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在非洲”：错误的定性

在赞比亚，不少经历过卡翁达时代（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任期为1964～1991年）的人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有感情和记忆。他们当中一位早年在英国留学的、老练的政治家跟我们说，他们对欧美的制度很熟悉，很清楚，但他们跟中国打交道好像有云里雾里的感觉（cloud effect）。中国今天是什么呢？最近不幸因车祸去世的津巴布韦经济学家、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主席萨姆·莫约也曾尖锐地发问：今天所谓的新兴市场，本质上是顺从帝国主义的区域稳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这个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报道而变得越发不明朗。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和高层官员出席了这次峰会。西方主流媒体——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惊诧之后，显著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西方的精英也开始不断地评论“中国在非洲”，其中有大量并非无辜的误解。

西方的误解可以分为量性和质性两个方面。在质性方面，在非洲的中国公司有各种形态和规模，中国的公司、小商贩、工人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追求。[10]举例来说，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就是“由私有、半私有以及公有企业组成的混合体，其中涵盖了不同的企业规模和贸易领域”。[11]在非洲的“中国商贸公司、个体企业家以及工人往往有自己私人规划，其盘算可能与（中国）国家和地区利益不同……”[12]但是西方主流话语建构的“中国在非洲”往往把中国政府、中国投资者、中国工人、中国商贩等视为属于一个经过某种统筹的、有整体性的、由国家意旨主导的“中国（集团）”（China Inc.）。这种铁板一块的想象无视中国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合谋和矛盾的同时共存，无视中国资本间的竞争，无视投资者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无视普通海外中国公民与国家（大使馆）的疏离。

在西方主流建构的这个话语世界里，“中国”是一个异类，碰到这个黑洞般异类，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逻辑仿佛不能正常发挥，都失去了解释的功能。以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常常提及的一个话题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访问非洲时重复了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不雇用当地劳工，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而喜欢大量雇用中国人。[13]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中国企业当然也追求利润，中国雇员的海外就业成本高于本地雇员，因此中国建筑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当然会雇用当地员工。至于中国公司使用多少比例的中国员工，中国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这是调研需要探究和解释的问题，也是本书的部分工作。结合当地社会的脉络，其实中国公司海外雇工的状况符合主流的市场经济逻辑和目的论，并不神秘。但是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笼罩下，中国公司不用当地劳工的说法一遍遍地被西方主流精英们臆想和重复。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权力生产了知识。此处我们可以加一句，权力也生产了臆想。

当一般的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关闭了解释功能，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解释“中国”的时候依靠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而在想象的意识流里，19世纪的“黄祸论”沉渣泛起。剑桥大学学者艾玛·莫斯利对英国六家主要报纸2000～2007年间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报道进行了文本收集和研究，发现媒体话语系统性地建构三种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国人的无情残忍以及西方的托管人责任感。[14]实际上，这三者的形象建构不限于英国媒体，而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共识。我们认为这样种族化的建构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19世纪的消极残留，而是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中，西方主流精英对19世纪“黄祸论”话语的调动和翻用。在21世纪“中国在非洲”的话语里，傅满洲的鬼影又出现了。[15]

西方主流或明或暗地把中国定性为“非洲的新殖民者”。这就是说，一向看好资本“全球化”的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这时却不承认中国资本和中国人员“走出去”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把“中国在非洲”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打入另册，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对其进行隔离处理。对于西方主流中的自由派来说，即便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它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破坏规范的异类，给西方在非洲的努力带来障碍和麻烦。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话语里，全球化没有被问题化，资本没有被问题化，被问题化的是“中国在非洲”。我们认为，营造一个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国在非洲”问题是一个话语手段，由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被种族化为中国问题或中国人的问题，从而转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护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

通过数据勾勒基本现实

除了定性方面的问题外，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也有定量上的误解和夸大。针对这些，书中也有很多的反驳、纠错和分析。因为书中内容和数据是几年前写作发表的，因而我们在此提供数据更新，使得读者可以通过最新的数据掌握基本情况。

