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帝国海洋贸易与中国人的活动
室利佛逝（Sriviiaya）及其后继的三佛齐王国是伴随中国与印度、阿拉伯海上贸易的繁荣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它是公元7世纪继扶南王国之后兴起、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南亚海上强国。至公元13世纪末才被爪哇的阇婆（新柯沙里王朝）所征服。室利佛逝是东南亚古代史上重要的国家之一，前后存在了六百余年，对东南亚和东西方之间的海上贸易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室利佛逝王国的政治中心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浡林邦（Palembang，巴邻邦或巨港）、占碑一带。
一 室利佛逝概况
（一）室利佛逝的历史
公元1～2世纪，像柬埔寨和占城一样，苏门答腊浡林邦河流域的室利佛逝为印度殖民地。根据曾居住于巨港的义净描述，一直到公元7世纪，印尼群岛西部（包括爪哇岛西部和苏门答腊岛南部）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这些“国”规模不大，实际上是一些各自独立的部落。而在苏门答腊岛东海岸有三个较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即婆鲁师、末罗瑜（或译作末罗游，Malayu，意为马来地，下同）和室利佛逝。公元6世纪，在今苏门答腊的占碑地区出现的“末罗瑜”王国，它是以苏门答腊岛为据点的第一个印度王国，中心位于占碑。在此之前，以“金洲”著称的苏门答腊岛南部，向来因生产黄金而吸引着印度和各地商舶，因而早期的港口就出现在海峡南岸，亦即在苏门答腊一边。往来于南海、印度洋的船舶，也必定要在马六甲海峡的港湾里停泊，以便取水、贮粮和等候季风。因此在这一时期，末罗瑜成为海峡沿岸最大的港口国家。唐贞观年间，末罗瑜王国曾到中国通好，并带来方物，开启了唐朝与苏门答腊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随着印支半岛地区的扶南王国走向衰微，以印尼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为主要根据地的古国室利佛逝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巨港地区逐步形成。不久以后，强盛起来的室利佛逝帝国征服了末罗瑜国和彭家国（Banka），还插足到马来半岛，并和爪哇有密切接触。这个王国在当时是苏门答腊的强国，末罗瑜国变成他的属邦。公元695年中国皇帝诏书上曾提及室利佛逝的使者。室利佛逝国位于适于航行的巨大穆西河上游，相距一段路程，穆西河流入马六甲。河流使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可以靠近大量的森林产品，并给室利佛逝的都城巨港提供了安全的港湾。
根据在苏门答腊南部巨港附近及占碑、邦加岛发现的四块古碑铭文和我国史籍的有关记载，室利佛逝建国的时间，在公元7世纪70～80年代。因此，可以基本认为室利佛逝王国是在公元683年征服巨港后建立的。随之，王国又征服末罗瑜等小国，并继续向周围地区扩展，又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在邦加岛门杜克附近哥打卡普尔（Kota Kapur）和占碑巴当哈里河支流梅朗引河畔的卡朗·勃拉希（Karang Brahi）发现，刻于公元686年的两块古碑记载，其范围已扩大到邦加和占碑，并准备讨伐爪哇。公元686年以后，室利佛逝帝国已包括苏门答腊岛南半部，并拥有彭加岛，甚至开始向其邻境爪哇岛实施侵略行动，并欲全部占有其岛，抑或占领其岛的一部分。然而，当时遭到阇婆人的奋起抗战。而在马来半岛北部六坤的悉摩曼寺（Vat Sema Muang）发现的一块梵文石碑，正面有梵诗十行，是纪念室利佛逝国王建立三座寺院以供奉莲花手、伏魔者和金刚手，记载日期是公元775年四月十五日。这表明室利佛逝王国的势力在当时已扩大到马来半岛北部万伦（Baodon）湾附近。它在六坤建立佛寺，就表明它占领该地，掌握克拉地峡的控制权。霍尔的研究也指出：其领土包括万伦湾以南的整个马来半岛和西印尼的全部（连西爪哇的巽他国在内）。根据《新唐书》记载，室利佛逝曾占领了14个城市，而吉打即是其最北的领土。当唐朝高僧义净泛舶前往天竺求法途经巨港时，室利佛逝已步入鼎盛时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其版图包括今克拉地峡以南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全岛、加里曼丹岛西部，以及爪哇岛西部，由该海域内数个经济势力雄厚的贸易港埠和海盗群组成。
