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疆民族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 民族之间的差异性

新疆各民族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各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很大，由此决定了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等。其中，文化差异最为明显。从广义上讲，民族文化包括了该民族独有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历史和人文景观等较为广泛的内容。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存在，原因之一是它具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体系下的人民，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都不相同，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汇在一起时，往往会发生碰撞。民族文化具有互相吸纳和排他的双重特征，尤其是对于那些威胁本民族文化或与本民族格格不入的异文化因素，民族文化的载体——族群就会作出拒绝的反应。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排他性，是导致冲突的重要根源。

一般来说，矛盾的产生基于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事物间的差异和差别造成了事物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该民族而不是别的民族，正是由于其基本特征的差异，以及在这些特征上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民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这些各不相同的特点和差异，是造成互相矛盾的因素。差异就是矛盾，有民族差异就会有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可以说，只要有民族差异存在，就会存在民族问题。

二 历史上剥削阶级思想的长期影响

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统治阶级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流毒至今仍未根除。在旧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其剥削阶级的思想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同时在本民族内部实行阶级压迫。他们歧视和侮辱其他民族，称边疆少数民族为未开化的蛮荒之人、“野蛮人”。在汉文史籍中，连对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都带有公然侮辱和歧视。

从两汉到唐代、元代、清代，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族统治阶级都曾对其他民族和本民族内部的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少数民族中的统治阶级施行统治，或采取委派流官加强统治，甚至实行“鞭挞殊俗”政策，镇压习俗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深受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

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歧视政策是非常突出的。元朝实行等级制，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包括西域地区的维吾尔等各族以及回回、党项等民族的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包括北方的汉人和契丹、女真、渤海等人；南人为第四等，指原南宋境内的汉人和西南各族人民。各民族人民不但要受到其他民族特别是大民族的压迫剥削，还受到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

从清朝专制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虽然在具体策略和方法上有一些差别，但都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和民族压迫政策，剥削、歧视、侮辱各族劳动人民。他们实行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阻碍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挑拨民族关系，挑起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各民族的代理人，国内的民族压迫和外来的民族压迫联成一体。国民党实行强迫同化，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不承认其他民族，公然宣布其他民族只是不同的“宗族”或者不同的宗教。在这种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之下，广大少数民族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许多兄弟民族的人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阶级在压迫剥削其他民族时实行的政策基本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但是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一样同时消亡，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的不完善性，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势必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 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导致的民族发展差距

经济发展是民族繁荣的基础，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关键。经济滞后，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分裂势力就会利用这些矛盾进行渗透和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社会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新疆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偏远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农牧民贫困问题比较集中，新疆与内地之间、新疆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发展差距，主要反映了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果相差悬殊且不断拉大，势必会使民族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心理不平衡，进而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据调查，凡是经济发展缓慢、人口素质比较低的地方，都是近年来“三股势力”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的地方。

四 语言问题与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与学习的障碍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缩影。”也有观点认为，语言问题之所以导致民族冲突，在于语言和领土一样构成一种民族象征，它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种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如果受到某种来自政策或者社会的排斥和限制，那么这种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因为相对于领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疆域来说，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疆域。这个疆域与国家的领土一样，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除非是这个民族自己放弃，或是寻求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双语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级学校在教学语言上不配套，在初级教育阶段用本民族语言教学，但到较高阶段的教育时，又不得不使用汉语，这样造成学习的脱节。二是缺乏“双语”教师。三是缺乏系统和高质量的本民族语文的各科教材。在一些少数民族民众内心深处，出于保存本民族文化的考虑，他们还是偏爱于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对国家推行的双语教育他们则抱有复杂的情感甚至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只是出于将来就业等问题的考虑，不少人是被动地学习汉语。

如果双语教育得不到发展，语言文化的交流障碍会妨碍民族间信息交流与经济交往，尤其是较大范围内的交往。在少数民族非常集中的南疆农村地区，农牧民之间的语言交流长期主要靠维吾尔语一种语言，信息闭塞。这样“三股势力”的蛊惑信息就容易在这些地区泛滥，其他汉语言信息却难以有更多的受众，这样就很容易被非法宗教和宗教极端主义者所利用。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用信息调节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越来越大，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就会阻碍民族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削弱各少数民族获取信息的能力，对市场反应不灵敏，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挑拨利用，从而引起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维汉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碰撞与文化认同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碰撞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人们的一切经济社会行为无不渗透着文化因素，并受文化观念的制约。每个民族地区、每个民族经济的发展都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相关，都受其文化观念的制约。不同民族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意识等方面如果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障碍。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大多都是因为个别传媒或公民不了解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而出现的失误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此外，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上有关民族因素的信息日益增多，其中有一些具有不正确民族观或偏激思想在网上传播，也会给民族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内地汉族农民工、经商人员大量进入新疆。少数人不了解或不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出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事，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本民族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要求也较过去更为迫切和强烈，这些主要由文化碰撞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引发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重要诱因。

（二）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下降

新疆民族文化认同感有三个方面的动因，一是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内向力；二是民族文化根植于本土并具有本土性；三是新疆少数民族以信仰伊斯兰教为大多数。20世纪50～70年代，前两者结合得比较好，对其中的外向性有抵制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文化的外向性逐步加大，并与其中的本土性相结合，加之“西化”的影响，形成对民族文化内向性的压力。因此，当前新疆民族文化内向认同感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政治认同。

