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佛齐王朝的海洋贸易与中国商人

一 三佛齐王朝与中国官方往来及其海洋贸易

（一）三佛齐王朝的盛衰

公元7世纪下半叶，在苏门答腊岛东南海岸以巨港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唐代史籍记载的室利佛逝王国。公元10世纪之后，中国史籍改称之为三佛齐国。虽然名称的前后不一，但经历史考证，三佛齐是室利佛逝的延续和继承已确证无疑。且三佛齐仍以巨港为中心，虽曾迁至占碑，但不久又迁回巨港。

室利佛逝通过海上贸易和控制贸易要道及沿线重要港口，成为海上强国。后来自爪哇的山帝王室与室利佛逝的王室联姻，和平地接替了统治权，是为三佛齐国。宋朝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国无所产，而人习战攻，服药在身，刃不能伤。陆攻水战，奋击无前，以故邻国咸服焉。”此有夸大描述之嫌。但三佛齐在夏连特拉族统治下，健全制度，严明法律，发展了经济，使三佛齐成为海上贸易帝国，占有贸易要道马六甲海峡。它充分利用交通要道和土特产出口的区位优势，同时吸收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三种文化，因而发展最快、占地最宽、势力最大。

三佛齐在强盛时期，领属甚广，今印尼和马来西亚很多地区都为势力范围。因此，成书于公元1225年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蓬丰（Pahang）、登牙侬（Trenngganu）、凌牙斯加（Lengkasnka，地跨马来半岛东西岸，西至吉陀、东至宋卡）、吉兰丹（Kelantan）、佛罗安（Beranang，在马来半岛西岸Langat河上）、日罗亭（Yirudingam，在马来半岛中）、潜迈（似为Khmer之讹释）、拔沓（疑指苏门答腊岛中的Battak部落）、单马令（Tambralinga，今Ligar）、加罗希（Grahl今Chaiga）、巴林鹅（Palembaog，又译作巴林冯）、新拖（Sunda，爪哇岛西部）、监篦（KaoPar苏门答腊省东岸）、蓝无里（Lamuri）、抽兰（Ceylon，又译作细兰）皆其属国也。”

正如记载所言，“国在海中，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遂能控制这水道要冲，便可以控制往来船舶，集散各地商品，从而掌握东南亚海上商业霸权。同时，三佛齐又是当时中西南海航线的中停站。在航海船舶靠信风行驶时代，船只在这航线上来往，经常在此停留，以待信风航行。从广州开往阿拉伯和印度的船只，一般在其领属蓝无里驻冬，然后继续前往。往阿拉伯地区的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即蓝无里）……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又赴印度的“故临国……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尤其阿拉伯地区到中国，往返费时两年，在此停留，更是非常必要。

“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这说明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以及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商品集散中心。三佛齐（室利佛逝）为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也可以从宋代三佛齐与我国经济上的交流得到证实。据《宋史》所载，三佛齐所“贡”方物有：水晶、火油、白金、真珠、象牙、乳香、蔷薇水、婆律、薰陆香、龙脑、万岁裘、偏桃、白砂糖、水晶指环、琉璃瓶、珊瑚树、水晶佛、锦布、梵夹经和昆仑奴等。赵汝适则具体地指出：（三佛齐）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香、速香、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植香、豆落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肋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虎拍、香布、番剑等，皆大食所产，萃于本国。例如：“乳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易、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聚于三佛齐。”“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按指金颜香），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贩入中国。”在商业贸易上，三佛齐实行部分产品国家垄断贸易制，“尔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近岁三佛齐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国主售之，直增数倍。蕃民莫敢私鹰，其政亦有术也。”

强大的海上帝国，依靠垄断性的贸易维持，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随着新兴强国的崛起，在他们尽力争夺海上霸权的时候，一直试图垄断海洋贸易而不得人心的三佛齐帝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首先，是来自爪哇的新柯沙里王国。公元1222年，庚安洛（Ken Angrok）推翻了谏义里王国，建立新柯沙里王国。到第五代国王格尔达纳卡拉（Kertanagara, 1268～1292年）时，王国力量迅速发展。1275年便派兵远征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同时又向印尼群岛的东部和西部扩张。1284年同巴厘发生战争，俘虏了巴厘王；1289年前后征服巽他；格尔达纳卡拉对苏门答腊的远征长达十几年，大约到了1286年为止，原属室利佛逝的巴当哈里可流域的首都已完全被征服。三佛齐王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了。由于遭到爪哇的新柯沙里和箱南河流域的速古台这两个强国的全面进攻，有的属国也乘机脱离三佛齐而独立，王国终于因完全失去对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控制权，几百年来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最后崩溃。然而，由于谏义里王族的反抗并推翻了新柯沙里的统治，格尔达纳卡拉对三佛齐的征服，只是为以后兴起的满者伯夷王国奠立了基础。无论如何，自12世纪后期开始，马来半岛开始摆脱三佛齐的统治而逐步独立了。