因其控制范围横跨马六甲海峡，广大的海域为其所控制，故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室利佛逝是一个最早以海洋贸易为主的王国。由于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成功地成为居间商，说服室利佛逝的君主们集中全力使巨港成为南海贸易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因而，自建国以后，室利佛逝便成为马六甲海峡及印尼群岛的宗主国，这确保了外国商品可以持续稳定地进出室利佛逝的港口。与此同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重心也随之转移到海岛地区。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转移到室利佛逝的港口巨港。马来半岛北部的东西方贸易中转地位相对下降，室利佛逝的控制地区则逐渐取而代之。相应地，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在苏门答腊岛东南和爪哇岛西北沿海崛起。贸易中心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曾活跃于扶南王国的巽他海峡地区水手，是他们“剥夺了扶南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使得“马六甲—巽他海峡地区发展成为在东南亚占据突出地位的海上贸易中心”，由此造就了室利佛逝帝国的强盛。聚集在室利佛逝港埠的不仅有众多的东西方商人和大批佛教徒，而且有不断东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商贾。这使得公元7世纪中叶后的苏门答腊岛巨港俨然成为当时东方的佛教传播中心和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尽管1025年在南印度注辇王国（Chola Kingdom）远征军的打击下室利佛逝受到重挫，但其作为古代南海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持续到南宋时期。
室利佛逝兴起之迅速，基于其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与政治条件，三者齐臻于至善。室利佛逝的位置，在当时可以向外航海，与他国交通，且苏门答腊东南岸海口，存在诸多类同的天然良港，海舶巨舟，多以其地作为重添粮食之港口，且其地又为转换船舶之要地，于是海上往来者日众。自从印度海舶向东方作长程航行以后，阿拉伯人由海路至东方贸易。公元9世纪时，在广州有阿拉伯人之居留地，因此当时室利佛逝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且自中国唐代兴起以来，中外贸易通畅，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二）巨港枢纽地位带动室利佛逝海洋贸易崛起
古代室利佛逝国的繁荣离不开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公元8～9世纪，中国正值盛唐时期，国强民富。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也正处在鼎盛时期，并大力推动海外贸易。与此同时，地处印尼群岛的室利佛逝帝国积极发展与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遂成为东西方商贾在东南亚辐辏之贸易重镇。在阿拉伯帝国、室利佛逝帝国和中国这三个当时世界上强大帝国的保障和推动之下，中国与东南亚及波斯湾之间的海上直航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路程最长的海上贸易航线。
其时，室利佛逝王国在中间正好扮演一个贸易枢纽的角色。室利佛逝王国存在于7～13世纪，对应中国的唐、宋、元三个朝代。唐朝“安史之乱”前，国力强盛，与海外的贸易形式以朝贡贸易为主。朝贡贸易是中国政府与海外诸国官方的进贡和回赐，讲究“厚往薄来”。宋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这句话道破了古代中国与域外诸国关系的实质。《马来西亚史》的作者芭芭拉·安达娅在书中写道：“室利佛逝充分理解朝贡贸易体制的价值，为了确保有利可图的贸易使其持续下来，并愿意承认中国为最高宗主。”因而，在朝贡贸易秩序下，室利佛逝成为中国商品的集散地、中国商人的聚集地，从而吸引着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及周边地区的商人趋之若鹜。
与此同时，在西亚，阿拔斯王朝自公元762年定都巴格达后，其疆域不断扩大，海运业日趋发达，通过底格里斯河开始同中国发生贸易联系。因此，一方面，阿拉伯人对东南亚及中国的海上贸易逐渐进入高潮，商人们穿越印度洋后经马六甲海峡前往苏门答腊、爪哇、印支半岛和中国，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从此开始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主要贸易港埠寓居。另一方面，阿拉伯人自公元7世纪后就不断地向北非扩展，其目的是要获取自西非穿越撒哈拉沙漠由骆驼商队运载而来的黄金。随着阿巴斯王朝在埃及的巴格达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心，大批产自西非加纳王国的黄金经由定居在北非的阿拉伯穆斯林商贾之手辗转输入阿拉伯半岛，接着再装上颇具特色的阿拉伯远洋帆船，被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的市场来交易丝绸和香料。
