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现状抑或审美缺失

随着中国文学史研究方向和领域的不断拓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渐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质量或研究水平渐趋提高（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谈起，如研究队伍扩大，学术专著及研究性论文频出，各级别课题不断立项，理论深度不断推进等）。尤其是受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后学思潮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文化身份、民族主义等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将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等结合起来加以整体考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路径、如何入史等问题做出了重要探索。不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谈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时往往将之等同于“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学”或“人口较少民族民间文学”，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持一种轻视、怀疑态度或者以所谓的“落后”“低等”“文学性差”等直接否定之，即使有时也肯定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价值问题，却往往是以它们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概而括之。既不能理性而科学地定位这一文学类型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及其多民族文学史的意义，也影响到对该文学类型的深入阐释。这一问题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中也许更为严重。笔者在目前国内最大期刊网站——中国知网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人口较少民族各族别文学”“人口较少民族各作家作品”等为关键词或主题，对1983～2012年近30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加以总体状况的概览，发现其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与“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渐趋升温相比，“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水平相对滞后。自国务院发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以来，有关“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发展问题、经济扶持问题、教育现状问题、种族起源问题等日益受到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界重视，收获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如王铁志关于西南德昂族社会问题的研究、何群关于东北“三少民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郗春嫒关于布朗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相对而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研究至今仍集中于口头文学如叙事诗、神话传说、史诗等文体的研究，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则处于隐而不彰的状况。即使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范畴内，对“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数量，还是在研究质量方面，也都远远落后于人口较多民族文学的研究，如藏族文学研究、回族文学研究、满族文学研究、维吾尔族文学研究等。这一现象的形成，可能在于：一是与研究者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重视程度不足有关；二是囿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或在实践层面上的主动性寻求不足，忽视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其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经验的自身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积极意义，影响到对“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点从许多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作品皆被纳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列即可以看出。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族别文学研究和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且分布极为不均匀。如在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近30年来共计有52篇研究论文，关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研究论文就达到25篇，占总数的近50%；在族别文学研究的51篇论文中，大多是对其中人口相对较多的民族文学的研究，如撒拉族文学研究、锡伯族文学研究、达斡尔族文学研究等；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土族等民族的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学界注意；在23篇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仫佬族作家鬼子及其作品的论文就达9篇之多。另一个突出现象是，人口较少民族自身的个别研究者就可支撑起本民族文学研究大厦，如景颇族的晨宏之于景颇族文学研究、锡伯族的贺元秀之于锡伯族文学研究、裕固族的钟进文之于裕固族文学研究等。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类型化或整体性研究中，目前仅以零星的单篇论文为主。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是仅有的一部专著，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后续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明确了研究任务，规划了研究方向。不过，由于该著是以相关材料整理与挖掘为目的，以多人参与教材编写为手段，以各族别文学拼贴为体例，以文学体裁梳理为依据，尚限于文学现象描述和材料整理阶段，加之编写人员众多，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对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加以拓展，存在亟待开发的空间。