与此相近的时间，泰国势力又南下控制了马来半岛，亦侵入苏门答腊。三佛齐遂完全丧失了对马六甲和巽他两海峡的控制权。到公元1292年，当马可波罗来到苏门答腊时，该岛北部已分裂有八个王国，他们也从内部威胁着三佛齐。在公元14世纪，麻喏巴歇兴起于爪哇岛，给予了三佛齐以最后的致命打击。明洪武年间，根据明代档案记载，1397年，“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国势“渐致萧索，商舶鲜至其地”。

三佛齐帝国崛起的时代，以巨港、占碑为中心港口，成为连接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各条航线枢纽，扼守着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咽喉。因此，各国货物在这里转运，财富在当地汇集。其国家除部分之土产外，其余皆自阿拉伯商人所携带而来，汇集于此，与世界各国商人再次交易，从而实现了三佛齐的辉煌成就。但到了12世纪前后，三佛齐开始显露出颓势。这正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节奏”在起作用——离心力贯穿了室利佛逝到三佛齐王朝发展的始终。自然资源随处可得，处于马六甲海峡贸易线上的地区都有可能在贸易中居于有利地位。这些因素诱使一度向室利佛逝国低头的臣属附庸渴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一个变化的契机是南宋末年至元代（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中期），那种只允许以使团朝贡方式进行的贸易模式暂时宣告结束。虽然在此后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恢复了朝贡体制，禁止民间贸易。期间短暂的贸易松绑却重新造就了一些港口的兴起，比如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波罗甘巴和巴勒斯，因为商人们可以去到原料产地进行直接采购，而不需要先把货物汇总到像三佛齐巨港或占碑那样的贸易中心，这都对王朝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威胁。帝国各岛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各岛港口城市之间的经贸关系，一旦这种商业贸易联系的方向受外来势力的影响而改变，帝国各岛之间仅有的一点联系也就中断了。早已与帝国有异心的各藩属，倚仗外来势力乘机自立，帝国政权无法约束。公元1497年之后，郑和出使西洋到达苏门答腊岛，虽仍看到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只是控制者已经是来自中国的海盗头目陈祖义。

（二）三佛齐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及其带动的海洋贸易

以旧港为中心的三佛齐帝国时代，是中国宋元海洋贸易强盛时期。因而，三佛齐与中国的官方往来，朝贡贸易十分频繁。

可以说，无论中国或阿拉伯的史籍，都记载了三佛齐的昌盛事迹，他的热量曾远及印度南端的注辇、锡兰和菲律宾群岛，商站遍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群岛，完全控制着南洋的贸易。他的重商主义政策，正和宋朝的依赖海市契合。因此，宋朝和三佛齐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关系。公元1004～1085年，三佛齐的商使来宋访问和贸易不绝于途。

