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编好文学所所志——王平凡访谈录

王平凡，1921年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院学习，1951～1955年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55～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采访时间：2013年1月28日

采访地点：北京劲松和谐雅园

采访者：刘跃进

刘跃进（以下简称刘）：王先生，您是文学所的元老，今天，我专程来看望您，想请您谈谈文学所的历史。文学所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提议编纂一部纪事长编。原以为比较简单，真正入手，才发现异常繁难。查阅档案资料，所获不多。很多基本史实，回忆文章也众说不一。一晃十年过去了，文学所又进入“花甲之年”。这个时候，建所初期的很多“老人”渐渐离去，我越发感到系统地整理文学所史料的迫切性。2012年初，我在所长办公会上提出，60年所庆，还是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做起。我初步设计编好四部书，第一部是文学所志和六十年纪事初编以及全所人名录，第二部是文学所老同志的访谈录，第三部是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的学术讲演集，第四部是《岁月熔金》的第二编。文学所志带有综合特点，属于横向写法，而资料长编则严格遵循历史线索，实事求是地编选资料。它们互为补充，为将来编写文学所史做准备。文学所志成稿虽然只有四五万字，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前后经过数年时间。现在看来，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您能给予具体指导。

王平凡（以下简称王）：你们写的《文学研究所所志》（初稿）我认真看过了。文学所60周年了，写一部较完整的所史十分必要，但难度很大。这部初稿基本上反映了文学所的发展历程和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成绩辉煌，鼓舞人心！体现了郑振铎、何其芳老所长积极倡导的以科研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出成果、按科学规律办事等治所理念。

有些具体修订意见已经写在原稿上，这里不细说，只想就几个比较大的问题谈谈想法，补充一些资料，提出一些建议，供你修改时参考。

第一个问题是，“所志”的起点要高，表述要准确。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文学研究所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关怀下建立的。开始第一段是全文的总纲，简明扼要地表述它的产生、地位和作用。我建议这样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在1953年2月成立。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所成立党组。何其芳任组长（当时党组名为“核心小组”, 1957年改为“领导小组”）。所的学术秘书是罗大冈。

我作了这样的概括，不知妥否？这是给文学所地位，是文学所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很高的。

刘：您的概括非常精当，可谓要言不烦。您就接着这个话题，再梳理一下文学所的沿革情况吧。

王：文学所的机构设置应按1958年由郑振铎、何其芳、唐棣华三位领导审定、署名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来写。这个“概况”是从1953年写起的，其中未提建所时设“中国文学部”和“外国文学部”，所史可以不提。各组领导都有名，现代文学组、民间文学组都应署名。当时只有8个组，即：（1）先秦至宋文学组，（2）元明清文学组，（3）民主革命时期（1840～1949）文学组（1954年3月设立现代文学组，1958年6月改今名）,（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1958年6月设立）,（5）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6）苏联文学组（1957年10月设立）,（7）西方文学组，（8）文学理论组。业务辅助单位有：（1）《文学研究》季刊编辑部，（2）《文学知识》月刊编辑部（1958年7月设立，10月创刊）,（3）《文学遗产》周刊编辑部，（4）《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1957年12月设立）,（5）图书室，（6）资料室。行政单位有办公室、学术秘书室。办公室下设总务、秘书、人事等三组。

1959年建立东方文学组，聘请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兼任组长。

刘：我在组织编写《文学所六十年纪事初编》时有种强烈的感受，文学所60年发展历程，可以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郑振铎、何其芳在文学所的建设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沙汀、荒煤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积极有为，重振文学所雄风。这种感受有一定道理吧？

王：是的，文学所的历史，应以“文革”划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编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2月22日创建，至今60周年了。当时文学所附属北京大学，直到1955年转归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文学所集结了国内许多顶级的学者，为开展新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那个一切都“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忍辱负重，他们坚韧不拔，用毕生的心血为今天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回首往事，那些老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郑振铎、何其芳是第一任正、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文化事业同样面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下的全面整理和重新认识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经历了许多“运动”，经历了“十年浩劫”，走了许多弯路。到“文化大革命”后，沙汀、荒煤、许觉民同志来到文学所，率领全所同志拨乱反正，恢复所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

刘：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呢？

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文学所建立之初，确定总的方针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就是说，文学研究所按照国家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和理论，在建所过程中不断总结科研成果。如：第一次总结了建所五年的科研成果；第二次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总结了《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第三次是对编写古代文学史的经验总结。从这些总结中看到，科研成果累累。