两个强大的帝国发生贸易关系，要么是在室利佛逝之地，要么是前往对方的贸易港口直接贸易。但无论怎样，这一时期的室利佛逝都能起到枢纽的作用。而此时，中国的造船技术远未能达到阿拉伯人的造船水平，中国船只最多只能航行到东南亚一带水域。这就决定了唐代的波斯、阿拉伯商船离开印度南部口岸或锡兰之后，大约有三种贸易方式或者说三条航线可以进行。第一条航线：航抵马来半岛克拉地海峡后分道扬镳，沿着马来半岛南下，在马六甲海峡与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交易。或者到当时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下的贸易重镇——苏门答腊的巨港，与来自中国的商人交易，然后随着季风返回印度洋；第二条航线：航抵克拉地海峡西岸后，与那些从马来半岛东岸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的商人会合，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第三条航线：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商船途径一系列的东南亚港埠和淡水汲取岛屿，直接前往中国南方的广州贸易。估计在唐代时期，中东和西亚的商贾们可能同时使用这三条航线。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唐代统治者以其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为基础，奉行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因而，双方海洋贸易的发展，既促进了室利佛逝经济的繁荣，也使我国沿海的一些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仅广州一地，“市舶扁集”“舟行所聚，洪炯巨舰，千舶万艘，交互往还”，出现了贸易盛世的局面。
共同因素合作之下成就了环苏门答腊岛早期出现最著名的贸易国家——室利佛逝。它是以巨港为中心而崛起的海上帝国。它的兴起与发展，几乎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扩张同步进行。同时，它也得益于中国唐代强大的对外贸易能力，吸引着远方商贾循海道而来。得益于经济学的溢出效应，室利佛逝都城巨港的中转贸易地位得到强化，进而带动室利佛逝帝国的长距离海洋贸易和东南亚区间海洋贸易的发展。而贾耽与阿拉伯人都说明了巨港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的重要性。尽管他们描述的航线表明，室利佛逝并不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那条距离最短、最直接地航线上，但仍可看出，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港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必须前往其地。因此，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和9世纪，室利佛逝保持着它在南海的商业地位。可以说，运行港口和市场的需要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刺激。室利佛逝的首都巨港便成为海洋贸易的中转站而崛起。在其辉煌时代，室利佛逝一度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商业中心，成为来自印度、西亚、中国及当地出产品的销售中心。
二 室利佛逝王国与中国的往来
古代马来群岛（包括马来半岛）上小国林立。由于距离较远，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始有与这些国家交往的记载。
自隋唐以来，该地区的小国大都与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我国史籍对室利佛逝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据《旧唐书》卷三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载有：“是岁，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王任叔先生同意这条史料所载的“鼻林送”的“送”字为“进”之误的看法，“鼻林送”实即“鼻林进”，即浡林邦（巨港）的异译。因此，在室利佛逝王国未建立前，巨港已存在。《新唐书》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越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咸亨（670～673年）至开元（713～741年）间，数遣使者朝。”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关于其于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到达印度的记述为：“于时咸亨二年（671年），……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揭茶。至十二月举帆，渐间东天矣。”由此，公元6～12世纪，以苏门答腊南部港口巨港为中心兴起的室利佛逝帝国，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位置，迅速发展，并对外扩张，但仍将中国视为宗主，多年进贡。
