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主流文化认同因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身份归属与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产业等重大问题，必然横跨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社会心理、文化人类学、新闻传媒和思想史研究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鉴于当前学界关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系统性重大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可资借鉴的成果较为匮乏，因此，国内研究综述在对现有主流文化认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同时，主要从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以期获得富有启发意义的指导和借鉴。

一 国内研究综述

从国内学界的总体研究状况来看，一方面讨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对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则有一定积累，其中不乏富有洞见的思考。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爬梳和整理，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当前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层次和水平，进而为拓展主流文化认同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一）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

在为数不多的直接就主流文化认同问题展开的研究中，陈莉莉认为，“主流文化是社会文化复杂系统中的核心文化，是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面对如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要注重“发挥现代信息手段在主流文化传播中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打造现代信息手段中正面舆论的强势、即时互动功能的有效发挥、专业化的现代传播队伍等推动广大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韦春北从价值哲学的视域出发，探讨了主流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点与多视野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主流文化认同应当遵循的原则。王桂兰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努力通过教育、舆论、体验、职业和各种活动来强化知识分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阮朝辉分析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个性自由的差异，认为个性自由应当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并通过个性自由来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郑元景从网络时代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基本现实出发，认为主流文化认同是牵涉国家文化领导权与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支撑，对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江畅、戴茂堂和周海春等在《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研究（研究报告集）》和《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研究（调查报告集）》中对当前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社会公众对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期待与认同状况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全面、深入的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对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二）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的研究

一方面，从实质内涵来看，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而部分学者正是从这些层面展开了对主流文化的研究。已故著名学者俞吾金基于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观察视角，认为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定应当综合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双重影响，据此，俞吾金指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如果泛泛论之，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具体论之，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江畅通过对严格意义的文化与宽泛意义的文化的辨析，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灵魂，价值观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进一步的，江畅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主流文化的三种存在样态：“其一，主流价值文化一统天下，非主流文化完全被压制，以致被湮灭，社会看起来只存在着清一色的文化；其二，主流文化唯我独尊，非主流文化被否定、被排斥、被边缘化，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争斗；其三，主流文化兼收并蓄，主流文化吸收现实和可能存在的非主流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真正强大，非主流虽然存在，但不能与主流文化相抗衡，其存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在此基础上，江畅认为应当将兼收并蓄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沈建波从社会心态的视域出发，分析了社会心理汇聚效应、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对特定社会心态的影响，并据此分析了强化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路径。

聂立清在《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中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发展过程及其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合著的《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一书以多元文化冲突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系统论述了多元文化激荡和社会转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阐释了和谐社会条件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对策与路径。这些关于意识形态及其认同的研究都对思考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提供了独特的分析维度。

肖萍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域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应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据此，应当从审美情趣陶冶、现代社会新公民的锻造、民间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社会舆论管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事业建设、宗教正面功能发挥等方面着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其观点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内在构成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拓荒意义，对本研究的深化不无借鉴价值。

此外，张允熠从历时性的维度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近代的跌落和转型，论述了传统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依据，分析了儒家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传统惯性、所经历的精神苦旅和心路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儒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指出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转型的宏观愿景。

另一方面，从较为宏观的文化学论域来看，部分学者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大众文化、文化话语体系、流行文化、后现代文化和国家软实力提升联系起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入研究。

檀宝生分析了大学校园非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以便化解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庞德英分析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主流文化引领非主流文化。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从中华文化历史渊源的维度纵论了中华主流文化的历史演变，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核心地位；吴建明从复兴中华文明的角度阐释了重构中华主流文化的基本路径。邓淦之对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联系和相互融合进行了探讨；龚丹以大众文化为参照，分析探讨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大众化的实施路径，类似的研究还有王庆、廖继超、唐山清关于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探讨；付秀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文化话语体系方式、内容和模式的转换，这是实现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类似的论著还有陈开举的《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一书；顾洪英在《流行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一文中分析了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主张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建设和弘扬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黄勇、王艺帆、何艳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动态——主流文化遭遇非主流文化“楞次定律”的作用》一文中借用物理学中的楞次定律，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反传统、反权威等文化思潮与主流文化间的双向互动与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对如何强化主流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贾磊磊在肯定文化是国家软实力重要资源的基础上，从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的视域出发，强调要增进主流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从而实现对不同文化群体价值取向的引领，以及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构筑；柴焰认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来积极建构主流文化，并最终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同时，立足文化的存在“场域”、现实载体和历史性演变等更为宏观的视域，一些学者将网络空间与网络传播、边疆地区文化认同与建设、文艺创作和思想发展史等纳入主流文化研究的视野，从而大大开拓了主流文化认同研究的领域。

