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少年回忆
问：您童年正逢“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您人生的影响大吗？它与您的这种分裂是否有联系？
答：别人看起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让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我特别感恩“文化大革命”。仔细回忆，可能造就我这一生这样的性格，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七八岁，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母亲是地方的局级，而我的父亲是军级，他是部队里的将军，但他是在一个院校里，就是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院校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单位。父亲被打成叛徒关了十年，母亲也被关了将近四年，也就是说有三到四年，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时组织上每个月给未成年的孩子22块钱，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我父亲被关的十年当中，这22块钱从来就没发给过我。
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答：是的。家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总让我想到鲁迅。鲁迅的爷爷本来是江浙一带主管科举的官员，很显赫，他的父亲也是个公子。但到了鲁迅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在考场帮同乡作弊，被光绪帝发现，下了御旨，家被抄了。在鲁迅的杂文中有讲他家被抄了以后，父亲就得了肝硬化死了，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他们一家，他的童年完全就是在一个从显赫的位置突然败落下来的家庭里度过的。所以鲁迅曾说，哪一个人要是在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正好碰到了家道衰败，那他就可以非常清醒地认识社会，鲁迅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我觉得套用到我的身上也是一样。
我父亲当年的部队在大连，我们家当时在大连有一栋西式别墅，在中山区77街73号，是77街所有别墅中最漂亮的一栋，前院后院一应俱全。当年父亲被抓之后，第一步，家里的每一件家具都被没收了，只剩下草垫，于是我就把草垫铺在地上睡觉；第二步，那些造反派结婚没房子，那个时候流行给造反派奖励房子，于是我们家的房子就被疯抢。我印象特别深，来一堆戴红袖标的造反派，他们找了一间朝阳、面积最大的房间，告诉我明天要从那个房间搬出去。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造反派就住了进去，在那举行婚礼。就这样慢慢抢，一个楼最后抢的只剩下一间房留给了我们。父母都被抓，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作为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就只剩下我和姥姥住一间房。我跟我姥姥在那个地方也没办法生存，我母亲和父亲的老家都在山东农村，后来我们就回山东了。
问：一直没上学？
答：是的。实际上深究起来，这“文化大革命”十年没进校园乃至后来也不能上学，不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是因为政治动乱。政治动乱当中我又面临另一个生死考验，就是血友病患者容易出血，那就必须用输血止住，如果不止住，血就会无限地出，你能看到这种花纹吗？
问：花纹？
答：这种花纹叫妊娠纹，妇女怀孕的时候把皮肤的纤维撑断裂了就形成这种花纹。因为我是“狗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去医院的权利，我出血的时候就没有血输，所以每次出血的地方肿得比头都大。现在的血友病患者没有这种花纹。我所有的皮肤、所有的关节全都是妊娠纹，因为我每一次出血就经历生死，活下来完全靠运气。就像这个腿一样，出血，它使劲地出、使劲地出，最后怎么止血？物理上皮肤再也撑不动了，就像杀猪以后吹那个猪膀胱一样，吹到最大，吹不动了，有物理的压力，这个血就止住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肿起来以后除了把皮肤撑出妊娠纹，还会把关节撑脱臼，我只能躺着不能动，一动就痛，要15天才能够消肿。消肿的时候有一种生理现象叫吸收热，也就是发烧，那时候是真的生不如死。每个关节，一年365天，可能有一半时间是不痛的，不说能不能走，就是坐在那儿不痛都已经算奢望，另外的一半时间就是往里面出血。结果我还特别幸运，我这十年全是关节和肌肉出血，没有出现过肾出血和脑出血，这类情况血友病患者是常有的，当时有那么一场出血，我就没命了。我母亲姐妹三个，每个人都生了一个血友病的儿子，他们两个一个脑出血，一个肺出血，咯血就死了。所以也是机缘巧合，上帝这么眷顾我，只是让我的关节不停地出血，尽管受罪。现在我都带着癌症病人用的吗啡，随时出血随时用。
问：现在用吗啡止痛？
