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多人少的争议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所以人口的变动对一个经济体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产生影响。人口的增长提高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量，同时又增加了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这两种影响是否总是相等的呢？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还是人多了是个负担，“太多”的人口导致贫穷和落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争议，在不同的时期强调的重点也不同。

在西方学界，对人口和经济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总体来讲，强调人作为消费者带来负担的观点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强调：“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他提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其中劳动力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的是人作为生产者对经济供给面的贡献。

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消费）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16增长的，而生活资料（粮食）按算术级数1,2,3,4,5,6,7增长。由于收获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导致人口过剩，因此主张对人口加以抑制，对后来的人口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人口原理》发表到现在，二百多年过去了，人口并没有按几何级数增加，粮食也没有按算术级数增加。情形刚好相反，社会越发达，人口增长越慢，粮食生产的增加却很快。

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一次担忧人口增长太快的时期，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数据显示，1965～1973年的9年，全球人口每年都以2%～2.1%的速度高增长，这在人类现代史上绝无仅有。与此相对，20世纪70年代，恶劣的气候条件使许多国家农业减产，饥饿蔓延。1970年世界共有4.6亿人处于经常性严重饥饿状态，占总人口比例的12%;1973年非洲7国逾1000万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这些社会问题，使得“人口爆炸论”在当时甚嚣尘上。

198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口过剩的担忧逐渐减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到了19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包括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担忧人口增长太慢。二是对人口增长后果的认识也有了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人口大幅扩张，从1950年的25亿增加到2010年的69亿，但平均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担心过多人口会带来战争、饥荒和贫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但经济发展停滞，但究竟是人口太多导致贫穷，还是贫穷导致高生育率并不确定。

在我国，1950年代的一段时期，政府曾鼓励生育，那时候强调“人多力量大”，本质上是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开始，政府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更是实行一胎化政策，原因是“人多”被看作一种负担，更多地强调人作为消费者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映，我国的生育率在过去20年大幅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中所生孩子数目的期望值）下降到显著低于更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