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几代社会学家的努力下，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更为全面、深入，成果更为丰富多彩。这表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加强，边陲思维有了很大削弱。
但是种种事实也表明，在中国社会学界，特别是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的青年学者、青年学子中，还存在“地气”不足、“洋气”有余的情况，边陲思维还没有弱化到应该弱化的程度，主体意识也还没有加强到应该加强的水平。
可喜的是，青年学者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这部著作在接“地气”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无疑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
我们所说的接“地气”主要包含三个层次。
其一，要接现实中国的“地气”。这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接地气”。它要求我们的社会学研究者、社会工作者有一种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草根精神”，本着这种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草根、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甘苦，反映他们的需求，代表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问题。要这样做，只能遵照我们社会学最基本的办法——搞实地调查。
刘燕舞2008年考取我的博士生。作为他的导师，在学术训练上，我一开始便严格要求他努力做到“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兼具；在学术立场上，我要求他努力做到不“左”不“右”、实事求是。2009年6月，我带他到河南省郑州市做实地调查时，更进一步强调这些。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刘燕舞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江西、贵州、浙江等10余个省份的农村，采取吃住均在农户家里的驻村调查方式，开展了累计近400个工作日的实地调查，以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广泛地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在《农民自杀研究》这部著作中，他选取了湖北大冶、湖北应城、河南信阳、河北秦皇岛等地开展多点实地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接现实中国“地气”的学术努力，使他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中，我们既能看到基于实地调查收集而形成的小样本量的质性数据，又能看到不同的自杀经验故事，从而为他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要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我们认为，重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辉煌的学术传统，开发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也是“接地气”的重要方面。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此后2000年的各种思想无一不受诸子百家思想这样那样、或大或小、正面负面的影响，诸子百家思想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直接源头，奠定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思想源头的诸子百家思想，与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处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只要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与西方社会不同。例如，西方社会传统更讲天人对立，更讲神圣性，更讲契约，更讲竞争，而中国社会传统则更讲天人合一，更讲世俗性，更讲伦理，更讲和谐。
在《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刘燕舞通过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关于自杀的看法进行梳理发现，西方文化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即自杀是人的一种权利或是对城邦的一种犯罪。在这里，人与城邦或者说人与社会是二元对立的。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此后西方关于自杀问题的思考。在中世纪时，基督神学基于上帝创世的理论基础将自杀当作犯罪看待，并对自杀者的尸体进行侮辱性的惩罚。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在人权与神权的对立框架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因此，各种废除禁止自杀的法案的行动开始出现。无疑，西方自杀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奠基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因此，在西方自杀社会学领域，到处充斥着二元对立的困境，如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的对立。但是，刘燕舞发现，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正统哲学家在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与西方迥异。在儒家哲学中，以孔孟为代表，他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并不是“权利”或“罪罚”的二元对立论，而是更加关注自杀的“应该”或“不应该”，或者说自杀的动机及其意义何在。在这里，中国文化关于自杀的理解是二元统一的，只要自杀的目的动机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就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因此，孔子既肯定了伯夷和叔齐“求仁得仁”的自杀，又肯定了管仲因为“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而没有随公子纠殉难自杀的做法。如果将此放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来考察，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孔子的思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基于二元统一的思维，孔子对自杀看似矛盾的看法却是逻辑自洽的。所谓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人们看问题的方法准则，就是方法论。所以，基于对中西方历史脉络中关于自杀的理解的比较，为刘燕舞的自杀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对自杀的理解出发，一反涂尔干从原因角度对自杀进行分类的办法，将涂尔干“颠倒”的研究顺序再次“颠倒”了一下，从目的动机的角度结合收集到的一手经验资料，对农民自杀的类型进行了中国式的分类。
其三，要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立场/观点是做学术的根本。世界上根本没有“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事情。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思想家，为天下百姓追求“去乱求治”。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救亡、维新、富强、革命，都是站在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的。
中国立场/观点是我对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问题意识很清晰，其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单纯地回应西方学术谱系中的某个问题，而主要是为了回答农民自杀的各项特征在中国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机理的形成问题。因此，在理论解释上，他既不盲从西方理论，也没有排斥西方理论，而是坚持在中国立场的主体性前提下，洋为中用。我很高兴他将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运用到他的自杀研究中，应该说，他的自杀研究将我们的“社会互构论”的某些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了。在“社会互构”的理论逻辑下，自杀行为不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互构共变的产物。从静态的空间分布看，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形塑出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而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的分布亦会强化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从动态的时间分布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自杀行动，都是处于变化发展中的，并反过来相互作用于对方。例如，刘燕舞发现，在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都强的团结型社会中，从静态的空间分布来看，血缘联结紧密，使得自杀者容易为血缘联结紧密的对象如家庭成员考虑，因此，利他型自杀容易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发生。同时，因为规则维控体系较强，一些受了委屈或挫折的自杀者容易以自杀作为手段来报复或威胁家庭成员，报复型自杀则容易出现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反过来说，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的多发，也强化着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和规则维控的作用强度。从动态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还是规则维控的作用强度都在不断弱化，这会使得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相应地减少，而自杀行动的这一变化，又会进一步加速社会结构层面血缘联结强度和规则维控强度的弱化。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在时空两维的这种互构共变关系，较之结构决定论或行动决定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也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有人说，刘燕舞的自杀研究具有“理论暴力”的“缺陷”。因为他的“野心”太大，他不但试图克服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在自杀研究领域二元对立的困境，而且还要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解释，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杀社会学理论，还试图贯通理论自觉与经验自觉的学术实践，这难道不是“理论暴力”的“缺陷”吗？然而，在我看来，刘燕舞之所以有这种“理论暴力”的“底气”，就是因为他的接“地气”——既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也接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的“地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欢迎这种“理论暴力”，肯定这种“缺陷”，鼓励这种“野心”。这样的学术“野心”在当前社会学界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是为序。
2014年2月2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