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工作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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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1世纪初“红色经典”小说改编的审美分析

小说与影视作品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优秀的影视作品必定有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剧本。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小说是影视作品的实体,而影视作品是小说的高度浓缩或者合理延伸。小说家和影视作品导演的表达目的是相同的,二者都是为了让读者(观众)看见。“这句话意味着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作为接受者的读者(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从另一层次而言,人们可以通过看,也可以通过想来认识事物,因视觉获得的图像与因思考获得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就最清晰地反映了影视作品和小说两种不同艺术表现方式之间最本质的差异”。〔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第1~2页。从宏观角度讲,两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段不同。就小说而言,它借助的工具是笔和纸,记录作者的构思和想法,通过不同的人物、事件、环境,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法、叙述方式等来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相关内容;就影视作品而言,它借助的工具是摄像机和胶片,通过演员、灯光、道具、音乐等,再加之影视作品的蒙太奇及各种剪辑的技巧处理完成导演想要的创作内容,观众通过观看了解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出现的“红色经典”小说改编作品,有的受到观众好评,有的也因为一些原因引来骂声一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本章具体从人物塑造的变化、淡化斗争主题,以及故事情节戏剧性三方面对21世纪初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进行审美分析,以期使读者明白改编前后的具体差异。

(一)人物塑造的变化

“人物形象是‘红色经典’小说的灵魂”。曾丽君:《红色经典小说人物建构的修辞策略及其反思》,《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当然,影视作品的思想也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传达给观众的。“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般分为两种,即正面人物形象和反面人物形象,但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一般还会加入第三类人物形象——中间人物。正面人物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烈火金刚》中的肖飞、《平原枪声》中的红军排长马英、《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连长等,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反面人物如《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等,这些人物都是革命建设事业的敌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身材矮小、面容干瘪或肥头大耳、贼眉鼠眼等。“实际上,这是一种‘脸谱化’的叙事方式,即正面人物往往‘高大全’,反面人物往往‘矮小偏’”。蔡骐、蒋志臻:《浅析电视“红色经典”中人物形象的重构》,《东南传播》2009年第12期。农村题材小说中加入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等,他们都是中国老一代落后守旧的农民形象的代表,这类人物受旧社会思想的毒害,具有明显小生产者的弱点。他们对新社会持支持态度,却也怀念旧社会;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但又犹豫徘徊。这类人物,大多在新社会新形势下,通过先进人物的帮助和教育,最终觉醒并走向光明。在人物塑造方面,较原著小说而言,21世纪初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有人物增加和删减、主人公偶像化等方面的变化。

1.人物的增加与删减

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适当的增减人物可以使剧情更加丰满,主题更加突出。

对于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通过增加人物角色突出主题的例子举不胜举。2004年李文岐导演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增加了“槐花”和“老北风”两个人物角色,由此剧情得到进一步扩充。槐花和杨子荣在剧中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老北风是槐花的丈夫,同时还是民主联军截断土匪经济命脉的关键人物。这两人的出现推动剧情发展,加入的复杂感情元素使剧情复杂化。2004年徐耿导演的电视剧《小兵张嘎》中,大量增加了各种人物角色,丰富了剧情。嘎子的小伙伴佟乐、特派员刘燕、假特派员石磊、小资产阶级佟掌柜及其妻子等人都是原著小说中没有的人物。他们在电视剧中出现,并且从头至尾都有他们的表演,似乎在电视剧中还成了主要人物。这些新人物的增加,必然会构成新的故事:嘎子在电视剧中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识破了假特派员,并勇敢机智地带领他的小伙伴佟乐、胖墩、英子等成功保护了真特派员刘燕,同时还争取到了原本中立的佟掌柜参与到革命斗争中。这样大胆地增加人物、改造原著,极大地丰富了剧情,使观众“有料”可看。而且众多人物的增加,从不同侧面烘托了主要人物嘎子的形象。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保卫延安》中,共产党战地护士谢芳玲、将爱情看作生命的国民党战士苗真的出场,给全剧都是热血奋战的汉子的讲述增添了一笔柔情。同时,人物谢芳玲与周大勇之间朦胧的爱情,苗真最后深深地被谢芳玲的真诚、善良感动等情节的增加无疑丰富了剧情,同时也更具象地塑造了谢芳玲这位共产党女护士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的光辉形象。2008年播出的苏舟导演的电视剧《红日》,增添了人物角色贾依宁,在电视剧中,贾依宁是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表妹,与张灵甫的关系暧昧。这个角色的增加无疑增添了张灵甫的人格魅力。