这些，你们编所志时，已经有所介绍，总体是很好的。顺便提一下，在所史科研成果中“现代文学”部分应补充杨思仲（陈涌）的领导成绩和他的著作。他1954～1957年任现代文学组组长。在他领导下，对鲁迅、茅盾、郭沫若、叶绍钧等作研究。杨思仲1954～1956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意义》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论文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鲁迅作品，真实地反映历史重大问题的深刻性，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回顾文学所的历史，他是不能被忽略的重要学者。

刘：关于文学所的各种传说中，也不时会涉及陈涌先生。听说老人家已经90多岁了，真想去看望他。我们这些晚辈，对他老人家所知甚少，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王：杨思仲（陈涌）是文学研究所创建时领导成员之一，时任现代文学组组长、党组成员、学术委员。1957年，他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长期受压抑。这些情况，我在《深切怀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刊在《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尽管如此，陈涌同志对文学所依然有着很深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常常鼓励我把经历的、知道的一些有关文学所的情况尽量翔实地写出来。2007年5月23日，他给我来信说：

平凡同志：

前些天从《报刊文摘》看到一则有关过去文学所评职称的叙述，尽管是好意，但说“何其芳同志一个说了算，大家也都没有意见”，这简直是瞎编！

这使我想到，现在不少回忆录，都有这种情况。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被回忆的当事人有许多都不在了，有些人为了达到这样那样的目的，便随心所欲地编造。现在的党史，全国解放前，基本是清楚的，但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政治斗争激烈的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东说西说，是非混淆的，我个人看到的就很多。也和党史一样，文学史全国解放前这一段事实是大体清楚，当事人在世时便肯定下来了的，但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胡编的，像这次何其芳评职称的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怎么能成为信史，真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因此我想到，你过去是多年的文学所的领导之一，如果能把从文学所建所以后整个过程，就你所知道的写出回忆，对过去成功的事实和经验，要吸取教训的失误的事实和经验，都尽量具体的，有名有姓，有情节也有过程地记载下来，以文学所在中国的地位，你的回忆将不只是文学所的史料，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个问题，我过去也想到过，这里看了有关何其芳评职称的记述，使我更感到问题的重要性了。我是十分希望你能排除顾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不知你觉得怎样？

思仲

五月二十三日

由此看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说易行难啊。我参加了当年评职称全过程，确实有责任将真实的情况及其他重大问题记录下来。我因病一直未能动笔。我女儿王素蓉看过这信，以及书刊提到的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等问题，要我谈谈这些问题的真实情况，她把我的谈话整理成《与王平凡谈文学研究所往事》等，陆续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中国作家》等报刊上。近期我和女儿共同完成了《文学所往事》（金城出版社），我希望在所庆60周年的时候能够见到书。我也相信，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一件大事。

刘：这太好了，我们都期待着尽早读到这本书。说到对历史负责，还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即建所第二年开展的关于《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如何界定那场讨论，其实分歧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批判运动，甚至推而广之，认为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说到文学所初期的发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确实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是文学研究所的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客观地说，这与一般的学术讨论确有不同。1954年10月，毛泽东发出一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在全国开展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不久，毛泽东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次批判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后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批判。中央文件指出：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批判也是必要的。

何其芳在领导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中，发扬学术民主，使这场运动健康地进行。何其芳在总结时指出，经过这次批判，许多研究工作者初步建立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遗产的必要性的认识，对《红楼梦》的广泛而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批判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次革命。它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指出新的方向。这对文学所今后开展工作有重要意义。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精神世界的复杂问题，采用批判运动方式，容易产生简单化和片面性倾向。在全国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时，已经出现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的倾向。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古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把胡适一切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毛主席的这段论述，见《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卷第298页。你可以找来查对一下。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12～313页）对这两次批判作了这样的概括：“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学术上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引述经典论述，其实是想说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主要还是学术批判。当时，郑振铎所长对于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俞先生是他礼聘而来的，《红楼梦研究》，也是他提议继续关注的。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时，表示要正确对待。不久，他率团出访，相信何其芳同志会领导好这场学术思想批评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何其芳同志在组织批判时，也首先从自身寻找原因。记得那年岁末，文学所开过六次批评会，何其芳同志反复强调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相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开展讨论。在会上，他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何其芳同志坚持这样的学术原则，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采取的围攻态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刘：您的这点提示特别有意义。不难设想，在当时那种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何其芳所长能够很好地区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确实不容易。近来仔细翻阅《王伯祥日记》，确如您所说，文学所内的批评，主要还是学术性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批判，其实是很少的。当然，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两年以后，文学所评定研究员级别，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如果是政治批判，这是不可想象的。

