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学术研究与为人师表
会通古今 有用于世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这段精辟的论述，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首先，这一论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以学术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提高到当今时代的高度，赋予其新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任务。其次，这一论述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建设中“既向前看”“又向后看”的辩证关系，而关键在于正确看待“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再次，这一论述以宏大的气势和世界的眼光，把传统的经世致用之“世”的观念，从中国扩大到世界，倡导处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的中国人“既向内看”“又向外看”，既关注国内国计民生，又探索人类前途命运；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尊重世界多彩文明。总之，这一论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高自己的认识、明确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有深刻的启示。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论述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待，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考验。比如说，怎样“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现时代的一个大课题，而只有大家共同来完成好这个大课题，才能体现出当代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新的生命力和远大前景。按我的肤浅认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两个联系密切的不同层次的课题和不同深度的实践任务。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它们的内涵，才能自信地和有效地致力于这两个紧密联系的课题与实践任务。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问题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的学术史作一简略回顾，使之与当代学术相衔接，从中揭示文化演进中的辩证关系及其主要问题所在。第一，是如何认识古今关系。这里说的古今关系，不仅要认识到古今有所联系，还要认识到“古”中有哪些优良的东西适合于“今”即为今所用。第二，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于“今”的认识就成了认识古今关系中极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了“今”，才可能判断、抉择“古”中那些适用于“今”、有用于“今”的优秀成果。在这里，人们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对于“古”和“今”以及古今关系的认识，关键在于落实到“用”，即挖掘存在于“古”而有用于“今”的优秀成果，使其在当代文化建设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这方面，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早在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中，说到了“古”，说到了“今”，也说到了“用”即“自镜”。这是史学家关于认识古今关系及其意义的较早论述。中唐史学家杜佑自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是中国古代学人明确申言以学术成果经世致用的代表性言论。汉唐以下，讨论古今关系、学术与经世致用关系者，代有其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而从哲学的高度，辨析了“好古”与“随时”的本质，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又指出：“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换言之，真正的“好古”，自应懂得“时为大”，而“随时”亦并非薄古。基于此，章学诚批评“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的片面倾向。前人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古今关系和文化传承中的规律性现象，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有了这样一些思考，我们对“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任务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自觉，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辟新的前景。举例来说，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秦汉以来更是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民族间始终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的基因。但是这些基因长期分散着“沉睡”于浩繁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了“无声的存在”。当代学术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梳理出这许许多多的无声的存在，以科学的理念“激活”它们，使其成为“有声的存在”，诉说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之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基础，申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研究和论证即是实现“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实例。在此基础上，对“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得成果，进一步作理论的和有体系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哲学类型的产品，并用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这种类型的产品，也就是“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标志。
综上，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抓住两个着力点：一是要在会通古今上下功夫，二是在有用于世上多思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迈进。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艰难而崇高的事业，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征途中的一个光荣的历史使命，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理论、方法论上指明方向，有前人在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工程，必将不断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