约在北宋初年，夏连特拉家族统治控制的三佛齐王国，加强了和中国的联系。建隆元年（960年）九月，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来朝贡。二年（961年）夏，又遣使蒲蔑贡方物。是冬，其王室利乌耶遣使茶野伽、副使末吒朝贡。其国号生留，王李犀林男迷日来亦遣使同至贡方物。三年（962年）春，室利乌耶又遣使李丽林、副使李鹀末、判官吒吒壁来贡……开宝四年（971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来贡。五年（972年），又来贡。七年（974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八年（975年），又遣使蒲陁汉等贡方物……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八年（983年），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陁罗来贡水晶佛、锦布、犀牙、香药……端拱元年（988年），遣使蒲押陁黎贡方物。咸平六年（1003年），其王思离朱啰无尼佛麻调华遣使李家排、副使无陁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事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上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其王思离麻啰皮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蓝、判官麻河勿来贡，……天禧元年（1017年），其王霞迟苏勿吒蒲迷遣使蒲谋西等奉金字表，贡真珠、象牙、梵夹经、昆仑奴，……及还，赐其国诏书、礼物以慰奖之。天圣六年（1028年）八月，其王室离叠华遣使蒲押陁罗歇及副使、判官亚加卢等来贡方物。……熙宁十年（1077年），使大首领地华伽啰来，以为保顺慕化大将军，……元丰（1078～1085年）年间，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熏陆香备万物。……二年（1079年），赐钱六万四千缗，银一万五百两，官其使群陀毕罗为宁远将军，官陀旁亚里为保顺郎将。毕罗乞买金带、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师号、牒，皆如所请给之。五年（1082年），广州南蕃纲首以其主管国事国王之女唐字书，寄龙脑及布与提举市舶司孙迥，迥不敢受，言于朝。诏令估直输之官，悉市帛以报。元祐三年（1088年），遣使皮袜、副使胡仙、判官地华伽啰来，入见，以金莲花贮真珠、龙脑撒殿。官皮袜为怀远将军，胡仙伽啰为郎将，伽啰还至雍丘病死，赐以绢五十匹。六年（1091年），又以其使萨打华满为将军，副使罗悉沙文、判官悉理沙文为郎将。绍圣（1094～1098年）中，再入贡。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其王悉利麻霞啰陀遣使入贡。……淳熙五年（1178年），复遣使贡方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从上述记载，可知三佛齐从宋朝建立（960年）始，来往十分频繁。据《宋史》等有关史籍记载统计，三佛齐先后遣使到中国达33次。

两国间官方政治往来活跃，带动了官方海洋贸易的兴盛。我们知道，宋朝上层社会消费香药食品渐为盛行，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贵族以香药食品为盛礼：“会公宴，香药别桌为盛礼，私家亦用之。”根据宋代洪刍《香谱》、赵汝适《诸蕃志》、徐松《宋会要辑稿》等资料记载，当时香药达一百多种，其中常见的有龙涎香、龙脑香、沉香、乳香、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香药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香药消费也成为宋代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消费点。他们在居室中焚香薰香，芳香宜人，消除浊秽之气，净化空气和居室环境，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一种奢侈而又雅致的消费享受。宋朝上层社会在社交聚会时，往往焚名贵香药作为待客之礼。宋朝皇帝遇有宴饮、庆典活动时，会赏赐臣下礼物，而香药往往是其中之一，以示恩宠。同时，宗教仪式和祭祀仪式中使用香料，数量很大。饮食中加入适量香药，可使饮料和食品气味芬芳，可刺激食欲，还可起防腐作用。甚至，有很多为我国宋朝医方中常见的药。

由此，宋朝通过与三佛齐的官方朝贡贸易，大量进口香药，从而保证社会对香药的消费需求。而宋朝进口的香料，主要来自大食、渤泥、三佛齐、阇婆、真腊、占城等国家或地区。在《宋史·食货志》中有如下记载：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诸番并通货物，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珊瑚、琥珀、珠翡、镔铁、龟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木、苏木等物。据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载：占城出沉香、速暂香、生香、寮香、象牙；真腊出沉香、速暂香、生香、康香、象牙、金颜香、笃褥香、黄熟香、苏木、白豆蔻；阇婆出沉香、檀香、丁香、降真香、白豆蔻、胡椒；渤泥出降真香、术帽；三佛齐出安息香、沉香、檀香、降真香；大食出乳香、没药、血喝、苏合油香、丁香、木香、真珠、象牙、龙涎等。宋朝初年，泉州进口的香药有：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漪萝、草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蔻花、硼砂、紫矿，胡芦芭、芦会、革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翘、桂心苗、没药、煎香、黄熟香、乌满木、降真香、琥珀。加上禁榷蕃货8种：术帽、象牙、犀角、镇铁、髦皮、珊瑚、玛瑙、乳香，进口蕃货达44种以上。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进口香药约200种。

