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常念感恩

问：刚提到您感恩“文化大革命”，对于苦难您持有感恩的心态？

答：是的，我感谢“文化大革命”。我从来没有跟媒体和其他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有同事们知道，我经常跟他们讲，他们听完都流泪，说我这个经历太惨了，他们没见过这么惨的。中央好多首长的老伴是家庭妇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总有一个能留在家里，但我父母都是高干，一起被抓走，两个人都不在的时间有近四年。他们就觉得这个太不幸了。加上我又是这么一个身体，结果还都没事，都熬过来了。我就是感觉自身的那些出身、文化背景、整个的经历在我身上形成了深深的烙印，一直发展到现在形成我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觉得对我的人生非常之重要。对于所有这些苦难，包括家庭遭遇的那些不幸，我现在想来还是感恩的。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种感恩之心，然后把它真正变成您的一种力量？

答：我觉得是有个过程，通过那十年，我内心变强大了。小时候真是怨天尤人，“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别人不得的病我得，别人的家庭好好的，我的父母都被抓”，也有这些情绪。但是18岁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没有那些情绪了。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的时候，父亲有一次从大连回到武汉，周围邻居、院校的人知道父亲原职复出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家那个时候还住在那个筒子楼里，前面乌压压的几百人站在那个地方，男的女的都有，我也跟着出去看热闹，发现他们都是在等我父亲的车。我父亲当时级别特别低，因为待遇还没恢复，派的不是硬壳的铁壳车，是辆吉普车。我父亲领着他的小孙女——我大哥的女儿，下车的时候几百人上去迎接。这个社会就这么现实，那真是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在那一刻，之前的世态炎凉和人生的反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问：您当时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反复？

答：这样一种反复在有的人身上表现成疯狂地敛财、疯狂地报复，比如一些官二代。我觉得我没有那样，这可能跟自己生病有关系。特殊的身体状况造成了自己不能一直在外面到处跑，只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社会上那些坏的东西就没学到。我觉得有些官二代虽然身体比我好，但其父亲有权以后社会上的一些乌七八糟的关系去找他们博取更高的资源，就这样把他们影响坏了。我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一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和压力而避免了这些。

但后来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找我谋取利益。我父亲那种位置，我要愿意喝酒吃饭每天都会有人请。其实做的事也都简单，谁家的孩子要调到我们这来，谁家的志愿兵想转正。部队里跟地方不一样，体系里打招呼说啥就是啥。但我特别反感，从来不办这些。外面的应酬我也不去，自己就这么学了三个电大。

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认为“文化大革命”给您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

答：嗯，它使我获得一种人生的平衡。身体上寸步难行，学历上什么都没有，理论上我是不能干高科技产业的，但是这又让我拥有特别强大的心理、意志力，什么都可以再来学。这样，“残友”才可以走这一步。

公益慈善其实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我应该把什么做好、把未来预期的哪些项目发展好、不应该做什么，这种政治上的感觉，对我来说就是找到平衡感。为了企业、为了自己这几个弟兄要过得更好，去找这个平衡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那种——只有像我们这一代人和在旋涡里走出来的人才会有的一些——非常好的那种先知先觉的东西，就起作用了。

问：残疾人因为身体上的缺陷大多都自卑，但在您身上却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也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答：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说我是一棵温室里的幼苗，我讲话别人要在身边听，完全是小女孩的性格，那性格简直是糟糕得要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就会跟其他血友病患者一模一样，“文化大革命”十年真的是血与火的洗礼。“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父亲解放了，我自己有轮椅又有了自行车，就进入了社会。那时候我到哪都是核心，大的、小的朋友都愿意围着我。我觉得这个感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感觉非常强烈，因为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问：“文化大革命”还让您领悟到一种生存法则？

答：是的，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用的生存法则。比如我到了山东的一个亲戚家住，我要观察所有人的脸色。因为我是寄人篱下，我们家的生活没有未来，未来我父亲到底是被枪毙还是被解放，那个时候看不清。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多吃那个菜，不能多吃肉。这样做也是替自己考虑，我要吃肉，那下次可能我连住都没得住了。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那种生存法则，我很弱很弱的情况下，想平衡我的生活，就要考虑周围所有的人对我的影响。