姚必鲜在《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文化的僭越与消融》一文中从网络传播和媒介文化的维度出发，论述了网络流行语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了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文化传播的僭越和消融作用，这对如何在网络背景下加强主流文化传播、增强主流文化认同不无借鉴意义；王宇基于文化的网络化背景，探讨了主流文化氛围如何建构的问题；王十禾通过对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在特性和建构上的差异与联系进行分析，揭示了存在于二者间的补充作用和异化作用；姚晓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儒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无裨益；代金平、郝烨基于社会学视角，对信息化时代存在于主流文化整合和文化多样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要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辩证统一；张军和张桂华立足全球化这一影响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时空场域，分析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对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建设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路径；王宇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维度出发，阐释了主流文化热点培育的意义、基本内容和关键点；施涛以存在于青年群体中的亚文化为焦点，在全面分析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内容、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阐释了主流文化在引导青年群体亚文化回归主流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策略；贾友军则从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新疆地区主流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主流文化在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作用的认识。

当然，还有部分学者就他国主流文化发展和建构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国家间的主流文化建设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发掘出有益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构建的经验。赵文学的《论清教主义对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文勾勒了宗教在美国社会产生、演变的过程，阐释了宗教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朱世达则从文学、美术、音乐、新闻和文化渊源等较为具体的层面系统研究了美国文化，这对反过来认识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姜微微以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为例，研究了西方青年文化的主要特点，阐释了这种文化对美国和当代中国青年群体主流文化的影响；李艳丽、何家伟分析和阐释了非主流文化在美国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完善过程中的变迁和作用；殷晓蓉在追溯始自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思潮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杨劲松则运用整体性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分析框架，以近现代日本人论研究为观察对象，全面梳理了日本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对日本文化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复杂嬗变和曲折认同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如果抛开上述围绕主流文化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而用一个更加超脱的眼光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多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重要领域的研究也往往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梁漱溟以“中国问题”为起点的毕生思索与实践，始终与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总结密不可分，《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认识“老中国”的深层文化结构和特性极具启发意义，而《中国建国之路》和《中国——理性之国》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化演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互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观察，对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文化的型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时代思潮为纲，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发展史进行了独到的梳理、总结，尤其是立足20世纪中国的基本现实，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如“和”“中”等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贯通和对接，对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演变逻辑和内在构成提供了厚重的思想资源和借鉴。

此外，张岱年的《文化与哲学》及其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论争》、冯天瑜的《中华文化生成史》、庞朴的文化学研究，何兆武的《文化漫谈》、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和《文化学概观》、韦政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江畅的《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以及郭齐勇的《文化学概论》等著作都对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逻辑、内在构成及其认同实现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和理论借鉴。

（三）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

文化认同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其真正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却是近年来的事。从研究论域看，我国当代的文化认同研究遍及文化学、文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行政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传播学、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学和文艺创作等多个学科，所涉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关注的问题来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围绕文化认同基本问题及其相关领域展开的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文化认同问题的学术专著，郑晓云在《文化认同论》一书中深入研究了文化认同的基本理论，同时基于其对人类学和民族问题的特别关注，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些在我国主流文化认同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本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价值。詹小美在《民族文化认同论》一书中立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焦虑、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宏观背景，围绕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主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哲学层面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源点、本质、层次、条件和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该书不但对影响民族文化认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而且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共识、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当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策略和愿景。

此外，姜华基于对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反思，探讨了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与现代性、西方世界文化普遍性的内在逻辑，据此提出了提高中国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所应注意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赵海峰基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认为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保持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欧阳康概述了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在当代中国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文化选择的多元与困惑，以及文化认同的必要和紧迫，指出要通过提升文化自觉来加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的选择；曾楠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认同特质的分析，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危机，进而从制度、意识形态和主体叙述的角度阐释了形塑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生态逻辑；苏振芳梳理了文化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厘定了文化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游淙祺通过对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不良信念”和“身体”之间内在联系的辨析，阐释了萨特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进而反思了文化的族群认同问题；李武装对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全球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历时性考察，分析了民族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实践理性特点，以及民族文化认同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指明了方向。