上述所载诸香料、香木的产地，遍及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各地。其中，东南亚地区的真腊（柬埔寨）所产“黄蜡、犀角、孔雀、苏木、大枫子、翠羽、冠于各番”。位于泰国南部北大年附近的龙牙犀角，“地产沈香冠于诸番”。而吉兰丹则“地产上等沈速香”；旧港“地产黄熟香头、金颜香、木绵花，冠于诸番”。又如位于波斯湾法尔斯沿海塔黑里一带的挞吉那，“地产安息香、琉璃瓶、硼砂、栀子花尤胜他国”。这些香料皆汇聚于三佛齐的巨港，透过官方朝贡贸易形式大量出口到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社会对香料的各种需求。由于三佛齐与中国朝贡往来十分频繁，大量的香料出口到中国，甚至出现过国库大量堆积，政府不得不作为公饷发给官员和军人的现象。

胡椒也是当时使用最多的香料之一，其产地的分布也相当广泛。《岛夷志略》中记载出产胡椒的国家和地区有：爪哇、八都马、下里、淡邈、须文那、古里佛等地。其中，以下里最为著名。下里，位于南印度马拉伯尔海岸的科钦附近，“地产胡椒，冠于诸番，不可胜计。椒木满山，蔓衍如藤萝，冬花而夏实，民采而蒸曝，以干为度。……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唐代主要用作药物，仅在“胡盘肉食”时才用来调味。大历十二年（777年）宰相元载因诸子关通货贿被赐死，“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从此很长一段时期，“胡椒八百石”成为一个描述奢侈富有的传统说法。而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平常之物则是郑和远洋航行所促成的改变。

三佛齐，作为扼守水道要冲，控制往来船舶，集散各地商品，掌握东南亚海上商业霸权，成为东南亚区域内各地香料的汇聚中心。而其与中国维持极为密切与友好的关系。两国之间，“礼尚往来”，还通过“朝贡”关系进行物资与文化方面的交流。故而大量的香料通过朝贡贸易进入中国，满足了宋代及明代的社会需求。这种进贡和赠赐关系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里两个国家之间的宫廷贸易关系，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许多随船而来的“贡使”和“番客”也打着“进献方物”的招牌来中国做生意。它是早期中国与东南亚海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10～14世纪，中国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是主导中国东南海上交通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而三佛齐（室利佛逝）独有的制海权也使其保持在国际海上贸易的地区优势：将东南亚、印度、中东的产品提供给中国市场，同时将中国和东南亚的商品供给印度洋国家。三佛齐对宋朝的朝贡正是因应这种需要，从而也促使它对于中国任何政治上的变动都十分敏感。在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三佛齐与中国各主要港口，尤其是与广州的联系，成为其中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其居住在中国的代理。不过，自1028年以后，由于与爪哇的一系列战争对商业发展的制约，三佛齐向中国派出的官方使节明显减少，以至于停滞。

海洋贸易既是三佛齐王国的经济基础，也是王国繁荣强盛的主要来源。三佛齐时代以巨港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不仅大大超过唐代，而且商品种类也大为增多。通过“朝贡贸易”，三佛齐的统治者可以本国土产换取其所需的中国商品。而且与中国的官方朝贡贸易，既收获了经济实惠，又获得中国授予的权威，双重效益从而成就了其海上商业霸权。《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的记载印证了双方官方贸易的密切。“治平（1064～1067年）中，有三佛齐地主都首领地华伽罗遣亲人至罗罗押舶到此，见斯观瓦解”便出资重建，至1079年才完工。这些都证明三佛齐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是密切的。

当然，良好的官方互动，也带动双方民间贸易的盛行。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据有福建七州的闽国（897～948年）在王审知的治理下（897～925年），促使文化和经济原来较为落后的福建开始有所发展。他开辟海港（甘棠港），奖励海外贸易，招徕外国商贾，使福州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大商港。他还派人到当时控制着中印之间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和克拉地峡）的三佛齐国进行贸易。此事对以后福建开展对外贸易和福建商人到东南亚、特别是到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处进行贸易，有一定的影响。另据《龙溪县志》的记载，“南唐保大（943～957年）中，有三佛齐国将军李某以香货诣本州易钱，营造普贤院，手书法堂梁上”，足可见当时三佛齐与我国的贸易关系是密切的。《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雍熙二年（985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所谓蕃商、舶主当非国家的使节，必为三佛齐的商贾。三佛齐曾多次遣使向宋廷贡献乳香、水晶、犀象、火油等物。中国皇帝则赐予丝绸、瓷器等名优手工制品。

