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制度嵌入性与公司行为的经验研究

制度嵌入性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很快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并运用于经验研究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Dunlop（1975）就通过研究公司之间以及内部的社会关系发现，公司之间以及内部的互动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的约束，这包括正式的政治框架、根据权利和义务来界定互动的配套性的社会化过程，和正式的约束和决定因素（Dunlop, 1975: 363）。这种观点包含了制度嵌入性的思想。Sherry（1990）通过对美国中西部的跳蚤市场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在跳蚤市场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和节庆的因素形成辩证的关系，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跳蚤市场是嵌入在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跳蚤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利益的算计过程，而是一种有乐趣的社会互动过程。这一过程被制度化了。

Brahm（1994）的研究发现，公司行为嵌入在制度情境中，制度情境分国际制度情境和国内制度情境。国际制度情境是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对公司行为造成影响的国际性制度，包括国际性经济制度，如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现为八国集团）等，以及地缘政治制度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佩克（OPEC）、东盟（ASEAN）和欧共体（现为欧盟）等。公司所嵌入的国内制度情境由国家的宗教、经济、社会、政治及其文化价值、历史、传统等构成，这些制度相互依赖，构成一个系统。这些制度对公司的相对竞争力和竞争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一，国家的制度情境影响了公司目标。例如，美国公司强调利润、股市业绩和短期效应，日本公司则强调增长、市场分享、创造就业机会和长期效应。在这里目标分歧是由嵌入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中的激励结构和文化价值所导致的。第二，国家的制度情境还提供了公司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如国家通过贸易和产业政策以及提供优质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政策来促进公司竞争优势）。第三，国家通过制定博弈规则来影响公司行为，促进公司竞争或加强公司合作。第四，国家通过补贴的政策以降低公司风险，从而引导公司往目标或战略性产业发展，尤其是往那些非常重要但市场激励不足的产业发展。第五，市场失效也同国家的制度有关。市场失效也有跨国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国家的制度导致的。显然，要理解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不能仅仅从公司的战略本身来看，还必须把它放到国家的制度情境中来加以分析。

Saxenian（1994）对美国西部的硅谷和东部的128公路地区的高技术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二者起点相同，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128公路地区逐渐衰落，而加州的硅谷则发展迅速。尽管二者都处于相同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但地区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二者的变化。导致二者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和文化。硅谷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采取了网络形式，公司小且灵活，公司之间交往密切、信息流通快，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和社会交往多，地区的集体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突出；公司内部讲究平等和民主，管理层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员工爱跳槽，富于创新精神。128公路地区的公司则大而全，采取垂直整合的结构，组织规模颇大，制度僵硬，等级森严，公司之间信息沟通少，应变能力弱，员工忠诚于公司，流动少。很显然，高技术产业的制度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解释了128公路地区的衰落和硅谷地区的繁荣。

Lane & Bachmann（1997）通过对英国和德国行业协会的比较研究发现，供应商关系并不只是由个体行动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所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制度的特定情境所构造的。这些制度情境引导了采购商和供应商的期待和行动。制度的性质和商业关系嵌入性程度对形塑供应商关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认为，信任和权力都是影响商业关系的社会机制。他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和权力：基于互动形式的信任与权力和基于制度形式的信任和权力。基于互动形式的社会行动只能是要么由信任所支配，要么由权力所支配（二者必居其一），而基于制度形式的信任和权力则是交织在一起的。基于制度形式的信任和权力是系统信任和系统权力，而系统权力是系统信任的先决条件。强有力的制度也可以减少信任的风险，但这取决于制度具有权力。因此，强有力的行业协会以及供应商关系嵌入于法律调节中，会激活集体权力，促进系统良性运行中的社会行动者的信任。

Whitley（1999）从制度框架的角度对商业系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每个特定的国家都被纳入了某个特定的发展轨道，这些发展轨道体现出不同国家在制度框架和相应的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上的不同。例如，日本模式（高度协作模式）、韩国模式（战后）（国家组织模式）、英美澳新模式（划分模式）、德国与北欧模式（合作模式）都各不相同。不同国家的公司在其角色和运作上的差异，正是对不同的发展轨道的反映。与Dunlop（1975）一样，Whitley（1999）也强调制度对经济产生的效应，这些制度包括正式的调节结构和相应的行政管理结构（包括国家、教育和金融系统），以及个人联系、态度、规范和价值。

Brookes等人（2005）也根据Whitley（1999）的商业系统理论，运用Cranet的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调查数据，从公司层面验证了公司内部的雇佣关系（包括雇主与员工、员工代表）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他们发现，分隔（compartmentalized）模式（即盎格鲁-美国模式）、合作（collaborative）模式（即莱茵河区域模式）和高度合作模式（即日本模式）在发展模式上的不同，导致各自国家的公司内部的雇佣关系的差异。在盎格鲁-美国的分隔模式中，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低，而高度合作的日本模式中，这种相互依赖性高，莱茵河流域的合作模式则介于二者之间。就被雇佣者的代表化程度（工会化）来说，盎格鲁-美国模式低，莱茵河流域的合作模式高，而高度合作的日本模式介于二者之间。