从历史文化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各种不同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都产生过影响，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也曾自主选择过不同文化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认同产生一定影响。从宗教文化上看，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认同心理、信仰的敬畏心理、封闭守旧心理、非理性的从众心理极易受到境外“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影响，同时也会消解相当一部分人在心理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就新疆某些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较为强烈，如果本民族中一个人与一个汉族人发生纠纷，经常见到的情况是，不论这个民族的人是对或是错，其民族成员都会抱成一团。笔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与排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即对本民族或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他民族或他民族文化的排斥。这样，有一些原本发生在公民之间的一般性刑事案件、社会治安事件或民事纠纷，往往因当事人属于不同民族，有时会刺激出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一些群众法律意识淡漠等原因，从而引发出“个体事件”“集体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尤其是这些事件可能会在民众心中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记忆”，这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六 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所谓地缘政治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周边环境的复杂程度和它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邻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政局稳定状况、社会制度选择，虽然都是其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对于邻国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诸如边界纠纷、民族宗教冲突、跨境犯罪、跨界河流管理和使用的分歧、环境保护等问题，都离不开地缘政治。

新疆地域辽阔，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6，同时又是一个边疆省区，边界线长达5600余公里，是我国陆地国界线最长的省区。中国的陆地邻国共有14个，而与新疆接壤的国家就有8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蒙古国和俄罗斯。

新疆周边环境复杂，新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的边界划分、水资源利用、跨界民族、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等方面的隐患以及由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较多，且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生活在新疆和中亚的跨界民族有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回族、蒙古族和汉族等，新疆分裂势力除了得到西方大国有条件、有保留的支持外，更多的是得到中亚、西亚一些国家因民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关联，形成政治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认同。

由于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原因，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后，对居住在我国新疆的同源跨界民族民族意识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这样新疆周边邻国的政局、外交政策、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等不可避免地对新疆产生影响。周边国家的民族、宗教冲突，直接影响到新疆的安全稳定。

七 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疆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势力同我们争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近代以来，新疆成为英帝国主义和沙俄争夺的区域，它们的争夺使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也为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留下了隐患。20世纪初期开始，“双泛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受此影响，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者曾于30年代与外部势力相结合在南疆喀什孕育了一个短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40年代在北疆伊犁也产生了一个性质类似的分裂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新疆成为中国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前哨，同时也成为苏联向中国渗透和颠覆的桥头堡。在苏联的渗透破坏与策划下，北疆曾发生过1962年的“边民外逃”事件。

此后，苏联的颠覆和渗透在舆论宣传上更为起劲，从1963年到1982年的二十年间，当时属于苏联的阿拉木图、塔什干电台每天用四至六个小时的时间交替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对新疆进行广播，宣传的内容涉及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鼓吹“维吾尔祖国是东突厥斯坦”，应该给维吾尔民族自决权，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公开地煽动“伊犁维吾尔人接受俄国国籍和自愿地归并俄国，永远摆脱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中国的野蛮压迫”，等等。苏联的这种宣传不但对当时的新疆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且也对冷战结束之后的新疆形势造成危害。

东欧剧变之后，新疆“三股势力”的渗透分裂破坏活动呈现出进一步加剧态势，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分裂舆论宣传甚嚣尘上，持续升温，久禁不绝。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利用各种新闻媒体传播分裂主义思想。其二，利用期刊、文学作品和文艺演出借题发挥，宣泄不满情绪，传播分裂主义思想。其三，在区内非法印刷出版宣传民族分裂主义的书刊和音像制品，投寄、张贴、散发反动传单、信件和标语，造谣惑众、制造分裂舆论。其四，以民间文化活动为载体，引诱部分群众接受他们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思想宣传，然后通过“台比力克”（宣教者）活动，迅速扩展其渗透面，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多党制”，并利用一些国家暂时的政治经济困难，拉拢国内某些势力打击其他政治派别，造成一些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一些国家民族冲突难以平息。进入21世纪后，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在世界上到处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使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

对中国这个被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断言“在其辉煌的四千年历史中，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的国家，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打着民主、人权的口号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来牵制中国，同时支持和纵容境内外分裂势力搞各种破坏活动。有些西方国家的舆论还把西藏、新疆看成是“中国的科索沃”，认为其都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软肋。中国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分裂活动之所以猖獗，与西方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多年来，分裂势力也在积极谋求国外的支持和干预，他们认为，自己要实现的目标与西方国家分化、瓦解战略是可以相互援引的。为此，他们也在加紧内外勾连，在国际上制造舆论，积极寻求西方势力的支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

长期以来，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阵地，通过出版书刊、文艺演出、散发传单、讲经布道、聚众演说、制售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联网等方式和途径，大肆进行舆论宣传，极力宣传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思想，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

另外，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势力利用宗教因素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破坏。进入21世纪后，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为了达到他们分裂新疆的目的，他们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打着“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等旗号，通过各种手段途径，联手对新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外敌对势力活动给民族关系带来许多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