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城市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国际化进程日益渗透到各个领域，随着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三大进程同时加速并融合发展。全球化通过加强人口、货物、资金、服务和思想、文化的交互流动，将国家、城市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化使人类的联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距离不再成为城市与城市联系的障碍，信息流对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拉动作用更加迅猛。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下，一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迅速崛起；原有的发达国家的若干国际中心城市，更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以强大的国际先进要素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主导者，控制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命脉，这些城市就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世界级中心城市居于各类中心城市的顶层，其经济社会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直接影响。在世界级中心城市的主导下，形成了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包括洲际的国际中心城市、区域的国际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和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国内一般中小城市等。

在中国，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同样首先表现在城市化的推进上。美国学者科特金（Joel Kotkin）在2005年为其《全球城市史》中文版写的序言指出：“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中国目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具备跻身世界大都市群的规模。我们的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加快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因此，把握世界城市理论，揭示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演化规律和指标性判别标准，是我们的中心城市加快发展，进而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重要逻辑起点。

一 世界城市理论脉络

（一）国际社会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家财富创造的领先者，世界城市早已占据特殊位置。国际社会对世界城市进行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理论萌芽阶段（18世纪～20世纪初）

学者们一般认为，早期使用世界城市这一术语的是德国诗人歌德，他当时主要以罗马、巴黎为例，从文化中心的角度认为这类城市是世界都市，但未能够从城市理论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至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学家格迪斯（Geddes, 1915）在《演变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又译为《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较早提出“世界城市”这一概念，认为世界城市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城市。在他看来，那些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便被视为世界城市，这一单一视角的定性研究只是对世界城市做了简单描述，还缺乏对世界城市的概念、主要特征等进行详细的研究。

2．理论形成阶段（20世纪中叶～20世纪80年代）

二战后以及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性大都市的快速发展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实践素材和理论灵感。1966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 1966）撰写了《世界大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开启了现代意义上关于世界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彼得·霍尔认为世界城市是指能对大多数的国家产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控制力与影响力的城市，他还具体分析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7个世界城市或城市综合体。在彼得·霍尔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逐步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引发了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热潮。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入，世界城市理论进入成型阶段，研究者们主要从全球性特征和经济跨国合作的角度来定义和探索世界城市，如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 1972）引入跨国公司这一因素，并将跨国公司总部的落户数量作为判断世界城市的关键指标。科恩（R. Cohen, 1981）沿着这一思路提出的全球城市概念实则与世界城市内涵相似。他基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与全球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在1982年、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和沃尔夫（G. Wolf）融合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都市全球化理论，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总结了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认为世界城市主要是世界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他们运用新的国际分工理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同时采用7个指标，研究了世界上30个城市，并进行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世界城市假说”是现代意义上研究世界城市的系统性理论之一，是世界城市研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3．理论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理论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更加全面宏观的总结与更加微观精细的研究成为理论深化研究的主要走向。

以卡斯特尔斯（M. Castells, 1989）为代表的学者将世界城市的形成置于网络社会之中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信息城市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通过信息网络被吸纳进世界城市体系中，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中心”，通过关键信息的生产、发布、流动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

萨森（S. Sassen, 1991）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并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来阐释世界城市。他对世界城市的功能、社会、空间等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审视，其研究成果也成为当今研究世界城市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以斯各特（Scott）、戴维斯（Davis）、苏贾（Soja）等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弗里德曼和萨森的研究过分看重城市的经济实力，对世界城市的研究还应兼顾这些城市的政治、文化功能，全球城市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定义，它不只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更应该是包括政治、文化、生态在内的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001年以来，以泰勒（P. Taylor）和毕沃斯托克（J. Beaverstock）为首的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采纳了萨森、卡斯特尔斯（M. Castells）的观点，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视角，将生产性服务业（以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办事处网络系统纳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将城市作为在复杂的跨国网络中的变化的联系结构，通过商品、资本、人口和信息的流动来衡量，从而得出城市的等级划分和排名。基于较强的理论基础和覆盖面广的城市组合，这一小组的理论研究成果被研究者和城市管理者广泛采用。同时，该小组持续发布年度报告，在世界范围广受关注。

世界城市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的概念认知到内涵深化、从单面的因素分析到综合的多面分析的过程。其发展的脉络大致可归纳为表2-1。