王：确实如此。文学所的领导一方面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特别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广州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要是防止‘左’的东西”，这点应当有所论述。何其芳所处的时代，还有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很难置身于“左倾”文化思潮之外，并且还必须认真对待，倾力投入其中。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非常矛盾，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同样很不解。当时，学部响应号召，开展“拔白旗”运动，对郑振铎、孙楷第、钱钟书、杨绛、李健吾等人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对于老所长的批评，何其芳同志感到吃惊，他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贯彻“双百”方针不利。他在所务会上提出，对郑振铎先生批判一周。对于其他专家的批判，也只限于古典组和西方组。10月8日，郑振铎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批判会”上发言，回顾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他在文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这个细节，马靖云在《最后一次讲话》（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署名郭东）中有所追忆。随后，郑所长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十天后，即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我们无法揣摩郑振铎所长临行前的心境，但是我们可以感知何其芳同志在老所长去世后的那种悲痛的情感。噩耗传来，何其芳同志在22日凌晨1时就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悼念郑振铎先生》，并刊发在他所主持的《文学研究》第3期上。他又建议成立郑振铎文集编委会，并调郑振铎夫人高君箴做秘书。第二年，《郑振铎文集》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郑振铎走后，何其芳同志主持了文学所的工作，依然积极贯彻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1959年，我国出版了几部中国文学史，它们多半强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种规律。其芳同志认真研究了这几部文学史中的问题，并指出：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把许多作家的创作划入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正确的公式。这种公式已经导致把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给粗暴地否定了，把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简单化、庸俗化了。为了纠正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左”的错误，其芳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讨论会上，作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了古典文学研究和编写文学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对于抵制当时的错误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问题，是1962年4月，文学研究所与中央党校合办文学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何其芳同志亲自请教师，多是当时一流的学者授课，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刘：不久，就是“四清”运动，随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学所的前一段历史，基本告一段落。文学所的另一辉煌时期是拨乱反正前后，您前面提到沙汀、荒煤在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还可以再做具体说明吗？

王：沙汀是著名作家，荒煤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曾是文化部副部长。1979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沙汀同志为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许觉民同志为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荒煤同志主持日常工作，领导文学研究所拨乱反正，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开创了新的局面。

第一，领导全所拨乱反正，恢复重建组织；揭批“四人帮”罪行；组织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

第二，荒煤同志特别提出重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示精神，总结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周恩来同志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广州话剧歌剧会议上的讲话，是指导我们总结建国后30年经验的重要文献。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章还指出：“党领导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承认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领导。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发展生产力。对物质生产是如此，而精神生产有其特殊性，尤其应该如此。”自从《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一文发表后，荒煤同志还在文艺界、高等院校作了《关于总结文艺三十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他的论文和报告，比较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国30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文艺思想，编辑出版了《周恩来与文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永恒的纪念》等著作。在第四次文代会前，荒煤同志对文艺思想斗争中所批判的观点和某些作品，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给予科学的评价，显示出一个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勇气和魄力。特别是他的思想和作风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荒煤同志到文学研究所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把科研工作列为首要任务。1979年2月，他受院领导委托，召开了“全国学科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文学研究所当年工作规划和以后八年的工作规划。1980年，全所在学习贯彻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过程中，在原来制定的八年规划的基础上，又提出了“1981～1990年”的十年科研规划，并确定了重点研究著述项目。荒煤同志特别强调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探讨当前文学的创作问题和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特殊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整理和研究我国文学遗产和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特点、特殊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在沙汀、荒煤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专著18种、论文249篇、论文集5本、资料31种、选本32种。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取得的丰硕成果。

第四，荒煤同志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就是为文学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我们知道，在“文革”以来的十多年间，进所的年轻研究人员极少。沙汀、荒煤同志召开所长办公会议，决定培养新生力量。1978年招收了4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为北师大代培的9名）。共分为8个专业：先秦、唐宋、元明清（包括《红楼梦研究》）、近代、现代、当代、美学及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编辑、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这批优秀的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文学所从事研究工作，现在他们已成为文学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1980年3月，又根据院里的精神，布置在全国范围内招考研究人员。5月份报名，仅文学专业就有400多人。至8月确定7人入所，其中有四位户口在外地，他们是：杨柳、许可、樊发稼、杨镰。回顾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向全国招聘人才，还有研究生的培养，确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文学所所以能够在60年间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源源不断的人才培养，是其中重要的核心因素之一。

