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与其书面文学的发生

文学是特定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是该民族的文化信息与意义的主要载体，呈现或折射出特有的民族及地域文化色彩，浸润着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审美风尚、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变化规律等。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间在族源、地域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书面文学发展历程及其叙事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距”等也都客观存在。这些都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们的文学审美创造并使之呈现出族别文学间的不同。当我们把诸如仫佬族作家群、达斡尔族作家群、裕固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等加以比较性研究时，发现他们的作品在民族性的表达、现代性的阐释以及情感体验的表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区别。但是，自新时期以来，由全球化及现代性所引发的一体化文化迅速向纵深推进，我国各人口较少民族日趋面临着几乎相似的多元文化混杂语境，基本一致的现代化发展需求，生产、生活方式急剧转型的现实处境和共有的因文化剧烈震荡而生成的身份认同压力等问题。或者说，正是由于共同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压力或困境，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才产生了几乎相同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验，他们的心理波动和情绪流动才具有“类”的特征，他们有关现代性背景下的人性书写才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大多有语言而无文字，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至今仍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说习惯、道德伦理、审美取向及审美建构方式等。这就构成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而这一共性特征使得其文学不仅承担着多民族国家内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等重任，而且使其题材选取、主题设置、情感体验、审美品格等方面亦呈现出基本的一致性。这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加以研究的基础，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构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如钟进文先生所说：“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间在发展经历、族群意识、文化认同、民族感情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深层情结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叙述模式的高度一致性。”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各人口较少民族现代性生存境遇的一致性或相近性，各人口较少民族现代性体验及情感诉求的一致性或相近性，以及各人口较少民族共同面临的口语文化发达而书面文学历程较短、书写资源相对匮乏等问题，决定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类型学特征及其研究的合法性。这一研究的合法性无疑也在彰显着一个潜在的话语症候，即“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这一个”不能被硬性纳入中国文学或汉民族文学的知识谱系之内，而是呈现出独具民族特色及地域特点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和殊异性的文学现象。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

其一，“人口较少”，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单一，文化核心区域小，文化解体风险大，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普遍存在的基本症候（尽管在现代性语境下，各人口较少民族内部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存在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并存现象，单以鄂伦春族为例，其内部既有渔猎、采集、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方式，同时也有农业、服务业、工业生产等现代生产方式存在。只不过就族群内部某一群体来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仍是较为单一的，如使鹿鄂温克人、渔猎赫哲人等）。在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人口在万人以下的有塔吉克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人口在5000人以下的有塔塔尔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人们一般情况下对生存环境较为依赖，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狩猎、渔猎、游牧、耕作等都需要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种息息相关的生活链条。他们能够感受源自大地深处的心跳与脉动，触摸山川、河流、森林久远的回声与性情，聆听风声、鸟声、涛声的宁静与安详，静观花生草长、日出月落的秘密与神奇。同时，这一特定生存区域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生态异常脆弱、文化造血功能相对不足，文化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也许对人口较多的民族来说，一棵树的砍伐、一片草的枯萎、一只鸟的死亡、一位老人的去世、一个民间故事的消失等，不会引起民族群体较大的心理波动和情绪化反应，但对人口较少民族群体来说，就有可能隐喻着一种文化的消失或一种生存之根的斩断。或者说，对于这些人口“少”、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来说，环境的破坏、文化的消解与社会秩序的解体之间在现代性语境下就有了相互间的勾连。费孝通先生曾将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间的小族群聚居地如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等称为“民族小岛”（“小岛”这一形象既具体、生动，又凸显出悲剧、风险的存在。这也是国外学界为何一再将这些人口较少、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称为“小民族”或“小小民族”的原因之一）。因为是“民族小岛”，在面临来自外来他者民族文化的强烈冲击时，其生存空间、文化传统等很难“独善其身”，很难按照其原有的发展逻辑演进，正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说，一个尧熬尔老人的故去，一个尧熬尔古老习俗的流失，可能意味着尧熬尔的一段历史将被永远埋入地下，一首曾经传唱的尧熬尔民歌将永远消失，回归尧熬尔历史的路被阻断。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原本在相对静态、稳定的环境下孕育而成，一旦在现代化急剧变革中面临着超出其承载能力的他文化冲击及生态环境破坏，尤其是以追求商业化、娱乐化、市场化为宗旨的大众文化的日益进逼，就会严重影响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存续。