问：掌握这一生存法则是您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

答：这个太有用了！真的，好多成年人都学不来，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没有父母、没有靠山、没有经济来源，我非学不行。我住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有零花钱我没有，我连内衣都穿医院的。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护士打扫出院病号抽屉的时候，看到剩的东西都拿给我，一般就是半包虾皮或剩的两个烂苹果。医院每周改善一次早餐，就是多给点花生米，每个病号把剩的花生米就倒在我的盘里，因为我没零花钱，作为小孩子也会嘴馋。我那时候最讨厌上海人，因为有两个上海医生的花生米不知道为什么总跟稀饭搅在一块，外面是黏的，又剩的非常少，他走到这也给我倒进来。在他们倒给我之前，我本来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花生米都已经凑成一把了，结果他俩一倒进去花生米就全湿了，吃起来就不脆。但我都不敢拒绝他们，因为我怕拒绝了以后，他们也不让别人给我倒了，小孩那时候就得会这个。

问：讲到感恩，对父母您最感谢他们的是什么？

答：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愿意为孩子牺牲，连命搭上都行，这是父母的一个普遍特质。其他的，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军人，很粗放。如果要感恩就感恩他们能粗线条地不管我。我从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自由恋爱，结了婚以后也是自由生活。他们虽然觉得因为“文化大革命”欠我很多，但没有过多地呵护我，他们也不会，家里面一直都是比较平等地交流。所以跟别的父母比，他们确实也有特点：没那么细。我母亲不会做饭，家务事也不会干，家里有炊事员、警卫员，也有专车司机。这样，没有在我性格成长中过多地给予呵护，给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成长环境挺好。

问：父母给到您的恰恰是一种独立自主？

答：是。从8岁之后我就得自己做决定。我外祖母是山东老太太，慈祥、胆子小。那时候回到山东，亲戚对我们不好，农村的亲戚觉得我父母的官丢了，以后我们一辈子都得住在那，就觉得是负担。我一个小不点的小孩都得给我姥姥出主意：这家对我们不好，咱到那家住，或者怎么生存。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自己给自己出主意。再以后，我想上班就让我上班，上班都好多年工龄了，想辞职上大学就让我辞职。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做就行，他们不管我。到深圳也是，想到深圳他们就跟我迁过来了。

问：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答：是这样的，当时内地的血友病患者87%都感染了艾滋病，因为内地卖血不是自愿献血，总是张三李四那么几个人来组织大家卖血。当时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就是给武汉卖血。输给我们的血一旦被化验出阳性，国家民政给补助九万块钱，九万块钱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只有深圳是自愿献血，所以就去深圳了。

问：从大连到武汉，您还去过一段秦皇岛，然后又到深圳，您对家的观念是怎样的？

答：完全没有家的概念。哪也没觉得是故乡。要说山东是故乡，只是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把骨灰送回去过，就去过那么一次，完全没有地域的观念。饮食上由于在部队，部队的孩子什么都吃，也没有地域的观念，五湖四海，就是这样。

问：您的乐观、豁达的性格的形成跟这个有关系？

答：有，我觉得确实有。一般在部队和在很多地方，大家都讲老乡，好多老乡都是最好的朋友。在深圳我有几个老乡，但我没上过学，没有同学，我也没地域观念，所以我跟谁都能相处得特别好，没有小圈子。

问：所以您有非常强的平等意识？

答：是。以前我的性格不是那么好，是“文化大革命”让我学会了生存法则。当初接触人的时候要故意压抑自己去接触，所以从小这样也就习惯了。身边人无论男女老少，不论义工还是什么人，我是最受欢迎的。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性格。