（二）我国学者的主要理论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的世界城市研究主要是对世界城市发展、一些专门产业以及世界城市网络模式进行研究。宁越敏（1991）是国内较早将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引入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姚为群（2003）从经济视角探讨了全球城市的成因；柏兰芝等（2004）从跨国广告业这一生产性服务业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郑伯红（2005）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研究的概念性框架，指出了中国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网络系统的主要接口和对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学者更为关注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屠启宇，2008；金元浦，2010）和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周振华，2004）。金元浦（2010）在研究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时介绍了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的发展过程，主要侧重于对各个城市功能演变和城市定位的研究。苏雪串（2010）认为，根据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现状及发展世界城市的需要，未来特别需要重视CBD能级的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新城的合理规划和建设。李国平等（2010）针对世界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网络化大都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从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应打造多中心、网络化的市域空间结构。赵娇（2010）认为需要通过更加包容性的城市政策，将北京建设成一个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和良性运转的世界城市。

同时，我国学者对世界城市理论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为将国际先进理论引进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了理论思路。苏宁（2010）在总结世界城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世界城市内涵、发展模式、西方中心倾向、发展瓶颈、发展依托等。赵晓康等（2011）基于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趋势，归纳出世界城市的实证研究角度主要有企业组织角度、基础设施角度、流空间角度等；徐聪等（2012）梳理了世界城市理论脉络及新进展；袁晓辉、顾朝林（2012）对世界城市理论研究中关于概念、特征、理论演变、层次划分、空间结构、评价标准、城市体系的演化及其构成要素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倪鹏飞等学者，从产出、要素投入及过程的视角，以绿色GDP（总量及人均、地均）、经济增长、专利、跨国公司指数等为综合竞争力指标，以企业、当地要素与需求、基础设施、内部环境、公共制度、全球联系等为要素环境指标，结合22个产业组成的产业链指标体系，在分类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编制了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在2011～2012年度报告的形成过程中，该研究中心以有效的国际合作方式，与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评估与研究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研究小组、经合组织秘书长办公室等机构中的相关研究团队合作。《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是以中国学者为研究主体的目前国内最完整的观察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报告，突出了要素与要素环境指标对于城市竞争力的意义，抓住了观测与评价中心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的国际城市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层次：一是对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理论引进与评述；二是开展对亚太地区包括中国的国际城市研究；三是深入分析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逻辑性与可行性，对国际城市研究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四是对中国与世界城市进行大范围多指标的分类与综合的量化测评，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际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

二 世界城市体系构成及分类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全球流动打破了国家界限，城市之间形成的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既涌现一些在资源配置上超越国家范围的、处于网络体系顶层的世界城市，也有大量处于网络体系不同层次和节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这一基本格局下，世界城市占据了全球范围城市体系金字塔的最高级，是全球经济、科技、信息等多个领域的控制和决策中心。虽然世界城市已经处于高等级体系，但世界城市内部还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学者们从开始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并试图结合当时的实践，将世界城市划分成不同层次和类别。

彼得·霍尔（1966）从政治权力中心、国家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人口中心、娱乐中心等七个标准来界定世界城市范畴，最终确定了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区、兰斯塔德、莫斯科、纽约、东京七个城市为世界城市。

在将跨国公司因素引入世界城市理论研究后，海默（S. Hymer, 1972）认为公司决策机制在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跨国公司总部往往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因而可以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多少来对世界城市予以排序。

20世纪后半叶，服务业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产业支柱，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也将其引入世界城市理论加以考察。雷德（Reed, 1981）收集了76个美国城市近80年间有关金融、经济等方面的数据，阐述了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随后的1989年，又对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城市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东京等是第二层次的全球性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萨森也从生产性服务业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东京是真正全球化的城市，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金字塔的顶端。

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运用“核心—边缘”的方法，采用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制造中心、世界交通枢纽等七项指标衡量世界城市，并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三个层次。萨森（Sassen, 1991）提出了全球城市的研究框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证诠释了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目前顶级的全球城市。彼得·泰勒和比弗斯达克等人（1999）在静态分析世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用现代服务业中的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四大产业来区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将世界城市划分为10个Alpha级城市、10个Beta级城市、35个Gamma级城市。

从现有研究结果看，在目前世界城市格局中，世界城市多集中于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是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控制中心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城市划分标准。据此，我们将众多学者的划分标准与结果列示如表2-2，从中可以看出几种主流理论的主要异同。