换句话说，对于文化传承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来说，在全球化加速不断向各边缘民族地区迅速播撒之时，这些边缘民族的文化更是一种边缘的“弱势文化”，其“被冲击、被重组、被改造”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可以说，全球化冲击“不断表现在强弱文化之间的不对等影响，更表现为强文化对弱文化的‘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这种‘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往往以‘强经济’为依托，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传统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渗透’，改变甚至荡涤传统地方文化”。正是缘于他者文化对弱小民族文化的“强行”重组或改造，弱小民族的文化才难以保持在他们看来本应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系统。杜玉亭对基诺族的调查、张海育对土族学生的调研、兰州大学志愿者对裕固族儿童的调查、何群对东北“三少民族”的调查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风险的存在。再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具有鲜明的渔猎文化特征，其神话、传说、故事等都渗透着浓厚的渔猎文化特色。随着大规模资源开发，他们世居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渔业资源锐减，赫哲族文化面临失忆风险；而在布朗山乡，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的民族快不有（没有之意）了，已经快被汉化了。”目前，大多数布朗族青少年已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也不知道本民族历史文化，更不愿意言说本民族语言，不愿意穿戴本民族传统服饰，不愿意过本民族传统节日。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也存在因其生产生活方式单一，文化承载人口较少、文化生态较为脆弱等原因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文化解体”或与传统“断裂”的风险。

也就是说，当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决绝地“收编”或同化这些无能为力或无可奈何的边缘区域之时，弱小民族单薄而根基不牢的文化生命很难“独善其身”，它们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断裂”就成了其现代转型所潜隐着的必然代价。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就把人口较少民族的上述遭际概括为“经典性的‘断裂’意象”。他的《老人和鹿》《沃克和泌利格》《清晨点起一堆火》《猎犬》《越过克波河》《最后一次出猎》《在哪儿签上我的名》《玛鲁呀，玛鲁》《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萨满，我们的萨满》等作品几乎都是以“老人/传统”的无力或死亡表述着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断裂”问题。在乌热尔图看来，鄂温克族由于文化承载人口数量偏少，文化传承链条相对脆弱，很难经受住外来力量强烈而持续性的挤压，与传统的隔绝或断裂就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在当前语境下的必然命运。他为此解释说：“你的民族人口稀少，顽强地走了上千年的生命历程，一条牢固的文化和生命链条一代传给一代，递在你的手中突然变得脆弱。你被置身于两个世界，一个古朴而脆弱，一个斑斓而万变，你的两难选择含有痛苦。”传统文化的“古朴而脆弱”与现代文化的“斑斓而万变”构成了典型的难以共存、不可通约的紧张。在这一现代性转型过程中，鄂温克民族很难规避与文化传统间的“断裂”风险。更为可怕的是，面对着本民族文化日渐消解或陨灭的风险，长期被他者所代言的鄂温克民族却难以表述出自身的实际意愿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也是乌热尔图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一再强调“声音不可代替”的根源）。这一问题不能不唤醒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们的文化忧患意识和自觉为自我民族代言的责任担当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代言并非一种被自我赋权的代言，他们只是承担着整个族群声音的呈现者或执笔者功能。因为，“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他们的心声是一致的，他们的现代性体验是相同的，一如乌热尔图自己所说：“我的感情、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说才有这种代言的资格。”出于自觉的“代言”意识，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就以保存民族文化、记录民族生存历程为目的，从而使他们的文学文本先天性烙上接续文化传统、重建民族身份的价值底蕴。乌热尔图在《我的写作道路》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面对现代文明冲击的、古老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力图用文学的形式记录和保留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因为一些弱小和古老的民族文化时刻处于被动的、被淹没的文化困境之中。”在这里，乌热尔图无意识地连续使用“人口稀少”“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古老民族的”等词语来界定自己民族的身份，凸显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为是“人口稀少”且是“古老的民族”，它们的文明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典型的脆弱性，在“现代文明冲击”面前也就很难规避被同化、被改造的风险。正是源于对民族文化传统已经或即将“断裂”或被“淹没”的忧虑，乌热尔图后期作品的主人公或叙述者几乎都是以“我们”“我们鄂温克人”“我们使鹿部落”等群体性指称进行文化身份叙事，隐喻着对已经或即将解体流失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的哀悼和沉思，为民族代言的自觉意识使他的文本叙述总是背负着“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重塑与价值担当意识。

