内地，甚至波斯王宫，探听并搜集情报。这些有价值的情报能够帮助战地指挥官做好防御准备。

三 纵深防御战略的评价

拜占庭帝国的纵深防御战略承袭于罗马帝国晚期。一般来说，防御战有三种方式，即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elastic defense，又称为机动防御active defense）。这三种防御方式各有优劣。纵深防御战略要求主力军和边防部队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也要求边疆地区有广大的纵深地段，用土地换时间，为主力部队的集结赢取时间，进而为主力部队围歼来犯之敌提供条件。纵观拜占庭军队在与萨珊波斯帝国战争中使用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布局仍体现了纵深防御的特点，只是这种战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程度上都是缩小化的。这种纵深防御战略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中自身处于劣势，在攻防战略中总体处于守势的一方的选择。这种战略主要使用于拜占庭长期据有的疆土，主要是与波斯有争议的东方战线。

纵深防御战略的形成与前沿防御战略的局限密切相关。纵深防御战略是对前沿防御战略局限的一种规避。很多国家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优先选择前沿防御战略。这是因为前沿防御战略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其政治目的是保护国家免遭敌人蹂躏。前沿防御要求一国必须把兵力相对均匀地散布在国境线，每一处的兵力都不会太强。但是，一旦敌人集中兵力突破某处防线就会使全局无法收拾。纵深防御能够规避前沿防御的这种缺陷。纵深防御强调对敌人的节节抵抗，使敌人的每一次推进都要付出代价。这种抵抗既消耗了敌人的物资，又打击了敌人的心理。成功的纵深防御会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敌人在入侵之前已经了解这种情况，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此，纵深防御作为一种备战状态具有武装劝止的效果。但是，纵深防御会导致敌我双方两败俱伤。因此，除去军事上的因素，政治上统治者的决心和人民对国家的支持也是使用纵深防御战略的重要条件。

纵深防御战略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基本军事战略，具有它自身的优点。首先，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与拜占庭帝国的国情相适应。纵深防御战略肇始于君士坦丁大帝，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军事战略。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拜占庭帝国早期丧失了罗马帝国时期有利的国际环境。拜占庭帝国从罗马帝国的低谷中崛起，它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尤其是罗马帝国对外部的霸权威慑不复存在。从拜占庭帝国的国内状况来看，拜占庭帝国立国后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帝国亟须从3世纪危机中走向新的稳定。帝国关注的是内部的安定秩序和守卫疆土，无力顾及领土的扩张。拜占庭帝国更为关注的是内政，对外部只是采取守势态势。其次，稳固了帝国的疆域，使拜占庭帝国能够较为有效地保卫既有领土。最后，强化了内政主导型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是纵深防御战略产生的背景，反过来又受其影响。纵深防御战略的长期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内政主导型的政治文化。

纵深防御战略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它对国内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伤害，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纵深防御战略中，帝国军队不能够把敌人阻挡在边境之外。纵深防御战略要求边防军利用交通线上的防御设施给予入侵的敌人以小规模的打击，为主力部队的集中提供有效的时间。这需要在帝国内部增加大规模的防御性设施。这样的代价是拜占庭帝国边境行省被严重破坏。其次，军事权力在边疆地区的凸显对行政官僚体制的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布置更偏重于行省，而不是集中在中央，导致地方军事权力的增大。拜占庭帝国中后期的军区制是这种防御体系的顶峰。为了应对不断增强的边境威胁，地方行省的军事重要性被逐渐强化，军事功能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农兵制和军事贵族的崛起是其必然结果，是地方军事权力强化的顶点，这导致中央集权的严重弱化和军队系统对行政官僚系统权力的侵蚀。最后，对军队的影响是军队地方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军队的征募、物资供应都越来越依靠地方提供，并且越来越多由军队自我征集，抛开了国家的正常收支体系。这种军队地方化的趋势导致军区制的出现，也影响了拜占庭中后期军事贵族势力的崛起。

四 结论

在处理与波斯帝国的关系时，由于大战略中固有的困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只能选择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两难处境。罗马—拜占庭与波斯的战争连绵不绝，使得双方无力应对后起的阿拉伯人的攻势。这种困局使得永久和平无法实现，只有物资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败才能够使双方国内民众接受结束阶段性战争的事实。拜占庭帝国在国力和军事战术上的劣势迫使拜占庭军队放弃旧有的组织文化，不得不进行持久战。这为纵深防御战略的使用提供了背景。因此，研究者从战略的角度考察拜占庭—波斯战争就能够看出大战略内在的困顿，发现战争连绵不绝的内在动因。双方战争资源的对比决定了各自的战略态势和军事战略的选择，拜占庭帝国只能选择使用纵深防御战略来维护东部边疆的安全。拜占庭帝国军队使用这种军事战略虽然稳固了东部的边境防卫，却给国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伤害。

［责任编辑：白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