中国在非投资，一方面应与中国对全球的跨境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跨境直接投资，下文简称OFDI）做比较，另一方面还应该与全球对非洲的跨境直接投资做比较。从全球来看，全球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存量（存量为累计值）在2004～2014的十年间翻了三倍。[16]2006年全球OFDI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比1990年10%的低水平有了显著上升。[17]从中国来看，即使是在中国经济上行的2008年一年里，中国对全球的OFDI流量（流量为在某一时间的新增投资量）也仅占中国GDP 的0.88%，而同一年里，发展中国家的OFDI流量占GDP的平均值为2.03%，发达国家则为4.71%。[18]中国OFDI存量占其GPD的比重也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的发达国家。2014年，美国的全球OFDI存量相当于其GDP的36%，法国为45%，英国为54%，而中国此时仅为7%。[19]

到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7300亿美元。此时，世界所有国家的OFDI总和为260000亿美元。据此可算，中国占世界OFDI总和的比重为2.8%，美国占比为24.3%。尽管中国OFDI的存量已经相当于印度或马来西亚或南非的全球OFDI存量的六倍，中国OFDI存量到2014年仍不及英国以及德国的一半。[20]

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提供劳动力就业，也能就近获得“世界工厂”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并且实现技术和设备的更大化使用。这是资本、产能和技术劳工的三重输出。[21]截至2010年，13000家驻外中国企业共拥有110万雇员，其中80万为非中国籍雇员。[22]2014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对OFDI行为的限制。[23]该年内，中国企业把近总计103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了156个国家的6128家企业。[24]

有人测算，中国对非洲的OFDI流量可达到60亿美元一年。[25]不过，即便以60亿美元算，中国对非洲的OFDI流量仍然只占2014年中国对全球OFDI流量（1230亿美元）的5%。[26]2014年，中国占全球对非洲OFDI流量的比例仅为4.4%。[27]并且，2015年上半年，中国OFDI的流量相比2014年上半年下降了40%。这与商品价格走低以及中国公司投资向非采掘业转移有关。[28]

就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来说，在全球中比例也相对较小，2012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约为非洲GDP的1.5%。[29]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3年成为非洲第七大贸易投资者。[30]2014年，中国对非洲的OFDI流量依旧排在美国、法国甚至希腊之后。[31]2011年末，当中国对非洲的OFDI存量升至160亿美元时，美国和法国在非洲OFDI的存量均达到580亿美元，英国也已达到480亿美元。此时，中国在非洲的OFDI存量超过了印度，后者在非洲的OFDI存量为13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全球OFDI的11%。但是，中国在非洲的OFDI存量仍少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非洲的OFDI存量占该国全球OFDI存量的五分之一。从账面上来说，此时的马来西亚因拥有180亿美元的OFDI而被列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方，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在非洲最大的投资国。但事实上，马来西亚绝大部分的OFDI都是面向毛里求斯的。这个小岛国被当作投资的中转站，而这些投资最终可能会流到世界上任何地方。[32]2013年，南美对非洲的OFDI为186亿美元，[33]南非对非洲其他地区的OFDI则为230亿美元。[34]

2014年底，中国对非洲的OFDI存量已增至320亿美元，[35]比2000年的5亿美元增长了63倍。尽管如此，这也仅占该年中国全球OFDI存量的4.4%，占全球在非洲OFDI存量7090亿美元的4.5%。[36]在2012年，非洲公司对中国的OFDI为142亿美元，大于中国对非洲的OFDI。[37]

截至2012年，已有2177家“官方注册”的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了非金融类的投资活动。2013年，这些企业雇用了近8万名当地员工。[38]大部分的企业都来自中国东部省份，其中包括央企以及其他省市级国有企业共432家。[39]2014年，中国在非洲的OFDI存量中仅有10%来自私企，[40]但“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国企。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控股企业。”。[41]中国在全球的OFDI也是如此。2013年，37%的中国非金融类OFDI来自私有企业，[42]并且有53%的中国在非洲的OFDI项目是属于私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主要集中于建筑业（42%）和矿业（22%）。私有投资则集中于制造业（31%）以及贸易和物流管理（24%）。[43]以赞比亚的情况为例，据估计，20%的中国投资者为国企，剩下的80%为私企。[44]事实上，或者是由于属地法律限制——如赞比亚的法律就禁止外国国有企业登记注册——或者是为了享有投资优惠条件，许多国有企业将其在海外的运行私有化，包括在非洲。[45]