作为新时期率先意识到“文化断裂”风险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创作主旨可以看作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标尺、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聆听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可以触摸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现代文明冲击面前灵魂跳动的脉搏；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随着现代性在各边缘民族地区播撒的日益深入，当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以及其在文学文本中的表现程度也更为强烈。

其二，在现代性及全球化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性或结构性的发展逻辑或价值规约面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由传统所形塑的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及自我确证性遭到严重削弱，身份归属、族群意识等问题成为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现代性体验的主体症候，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彰显，全方位影响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并使其文本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尽管对目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文化事业发展相对薄弱的人口较少民族人们来说，现代化发展是他们最终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社会形态的现代化是不以他们自身的意念为转移的，更不能以保护传统为名而试图阻止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现代化转型。但是，作为一种后发外源性现代化，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是在民族主体还没有完全认同和没有主动参与意愿的情况下借助自上而下的外在力量推动的，再加上“他们的文化处境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更为严峻”（武寅语），在传统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心态依然制约着人口较少民族“如何融入现代化进程”与“如何融入他者民族”这一时代主题，如文化保守主义问题、文化虚无主义问题、文化本质主义问题等，并使之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维模功能”决定着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维模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维模功能”的存在使得人口较少民族在面临诸多与其传统不相适应的外来文化碰撞时，很自然地会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文化区隔”现象，进而影响到人们与其他民族的“社会融入”及其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一群羊走过县城》甚至把本民族群体比喻为“软弱”“纯洁”的“羊”, “县城”（“县城”或“街市”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最常用来隐喻他者的典型表征）则是“屠场”, “县城”里的人是“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在这里，小民族群体对他者的恐惧或恐惧性想象所形成的“维模功能”在自我与他者间形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文化区隔”。

一般来说，民族文化是与民族群体社会生存和生活发展相适应并不断随之而更新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也需要它们的文化不断更新来适应之。或者说，任何民族的文化更新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既不能为之拔苗助长、好高骛远，也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这是一个民族发展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只不过当源于强势话语的全球化及现代性以经济一体化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等方式迅速改变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统之时，极有可能导致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模式的变迁，并使之在潜移过程中与固有文化传统产生一系列尖锐矛盾和剧烈冲突，导致它们的文化不仅没能得以良性、健康、持续性发展，反而遭到系统性、结构性破坏，这是各小民族在现代性快速发展语境下时常出现的问题。费孝通对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一些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调研后认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本身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因为“根基不深”，因为没能形成“有机的社区”，因为人数较少，人口较少民族在全球化及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既不能有效融入现代化发展轨道，又很难继续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两难处境，甚至一些扶持性政策的实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反而生成更为令人担忧的后果，也由此生成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等。例如，随着国家对鄂伦春族的政策性扶持和现代性文化的进入，鄂伦春族现在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有些人一心钻进钱眼里，把民族传统中的助人为乐精神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政府扶持，一些人干脆坐吃山空，贪图享乐，“形成了依赖意识和盲目的优越意识，影响了鄂伦春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激烈竞争环境”。就这样，“既不敢大胆地迈进新生活轨道，又不能继续生存于先前社会模式”的无所适从感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存在的普遍心态（当前，许多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都在强化他们的“无所适从感”，关于这一问题后文将论及）。这一问题在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如裕固族、毛南族等中也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导致其文化传承失去了稳定而持续的内在逻辑，甚至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质而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传统价值解体、生活秩序消散的现代性场域内，身份认同问题渐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强烈的“在己性”焦虑，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人们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或方式，特别是当他们的传统文化被纳入现代化的商品化、市场化转型的发展逻辑之中时，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得不致力于重建身份认同或文化归属意义上的寻根之举，以从中窥视本民族现实生存的隐性秘密或精神力量，这也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何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寻根意识和强烈认同焦虑的根源所在。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及现代性话语已成为社会整体的价值规约并持续向各个边缘区域迅速播撒（各边缘区域在自上而下式的国家话语推动下也不断以积极的主动言说姿态向现代性“投怀送抱”）之际，如何寻“根”、寻什么样的“根”、如何拓展寻“根”之路等问题，依然值得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深入思考；如何面对“经济发展”与“文化保存”、民族认同与多元认同、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面对人们的脚步已迈进现代化生活发展逻辑而心态、情感还处于传统之中的内在纠结，也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裕固族作家杜曼·扎斯达尔的《一个人的部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经典概括：“这个时代会给我们崭新舒适的生活，但在这‘舒适’的背后是一条游牧文化走向泯灭的不归路，我们会像消失的契丹族或党项人那样失散在记忆的深处。……一个人的部落，明天还会有传说和故事吗？”如果说，现代生活的“舒适”是以失去传统游牧文化为代价，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为本钱。这样的现代化不能不引起人口较少民族的警觉。“一个人的部落”的生存焦虑与身份困惑，“明天还会有传说和故事吗”的民族存续危机，一再表述着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现代化发展的沉重忧思，进而规约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言说姿态、叙事伦理和审美表达。