第五，荒煤同志在建立少数民族文学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建所方针、任务、组织机构以及人员的调配，荒煤同志都非常尊重筹备小组的意见，抽调文学所的领导骨干协助开展工作。此后，他依然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高度关注。1980年7月，他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认真总结30年来民族地区的创作经验，探讨发展规律。1984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荒煤同志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正是在沙汀、荒煤等同志的不懈努力下，文学所自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中，也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许觉民及以后各届所领导班子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领导全所科研人员走上正轨，取得了辉煌业绩。80年代，文学所开展人性论、人道主义及“文学主体”问题讨论，延续了这样的传统。

刘：王先生，您站在历史的高度，评述了文学所两个重要时期的发展历程。您长期在文学所，还有后来分出去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所历史的见证人。您向来低调，很少谈论自己。但您个人的经历也应当是文学所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也想借此机会听听您个人的历史。

王：我个人实在微不足道。我原本是中央马列学院的学员，兼任教务处一些具体工作，何其芳是语文教研室的主任，杨思仲（陈涌）、力扬是语文教研室的教员。我们那时就有较多的交往。文学所成立之初，何其芳同志提出要调我们过去，叫我协助筹备工作。杨思仲、力扬的调动得到了院领导的同意，并报呈中组部批准。而我却未获院领导的同意，我是1955年国庆节后才调到文学所的，当时文学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此后直到退休，就没有离开过社科院，就没有离开过文学研究的岗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所，研究对象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今天，我们庆祝文学所成立60周年，更多地想到的是中国文学研究。其实，文学所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你主持编写的文学所志，应当给予关注并积极介绍。1964年，在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苏联、东欧文学组，东方文学组的基础上，筹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成立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签署任命书，冯至为所长。我那时被任命为外文所的副所长，暂时离开了文学所。

1980年，我又回到文学所任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后来又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等科研组织机构，初期筹建的风风雨雨，真可谓感慨系之。

而今，我都92岁了，记忆逐渐衰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往事总是浮现在眼前。人老了，就爱回忆往事。但有的时候，回忆是一桩痛苦的事。收集资料不易，令人头痛；岁月不饶人，记忆跟不上。但我依然努力回忆我所经历的科研部门的人和事、经验和教训，为后人尽可能多地留下有价值的、值得掂量的东西。

刘：是啊，我们期待着您的《文学所往事》早日问世。刚才向您汇报时提到，我们正在组织编写文学所老同志访谈录。目前暂时划定的界限是1960年前入所的老同志。这次所庆之后，我们还想就新时期文学所在拨乱反正中的巨大作用，作一些深度访谈。历史是不能忘却的。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又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我们总结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总结经验。文学研究所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遵循了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党的事业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负责，为学术的发展负责。您能接受我的访问，也是为文学所的历史负责。衷心感谢您，并祝您健康长寿。

注：为庆祝文学所成立60周年，文学所编纂了几部资料性的著作，试图对过去一个甲子的辉煌作一初步总结。《文学所志》就是其中的一部。我们希望通过这部资料性的著作，客观、翔实地展现文学所60年发展历程和学术业绩。初稿完成后，我们特别请文学所老领导王平凡同志审定。王平凡同志年过九旬，依然精神矍铄。他不辞辛苦，审读稿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2013年1月24日上午，我专程登门拜访，请老人家就书稿当面提出修订意见。为这次访谈，王平凡同志做了认真的准备。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于文学所60年间几个重要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谈话过程中，他还不时地从书架上，从床头边翻检资料，供我查阅。就这样，侃侃而谈，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完全看不出他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了。

元月的北京，多为雾霾笼罩。而那一天，竟是难得的晴朗。冬日的阳光，让人感觉到温暖，看到了希望。王平凡同志的兴致很高，记忆也格外清晰明澈。他专门谈到了郑振铎先生、钱钟书先生，还回顾了何其芳所长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办法，将党的指示精神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些好的做法，并结合自身经历，谈到了科研单位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双肩挑干部的甘苦等，话题是非常广泛的。

访谈稿由王素蓉女士初步整理，王平凡老人亲自修订，力求精要，删去很多他认为不必要的内容。我个人感到有点可惜，但我们必须尊重老人的意愿。2013年2月1日凌晨，跃进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