2013年，中国对非洲OFDI存量的近62%集中于八个国家——南非（44亿美元）、赞比亚（22亿美元）、尼日利亚（22亿美元）、安哥拉（16亿美元）、苏丹（15亿美元）、津巴布韦（15亿美元）以及刚果（金）（11亿美元）。[46]总体来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区域在扩展：2000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仅在八个国家，但到2013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51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中国的投资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几乎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发展到2013年出现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投资（比如近期的制造业）。[47]中国OFDI广泛的地域分布与印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后者95%的OFDI存量“都在非洲的毛里求斯”。这意味着其中许多的投资可能最终都流出了非洲。同理，尽管看起来有更多的非洲投资流向印度而非中国——非洲对中国的OFDI比对美国和英国还要多——绝大多数非洲对印投资都是“来自毛里求斯”。这说明，其中不少的投资很可能只是印度公司通过毛里求斯再回到印度的周转活动罢了。[48]

中国不断增长的制造业投资有助于舒缓制造业在非洲整体处于萧条的就业状况：2000年，制造业占非洲就业岗位的8.5%，在2013年这一比例仍为8.4%。[49]2001年中国在非洲新生的制造业企业为7家，2013年中国在非洲新生的制造业企业为75家。尽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制造业项目的平均资本投入最低，并且制造业在非洲的产业结构中比较优势最低，对156家中国在非洲的绿地投资（即创建投资）的一项研究显示，2003～2014年间新生的64201个岗位中，61%来自制造业。在2013年，建筑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占据了该年中国在非洲OFDI的50%，采掘业则占了另外的30%。[50]一名被称为“国家产业政策设计师” 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长曾说，“我并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由资源驱动的”。[51]

在贸易方面，2000～2014年间，中非贸易额增长了21倍，从100亿美元到220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在2015年因世界商品价格走低、非洲出口价格下降而跌至1690亿美元。[52]2013年，中国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总额的24%，较1995年的2.3%有明显上升。此外，在2003年中国占非洲对外出口总额的6%，这一数值在2013年增长到了27%，相比而言，欧洲占23%，美国占21%，印度占9%。[53]但在2015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仍然仅占中国与世界贸易的4.2%，当年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量为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占2.3万亿美元，进口占1.7万亿美元）。[54]

非洲在2014年以前的十年内对中国存在着巨额贸易顺差，2014年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贸易顺差：出口额1160亿美元对进口额1060亿美元。但2015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出口额670亿美元对进口额1020亿美元。[55]中国向非洲主要出口加工品，非洲向中国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非洲原油、金属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占非洲对中国的出口比重在2013年约为59%，这一比重小于这些产品占非洲对世界出口的比重（69%），也小于这些产品占非洲对其他贸易伙伴的比重，如欧洲（77%）、美国（77%）和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87%）。[56]制造品在2008～2013年间仅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11%，部分由于2011年前非洲货币汇率与欧元挂钩，货币增值使得非洲的产品价格相对偏高。相反，“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十分多样。其中消费品占据了绝大比重，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鞋类以及电子消费品。此外，如机械设备、商业电子品以及交通运输设施等资本品也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重”。中国与非洲产品平均价格差在2014年约为50%。尽管“从中国进口低价产品毫无疑问会使得非洲消费者和依赖进口材料和资本品的生产商收益”，这同样表明部分非洲生产商会觉得相当难以和中国进口产品竞争。[57]

中非贸易的另一个不平衡表现在以工业品换初级产品，不过这并不是中非贸易所独有的特征。非洲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乃至非洲和其他领先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都具有同样的不平衡的特征。比如，印度在2014年与非洲达到了7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位于中国、欧盟和美国之后。但其贸易主要集中于“几个特定的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和坦桑尼亚。[58]2014年内，印度对非洲出口的商品中98%是消费品、中间品或资本品；2%为原材料。而非洲对印度的出口商品中，84%是原材料。[59]与许多贸易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官员承认这一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希望“加强合作”以达到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以加强制造业发展的方式。[60]这一合作将会涉及投资和发展项目的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累计54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放在了非洲，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并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增大。[61]

本书的面向和结构

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及其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当然不仅是在西方。走进赞比亚的商务酒店，打开电视就能收到美国CNN这样的跨国媒体提供的新闻，在赞比亚驾车，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就能听到英国的BBC广播，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是在赞比亚。更不用说很多非洲报纸跟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购买新闻服务了。