二是从各种认同主体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认同问题进行探讨。詹小美在《民族文化认同论》一书中以民族文化认同为主线，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比较与借鉴并重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层次、机制和条件等理论难题，并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矛盾和内在张力，总结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愿景和提升路径，这些对本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陆玉林从事实性和建构性两个方面分析和阐释了当代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多重维度；杨建义分析了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特有机制，通过对影响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内在约束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对大学生文化认同过程进行外在调适的主要路径；张雁军和马海林基于实证调查，分析了西藏藏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态度模式，为深刻认识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类似的还有：龙玉红、段涛涛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研究；叶飞分析了教育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类型，及其带来的不同文化效果，并据此指出，教育知识分子应当通过理性文化批判来形成深度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陈占江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危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主体的文化认同，论者大都确证了文化认同危机的存在，差异仅仅在于危机的程度及其具体表现形态。这对我们深入思考和把握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从边疆和民族地区、国家统一与区域整合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张海洋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中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对我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性分析，尤其是揭示了地理和经济因素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王霞对边疆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进而主张要从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角度巩固边疆文化安全；苗普生分析了新疆历次动乱中深层原因，阐释了文化认同在历次动乱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概括总结了因应之策；苏振芳基于对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关切，阐述了两岸青年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发展空间，并主张通过对两岸文化内在联系的研究来不断增强两岸青年的文化认同感，从而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雷勇分析了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强调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政策，引领跨界民族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觉，帮助跨界民族完成现代建构；郭小川分析了欧洲历史文化与欧洲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应当在欧洲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排除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建构欧洲文化认同；郑晓云论述了澳门回归后在文化认同问题上呈现的新特点、出现的新问题，强调应当通过强化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主体性文化认同来推动澳门实现从法律到文化的回归；韦文武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双边文化交往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文化交往需要加强，文化认同需要积极培育和深化，以文化外交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往。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文化认同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认识，对文化认同所具有的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以及社会整合功能等具有了更加立体化的认知，有利于本研究的深入开展。

四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对文化认同问题展开的研究。涂浩然、卢丽刚认为，要想从国家内部层面从容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就应当大力加强文化认同建设；周书灿对中国早期国家经略实践和民族整合实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文化认同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对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发挥主流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和睦中的作用具有指导意义；彭慧、潘国政认为，“文化认同是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纽带与桥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仅维系着国家的和平与统一，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应当通过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来推动新形势下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祝远娟指出，面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利益多元化、层次化和相应的利益格局调整，应当充分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以文化认同的增强来推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从而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关系的和谐；陆益龙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引发的文化矛盾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通过文化认同机制的构建来缓解社会文化矛盾；蒋平对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文化矛盾背后存在的多元文化整合机制缺失问题，并据此认为应当积极建构文化认同，发挥文化认同的整合作用；孟宪平立足我国文化安全，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维度探讨了我国应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路径。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部分立足其他学科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对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文化认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指导价值。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其深厚的社会学积淀和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文化的重建》《文化与文化自觉》等系列著述中凝练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并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致观察和精准总结，对全球化、商品社会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对文化交流、文化自觉等重大问题的阐释都对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著名哲学家基本思想的比较和爬梳，在批判和解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同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的复杂性，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和中国文化的选择和未来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由于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的心理认知、体验和接受，因此，从心理学维度展开的文化研究对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认同的形成机制、观察文化认同的变迁等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杨宜音、王俊秀等在围绕社会心态展开的系列研究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社会行为倾向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调查和分析，为我们认识社会主流文化认同的传承与变迁提供了难得的观察窗口。

此外，随着近年来部分年轻学者对文化认同的关注，其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样对本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李文君在基于国家文化安全而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中分析了文化认同的基本概念、内涵及其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通过对中国文化认同形成特性和中国文化认同构建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国文化认同的基本方略。操奇以文化主体为焦点，通过对主体在生产实践、交往活动、解释行为和历史生成过程中与文化间的互动联系的分析，阐释了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的独特作用。王成兵则以当代社会的认同危机为主线，从哲学和人学的视域对当代的文化认同危机进行了探讨，这对深刻认识文化认同危机不无启发。

综上，一方面，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研究深度和广度尚有待拓展。尤其是，对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基础性概念缺乏较为深入的全面剖析，不但对认同的概念、基本特征、功能和影响因素缺乏较为深入的阐释，而且缺乏对主流文化认同的价值和实现机制等关键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论述，这就大大影响了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学界关于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已有视野较为宽广、数量较为可观的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文化认同研究较为薄弱的缺憾，并对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支撑和难得的理论借鉴。

