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下卷 总第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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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下卷又与读者见面了。自2016年改为一年两卷以来,本刊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了更加快捷的反映,因而本刊更加受到学界同行的厚爱和关注。不仅国内学者热心投稿和订阅本刊,而且港台和外国学者也经常来函,问询本刊所发文章如何在网上检索到。一位美国中国史教授来函说,读着本刊的文章,甚觉过瘾。同行们对本刊的热情和鼓励,将是我们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的强劲动力。此外,本刊还荣获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优秀集刊奖,这是出版方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将再接再厉,不负学界同行之殷切期望。

本卷设立“笔谈”“治学经验谈”“影像、图像史学研究”“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当代学人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书评”等栏目,刊登27篇文稿。所涉范围广,文字风格多样。有雅俗共赏的通论、著名专家的治学心得,也有精深探研的专题专论,还有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一年的大事记,以及近一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

瞿林东的《会通古今 有用于世》,结合中国史学史知识,畅谈了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体会,认为这篇讲话,提出了“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的重要任务,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杨共乐的《潜心育英才 热血铸师魂》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视察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论述教育、教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责任和庄严使命,认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应是全国教师努力追求的目标。

晁福林的《浅谈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十个重要问题》是作者多年治史体验的一次系统总结,对青年学子特别有益。该文总结了论文写作需要注意的十个问题:博览群书,丰富知识素养;开动脑筋,慎重选题;恭敬认真地总结相关的学术史;放飞思想,抓住自己思想的闪光点;腹稿粗具与谋篇布局;围绕主题,深入开掘;疏通逻辑,通言畅辞;画龙点睛,确定题目;论文当以学术创新为主线;论文必须多次认真修改,方可定稿。这些问题不仅适合于先秦史论文写作,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写作也同样适用。

影像史学、图像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门类近年来受到瞩目。吴琼、危文瀚的《影像史学视野下的城市形象》,透过北京1949年至1966年的纪实影像,运用影像史学理论,描绘和阐释北京的城市形象,是运用影像还原历史的一次具体实践。贾登红的《以图读史:图像史研究中“碎与通”问题的探讨》认为,图像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碎片化”尚难以避免,研究者应包容、辩证地看待这种现象,在“求通求意”的目标下,推动“碎与通”的转换及融合,拓展与深化图像史学的研究。

青年学者陈安民致力于比较研究,他有意识地对王夫之、维柯的文武关系论进行比较。本卷刊其上篇,即《维柯的文教武功论》。在维柯看来,暴力与战争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武功之后,社会还需要文教疗伤和润泽。在维柯的心目中,中国是文教与武功均衡发展的典范,中国文明具有文武互济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安排了五篇论文。贾鸿源的《北宋元丰官制著作局的职事官转型》探讨了北宋元丰机构调整对修史制度的影响,认为改制直接将史馆与著作局对接,著作局不仅从此掌握修纂日历的权力,还标志着其官员开始由寄禄官转为职事官。与前代相比,这是中国修史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范宇焜的《宋代笔记中的“汉书学”》论述了两宋学人研究《汉书》的情景和成就。宋代笔记发达,两宋学人在笔记中对《汉书》做了进一步的注解、考订,并对《汉书》进行评价,反映了宋代“汉书学”的继续发展。李放的《“引古筹今”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顾炎武的史学思想。社会治理思想是顾炎武学术经世的突出表现。他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意在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使社会治理更加有效;他认为经济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人才是社会治理的保障,教化、礼治、法治等在社会治理方面均有各自的作用。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但在当时更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旗手。刘国宣的《昭梿的史学实践与理学宗尚》对嘉、道时期的清宗室成员昭梿的《啸亭杂录》进行了论析,认为该著体现了昭梿的史学实践,有功于乾嘉考据学风行之时日趋衰落的著史传统的复兴。昭梿的经世思想与理学宗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此后学术整体转向的序曲。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周励恒的《章太炎的国学观与其国学教育实践》论述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观,以及在他的国学观指导下的国学教育实践活动。认为国学在章氏心目中不仅是高深的学术,而且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血脉,能够起到塑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是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光大的民族瑰宝。章氏一生多次开办国学讲习会,为培养国学人才殚精竭虑,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文玖的《朱希祖和他的〈中国史学通论〉》论述了民国史学大家朱希祖的行谊及其《中国史学通论》的成就,认为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史学通论》则是其作为开拓者的重要体现。王红霞的《顾颉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对顾颉刚的史学批评进行了总结,认为他的史学批评显示了广阔的视野,其旨趣在于理性反思。他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性,在批评中贯彻知人论世的人物评价原则。史学批评是顾颉刚进行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张泓林的《邵循正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以邵氏代表作《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为研究对象,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考察邵循正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王兴的《夏鼐、曾昭燏交谊论(1935~1949)》以近年新出版的《夏鼐日记》《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为主要材料,细致地梳理了二人的学术交谊,对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及学人交往,具有启发意义。

“当代学人研究”栏目刊发的是汪高鑫的《从探究会通思想到成就会通撰述》,论述的是吴怀祺先生的史学研究之路,指出吴怀祺先生的史学研究,是从最初的郑樵史学研究,到宋代史学思想史的梳理,再到贯通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撰述。

“外国史学研究”栏目刊发了3篇文章,分别是余春江的《西西里狄奥多鲁斯史学思想述评》、孙文栋的《试论19世纪以来〈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史学”与“传记”研究传统》、张小忠的《语境中的观念:迈克尔本特利的历史叙事初探》。这几篇文章,立论扎实,用功甚深。有的文章经过了反复修改,反映了作者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在“历史文献学”栏目,刊发的是朱乐川的《朱希祖致朱遂翔信函考释》和聂文华的《邓广铭先生书信选释》。朱乐川是朱希祖的曾孙,聂文华是邓广铭女儿邓小南教授的弟子,他们为考释书信内容均作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他们的文章为研究两位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著名史学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10卷本《瞿林东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汇集了瞿林东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件大事。书评栏目中刊发的曲柄睿的《兼高明而尚沉潜》、李珍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胡楚清的《探索通向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路径》分别从总体和某个侧面,对《瞿林东文集》进行了评述,对阐释瞿林东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颇具意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既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平台,又是注目整个历史学科发展、关注“双一流”建设的窗口。为同行们提供良好的学术园地、把握好学术前沿及时代脉搏是我们的庄严使命。希望国内外的同行继续关注和支持本刊,把这块学术园地建设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