答：对，靠吗啡止痛。深圳有300多个癌症病人，我是唯一非癌症享用者。医生诊断我的全身关节腔都因为出血被破坏了，我一活动的时候就会痛，他说我活得要有尊严，不能每天活在疼痛当中，就给我破例，每个星期发给我规定数量的吗啡。
问：“文化大革命”让您经历了痛苦与生死，但您也收获很多？
答：对。我自己总结过，正好是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的痛苦磨难，给了我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无比坚强的意志，你上次来我没拄拐杖，最近走不动路了就拄上了。我到北京、上海出差，走不动路用拐杖也能走。在这个地方上班，每天跟着员工吃大食堂，我吃得最香，大家都说大哥怎么会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以后，这个人的意志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好多人问，我做“残友”的15年里，没在银行贷过款，也没找人借过款，也没领过政府补助，一定走得非常不易。我没觉得，因为我觉得童年都是那么走过来的，接下来，只要每天活着，每天哪里都不痛，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其他的那些压力什么的，对我来讲，不值一提。所以我觉得这是童年给我的第一个影响，我具备了特别强大的内心。
第二个就是家庭环境。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比我大好多，“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才十来岁，他们全下放了。家里本来在部队上，没多少书，“文化大革命”之前，哥哥姐姐借了无数的书回来。“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抢家里的东西，但他们不抢书，书堆得到处都是。正好我这十年每天躺在床上，就靠书来解闷，那个时候觉得要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好了，可以每天听一听。那实际上就是禁锢在这个房间里面生活，但在这种生活当中，我全部用来看书，解决了我不能上学的缺憾。这种学习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最开始十个字里面只认识两个，有八个不认识，然后就把它当符号记，也不会发音，慢慢地，我就通过看书看懂了。最后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我在1982年上第一个电大的时候，我的第一篇论文是优秀，写的是湖北新军武昌起义跟知识传播的关系，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论文。虽然我在病床上练出一手好字，但是那个“春天”的“春”字下面是一横还是两横，只是大概有个印象，一到写论文的时候，要写正楷，就难免写错。老师们虽然给了我论文优秀，但也帮我指出了论文中的400多个错别字，他们也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别字，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受过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基础训练。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影响。
第三个就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清醒认识。小时候我不能行走，当时又没有轮椅，就买了那种小孩的三轮车，遇到部队院校里演电影或者是演出，家人就把我抱到三轮车上，拉我出去玩玩。随着年龄的增长，三轮车不能用了，家里人都被抓了，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外祖母，她根本抱不动我，所以就干脆不出门了。“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院校里的领导，我坐在小三轮车上去看电影，大家谁碰到了都夸我，“哎呀，这孩子真聪明，这孩子真可爱”。父亲被抓了之后，一夜之间众叛亲离。我记得姥姥最后一次带我到部队的澡堂洗澡，因为在北方没有在家洗澡的习惯，都是在澡堂洗，她抱不动我，只能拖着我，当时就那么艰难地拖着我在父亲的大院里走，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老人家拖不动了就歇一会儿，谁都不敢帮把手，包括碰到过去熟悉的，大家全都是扭过脸去。这次以后，我再也不去洗澡了。还有，我父亲的警卫员是一个湖南人，他之前跟我们家就像一家人似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反戈一击。我在后期已经完全体弱得要死掉，送到医院去后，正好跟他住一个房间，结果那个房间出现了“反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草木皆兵，在哪里有人用毛笔或者粉笔写点什么字，就有人研究说这个东西是“反标”，那就是“反标”。
问：“反标”的意思是？