二 国外研究综述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从当前的世界格局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其知识体系和话语创造能力仍相当强大，这就使得，一方面，本书对国外研究状况的综述，实质上就是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知识界研究状况的概括总结；另一方面，那些较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及其相关问题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尚不凸显，学术界的关注因而也相对不多。同时，由于受自身文化特性和独特历史发展逻辑的影响，宗教和自近代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关注的主题；尽管自20世纪开始西方学界掀起了一股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后果进行反思的热潮，但从研究结论看，大多数研究依然没有完全颠覆和舍弃其既有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虽然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国外学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这同样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认同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所涉学科主要集中于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学及相关交叉学科。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对极具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现代认同进行了深度追问，围绕着自我感与道德视界、认同与善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分析了主体的内在感、自由、个性、被嵌入本性的存在等关涉认同的重要方面，详细阐释了现代性自我形成背后的历史演化逻辑和道德观变迁，进而揭示了寓于现代性之中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及其暗含的认同背后的内在紧张。泰勒的研究，一方面对正处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我们，如何去看待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凝聚与整合功能具有指导价值；另一方面对我们如何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有效化解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疏离感、孤独感等内在紧张，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等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美国国民特性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实质内容的变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分析了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作为一个爱国者，基于对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面临的种种挑战和瓦解趋向，亨廷顿呼吁整个国家和社会重视美国文化建设和美国国民特性的维持。尽管在该书中亨廷顿正确地指出，威胁美国国民特性的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尤其是墨西哥/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各种移民同化政策、策略的缺失和失败，这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背景大为不同，但作者对如何重振美国特性，恢复美国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策略分析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此外，在由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学者就文化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性别平等与人权、美国少数民族、现代经济与金融危机，以及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我们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反观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而思考应当建设怎样的主流文化，如何构筑相应的主流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广阔空间。

杰出的心理学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通过对人的需要的层次性排列和逐一分析，阐释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类不断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进而不断取得进步的精神-心理机制。这对我们思考如何实现主流文化与社会个体内在精神-心理的契合，进而不但实现主流文化的认同，而且充分发挥主流文化认同在推动个体因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而激发出创造潜能与活力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豪格和阿布拉姆斯在《社会认同过程》一书中以群际关系和群体的社会认同为中心，系统分析了意识形态、群体动力学、群体凝聚力、社会表现、集体行为、从众和语言、沟通等因素在群际关系维系和变化、群体社会认同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机制。这对我们认识主流文化及其认同在当代中国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态具有较强的启发价值。

赵志裕、康萤仪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仔细辨析了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文化和自我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即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人们创造了文化；同时，为了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人们又利用文化来为其服务；此外，为了避免人们因过度追求私利而损害社会，人们还充分利用文化来规范社会，为社会服务。在这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中，文化也受到社会和自我心理的影响而不断发生着与社会和自我密切相关的转化。这对本书从心理、社会的维度为深化对主流文化认同机制及其运行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

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主流文化认同的富有价值的视角。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哈维兰系统论述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文化起源，阐释了人类在持续性生存的压力下其语言、自我意识和认同、生存模式、经济体制、婚姻和亲属制度等文化要素的影响和功能，解析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诸如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和艺术等文化形式的发展和变迁。基于人类学视域的系统考察，哈维兰主张一种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观。这对本书从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具象”层面理解和认识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提供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对越来越深刻影响民族国家、种族、意识形态、性别等的力量，即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行了新透视。在此基础上，卡斯特深刻解释了在网络社会与集体认同之间发生的各种斗争及其表现形式，如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等。这不仅能够引发我们重新思考科技与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基于科技力量的集体认同的兴起及其对主流文化认同的挑战，并进而促使我们思考相应的回应措施。

此外，库索尔的《法兰西道路》和马特尔的《论美国的文化》也对拓展本研究的思考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库索尔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美国对法国的大规模文化入侵，分析了法国在捍卫自身文化价值理念时选择的基本策略和道路，即接纳美国的产品但拒绝美国的政策，保护本国传统文化艺术但又吸收美国的流行文化，拒绝美国的“丛林资本主义”“里根主义”但又坚持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障体制，从而展现了两个发达国家在文化和政治问题上复杂、敏感、微妙的相互纠结。库索尔的研究对当下正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思考如何有效抵御来自强势国家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入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特尔则通过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系列深度访谈，追溯了二战以来美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详细考察了美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通过辨析美国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生产和文化体制间复杂的有机互动，一方面阐释了美国文化发展壮大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论述了美国文化在越出本土走向世界过程中所经历的流变和挑战。这不但对我们深刻认识没有文化部的美国何以其文化却能走向全球，并产生持久性的世界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我们深入思考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如何增进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看，尽管由于国情、文化体制等的差异，国外学界对主流文化认同的学术关切与中国相比有较大差异，但国外学界在对文化认同展开研究时，注重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多学科、交叉学科进行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以及从国家政治、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层面对文化进行深刻剖析和理解等，这些对本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