Steinberg（2003）试图对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有关生产的政治机制的视角进行修正。他认为，布洛维忽略了劳动控制是嵌入于法律制度的事实。通过分析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陶瓷产业的资本家把法律当作建构工厂体制的基础的过程，他揭示了劳动控制嵌入于法律制度的过程（Steinberg 2003）。

Jacobs（2003）通过对美国的底特律和日本的名古屋汽车生产区域30年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三种国家嵌入性——政府系统、国家关于发展的取向和国家对城市之间以及城市规划的制度支持——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这里，城市发展指的是人口、就业和收入在城市区域中的配置。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国家嵌入性极度促进地区之间的竞争性和非合作关系，并不断恶化底特律地区不均衡的城市发展。相反，在同样的时间段，日本的国家嵌入性高度促进城市之间的合作性关系，并促进了名古屋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显然，在过去的30年里，名古屋地区比底特律地区经历了更为均衡的发展。通过对底特律和名古屋地区的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城市区域中的空间形态是高度嵌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境中的。在美国，这个情境就是去中心化的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强调各州和各城市的独立性以及短期化的政治取向；同时，联邦政府的不干预主义导致国家缺乏对各地之间的合作性规划的制度支持。与之相对，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境体现为日本的单一化国家，强调中央权威，国家鼓励地方之间的联合和相互依赖，国家的发展主义导致国家对促进各地之间的平等和合作采取干预主义态度，并对各地的合作发展规划提供制度支持（Jacobs 2003）。

James（2007）通过对犹他州盐湖城高技术产业板块的研究，解释了高技术企业的文化嵌入性。他通过探索本地和本地以外的文化嵌入性得以显示、体现和有意无意地（再）生产的日常机制、实践和意外后果，来揭示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织和相互构造的作用。盐湖城的本地特色文化主要体现在摩门教。摩门教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成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教徒信守对习俗、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承诺。在犹他州的人口中，摩门教徒占据大多数。作者发现，在盐湖城的高技术产业中，经济行为与摩门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本地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在摄取外部的知识资源和能力，以及随着知识进入公司后如何利用新知识方面，受到社会所建构的规范、价值和评价标准的影响，尤其是摩门教关于团结、互惠、自足、独立、自立和不对抗等伦理的影响。他揭示了摩门文化影响盐湖城的公司经济行为的五个日常机制：公司决策者和意见领袖机制，“主流效应”机制，员工招聘与工作搜寻实践机制，教育、社会化与培训机制，本地与超越本地的立法机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摩门教的价值观被贯彻到公司的经济行为中。很显然，他所说的文化，实质上属于非正式制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说的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经济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Varman & Costa（2008）则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市场是由原子式的、自利的、精于利益算计的行动者构成的。他们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市场交换的社会嵌入性。市场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区中。社会关系、社区以及社会规范形塑了经济行为。根据对印度the Bijoygarh地区的一个市场的民族志研究，Varman & Costa（2008）提出了市场的社会嵌入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位于更大的社会过程中，不能脱离本地社区来理解市场。在印度的社区市场，社会规范或关系规范，包括互惠、承诺、诚实、信任、公平、尊敬等在内的人际规范形塑了店主和顾客的交易行为。而这些规范源于社区生活。社会规范是社区的道德、情感和表达维度的反映。社会规范是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支配了人们的市场行为和交换合作。在一个嵌入性的市场中，市场交换关系因此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非功利性的、规范性的秩序。市场与社区不是对立的，相反，市场是更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他们所提出的这种根据嵌入性市场所形成的市场交换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观点，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脱嵌的市场而形成的原子化经济人之间纯理性、自利与精于算计的市场交换模型。他们所分析的社会规范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作用，正是制度嵌入性的表现。

在另外一项研究中，Varman & Costa（2009）运用制度嵌入性框架来研究零售者行为。在关于竞争行为的营销理论中，大部分营销理论强调个人回报和竞争性行为，而忽略社会整合、社会合作和零售企业的社会与制度属性。Varman & Costa（2009）通过研究印度加尔各答Bijoygarh的一个社区市场，揭示了制度与规范对零售业的竞争行为的影响。在印度加尔各答的Bijoygarh市场，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的限制。零售商对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关注影响了他们之间的竞争行为。违背了规范的零售商会受到社会-经济的制裁。市场经济鼓励个人主义、竞争和失范。但嵌入性市场则通过制度嵌入性来强调集体福祉、合作和关系，从而抵制失范，因此，制度与规范限制了市场中的失范趋势。在制度嵌入性中，零售商的竞争不再是自然竞争，而是制度化的竞争。制度化竞争不是自由竞争，不是只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被限定在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性秩序中的竞争。竞争行为所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突出了零售商之间的稳定性和合作。而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竞争则得到其他市场行动者的积极回报，避免了零售市场的失范。