1970年以来世界城市的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反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国际要素配置水平、国际化服务功能、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人居环境等的指标划分世界城市等级。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出现和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亚太转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正在崛起，世界城市网络格局不断重组。虽然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层次还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但根据时代特点以及城市在全球、洲际等不同区域范围的影响，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这四个城市均为综合性、全球性城市，是全球的政治、商业、科技、金融中心。第二层次：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法兰克福、鹿特丹、新加坡、香港、大阪等，属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第三层次：休斯顿、迈阿密、多伦多、悉尼、慕尼黑、马德里、罗马、苏黎世、阿姆斯特丹等，其辐射范围以所在国及其邻近地区为主。新兴国家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崛起较快，部分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差距开始缩小。具有国际化色彩和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是世界城市的“预备队”，中国的广州目前位于这个层次，正在走向国际中心城市。

三 世界城市理论对国际中心城市发展研究的启示

当前，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更多是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相关定位的讨论。我们认为，国际中心城市的概念可以有宽窄不同的界定口径，宽的口径可以与广义的世界城市等值，因为世界城市也是国际中心城市；而窄的口径是按其经济、文化或政治上的要素集聚与能量辐射的国际化程度而定，只要具有较大的国际联系度与影响力，就属于国际中心城市，尽管它们还不能达到世界级城市（狭义的世界城市特指前述第一层次的城市）的高度。在城市的发展实践与理论研讨方面，世界城市相关理论给国际中心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为开展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

（一）概念及特征的界定

关于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是各阶段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无论是早期的格迪思还是后来的弗里德曼以及GaWC，都将世界城市概念研究放在首位，十分注重作为城市发展高级形态的世界城市与一般城市的区别。因而，不同学者阐释世界城市概念的视角差别很大，有的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有的是从产业分工的视角，也有的是从更为微观的企业组织的视角。同时，城市的发展是动态的，因而在概念界定上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早期的概念带有明显的静态特点，直到卡斯特尔斯关于世界城市节点功能、信息网络中心、流的载体功能的发现，世界城市的动态特征才进一步得到体现。国际中心城市的概念阐述同样会遇到这一问题，即在城市体系中，从何种视角说明国际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世界城市的区别，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阐释将是国际中心城市研究的首要难点与重点，特别是在全球及各级城市经济社会都处在动态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规避理论研究的时空局限性，将成为核心问题。

（二）层次划分的方法

关于城市的层次划分，也是国际中心城市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根据袁晓辉、顾朝林（2012）的总结，以跨国公司总部选址，以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整合程度、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以及提供生产服务的强度，以产业重组情况等来划分世界城市体系的层次，都体现了不同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世界城市的特征及划分方法的不同取向。层次划分在国际中心城市研究中同样不可避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层次划分方法将有新的视角，如从产业角度看，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产业在全球范围城市中的集中度可能成为新的划分维度，而国际性的信息流、金融流和交通流的规模、密度及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全球经济增长点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许多中心城市将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判断标准及指标体系

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与指标体系几乎是现有世界城市理论各流派的核心议题与主要创新点，也反映了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从歌德的“城市文化功能”到彼得·霍尔（P. Hall, 1966）的“七个中心论”再到弗里德曼（J. Friedmann, 1986）的“跨国公司论”等，划分标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能够体现时代特点，指标体系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国际中心城市理论若能自成体系，那么关于判断标准的研究将是必要的。从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经验看，围绕城市功能、分工定位、要素集聚、发展趋势等维度，结合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演进状况，进而确定每个维度的代表性变量（指标），将可能是国际中心城市研究的良好思路。

（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中心城市研究

现代城市理论一直被西方学者主导。他们的研究多是以西方城市的发展为脉络，因而不免存在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对于一些问题，比如西方世界城市的成功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均可复制？在广阔的亚非拉区域，为什么世界城市较少且发展缓慢？既有理论无法给出答案。现有的西方理论往往从城市的现状出发进行考察，而较少关注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原因和长期演化机理，比如西方学者往往关注企业总部存在的事实，却不关注它们在某些城市聚集的原因。也就是说现有世界城市理论对世界城市还缺乏全面的解释。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正在崛起，向世界城市迈进。这无疑将为世界城市理论、中心城市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样本，对这些城市发展脉络的研究或将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

总之，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体系不仅需要论证国际中心城市与世界城市、一般城市等其他城市体系的“共性”与“个性”，还需要以动态发展的视角确定其概念内涵、作用与功能定位、划分标准、影响因素等。这应是开展国际中心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而已有的关于世界城市的基本理论为其提供了一套可供参照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