其二，比较性研究意识不足。当我们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纳入类型学意义上的研究时，其实已暗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话语症候，即“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相较而言，是非规约性或非同质性的。总体上来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因其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创作心态、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独特性而形成丰富的地方性的文学样态、审美风貌、艺术特色、叙事手法等，特别是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语境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更凸显出其在地性知识特征及其鲜明的民族文化记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界却时常以主流民族文学或普适性文学标准套用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忽视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自身的文化及美学价值及其与其他民族文学的诸多差异性特质，至于其缘何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特质，有何不同，特别是这些特质、差异及其与其他民族文学之关联等问题的探讨，则缺少有深度、有创见的理论言说。比较性研究意识的匮乏在深层逻辑上无疑与研究者没能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意识去观照“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外在表征密切相关。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的审美形式，“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既受诸多文化因素影响，又受文学创作规律的自身规约，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后的审美结晶。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转型持续加剧，一种以身份建构为价值导向对现代性及全球化加以接纳、反思，乃至质疑为主潮，进而在肯定和张扬自我民族身份基础上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或多元民族文化认同为演进路径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趋势日渐清晰。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渐成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常态，由此催生了诸多高度关注现实、思考当下且深具民族审美特性的新的文学形态，展示了中国文学形态及其源头的复杂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积极而广泛吸收各种新潮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大胆实验各种外来叙事技巧和艺术手段，敏感于形式的新奇与审美的创造，各种形式的突破和新的艺术境界的追求，使民族文学的审美风貌各具异彩。特别是一些善于汲取各方创作滋养、视野开阔、思维敏锐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正在不断崛起，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别具风情的语言运用、生动活泼的文体形式、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意象设置，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极大的美学冲击”，并成为其民族文学创新“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如达斡尔族作家萨娜、仫佬族作家鬼子、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撒拉族作家撒玛尔罕、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景颇族作家玛波、独龙族作家罗荣芬、阿昌族作家罗汉等，都曾引起过当代文坛不同程度的关注。尤其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汉语写作，更应该也更能够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园地里的奇葩，并能够充实和补充中国汉语文学的审美形态。因为，作为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竞争与融合的结果，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汉语写作在传统母语思维、口头文学的言说方式与汉语言之间的纠缠、扭结必然使汉语言发生民族化、地域化改造或变形。例如，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金色牧场》的语言运用就凸显出典型的“诗性思维”特征，如“来时我还看见遍地阳光，可是现在，天空的乌云已经伸出舌头要舔我们的脚后跟了”。这一源于原始世界或“人神共在”状态下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彰显出人口较少民族汉语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在对汉语加以民族化、地方化的创造性转换的同时，也形成了新颖别致、生动活泼的复数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说模式，这无疑给当代中国汉语写作带来了陌生化效果。另外，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几乎都拥有类型复杂、题材丰富、体系发达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源于民间的思维方式、审美习尚及民间文本始终是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活水源头，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影响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主题、题材、结构、意象、文体、语言、叙事方式、书写手法等，形塑出与其他民族文学的非规约性文学现象及其书写特征。一些论者在缺乏比较性研究意识的同时，以较大民族文学或主流民族文学的评价标准去衡量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并以所谓的“简单”“民间化”“粗俗”“文学性不足”等怠慢、轻视甚至贬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这一问题的存在彰显出比较性研究意识及方法介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

其三，泛文化研究，抑或研究的审美缺失，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的主导性症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作家或其文学创作主体意识的渐趋觉醒或自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有意识建构趋势与新时期之后整个文化语境的“向外看”思潮的共谋性关联，使得源于西方的他者话语开始共时态进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现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及“后学”思潮如后结构、后殖民、性别理论、认同理论、散居族裔等开始被学界所掌握并作为民族文学批评的常用语码，呈现出“名词轰炸”式的话语狂欢之态（这也是批评者几乎都以“照搬、套用西方理论”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现状不满的主导性批评话语）。在整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尚且如此的情况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更是问题多多。所谓“问题多多”，不仅表现在学界至今没有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加以区别性对待，难以把握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性特征，而且受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现状所限，即使偶有论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问题的，也同样因袭着“空泛化”的研究现象，过多从发生学、主题学或思想史层面去关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独特的文学性、艺术价值等文学的“内部研究”却莫衷一是，不置可否。如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母语思维与汉语写作问题、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创作问题、空间及其景观书写问题、文体问题、民间话语资源的审美转化问题及其审美建构方式问题，以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问题研究等，往往以其任务的艰巨或冷僻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2014·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会议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上述症结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这应该看作是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向前推进的有力证据）。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不少学者依然将文化意义或精神价值作为观照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视角或阐释的基本框架，民族性、文化身份、民族主义等文化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诸如“文化视域中的某族文学”“某族文学的文化观照”“某族文学与文化身份”“某族文学的文化民族主义”等，许多研究仅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为认同或维系文化身份的症候或例证，而目前各类与各级别课题或项目对文学的文化研究青睐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研究思潮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文化身份或民族认同研究日益深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美学或审美因素的分析却愈加处于弱势，研究也日渐单调和片面。

从根本上说，无论文学承担着多么强烈的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功能，具有多么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当然不否认其文化意义），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审美表现形式归根结底仍是以其本质属性——文学性或美学价值为存在前提的，这也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基本面向，任何忽视或淡化文学审美属性的研究都是一种片面的研究，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或者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其本质规定性层面上仍是“文学”，是“文学”的民族化、地方性表述。在语言、文体、叙事、修辞等方面是否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美学特征，这些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美学特征是否具有参与一般性文学对话的文学性特质，才是其创作成败及能否入史的关键之所在。例如，无论哪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要对老舍、沈从文等人辟专章加以介绍，这无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这些文学史对他们的接受并不是以其民族性书写或者主要不是以其民族性书写为准绳的，而是这些作品本身表述着普遍的文学性或人类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审美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归宿。尽管文学研究不能忽视社会公共性场域的建构，不能忽视向宏阔的社会历史场域敞开，但文学的根本属性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调查报告、政府公文等实用文体。只有在审美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全方位地向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民族特性拓展和挺进，才能最终抵达“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融合的研究程度，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文学史才是一种审美生成史、“语文学”的感悟史。就此意义而言，文学的文化研究如人类学研究、民族志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对文学的理解，而不是以此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尤其是在后现代边缘复兴、少数族话语崛起或地方性知识话语得以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更应该坚持文学研究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研究的“文学”立场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对文学的任何偏离、断裂与遗忘都会导致文学研究的变质与畸形。由此而论，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艺术形式或美学风格层面挖掘其与文化意蕴的互动机制，探究其艺术价值或文学性生成规律及其表现形态，才是其能否入史、能否经典化的关键。