对“红色经典”小说中原本有的人物进行适当删减,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对象,自然也是为了达到主题鲜明的目的。比如200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小兵张嘎》刻意删去了正面人物钱队长,使罗金保成为雁翎队的队长;增加了反面人物伪军牛队长;在与敌人对抗斗争时,主要表现总冲在最前面的嘎子。这样的改编,整体削弱了正面人物阵容,使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嘎子的形象得到合理放大;增强了反面人物的阵容,随之增加正反力量对抗的矛盾冲突,从而起到突出嘎子这个最主要的正面角色的作用。

2.主人公的偶像化

进入21世纪,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在定位和目标受众上完全按照当前的消费市场运作,因此在人物演员的选择(尤其是正面人物角色的选择)上,女性大多是靓妹,男性大多是帅哥,即在男女主人公角色的安排上有明显偶像化的倾向。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电视剧《小兵张嘎》中,李仙花的扮演者张雅欣、佟乐的扮演者张一山、日本军官斋藤的扮演者矢野浩二;电视剧《红日》中,张灵甫的扮演者李幼斌、黎青的扮演者宋佳、沈振新的扮演者尤勇;《保卫延安》中,毛泽东的饰演者唐国强、谢芳玲的扮演者潘雨辰;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魏强的扮演者何冰、汪霞的扮演者丁柳元、二姑娘的扮演者荣蓉等都属于俊男美女,个个形象好、气质佳,经过导演精心挑选的这些演员无疑使电视剧的吸引力大大增加。虽然这些演员在拍摄“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时候,为了更接近原著,故意将肤色晒成小麦色,有时还以素颜上镜,但是他们俊男美女的形象却不会因此而逊色。

21世纪改编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之所以这样安排,导演的考虑无外乎两点。第一,迎合大众的喜好。毫无疑问,俊男美女的加入将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相较长相平平的演员,观众更愿意看有他们眼中的帅哥美女参与的电影、电视剧,这就促成了导演在演员的选择上,刻意安排偶像的加入。有时候,故事的核心或内容并非该剧的宣传点,而是剧中的偶像演员本末倒置地成为该剧大肆宣传的卖点。第二,剧本对人物角色的设定要求。比如,英雄人物形象在特征上需要选择模样俊俏的演员来表演,给人正面人物形象的直观表现。如刘魁胜、二姑娘等人虽在小说中是反面人物,但在《敌后武工队》电视剧中,他们被正面化,因此用林永健扮演刘魁胜、荣蓉扮演二姑娘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符合观众心中的“传统英雄观”,即英雄就应该是高大威猛、风度翩翩的,而汉奸等反面人物就应该是贼眉鼠眼、战战兢兢的。

(二)淡化斗争主题

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服从于政治”,在谈到如何为工农兵及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表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华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4/content 1545090.htm.这些指导思想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红色经典”小说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人民思想开始解放,进入21世纪以后,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为了与当代现实社会接轨,通过将人物形象“人性化”、凸显男女情欲的处理方式,将斗争主题淡化。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更多呈现给观众的是主人公的其他故事,比如在友情、爱情方面发生的精彩故事,偏重于感情模式的叙述。

1.人物形象“人性化”

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将小说文本中表现出的正面人物形象、反面人物形象的两级对立作了“人性化”的调整,模糊或者消除了小说中“非敌即友”的对立关系,从而淡化了小说文本中的斗争主题。具体而言,是将小说中的英雄“生活化”、反面人物“正面化”以及将女性地位提高并让其时而表现“柔弱”的一面。

首先,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告别了“造神”时代,为小说原著中原本“高大全”的英雄加入了世俗人都有的普通欲望及常见的性格特点、心理特征等。比如,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改编自冯志1958年的“红色经典”同名小说),主要人物魏强是武工队第一小分队队长,是革命英雄。电视剧中的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这矛盾不仅体现在他与敌人之间的冲突中,还体现在与战友及自己时刻所处的矛盾之中。为了抗日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联合自己的杀父仇人梁邦一同抗击日本人。而他与战友的矛盾,主要体现于他对汪霞真挚的爱情。汪霞、魏强、马鸣之间的三角恋,魏强不管组织纪律,强行吸收被开除的队员和土匪,引起其他战友的反感与不满——这些情节的出现是为了使观众认识到:英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也有缺点。这样的描写使得英雄形象有血有肉,更加饱满。