室利佛逝国王每年都会向中国皇帝进贡，这使他垄断了与中国的商业机会。公元670～673年，它首次遣使到中国，一直到公元695年前后它征服末罗瑜为止，在这几十年内，室利佛逝“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略，有诏广州慰抚”。在唐朝载籍中，这是唯一提及来自南海的使团成功地导致中央政府关注广州商贾的利益。这就证明了室利佛逝当时确为居于优势地位的商业大国，而且已经博得中国人的尊重。另据《唐会要》卷100“占碑国”条记载，大中六年（公元854年）十二月占碑国佛邪葛等六人来朝，兼献象；咸通十二年（871年）二月，复遣使来贡。同书“归降官位”条还记载：“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人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栗宁远将军。”在宋代开国前，室利佛逝遣来的最后两国使团，一个是在唐朝末年公元904年前往福建，另一个是在公元960年打算访问后周朝廷。这两个使团或可假定为来自一个商业野心甚至更大的帝国中的某个新王朝的师团。公元960～983年，室利佛逝王国至少派出了8个使团出使中国的宫廷。当佛教徒义净朝圣印度的路上到达室利佛逝王国首都的时候，他受到正常应有的礼遇。但是当统治者意识到这位游客来自中国的时候，表现出的尊敬增加了一倍。甚至在公元1003年，室利佛逝的使臣到达中国，告诉中国皇帝他们已经建造好一个寺庙，为中国皇帝祈求长寿。应他们的要求，中国皇帝还赐予了庙宇一个名称，并附带了一口钟。
室利佛逝国派往中国的正规外交使团建立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更愿意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本质上的属邦关系，尽管室利佛逝国可能有更大的野心。但无论这种关系的准确特征是什么，这种安排使室利佛逝国获得了慷慨的回报。因为通过这种安排，持有室利佛逝国特许状的商人、室利佛逝国的同盟和委托人，获得了靠近获利丰厚的中国贸易的特许权。而对上述那种频繁的朝贡所做出的反应，我们认为，这或许是室利佛逝的商人们成为广州外国商界领袖因素之一。
此外，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古地名，包括今越南北部、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也作呵陵，下同）、末罗瑜（南海古国名）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自公元7世纪起，我国许多由海道前往印度研究佛学的僧人往往先到室利佛逝学习梵文，然后再去印度，有的还定居苏门答腊和爪哇。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记载，我国西行求法的僧人有60人，其中取海道路经印尼的有19人，约占1/3。
三 室利佛逝的海洋贸易与中国商人的活动
海上帝国室利佛逝（公元670～1025年）的勃兴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室利佛逝帝国势力强大，具有很强的贸易组织能力，控制着对腹地具有很强辐射能力的港口，即巨港，使人们可以用能承载25～50人的船只，通过林间小径、苏门答腊岛内地众多的河流支流顺流而下，“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农产品、林产品和海产品集中到自己的港口”。同时，室利佛逝与印尼东部的联系加强，东部各地重要的商品也汇集到了王国的贸易港。胡椒部分来自苏门答腊岛，更多的是通过巽他海峡从爪哇岛运来；非常受欢迎的檀香木来自地处苏门答腊岛以东约2500公里之外的帝汶；“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这些实际上使得这一海上王国最为出名的产品同样是来自其它远在东部的岛屿。”阿拉伯历史学家马素迪的著作《黄金牧场与宝石矿山》（成书于956年）记载：室利佛逝出产樟脑、沉香、丁香、檀香、肉豆蔻、小豆蔻、荜澄果和其他许多的物品。由此，室利佛逝依靠汇集了所控制区域和印尼东部丰饶的物产，从而为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室利佛室的商业中心地位吸引着大量华商前往，同时，公元878年的黄巢起义及其对当时侨居在广州城内的大批波斯、阿拉伯商贾的屠杀，成为唐朝海外贸易史上的分水岭。大批阿拉伯人在南中国海贸易圈内的活动开始逐步地减少、退缩，他们调整了自己对中国的贸易方针，将贸易据点从中国南方沿海港埠撤往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阿拉伯人的远洋帆船再也不愿意像从前那样直接航行到广州港泊靠，而是和东南亚及中国商人达成了合作分工的协议，双方在室利佛逝控制下的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地峡一带进行交易。以巨港为枢纽的室利佛室更成为中国商人汇聚之地。
而中国与室利佛逝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主要是市舶贸易。与官方贸易相比，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数量和频次上都要远超之，更能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两国统治阶层有良好的接触后，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保障，民间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早在公元8世纪，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就已展开了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随着中国人在贸易过程中不断侨居印尼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以分享室利佛逝的海洋贸易经济活动。