到了明代早期，三佛齐与我国的交往关系仍是继续。《明史》“三佛齐传”有如下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遣行人赵述诏谕其国。明年（1371年），其王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命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苾布、兜罗被诸物。诏赐大统历及锦绮有差。户部言其货舶至泉州，宜征税，命勿征。六年（1373年），王怛麻沙那阿者遣使朝贡，……七年（1374年），王麻那哈宝林遣使来贡。八年（1375年）正月复贡。九月，王僧伽烈宇兰遣使，随诏谕拂林国朝使入贡。九年（1376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1377年）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白喉、红绿鹦鹉，龟简及丁香、米脑诸物。……时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齐而役属之，……其国益衰，贡使遂绝。”从上述记载可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第三年（1370年）即派使者到三佛齐，从此两国之间恢复了友好的交往关系。但这种交完关系刚开始不到七年，就因为麻喏巴歇于1377年对三佛齐发动进攻而中断了。三佛齐被麻喏巴歇攻破后，故王徙居占碑，此后我国史籍便改成三佛齐为旧港，所以三佛齐从此不再与我国发生交往关系。

既然三佛齐扼南海航道的要冲，来往于南海的航线无不经其境，又是船舶的停留点，更是南海各地物产的汇集地、货物集散的中心。同时宋代，北方边患无穷，陆路与中亚的贸易来往中断，尤其南宋，苟安于东南，北方的国土尽丧，财政收入受了很大限制，于是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对南海的贸易非常重视，从中攫取一部分金钱，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南海等地所出产的香料等特产，又是当时统治阶级非常需要的；三佛齐国以及到其国来贸易的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又非常需要中国所出产的陶瓷、丝绸、银线等物。且宋朝时对外国使节的来往和贸易给予很多便利和优待，保护他们的正当贸易权益，并在沿海地区，如广州、明州、泉州、杭州等地设市舶司接待。这就必然带来宋朝与三佛齐关系的密切化。元朝时期，三佛齐与中国有着持续的往来，到明朝则逐渐丧失其霸主地位，巨港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盛景不再，其与中国的互动也逐渐减少，为后崛起之王朝所取代。

二 三佛齐王朝与中国的民间海洋贸易

中国与印尼苏门答腊岛所属三佛齐之间的海洋贸易，虽然官方性质的海洋贸易，即市舶贸易或称朝贡贸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因良好的官方往来，以及宋元时期对海洋贸易的鼓励，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数量和频次上也不逊于官方经贸往来。由此更能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两国统治阶层有良好的接触后，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保障，民间海洋贸易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

1．三佛齐与中国的民间海洋贸易

宋朝时特别是宋廷南渡之后，与印尼古代诸国的商贸关系，在隋唐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双方高层人物对此都很重视，宋朝时由于北方大陆“丝绸之路”受辽夏金元之阻，因而积极拓展东南海上商路。对外贸易的重点，已由过去的陆路转为海路。赵氏王朝鼓励对外互市贸易，并设立市舶司作为常设机构，专门人员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负责征收关税。宋廷还制定政策，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鼓励国人外出经商。其次，南宋时期，我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沿海各省得到迅速开发，瓷业、纺织业特别发达。城市繁荣，商业亦十分兴隆。此时，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超过广州。当时我国已拥有世界一流、外国无与伦比的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指南浮针应用在航海上，解决了远航的定向问题。此时我国已能造出长达十余丈、宽二丈、装有多根桅杆和摇橹，可载货数百吨、载人数百的大型海船。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发，顺风而下，二十多天可达三佛齐，一个月左右即抵阇婆。这样，减少了远航风险，缩短了往返时间，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因而，宋朝时期，中国与三佛齐的贸易航线，也大为拓展。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利用东北信风，月余航抵凌牙门（今林加），进入苏门答腊的詹毕（占碑）。南宋时期，泉州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出海门户。1274年成书记载临安繁华的《梦粱录》一书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泉州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大致有三条：

（一）泉州—中南半岛航线。中南半岛是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位于泉州西南。船只沿海岸航行，可以到达沿岸的所有国家。第一站是交趾“舟行十余程抵占城国”，再到“接占城之南”的真腊。14世纪中期以前，今日泰国也在真腊版图之内；继到马来半岛上的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等；绕过半岛南端之后，经马六甲海峡北上，可到东南亚最西部、今日缅甸境内的蒲甘。