其三，在文学创作的审美文化资源方面，人口较少民族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资源，丰富发达的民间口语文化传统形塑着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独特的诗性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及艺术表达手段，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与民间口头传统的内在勾连。民间口语文化中的史诗、英雄传奇、说唱文学、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共同建构并承载着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民族精神、文化记忆、宗教信仰、人伦情怀、风俗道德、生活习惯等，并以其蕴含着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影响着人口较少民族的精神面貌。作为我国三大民族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始终是柯尔克孜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返乡之处；《西志哈至》一直是裕固族人民族认同和文化寻根的源头；赫哲族的特仑固（历史传说、神话）、说胡力（故事）等口头传说；布朗族民歌；鄂伦春族摩苏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如《阿布凯恩都力与大地》《老鼠、蛇、蚊子、燕子和人》《老人为什么受尊敬》等口头史诗或故事；普米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着的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等，都为各自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提供诸多方面的滋养。这些如血液般融入人口较少民族群体日常生活与情感深处的且具有极为严密的传承逻辑的叙事或抒情传统，其实是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生成的“文化土壤”，并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对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创作产生潜移默化或“集体无意识”意义上的影响。关纪新、朝戈金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民间文学得到充分发育，因此迟滞了作家文学的生长，但其对作家文学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当前许许多多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都是以口传故事、神话和谚语、民间历史、宗教伦理等的述说和钩沉表达出对族群传统文化的省思和对族群历史的关怀，甚至有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就是在民间口传文学搜集、整理基础上走向书面文学创作并走向中国文坛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及多元强势文化渐趋整合各边缘民族文化，各边缘民族文化也顺势在强势文化收编之下渐趋解体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再利用已成为他们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必要方式，成为他们向传统“致敬”并触摸族群历史、建构族群记忆、想象族群认同的必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资源的再叙述就不仅是单纯的题材选取问题，而是一种身份建构行为，即凸显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审美特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现代社会留下原始自然的生活拍照，游猎民族的思维形态和原始宗教功能。……回忆和解说一个民族的原生态，就是回忆和解说我们人类的童年。……回忆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时代会让人类重新看到挽救生命的希望。”

一般而言，文学的发展有时代的创新性，更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意义上的新的文学产生都不能离开既有传统。或者说，必须以既有传统作为再创造的基础，才能有新的文学产生。尽管随着现代多元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潮的共时态涌入，现代传播媒介的普遍采用，以及汉字的渐趋普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受到西方诸多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及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等的影响，改变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及其作家的言说方式。但是，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作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资源或文化土壤，民间口头文化中的民间智慧和人文精神对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制约，民间口头文化中的述源释源、叙根论根的民族历史叙事模式更从多层次影响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叙事方式及书写立场，成为其在新的文学格局与新的文化语境下生存与发展的审美文化源泉。正是在民间口头传统的历史语境和民俗场景基础之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所生成的一些文学现象，也就自然不同于在书面文学相对成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其他民族文学（特别是汉族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书写经验。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全球化趋势加剧，本土/全球、传统/现代、边缘/中心等多元文化之间日益碰撞、互动与融合，导致人口较少民族场域内的民族传统、根骨观念、宗教意识、文化身份等问题逐渐凸显，民族文化的遭遇危机真实而全面地呈现出来。出于文化寻根、身份重构与民族精神张扬的需要，民间口头文化资源又作为民族性或根基性的象征符码，成为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建构自我认同或回归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资源。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现代性风险的日渐加重，迫使作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能不思考如何通过创作存续民族传统、延续族群文化生命的问题。他们更是执着于追溯本民族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并以之为民族精神言说和文化寻根的基本价值参照维度和精神向度。