据唐代一部私人编撰的民间手抄本《西山杂志》记载，“涂公文轩与东石林銮航海直渤泥”“崖之北，有陈厝、戴厝，俱从涂之操舟人”。涂文轩和林銮都是海商，渤泥即加里曼丹，厝即福建方言村庄的意思。该书记载说，公元720年，来自东石村的闽南商人林銮带领着一伙同乡族人扬帆海外，依靠着其曾祖父林知慧留传下来的航海针路簿的指引，他们最终航抵渤泥。由此，可见他们的水手主要是陈姓、戴姓，是留居当地的中国人，已在那里建立了陈姓和戴姓村落。东石林氏家族开创的这次远航为泉州和渤泥之间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批渤泥人随后接踵而至，来到闽南沿海，用东南亚的香料和热带产品来交易泉州女子手工刺绣的彩色罗衫。同一时期，印尼群岛东部的马鲁古群岛，《岛夷志略》中称文老古，每岁有“唐舶贩其地”。《岛夷志略》中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前去贸易的泉州人很多，“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由于当地疟疾流行，“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底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转”。
自唐天宝以后的两百年间，中国政局动荡不定。室利佛逝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不过民间往来并没有停止，有不少中国劳动者避难迁居室利佛逝。公元943年阿拉伯旅行家麻素提经过苏门答腊时，曾看见“有许多中国人在此岛耕种，而尤以巨港为多，盖避中国黄巢之乱而至者”。到了10世纪（唐末），已有成批的中国移民出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东南部。随着中国人侨居印尼，中国制作陶瓷的技术也传至印尼。据考证，印尼自9世纪起就仿造中国陶瓷。印尼人还运用中国的陶瓷技术，制出绘有印尼风光的青花瓷盘。印尼学者勃里安·哈里松指出，中国宋瓷受到亚洲各地、中东以及非洲东岸人民的热烈欢迎，它刺激了当时的南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陶瓷业的发展。当地伊斯兰宗教活动需要的一些瓷器，许多是移居该地的华人穆斯林运用传统的中国制瓷技术制造的。可以说，室利佛逝王国的陶瓷制造业传承了来自唐宋时期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并且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地瓷器。
当然，除以巨港为中心的海洋贸易大为发展外，根据东南亚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在公元9世纪中叶，至少有数十年的时间，克拉地峡东西岸的这两个地方当时也有中国商人和来自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商人彼此进行交易记录，马来半岛北部的一些小型港口仍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马苏第的记述亦提及，在公元9世纪下半叶时，来自阿曼、室利佛逝等地的阿拉伯商船都在Killah与中国商船交易。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公元9世纪下半叶，东西方商人以马来半岛西岸的Killah为各自商业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唐代中国海外贸易之所以兴盛，不仅有着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部因素，而且还有着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即波斯湾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商贾经营的海外贸易在阿巴斯王朝时期迅速发展，以及东南亚海岛地区室利佛逝帝国的崛起并成为扼守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海上强国。毋庸讳言，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和南海贸易圈中十分活跃，他们是唐代海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为推动当时东西方的经济及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大帝国的海洋贸易往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室利佛逝的崛起。而当时东西方海运频繁，室利佛逝以其有利的地理条件成了东西贸易的中转站。由此奠定了室利佛逝的强大和繁荣。“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南印度小国）诸国，无不由其境（作者按：三佛齐）而入中国者。”反之亦然，“华人诣大食室兰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