答：反动标语。“文化大革命”的“反标”很可怕，有人说这是个反动标语就立刻报案，报案以后过来拍照，接着就开始审讯。我们那个病房里有十二个病号，有的已经出院了，当时可能有点墨水，有人就在病床上写了个打倒刘少奇，然后画了个小人。那个时候到处是这样的标语。再有病号住进来就再往上加字，可能这个同房间还有一个姓王的和一个姓李的，他就加个李王，意思是打倒刘少奇也打倒你们两个，就是开玩笑的意思。后来我父亲的警卫员在病房里发现了这个“反标”，研究研究就去报案了，他说当时海军的首长叫李作鹏、王红昆、张秀川，号称“李王张”，代表毛主席路线。他说那个“反标”写着打倒刘少奇，旁边带个李王，是代表李作鹏首长。报案以后，旁边的保卫科还有工宣队都来了，尤其这个工宣队是最让人害怕的。
问：工宣队是工人宣传队的简称？
答：对，就是工厂里的师傅组成的队伍叫工人宣传队，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有两派互相打，清华北大都有工宣队，打打打，最后把学校的领导都打倒了，然后工宣队进入学校进行管理。当时就是工人阶级革命最好，但他们真的是大老粗管理，简直好笑得不得了。
当时就是工宣队来接手这个案子，我父亲的警卫员第一个就揭发。这里面唯一对“文化大革命”有仇恨的，就是我。我当时才13岁，还不会写字，工宣队就审问我，通宵不让我睡，但他们不敢打我，因为一打我就要出血。虽然免了这个皮肉之苦，但其他所有的折磨全上了，十几个人轮番轰炸，我被吓得直哭。他们就说小孩别哭，承认了就没事，就可以走了，但那确实不是我写的。这就是父亲的警卫员。
再说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当时我完全不能走路，有时候站一站，脚也出血。我的姥姥在路上碰到保健医生的夫人，就悄悄跟她讲，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能不能帮我搞两块海绵，给我垫到鞋里，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不那么挨着地了。保健医生的夫人就给我弄了两块海绵，装到一个信封里，来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给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赶到了筒子楼里，当时大家都在做饭，她不敢进去，进去怕别人说没和我们划清界限，搞阴谋诡计。于是她就“哐当”一下把门推开，大声训斥说：“你姥姥在家吗？”我说不在，她去街道参加劳动去了。她看看没人，把信封扔地上，就走了，就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让我对这个社会，对人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另外让我增加了很多危机感和警惕感，觉得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从小就非常注意周围人是怎么想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能力对日后做企业也好，带领团队也好，起了关键的作用。
问：所以您很感恩“文化大革命”？
答：是的。总之，我的经历当中，“文化大革命”是意志的锻炼。如果高尔基说社会是他的大学的话，那对我来讲，“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大学了，而是我一生的学校，从意志力到所有的东西。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的胆量，因为从小看到了太多不应该看到的事。第一类事就是我父亲被抓。造反派们都把“造反”进行得很“革命”，我们家当时就是一个小楼，其实敲门就可以进去，结果他非得半夜从墙上翻过来，打破了窗户冲进去抓。我身体不好，我姥姥在一个大床上陪着我睡，他们打破的窗户就在我和我姥姥睡的房间。一帮人进来后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扔到卡车上，然后再反复地抄家。我还记得我父母被关后，姥姥给我们家带来过一个灾难。一个毛主席石膏像被打破了，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她不敢拿出去倒，怕被人揪住了不得了，就包了一个纸包，放到一个纸箱子里收起来，结果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把这个翻了出来。一看这个毛主席像被打破了，还放在个纸袋里，就认为这是罪证，说我们仇恨毛主席，在做诅咒仪式。于是现场就审问姥姥和我，折腾了七个小时。
第二类事是，我住的医院是大连海军医院，由于我是“狗崽子”，所以给我的病房是个最大的。这个病房平均每周都会有自杀的人进来，就是我父亲那个院校里自杀的。当年国民党有个“重庆号”起义
，中央军委问哪一支部队离那里最近，我父亲是四野的一个团政委，带着那个团正好走到那儿，上边命令他赶快接收“重庆号”，就这么把“重庆号”给接收过来。接收下来后就地转为海军，没再随四野继续打，就变成了海军学校，所以他是海军的创始人之一。那些“重庆号”起义过的人，都在我父亲的院校里面当教官。因为他们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文化大革命”时，他们首当其冲被批斗。“重庆号”的很多人都是在我在的那个病房里自杀的，我都记得他们每个人死前的惨状。