其次,将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加入正面、积极的因素,淡化了小说文本中正面、反面人物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二姑娘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小说原著中,二姑娘在被哈巴狗赎身之前是一位妓女,赎身之后,哈巴狗把她带回家做老婆,但是她并没有安分守己,只要哈巴狗外出,她就按捺不住寂寞,到处勾引男人。而在电视剧中,二姑娘的形象被高度正面化——她长得眉清目秀,一直感恩于哈巴狗对她的情谊,既善良又因为无法为哈巴狗生一男半女而自责;她喊蔡灵芝为“灵芝妹妹”,尽自己的力量营救她,只是为了帮哈巴狗和刘魁胜赎罪。而刘魁胜也许对她是真挚的爱恋,但是最终二姑娘还是因为刘魁胜的多疑而结束了生命。与小说原著比较而言,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被改编成了出身卑微的正面人物,刻画了一个善良命薄的女人形象。《林海雪原》的小说原著中,对反面人物座山雕的描写是鹰钩鼻子秃鹫眼睛,俨然一副反面人物的形象。但是在2004年改编后的同名电视剧中,对于座山雕的形象刻画,添加了很多正面因素,比如座山雕举止儒雅、习读诗书。他还收养了槐花的孩子,当他希望这个儿子可以叫他一声“爹”而被拒绝后,老泪纵横。这些画面都使座山雕这一形象更加“人性化”。

在传统的“红色经典”小说中,正面的女性形象通常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基本为了衬托英雄而出现,贯穿于小说中与英雄人物相关的事件中,同时也是建设革命事业队伍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她们通常会与男主人公拥有一段具有“革命意义”的爱情故事。兼具这两重任务的正面女性形象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例子很多,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敌后武工队》中的汪霞等。进入21世纪以来,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在对正面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明显提高了女性地位,也时而使其表现出普通女性柔弱的一面,更加“人性化”地塑造了正面女性人物形象。下面以《敌后武工队》中的汪霞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在小说原著中,汪霞被描述成这样:“门帘一动,刘文斌领进一个二十来岁的妇女,胖乎乎的中等身材,长得挺四称,一张白光光的脸儿,镶有亮晶晶、水灵灵的一对大眼睛;再让长长的睫毛一配,忽闪忽闪的活像两颗星,鼓鼻梁,尖下巴颏,不说话也托出副笑模样。”冯志:《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第69页。在今天看来,这些描写可能和当下美女的标准还有差距,但是在当时能这样写,也至少可以说明作者的勇气可嘉。在冯志的笔下,汪霞不仅是一位有姿色的女性,也是一位干练又感情丰富的女性,当她与魏强产生感情之后,她的小心思便无法掩盖:“真希望和魏强走在一起,我化装成小媳妇回娘家,他扮成我的丈夫送我回家,我篮子里撂着支橹子,他腰里插架盒子,俩人不紧不慢,说话搭理,你保我护的在这个敌占区里活动,共同开辟一村又一村的该多好。即便碰上敌人也不怕。凭魏强那个胆量和本领,根本用不到我放枪。”冯志:《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第235页。可见,“双百”方针给了作者相较宽松的创作环境。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2005年首播,剧中的汪霞跟小说中“胖乎乎的中等身材,长得挺匀称,一张白光光的脸儿”的汪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是公众认可的大美女。这汪霞不仅貌美如花,而且作为妇女主任,在她的努力下,武工队适时地与梁邦联合,一同打败了日本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此外,导演将汪霞设计成了与魏强及马鸣的三角恋女主人公。相比较小说而言,电视连续剧中的汪霞不再作为衬托英雄的角色出现,她本身就是一位可以与魏强有同等地位的女英雄,可见,剧中女性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剧中的汪霞会因为魏强的怀疑、马鸣的叛变而抱头痛哭,这些都是小说中没有的,这样的情节显示出女性柔弱的一面,是“人性化”塑造人物的一种体现方式。