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自身来说，首先，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断从本民族民间口头文化中汲取创作资源、民间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学间的互动、诗性思维与科学理性精神的互融、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文学观念的“交往对话”等，深刻形塑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生成及文化意蕴，对“中国经验”、“中国梦”或“中国故事”的地方性书写形成诸多不同于书面文学相对发达民族的文学审美特征和文本形态，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边缘民族文学书写经验，对原始自然生态及其神性气息的艺术描绘，对民族民间风俗礼仪及其特有意蕴的审美再现，对宗教信仰仪式及其神秘氛围的民族志书写，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品格的执着构拟，使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呈现出典型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其次，在全球化及现代性发展日益向纵深处推进这一整体语境之下，人口较少民族也普遍面临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问题。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坚持诉说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不断以现代意识去审视本民族在现代性发展中的问题或不足，文学所表述的思想观念及价值立场也因注入现代性品质内涵而渐趋超越单一族裔身份书写，对城乡迁移或传统居住方式解体背景下本民族群体心理或个体灵魂的复杂性呈现，对生态灾害或家园破败语境下边缘族群前途命运问题的沉重思考，对多元文化碰撞过程中本民族现代性体验和生活经验的艺术书写等，使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越来越具有一种介入公共性写作的基本特性，表征着后殖民语境下民族身份表述的多元性及对话性特点。或者说，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现代性体验及其文学表述的非规约性特征，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叙事主题及文学特质。最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或艺术价值生成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如母语思维与汉语写作问题、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创作问题、文体类型问题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形塑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审美特质，是其他民族文学（特别是汉族文学）难以比拟的。对这些审美特质加以必要的总结，窥探其中的某些规律，有助于引导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健康良性发展。这对于充实与完善中国文学史书写、促进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等，其意义自不待言。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或批评的弱势问题目前已成学界共识。这种弱势一方面源于主流话语的冷漠或居高临下的言说姿态，另一方面则源于少数民族批评者主体意识薄弱以及自身批评话语的陈旧或批评思维的惰性或惯性，甚至在批评实践中一再通过抱怨诸如边缘化、失语、不能与他者对话等，并试图通过这种弱势言说赢得他者的尊重、支持和理解。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主体被阉割后的后殖民心态。从根本上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而取得自身的合法性与话语权，而是要靠自身的实力与能力。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不能如阿Q一样去刻意遮蔽自身的弱点或缺点，也不能如祥林嫂一样不断重复自己的弱势并试图以自身的弱势示人，更不能凭借诉说自身的弱势去赚取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自怨自艾不如奋起直追，自暴自弃不如脚踏实地。只有不埋怨、不抱怨、不喊冤、不叫穷、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成绩、取得成效，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尊重、摆脱自身的弱势、解决“失语”问题，而不是把“失语”或弱势作为换取别人同情的筹码和资本。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理性审视，本书拟在多学科交叉与跨文化研究视角下，着重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创作”“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母语思维与汉语写作”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跨文类’写作或文类探索”“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间话语资源或‘再民间化’”“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空间书写与风景的修辞”等方面出发，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生成的诸多殊异性审美现象及其叙事经验加以理论概括及实践总结，并深入分析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非规约性特征发生及存在的原因，揭示其背后涉及的历史、文化、身份、经济等诸多要素。同时，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加以历时性对比与共时性分析，寻求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生成与其文化生态变迁、民族身份诉求等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对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予以理性剖析，以此呈现出这一文学类型的民族特质和地域特点。本书拟重点探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处理文字书写与民间口头传统的关系时，是否促进了文学审美品质的现代转型；在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是否实现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处理文学的审美表述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时，是否促进了地方性文学价值的生成，从而在审美视域下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加以探源性研究，以期“重新发现那最纵深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