有两个事特别刺激我。有一个广东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一口广东话，他跳楼没自杀成。因为不自觉地手先着地，接着头着地，手和脑盖全部骨折，骨折以后，就被送到病房里。造反派每天还来训斥他，抢救期间也是如此。结果他找邻病房的一个病人家属借了把剪刀，正好脑盖都没了，他就把自己的脑子搅乱然后死掉了。还有一个是我父亲院校里的一个电工，八级，是最高级别的电工，“文化大革命”时被人叫作反动“把头”，被关起来打，他受不了打，想要自杀；但看管得太紧，连裤腰带都被收走了，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把两根筷子放在鼻孔上，然后使劲地压下去，两根筷子直插到脑子里。但他当时没死，落了个脑炎，在我那个病房里，熬了一个多月才死。他老婆带着才七岁的孩子过来照顾他的时候，因为是“反动”家属，还要打扫整个医院的卫生，护士进来的时候，对他的换药和对他老婆的非人道，我到现在还记得。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非理性、暴力的这些东西，我见的特别多，这也锻炼了我的抗打击力。那个时候，透过医院的窗户，我只要看到用担架抬着跑过来的，就知道上面躺着的是自杀的，然后送进了抢救室，过一会儿就扔到我的病房了。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多东西，当然它也彻底破坏了我的身体。医生对我说，一个血友病人，怎么会破坏得这么严重？我就告诉他，我十年没输过血。医生说，不可能吧，血友病人如果十年没输血早就死了。我说我就这么凑巧，活下来了。所以从八岁到十八岁的这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人的环境，尤其是后期去了武汉，我都差点死掉。
问：什么时候去的武汉？
答：我们是1971年去的武汉。因为去了武汉之后，我能见到父亲。他跟他们的政委、院长等十来个人都被关了起来，他偶尔回家拿衣服，都要有两个专案组的人跟着。他们要参加劳动，我就会经常看到他在院子里扫院子。还有那个时候，部队到哪儿都种麦子，他去晒麦子，我也可以看到他。那段时间，我经历过一次大出血，记不清楚是十六岁还是十七岁的时候。当时姥姥因为癌症，去了北京我姨那里，就我自己在家，腹股沟出血，这是血友病非常危险的情况。我自己也没办法照顾自己，就找来一个部队发的小床，就是当中一个板、两边两个床架子那种床。我把床上挂蚊帐用的四个竹竿给拆下来，拿毛巾把它们扎起来，扎起来之后，就放在两个床头那儿弄住，因为这个腹股沟出血是不能躺的，我就趴在竹竿上。
问：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七天。筒子楼的人要去打水，我就喊邻居打一桶自来水放在床这儿，买了一盆皮蛋，就是松花蛋，饿了就吃松花蛋，渴了就喝自来水。我父亲在牛棚里也不知道。后来邻居们觉得都这么久了，怎么无声无息的也不做饭？这人是死了还是没死？进来一看，我当时肯定脸色什么的都不行，他们就跑到我们部队的军务处去了，说有个人快死了。军务处就带着人过来，把我送到了那个军区总医院。送去以后，医生问我多长时间没躺下来了，我说七天，就给我打了一针吗啡让我躺下睡了一觉，那是第一次打吗啡。醒了以后，医院里开始给我输血，当时军区总医院不知道我是“狗崽子”，所以没有歧视，但是他们对血友病输血没有经验。血友病只能输新鲜血，新鲜血里才有止我血的八因子，如果这个血过了12个小时就没用了，虽然还有九因子、七因子，对乙型、丙型血友病还有用，但对甲型血友病就没用了。医院当时不知道，就从血库里给我拿陈旧的血输，陈旧的血一方面救了命，因为只要有血进来，我就能活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它止不住血，止不住血就报病危。
问：报病危？
答：是的。报病危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到现在印象还特别清楚。报病危以后，在我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有人就请示造反派，我父亲叫郑石，说郑石的儿子在医院报病危了，让不让他去医院？最后说那去吧，就派了两个专案组的人跟着我父亲来了。我父亲听说我报病危了非常害怕，我是腹股沟出血，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他来了就坐在床边上，问我怎么了。我当时意识都不是很清醒，但知道他的处境更难，就骗他说没事，悄悄地跟他讲，我是假装病重来住院的。我要不住院，在家里我也不能活动，也没人给我做饭，到医院有吃有喝多好啊。我父亲就问我是不是病重，我当时全身都不能动，我就用最后的一点劲，用膝盖顶他。我说：“你看，我还有劲顶你呢。”他这才放了心。我说：“你快回去吧。”我顶他那一下，全身剧痛得都流汗。
问：“文化大革命”当中只发生过一次？
答：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类似这样的情况特别多。经历过了这些，还有什么困难会击倒我呢？这些我以前没聊过，我只说13岁以前在地上爬，13岁以后因为住院有了双拐，可以拄双拐走路了。到后来在这边病也治不好，我就被送去了北京。去北京的时候是我姐姐从农村来送我的。我姐姐当时还没我高，都不知道怎么背我，没轮椅，连拉带拽把我弄到北京，一路走得很艰难。在北京总医院的那个走廊里，所有人都要停下来看。因为我比她高，他们觉得一个瘦弱的女孩怎么能背动我？然后好多人就过来帮忙，把我抬到医生那儿去。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中苏关系紧张，在那家医院里面的病人都要转移。我在北京本来有个姨，我就跟我姨讲让她别去看我。我就说我在北京没亲戚，要是他们到武汉去调查，也知道我父母都被关了，家里也没人，所以我就能赖在医院。结果她就没去看我。到了转移的时候，医生天天催我出院，然后往武汉打电话，一听我父母还都被关着，这样就把我随着一个重病号转移到了一个山沟里的海军医院。