（二）泉州—印尼群岛航线。东南亚南部是今印尼群岛，位于泉州的西南方向。宋元时期，印尼群岛上主要有三个国家：以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为中心的三佛齐，爪哇岛上的阇婆，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从泉州起航，沿半岛航线经占城真腊，向南到三佛齐，从三佛齐东到阇婆到渤泥。如明洪武三年（1370年）的张敬之、沈秩出使，从泉州先“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

（三）泉州—菲律宾群岛航线。菲律宾群岛位于泉州的东南方向，离泉州最近。从泉州经澎湖、琉球，抵菲律宾群岛的麻里鲁（今吕宋岛）、麻逸（今民多洛）、三屿（今巴拉望等岛），从此向南，也可到达渤泥。根据《岛夷志略》记载的大致顺序，元代汪大渊从泉州附近远航，头一段就是采取这条航线的。

有了这些优越的航海条件，所以中国海舶自广州去莆家龙、自泉州往爪哇都“一月可到”；自广州去三佛齐更“半月可到”。这种交通上的便利，更是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中国沿海一带出海贸易者，应当不少，尤其是广州和泉州等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作为南海贸易的中心的三佛齐，往者必更众。宋代屡申私人出海贸易之禁就是很好的说明。

《异域志》上卷载，爪哇长期都和中国“为商往来不绝”。《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由泉州吴宅港开赴古里地闷（今帝汶岛）的盛况云：“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又同书文老古（今马鲁古）条载：“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的”心情，“往往以五梅鸡雏出，必唐舶一只来；二鸡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响斯应。”商贸往来，带来大量中国商品，如丝绸纸品、瓷器、金银器皿大量输入其国，这些物品不但是丰富了其物质的享用，而且作为其国交易的媒介，“番商兴贩（指三佛齐国商人），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等博易”。而三佛齐出产的香药和土产，有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等，而从大食、印度运来的货物，如珍珠、乳香、蔷薇露、栀子花、腽肋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香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也皆于此汇集，复运我国广州、泉州。值得注意的是，《诸蕃志》列举三佛齐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中，除了金银和瓷器等手工业品之外，还有大米。而中国其他的记载也提到宋代时中国商船载运大盈的大米，“贩入诸蕃”，由此推测很可能中国出口的大米大部分是销往三佛齐的。

两国之间的海洋贸易交易，除以货易货之外，宋代亦以金银、铜钱来支付，尤以铜钱为多，因此铜钱也在三佛齐流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赵氏王朝还赠送不少钱币。仅元丰二年（1079年）一次就赐予铜钱六万四千缗、银一万五百两。当时钱币的输入，为其国所通行使用。因三佛齐无钱币之铸，明黄省曾指出：“其交易用中国历代钱。”元代殆无铸钱事，所用历代中国钱多数必为宋钱。两宋时期，中国铜钱大量外流，东南亚是一个重要的外流方向，通过使节、贸易等途径流入印尼尤多。《宋会要辑稿·刑法》载：“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故中国产铜钱成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记载：“凡大食、古暹、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明代航海家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说：“爪哇国者，古名阇婆国也。”又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之巨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马欢虽然是明代人，但是其记载历代中国铜钱在当时印尼国内皆有用之，是中国铜钱很早就进入印尼市场的重要佐证。印尼的近代考古发掘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铜钱在当地的流通，并且主要是在海上贸易发达的两宋时期。印尼华侨史专家林天佑指出：“在爪哇、苏门答腊、巴厘诸岛发现的中国铜钱，除少量是唐代的开元通宝钱以外，大部分为宋代铜钱。”

