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化生产与人类的诞生同步。从他们把自然界的某种生物或非生物当作自己的亲属开始，从他们围着死去的同类唱歌跳舞开始，从他们使用语言来交流信息、表达感情开始，从他们用特定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开始，文化生产就已出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生产（创造）出来的。人类在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自己的生命。
文化生产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化生产的精神特性或艺术特性，基本用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来指代文化生产，视其为与物质生产相分离的活动，也是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专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如果全面地审视文化，不仅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还有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下层或民间文化。事实上，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置身于特定的文化之中，在他们享有特定文化的同时，又都在参与着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关系紧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这话对于人类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来说尤为贴切。不仅是因为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而且因为文化生产的过程往往同时也就是文化消费的过程；反之，文化消费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过程。艺术家演奏一首乐曲既是文化生产也是文化消费，听众欣赏一首乐曲既是文化消费，同时也以自身能动性的文化体验再生产了这首乐曲。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遵从某种风俗，庆祝某个节日，同时也就把这种风俗和节日再生产出来。
文化生产不仅包括哲学、艺术等社会的上层文化部分的生产，而且包括民间风尚习俗、日常生活样式等的生产，以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如果不局限于传统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的视域，从更广泛的文化生产的角度来检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意味。不仅文化在社会中的涵盖面将更广，渗透度更深，影响力更大，文化生产在社会秩序形成、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也将越发突出。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文化传播的走廊。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分合聚散，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一个多民族杂居、多文化并存的局面。长期以来，云南的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融洽的态势。不同的民族既保留着自身的文化，又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这在云南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也是云南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刘涛博士勤奋好学，敏锐多思，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探讨云南民族社会演进中多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形成的历史及原因，取得可喜的成果。为了研究的方便和集中，作者将文化生产定义为“与社会秩序合理化有关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复制、传播、接收、理解、解释、使用活动的总和”。这虽然不是一个周全的定义，但对于确立自己的研究范围有其合理性。在吸收、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选取云南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几个时期，如南诏大理国时期、明清时期和现当代等，并选取有代表性的文化生产（产品），如阿吒力教、南诏图传、“两爨碑”、张胜温画卷、剑川石窟、汉字文化的吸取运用、儒学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现代学校教育、民族研究直至民族文化产业等，剖析文化生产怎样参与建构一个边疆地方的社会秩序及民族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如：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将融合了多种宗教成分与本土原始信仰的阿吒力教奉为国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为了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作者并对现存重要文物《南诏图传》进行剖析，指出“表面上，《南诏图传》的产生是南诏王舜化贞要辨析关于圣教（阿吒力教）由胡、梵、蕃、汉这些外地、外族传来的各种传说，探求阿嵯耶观音圣迹的真正源起。但揭开宗教因素的遮蔽，在更深的层次上，《南诏图传》的产生也可以被解读为南诏官方对‘圣教’起源的本土化建构，并试图在排斥或者说弱化其他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尤其是来自中原内地的——影响的基础上以本土化‘佛法’的传承作为王室统治合理性的依据”。这样的结论是能给人启发的。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则是大理国以“圣教”立国的另一重要文化产品。
汉字及其所表述的文化在云南的流传及使用就是汉文化在云南的生产及再生产。南诏国曾先后派遣数千人到成都学习孔子诗书。大理国时期诵读儒家经典成为一时风尚，国君派遣使臣到宋朝朝廷求书，商人也到内地购买如《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押韵》《百家书》等典籍。元代开始在云南设立行省，云南重归中央政府的治下。明代以后，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儒学教育得到进一步推广普及。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命云南增设学校，县设书院，乡设乡塾，云南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主流开始完全汉化。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楚庄蹻入滇时的“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情况相反，这时期云南各民族都向汉文化学习，践行汉文化。例如天启《滇志》说，“白人（即白族），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中佼佼者如李元阳为嘉靖时进士。《明史·土司传》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可见，中原王朝与云南地方政权之间虽然也不时会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看，云南各民族还是和谐共处的。探究其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状况，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的理解。
毫无疑问，文化产业的产生是人类文化生产方式的一大变革，它使人类的文化生产以整体的方式获得社会经济生产的属性，而不再只是局限于精神性的领域或社会的某些特殊群体。从起源上考察，文化生产从一开始就与物质（经济）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文化生产具有“真实”的物质的力量，同时也是物质生产的过程。例如，他们在工具上刻画某种图案，绝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使之更有力量，就如他们努力把刀刃磨制得更锋利一样。同样，他们在庄稼旁跳模拟交媾的舞蹈是为了使庄稼更好地生长。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文化生产中被想象出的物质力量不复存在了。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化生产也从一般的物质（经济）生产分离出来，专指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市场、大规模的复制技术催生了文化产业，更是赋予了文化生产鲜明的经济属性。文化产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成为了文化生产的主流。首先文化可以而且必须作为产品的要素构成，作为资本进入经济生产过程；其次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局限于特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全社会。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对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使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寻找到新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在本书中，刘涛博士也努力去探讨这方面的具体问题。
文化生产的涵盖面当然远不止作者所涉及的。例如，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是民族文化生产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民族行为规范的指导。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大量“各民族是兄弟，汉族是大哥”的内容，这对稳定社会秩序与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极有意义的。又如，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与借取也是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与民族关系调整、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值得去深入研究和分析。作者没有能够充分讨论这些并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厚实，显然是一种遗憾。一些地方缺乏细密充分的论证，也是该书的不足。但这个研究方向是有新意的，希望作者能沿着这一思路，有更多更好的新研究成果。也希望这样一个研究视角能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和认可。
是为序。
施惟达
2015年11月于云南大学东陆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