当前，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纷纷陷入后继乏力、鲜有突破的瓶颈之中，文学叙述越来越呈现出模式化、套路化、格式化的风险。有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犹如昙花一现，成名后接着便消失在文学创作的舞台；有些作家甚至多年来保持单一的创作模式、思维方式与书写范式，单纯依靠情绪化的倾诉和情感的激烈抒发来弥补叙事能力的欠缺，或者单纯依靠独特的民族风情、仪式和地域性景观书写来取代文学语言的锤炼和文本结构的精心设置。叙事的单薄、结构的单一、风格的固化、矛盾发展或解决的随意、斧凿痕迹的浓重等，成为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难以克服的主导症候，甚至一些曾经很有前途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纷纷停止了文学创作。另外，还有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刻意模仿汉族或其他民族作家文学的技巧手法、叙事模式，在语言、文体、言说方式等方面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特质的同时又难以真正融入其他民族文学的优长。凡此种种，与其说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现代性转型力度不够或现代文学观念不强，倒不如说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忽视了从丰赡的民族民间口语传统中汲取创作资源并予以审美转化所致，结果导致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而难以彰显自身特质。

其四，在文学创作成就方面，“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新时期之后才共同迎来发展繁荣期，书面文学发展历程较短、作家队伍规模较小、现代性文学经验较为薄弱，有时一个或几个知名作家就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成就或水平，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大厦，这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现状。新时期以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渐趋跃出历史“地表”，开始以一种现代性意识重新审视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他们的创作开始颠覆前一阶段依附于主流话语的认同式书写，以一种强烈的批判性、现代性精神（当然，这一现象又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新启蒙主义”思潮存在内在的相洽性）来观照本民族的前世与今生，人口较少民族自身的“文化痼疾和民族劣根性成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理性审视的对象和激烈批判的矛头，诸如落后的婚姻制度、非人道的复仇习俗、不合时宜的伦理道德、缺乏继续生长动力的文化传统等”。这一时期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根植于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以对民间传统力量的再诠释来作用于本民族在现实社会中的再造与新生时，又以现代性启蒙意识来审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劣根性，以现代性意识和新人文精神来观照和批判本民族文化传统中阻碍其前进步伐的诸多障碍，从而促进了各人口较少民族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的成长与成熟。一大批新一代作家成长、成熟起来，如普米族的鲁若迪基，德昂族的艾傈木诺，俄罗斯族的张雁，裕固族的铁穆尔、阿拉旦·淖尔，鄂温克族的杜梅，毛南族的孟学祥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断从本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及其他各种外来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创作技巧及艺术手法中汲取创作资源，再加上这些作家本身普遍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或跨文化、跨语言的学术训练，促进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快速成长和发展，各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或作家群，如仫佬族作家群、达斡尔族女性作家群、裕固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等，他们以众声和鸣的方式参与着与其他民族文学，特别是与主流文学的对话与合作，并以其独特的美学形态和地方性知识特征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凸显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重要的学科史和学术史意义。

作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实绩的证明，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民族甚至还有不止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如锡伯族有王忠琪、傅查·新昌、哈闻等，塔塔尔族有马力克·哈斯木·恰你希夫、格拉吉丁·欧斯满等，裕固族有阿拉旦·淖尔、铁穆尔、妥清德等，仫佬族有包玉堂、潘琦、鬼子、何述强等，达斡尔族有孟和彦博、阿凤、张华、萨娜、娜恩达拉等，撒拉族有阿尔丁夫·翼人、韩文德等；其他如阿昌族有孙宝廷、布朗族有陶玉明、毛南族有谭亚洲、景颇族有沙红英（玛波）、独龙族有罗荣芬、俄罗斯族有尼古拉·于希河、高山族有陈杰、德昂族有艾傈木诺等，甚至人口最少的门巴族、珞巴族、赫哲族等也都有了自己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实际上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取得了进入主流文学资格或资本的证明。另悉，当前我国最为知名的纯小说刊物《小说月报》编辑部，正在准备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手组织编辑出版《〈小说月报〉少数民族作家精品集》一书，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30多年《小说月报》所刊登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选取70多篇（部）被普遍认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总字数计可达140多万字，其中就包括达斡尔族、仫佬族、鄂温克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小说月报》是当前国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选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能够跻身其中的事实说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已取得与汉族优秀作品并肩而立的成就（当然，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入选数量的偏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质量有待提高的明证）。另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骏马奖”的获奖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连续10届“骏马奖”中均有人口较少民族作品入选，有部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作品甚至还屡次入选，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