还有学者对制度嵌入性中所蕴含的促进主体能动性的特性进行了分析。例如，Sydow & Staber（2002）研究了制度厚度对德国两个媒体区域电视内容生产中项目网络绩效的重要性。从吉登斯的结构化视角看，制度嵌入性不但指制度为电视内容生产行为提供了稳定的规则以及物质和信息资源，而且促使行动者采取相同的行为取向，并加强互动。在他们看来，制度嵌入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者受到制度的约束，也意味着制度为行动提供资源和媒介而创造了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制度嵌入性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性”。

也有学者对制度嵌入性的消极后果进行了研究。例如，Grabher（1993）认为，嵌入性未必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相反，如果嵌入性程度过高，它会导致地区经济衰落。他以德国鲁尔地区的衰落为例，说明了高嵌入性导致地区的“团体思维”和相同的世界观，这就妨碍了其他的竞争性看法和对信息的其他竞争性解释的出现，从而限制了对创新机会的感知，各种原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网络和制度因素也会随着趋同化而不断变得僵化，并导致集体抵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创新。据此他提出了“嵌入性悖论”：过低的嵌入性导致企业缺乏必要的社会实践和制度的支持网络，但是，过高的嵌入性会导致这个支持性网络变得僵化，从而变成抵制创新的有凝聚力的联盟。高嵌入性导致的后果之一是锁定（lock-ins）。

Grabher（1993）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锁定：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功能锁定指的是公司之间对形成封闭、长期稳定和可预见的联系的偏好性需求。这种公司之间的稳定联系和相互适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它的代价是缺乏多样性，难以识别和利用外部资源，缺乏把外部信息变成相关信息的能力。认知锁定指的是长期存在的个人联结导致人们之间的相互适应，从而在相互交流中在有关技术问题、合约规则和知识等问题上形成相同语言和团体思维。团体思维的形成，限制了人们对创新机会的感知，使人们难以超越狭隘的圈子思维，缺乏把不同来源的信息组合起来的能力。政治锁定指的是产业界、政府、各级规划部门、工会和行业协会的合作性关系，这种关系妨碍了政治创新和区域内部的重组。一旦某种制度让人们获得了既定利益，那么，人们就不愿意丧失这种利益，并反对导致该利益丧失的政治改革。而各种锁定所导致的一个效应，就是地区经济的衰落。

Engstrand and Stam（2002）也认为，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关注如何改进和维系嵌入性，嵌入性的概念未受质疑。他们认为，在传统的制造业区域，强嵌入性导致这些区域缺乏调节能力。这可以描述为锁定效应。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锁定效应。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网络中的行动者难以改变他们在长时期中形成的习惯和态度；第二，在过去的历史中，一些行动者变得强势，而另外的行动者变得相对弱势，这些强势的既得利益行动者会对变迁采取积极的抵制态度，从而使得变迁变得困难。在许多情况下，锁定效应是这两个原因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过多或过少的嵌入都难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显然，适度嵌入性才是值得追求的。作者对瑞典的Uddevalla地区和荷兰的Brabant东南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个地区都是传统的制造业重镇，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一直在下降。他们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哪些区域性的制度嵌入性妨碍了制造业地区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在瑞典的Uddevalla地区，制造业（如造船业）对工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嵌入，导致该地区难以向后工业时代转型。在荷兰的Brabant东南地区，工会和本地政治对制造业所发挥的作用不大（低嵌入性），政治锁定和认知锁定可以被克服，导致制造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转型。

但是，不论制度嵌入性究竟是导致积极效果还是消极后果，都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嵌入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例如，台湾大学的徐进钰通过对台湾新竹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的案例分析，说明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对政府依赖性的演变，而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形塑作用，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嵌入性。这种制度嵌入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在早期阶段，政府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助产婆，通过政策扶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作用减弱。随着全球学习网络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再嵌于跨国跨地区的社会技术共同体。自上而下的政府影响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共同维持了台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Hsu 2004）。

制度嵌入性还涉及制度相互之间的耦合问题。人的行动不只是嵌入于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系列制度。青木昌彦认为，当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缺乏必要的耦合，常常会导致意外的情况，即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了模仿发达国家的公司控制权市场，颁布私有化法令，造成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公司控制权普遍被内部人掠取，如前工业官僚和原国有企业的经理。显然，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就会高度不稳定（青木昌彦2001: 19）。如果一项新颁布的制度与制度环境不能耦合，其可实施性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不被实施的制度就不构成制度，难以实际生效。因此，实际实行的潜规则其实比起不被实施的正式法令更像是一种制度（青木昌彦2001: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