自10世纪早期开始，随着爪哇人口上升，亚洲贸易的繁荣对爪哇商业交易的运行影响日益加剧，货币使用领域不断扩大，小额货币稀缺。最初解决的方法是在市场上就地铸造小额银币，然而成色不稳定和尺寸太小都给交易带来不便。10世纪之后，从中国进口钱币成为一个可靠的对策。9～11世纪爪哇财政向货币税制的转变，以及北宋铸币规模的扩张，中国铜币渐渐成为此间贸易的大宗货物之一。到南宋，中国钱币铸额下降，铜钱仍是香料贸易理想的支付手段。赵汝适说：阇婆“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徒之获，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日苏吉丹”，大量的铜钱外流，引发当时中国的货币短缺。虽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但民间贸易需要，私自运抵东南亚的数额仍是可观。显然政府也无法制止。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和印尼古代诸国之间物品的优势互补，为双方贸易往来增添了更大的活力。不仅在三佛齐，而且当地商人用中国物品博易，属三佛齐管辖的阇婆，番商兴贩，亦“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沙、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据说在中国商人运到印尼古国的商品中，除了丝绸、瓷器、铜钱之外，川芎和朱砂也大受欢迎”。因为这个万岛之国，盛产胡椒，而“采椒之人，为辛气薰迫，多患头痛，饵川芎可愈；蛮妇搽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故番商兴贩，率以二物为货。”而华商则在这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香药、犀象、珊瑚、胡椒、丁香等物。这些当地特产贩运回国之后，也很受欢迎。其中部分商品还辗转运到我国北方，进入辽、夏辖区之内。这种互补、互动、互利的异国贸易，不仅使中国和印尼商人受益良多，而且也使两国间的商贸关系持久不衰”。

印尼苏门答腊岛所属三佛齐王朝特殊的位置，众多海岛的国土构成使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中转站，是欧洲、南亚、西亚等地与中国货物交流和贸易的集散地。据统计，在广州市舶贸易中，贸易量最大的是阿拉伯，其次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而阿拉伯船只前往中国都需在三佛齐境内港口中转和补给。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三佛齐王国与唐宋王朝的交往从质和量上较以往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提高。长期贸易的结果，促进了两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例如，福建、浙江瓷业的大发展，显然同元代泉州、温州等港口贸易的繁盛有关；丝绸对印尼等国的畅销，使元代丝织业扩大了规模，并且从印尼输入的苏木紫矿中，获得了重要的染料，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印尼进口的硫黄，是元代制造火器必需的原料。当然，双方贸易的往来，印尼受益更为显著。德克尔阐述说：与中国等的贸易收获极大，许多爪哇后裔发了财，它使商港发达，航业进步，经营方法改进，土产业、冶炼业、雕刻业等都很发达，关税收入益多，国富日增。

2．三佛齐王朝辖域的华商与华人

由于三佛齐是当时中国与印度、阿拉伯交通线上的重要停泊处，同时又是东南亚各地产品的集散地，国际贸易的一个中心，因此中国商人到三佛齐的占碑、巨港贸易频繁，定居当地亦不少。

作为南海交通中心和贸易总汇的三佛齐，经商获利丰厚，吸引很多泉州商人前往。如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甲志》卷7“岛上妇人”条曾记载：“泉州僧本俺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落焦上，一舟尽溺，此人独得一木，浮水二日，漂至一岛。……一日叙步至海际。适有舟底岸，亦泉人以风羡至者，仍以相识。”这也是当时有商人往三佛齐经商的例证。又如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立的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载，12世纪，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确。”

到南宋时期，中国商人到印尼苏门答腊岛所属三佛齐帝国进行贸易的，比起北宋时期又更为活跃。我们可以从一些记载中看到南宋时不仅中国出境经商的人群不断增加，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巨商，如“温州张愿”“泉州杨客”等。从事外贸活动的不仅有商贾、船主、纲首，而且还有某些“任官”。他们“以钱附纲首商旅，过番买物”，或“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麋费金钱”。绍兴年间，就有官员揭露泉广等市舶司“遣舟载钱”，参与对外贸易。大将军张俊参与海外经商，谋取暴利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有些华商和入籍我国的外商在发展中国与印尼商贸关系和友好往来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泉州海商从事香料贸易。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费二万万。绍兴十年（1140年）运抵杭州的沉香、龙脑、珠垂珍异，纳于土库中，他香布、苏木不减十余万缗，皆委之库外。公元992年，福建建溪富商毛旭率领着一个朝贡使团从阇婆国（位于今爪哇岛）远航而来，之所以如此，皆因毛旭经常前往爪哇贸易，与该国统治者私交甚笃。公元14世纪30年代，汪大渊附舶泛海，与闽南商人一行航抵古里地闷（今帝汶岛），于当地获悉昔日泉州曾有一吴姓家族率乡族百余人，曾发舶前来该港埠贸易。