问：再谈自信。您跟您的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对自己智力的自信？

答：有。我觉得我比他们都聪明。他们无论商量什么事都得问我。

问：这种智力是您从小就有的？

答：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虽然被打倒了，但我旁边那些跟我同龄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正掌权，我就通过他们去借内部书。那个时候中国为那些党内高级干部出了很多内部书——《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这些内部书我一本都没落下地读了，在很多方面，我用它教导员工。像《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我就告诉员工，尼克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尼克松说政治家要住在鱼缸里，就是所有的生活全要透明，那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残友”就是要学尼克松。尼克松说做一个政党的领袖工作能不能做好，就看能不能当好两个角色：一个是出气筒，一个是垃圾堆。党内所有人有不满的意见都到领袖那出气，领袖能接受，就具备了协调的能力。且大家都到他那出气说明他是一个核心，这是第一。第二，大家所有那些肮脏的东西他都知道，这是垃圾堆的概念。我跟我们所有社会组织的人说，他的团队是不是真正领导好了，除了能用制度把它管好，能用考核把他们给监督好，还要看在情商上能不能做到是他们的出气筒、是他们的垃圾堆。我到现在还在用的西方的东西，竟然是小的时候十几岁看闲书的时候看下来的那些。那个时候中国大量翻译的书全叫内部参考，那个书皮都是白色的。因为我看书非常快，那么厚的一本书我拿起来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每次坐飞机我都能看完一本书，下了飞机我就能跟我的员工讨论。我有特别好的记忆力，我看的时候都不是成行看，就是那样每一页扫一下就过，我能复述在哪页上都说了什么。

前天看到一个微博上有关于宪政的讨论，这个在现在是挺时髦的，我之前不是很熟悉。看完了之后，我就接着来讨论——关于民众让步，对权力的让步，对宪政合不合理，就这样深的问题我也可以跟专家们讨论。专家们很吃惊于我刚刚才看的就能跟他们讨论。因为我看完了以后就从里面抓出了五个重点跟他们谈的。我有特别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过目不忘，现在都是这样。我觉得有些天生的东西也可以帮到人。

问：您现在的孩子是怎么培养的？有没有把这些教给她？

答：我就一个女儿，她很优秀，但我认为不是我培养的。从小她就有危机感，觉得父亲活不久，她高考的时候提前被录取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考分非常高，后来又被深圳大学录取。我用车把她送去上海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下车体检，就以高分上的深大。因为深大离我近，好照顾我。结果她因祸得福，她以那么高的分数上深大，在深大上学期间又是双学士毕业，结果深大三年没有留过老师，就把她留校了。因为本校毕业生里本科生留校是很难的。她在深大，大一就入了党，还当了学生会主席，在深大学习四年，没有用过我的钱。因为家里有学习条件，我在做高科技，她就学，然后就靠给深大的各个系里做网站以及维护，每个月能挣三千（元）。后来就留校了。现在带三个班，做班主任。总之，我女儿就不让我操心。

问：您经历这么多，我觉得您的人生是智慧人生，就是您在驾驭人生，不是人生驾驭您。这样理解对吗？

答：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或为什么。比如，我自己经历的情感生活并不丰富，但是从政府官员到大学学者，所有的人，来问我婚姻问题、情感问题，都说我说的比心理咨询师还准。因为我看得太多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高干子弟，当时父亲有权，自己长得又帅，个个找了最漂亮的老婆。伴随着改革开放，只要不去考大学、不读书、不做点事情的，最后都完蛋了。现在到老了，退了休就龟缩在家里，住父母的房子，自己连新房子都没有。这跟台湾的军营是一样的，台湾军营里的考到美国去上学的都是有出息的，没考出去的就是混四海帮，混黑道。我就看到了这些人的婚姻变化，当年漂亮的老婆不是离婚就是成了别人的情妇，这是一批人。我这个人活得太久，历史跨度太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八岁开始经历人生。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接触了新的一批人，做生意的那批人也是好朋友，我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是跟糟糠之妻一起拼搏，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就找了“小三”，这又是一批人。这15年又跟高科技那些技术人走到了一起，也了解到了他们的那些情感生活。

这几代人看过来之后，我都能到什么程度？朋友过来跟我讲他们夫妻吵架了，再把日常生活的现象一讲，我就能从心里涌出想法，并把实话告诉朋友，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要注意表面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什么。还从来不说错，我都到了这种程度。到最后，朋友们都说我看得透、看得深，但其实自己还没那么复杂的情感生活。我就是看别人的看多了，因为会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