后来，我母亲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来看我，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了。我当时是拄着拐杖，这样冬天就不能穿棉大衣，只能穿单衣。为了能活动，穿单衣也习惯了。三九是那里最冷的时候，我记得那天黄昏的时候，我跟两个战士病号吃完饭出去散步，我拄着拐杖，那时我已经长得跟他们一样高了。我母亲三年前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孩子。结果当时我在院子里突然看到了我母亲，我能认出她来，她老了很多，但是她认不出我来。我就叫她，她站那儿都不敢往前走，因为我变化太大了。那个印象我特别深。然后她看我在北方三九严寒中穿着单衣很心痛，我就告诉她，我不冷，但是她不那么想。于是我意识到我需要去工作，要去靠自己的双手找一种新的活法。
问：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答：“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年。1978年父亲恢复名誉了，我就跟家里说，我一定要工作。于是我就到了一个街道的福利厂，去学开磨床，然后自己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这在血友病患者当中是不可能的，学自行车的时候，只要摔一跤就会毙命。
问：当时家庭条件基本恢复到以前，您却坚持选择去工作，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答：没有犹豫。我觉得就是个危机意识，觉得眼前的一切，好的生活场景，是不会持久的。这十年给我的创伤太深，我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我自己要挣钱要工作。
问：您还学会了骑自行车？怎么学的？
答：是的。当时就找别人借了一辆小的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学了好多天。慢慢地感觉这个舵的原理，以及跟身体平衡的关系。好多天以后，就彻底了解了舵把的特性，上去就能骑了。就这样每天骑着上下班。其实挺感恩上班的那几年。当时也是不停地出血，但是那个时候父亲恢复了名誉，就有血输了，输了血就基本能保证上班。上班那几年里，找到了对象，真正是自由恋爱找的对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尾声，都引用列宁的语录，我记得列宁说在工厂第一线工作八年以上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是最伟大的，所以自己就想咬着牙也得工作八年以上。但其实最后也没工作满八年，1978年进厂，工作到1982年就辞职了。
问：为什么辞职？
答：1982年是第一批电大。自己什么基础都没有，数理化根本没法儿考。但是电大的第一期是中文，我父亲的院校有个政治教研室带了一个班，并且可以复读。但复读要求特别严格，每门考试都要及格，有一门不及格都不行，没有补考，跟正式生也是不一样的待遇。我就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就在父亲那个院校里开始复读，这一读，就没停下来。因为自己家在院校里，复读比较方便，就从1982年到1985年读了一个中文。读完中文以后，再进电大就不用考了。自己又没事干，所以从1985到1988年又读了一个法律，然后1988年到1991年又读了一个经济，电大开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就这样学了九年。
那个时候电大刚开始。我说句实在话，电大只是一种知识系统化地指引，课程太烂。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翻译力量开始强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学术像文艺复兴一样，我们就能很及时地看到国外好的东西。
问：您很喜欢阅读？
答：是的。我一直认为我比别人有几个强的地方，高干家庭是其中之一。父亲是军队的干部，每天秘书都送来大参考。读那个大参考，我觉得是比上大学、比读研究生都重要的学习。因此，我跟秘书讲要送到我家里来。父亲知道我在家里没事，就让秘书一天送过来两本厚厚的大参考。我就这样每天看着大参考，看完大参考又看其他的报纸，就对政治的演变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时候我们的新闻封锁得很厉害，大参考上说的都是真实的事，报纸上会有另一套说法。我那么小就看这两种，然后再观察社会，我觉得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直到现在都在帮助我。
问：现在喜欢读什么书？
答：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传记，现在愿意看历史，而且看历史就看那种小段的。因为我记忆力好，对整个历史全都熟悉，尤其是现代史和近代史，看那些小的材料，一读就能联系起来，政治、经济也熟悉，都来源于之前太喜欢看书。那个时候政治方面的《拂晓》《核危机的谈判》，我基本是拿过来就看；经济方面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到下面所有的演变，我都有体系；历史方面，我完全按照台湾学者开出来的单子去读，我就是这样看过来的，所以也非常熟悉；文艺方面我能从西方文艺复兴一直数过来，所有的大作家，英国的、法国的所有的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就没有我没看过的。看完了再看文艺评论。我特别地泛，能泛到什么程度？现在来的不论是学中文的，还是学生会主席，或者别人，都没用，他看的书跟我相比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