到公元13世纪下半期，马可波罗经过苏岛亚齐时，发现那里和马六甲之间的中国商船往来频繁。14世纪上半叶，阿拉伯旅行家巴梭塔在科利库特发现中国海船多艘，他并乘搭其中一艘去苏门答腊。麻喏巴歇哈奄·务禄时代的宫廷诗人波罗斑撰写的史诗《爪哇赞》说：“瞻部洲（印度）、中国、阑埔寨……诸国，侨士游客、商贾、沙门……至此如归，舟舶继路。”由此，根据符勒克的《印度尼西亚史》记载，13世纪末，在印尼群岛，尤其是环苏门答腊岛一带，已经有若干确切中国人村落的最早报道。同时根据印尼的史料说：“蒙军远征那一年，即1298年，在勿里洞也开始有中国人的村落。”

至于邦加、巴厘诸岛及苏门答腊北部等地，中国史册上也确有一些记载。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条的记载，中国商人还与苏门答腊西北角的蓝无里发生贸易关系：“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但是这些地方和中国之间似乎没有密切的接触。而加里曼丹则有过具体的发现。元明之际，据“苏禄王室世系书”的记载，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有中国人黄森屏率众移居渤泥（表示为加里曼丹或文莱）: “黄森到渤泥之时，携带中国人甚多，盖奉王命采龙珠而来者。……黄有女嫁与渤泥苏丹阿哈密（Akhemed）为妻，生一女，赘一亚剌伯人为婿，是为苏丹布克（Berkat）。”关于黄森屏，有人以为可能“一则本为海盗，为官军所逼，思向海外拓展一片地”，“二则本为官军，犯法畏罪，惧而率众逋于海外，苟延生命”。但不管怎样，可见元末明初，已有不少中国人移居加里曼丹的西北部。

1972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在文莱发现的宋代中文墓碑，为宋代泉州渤泥关系研究增添了极有价值的史料。这是东南亚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文碑刻。其碑文曰：“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判院，指知州或通判（助理州事）。这位曾做过宋代泉州知州或通判的蒲公，出使或者移居渤泥并殁于该地，南宋理宗景定甲子（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其子为他树立墓碑。蒲公是谁，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西山杂志》手抄残本记载：沧岑之东有蒲厝，隔江与铺中相望焉。宋绍定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奉使安南；嘉熙二年，奉使占城，淳祐七年，再使渤泥，后卒于官也。其子有三人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也。应从之渤泥也，甲司占城西洋转运使，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喜之皆托曰：“蒲氏。”盖自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焉，咸喜蒲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蒲厝宋末背叛蒲寿庚，航海居菲，一曰麻逸国，一曰蒲端国也。此碑都说明：南宋时期泉州与渤泥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十分熟稔的程度，即已有包括曾任过泉州知州或通判一类的地方最高官员在内的泉州人侨居彼处。明朝初朝，泉州与渤泥的官方往来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

由此，大约在元末明初的14世纪下半期，定居于苏门答腊及其周边一带的华侨已有不少。据《明史》“三佛齐传”记载：“时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域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麻喏巴歇攻破三佛齐首都是在公元1377年（明洪武十年），可见在这以前移居巨港一带的华侨已达“数千家”。三佛齐为爪哇所攻破后，华商再到这里贸易时，看到该国昔日精华已尽，新都又已不在该处，所以称之为旧港。旧港以后又称巨港，那是闽南语的发音“旧”与“巨”相同的缘故。

三佛齐被攻破后，国中大乱，先后为广东南海华人梁道明，施进卿所据，闽粤军民从者数千家。张琏则占据西爪哇，其领域成为各蕃的要会。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明成祖，都视啸聚一方的华商集团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洪武年间，明朝政府就谕旨威胁善待华商的三佛齐（南苏门答腊）国王：“三佛齐诸国，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据有一丛之土，欲与中国抗衡。倘皇上震怒，使一偏将将十万众，越海问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或能改过从善，则与诸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明永乐初年，曾指挥孙铉出使南洋，遇梁道明儿子及二奴，遂将其挟持回国。到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当时三佛齐国已经解体，巨港无主，祖籍潮州的陈祖义和他的海盗集团在这里劫掠过往商船，祸害一方。郑和的海军在这里生擒了陈祖义并带回京中斩首。而继承陈祖义担任旧港中国人首领的人，则是由中国皇帝指派的施进卿。而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自1407年始，在旧港便逐渐建立起华人回教社区，反映华人、华商已经在该地持久而广泛的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