2.男女情欲的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淡化了斗争的主题,采取的方式之一就是突出了男女之间的情欲。在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爱情不再是革命的附属品,或者说爱情不再销声匿迹,它成为生活中最普通、最大众的一部分,与革命事业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样的改编是对小说原著的彻底颠覆,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本增添了不少浪漫情怀。如2005年播出的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小说原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过于类型化,强调武工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而改编后的电视剧为了迎合观众,加入了各种男女情欲的感情戏,使原本表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伟大而光辉形象的小说文本变成了充斥着男女感情的青春偶像剧。在小说原著中,刘太生机智勇敢、大义凛然,辛凤鸣也是武工队中的绝顶好手,与刘太生是互相帮助、友爱团结的好战友。而在电视剧中,刘太生酷劲十足,辛凤鸣滑稽幽默,他们二人与开朗活泼的蔡灵芝纠缠在复杂的感情戏中。电视剧中更吸引人的是魏强、汪霞、马鸣之间的三角恋情。三角恋剧情的增加使我们对魏强这位英雄不再是单纯的仰视——面对世俗的幸福,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他争夺,马鸣即是作为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剧中的。

有部改编之作,在今天可能得到的批评声远远多于赞美声,但是在北京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揭晓的2004年全国收视率榜单中,它跻身前十。新民晚报:《荧屏榜单为何大相径庭——从索福瑞和尼尔森两大收视率排行榜相互矛盾谈起》,http://ent.sina.com.cn/x/2005-06-21/1408758751.html。这就是2003年改编自小说《林海雪原》(1957)的同名电视剧。相比小说原著而言,改编后的电视剧加入了大量男女情感戏份,且整个剧情的人物关系极其复杂——“槐花”是杨子荣的初恋情人,后来成为“老北风”的老婆并且有一个孩子,之后,这个孩子被土匪头目座山雕收养。剧本如此改编,自然引来大批骂声。

2008年播出的改编电视剧《红日》中,共产党将领沈振新与黎青的爱情也占了不少“篇幅”。黎青在战斗中负伤,沈振新身为战斗最高指挥官亲自背她下前线并输血给她;在涟水失守后,新的大战将至之时,沈振新独自外出打猎给黎青补身子,不巧被敌军发现,险些送了性命……这些剧情在小说原著中是没有的,电视剧之所以这样改编,是为了详细描述沈振新与黎青之间的爱情。

(三)故事情节戏剧化

进入21世纪后,由“红色经典”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增加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以诙谐幽默的表现方式凸显人物性格特征,人物戏剧性的表现夸张、形象,使观众捧腹大笑。一些以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红色经典”小说,如《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小英雄雨来》等,改编后增添的戏剧性多体现在添加的游戏、娱乐、玩耍、嬉戏等场面中,以进一步引起儿童群体观众的关注。2007年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青春之歌》,相较于原著而言,增加了林道静巧扮姨太抢军火、宋郁彬智斗乡绅当团长等戏剧性的情节。

2014年上映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改编自“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该电影中有多处戏剧化的处理。激烈的枪战场面加上慢镜头及特效的配合,战斗场面神乎其神——子弹可以通过卡车反弹击中敌人、敌我双方投掷手榴弹出现碰巧两雷相撞的爆炸场面……猛虎几次扑向杨子荣,他却能有惊无险直到最后杀死老虎。对胆小土匪的讽刺与愚弄也颇为生动形象,解放军部队有人叫“坦克”,战斗中队友呼叫其名字时被土匪听到,导致土匪以为真的坦克来了,急忙落荒而逃。匪首座山雕的愚蠢和霸道也令人哭笑不得,他在审问逃回来的土匪时,嗓音严肃而低沉:“一个字,不老实。”手下的一位土匪调侃地笑着说:“三爷,那是三个字。”但立马被身旁排行老七的土匪呵斥制止。杨子荣的神勇无敌也从多方面的刻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匪首座山雕的一次次生命威胁考验中生还,取得了土匪们的信任;决战时刻,他身份暴露,居然在土匪数十把枪口下安全逃生并且毫发无伤。改编后的电影剧情的夸张和戏剧化,在紧张的剧情中给人带来的是诙谐与幽默之感。而在2004年播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中,座山雕竟与杨子荣成了“莫名其妙”的情敌,使杨子荣陷入“三角恋”中,而且还出现了私生子。剧情改编至此,其戏剧化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