如何回应西方主流的论述并阐述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写作面向。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国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就没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对中非关系、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浪漫化的溢美倾向。同时，放弃了批判的武器，官方媒体对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难以给予有力的回应。相比于西方主流媒体，中国媒体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小巫见大巫。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则很少受到西方和国际读者的质疑，还往往被认为很客观。正是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影响力，我们写作的面向因此针对他们的“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建构。

西方主流的“中国在非洲”话语建构并不完全外在于非洲，在非洲也有某种里应外合。随着苏东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20世纪世界革命时代的消退，非洲反殖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在90年代销声匿迹，20世纪反殖民的产物之一——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在80年代遭遇了广泛的债务危机。踏着非洲债务危机的平台，“华盛顿共识”集团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势登场。在这一背景下，非洲主流政治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化。历经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南非人民在非洲人国大党（ANC）的领导下于1994年推翻了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可是掌握政权的ANC遭遇并加入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在赞比亚，工会领袖弗里德里克·齐鲁巴领导的多党民主运动（MMD）结束了第一任总统卡翁达的执政，1991年齐鲁巴成为赞比亚第二任总统，然而这位前工会领导却推动了赞比亚的新自由主义化。在21世纪的头十来年，赞比亚参与政治角逐的三个政党都默认或倡导新自由主义。反对党领袖迈克·萨塔选择以反华为竞选策略，把新自由主义给社会造成的创伤和不安全感归罪于在赞比亚的华人和中资公司。萨塔声称“中国来非洲的目的不是投资，而是侵略……这不仅仅发生在赞比亚，这发生在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所有中国人在的地方”。[62]当然华人不是唯一遭遇排外的“种族化”的受害者，南非在21世纪的2008年和2015年发生过两次针对移民的暴力骚乱，受害者主要是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移民，并没有涉及华人。作为赞比亚国内政党竞争的策略，萨塔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种族化为“中国人的问题”，呼应了西方主流“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指向。

本书收集了我们2008年至今的一些论文，[63]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对“中国在非洲”进行宏观的话语和问题分析。鉴于第一部分的文章成文于2008～2010年，我们在上文提供了一些更新的基本宏观数据，不过文中的论点和论证并没有过时。第二部分的五篇则分别围绕具体的事件，在具体的场景下（赞比亚为主要场景），具体讨论话语和现实的矛盾。本书每一章可以单独成篇，因此读者可以按任何顺序阅读。为方便读者选读，下面是关于每一章的简介。

第一章“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贾丁等翻译，李怡爽、严海蓉校对）直接回应西方精英关于中国在非洲是殖民者的看法，并且把这些看法放在西方的政治谱系中，与西方如何看待自身的殖民历史进行比较分析。鉴于在西方话语中关于什么是殖民主义有很多的混乱，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把工业制成品出口到非洲，而从非洲进口自然资源产品，这样的贸易是殖民主义，因此本章用较长的篇幅分析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我们认为殖民主义并不等同于帝国主义，也不等同于殖民，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之间也有差别。殖民主义的剥削是通过多方位的垄断和对殖民地强制性地去发展来完成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具有政治和种族的排他性。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在后殖民的全球体系中，一个半边缘的经济与边缘经济的关系。

第二章“友谊与利益：中非关系的独特性”则讨论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对非洲的影响。

第三章“‘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重点阐述我们虽然不同意西方的“中国在非洲”的论述，但是我们并没有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把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浪漫化成“双赢”。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不应该对中非关系的长短进行孤立的评估，而应该放在世界体系里做比较分析；（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与西方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3）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有一些显著的差异。

第四章“中非关系的非洲视角”则通过问卷调研的结果探究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看法。本章利用的数据既来自几个大型的国际专业公司所提供的随机抽查结果，也有我们自己在非洲九个国家的大学的问卷调查。我们的问卷调查与国际专业公司的民意抽查结果有基本的一致性，但是我们自己的问卷对中非关系有更深入、广泛的涉及，问卷在九个国家的结果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非洲国家当中对中非关系的看法也有引人注目的差异，我们对这些差异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第五章“关于中国的隐喻？：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囚劳的谣言分析”围绕2010年五大洲的报纸关于中国输出囚犯的指控进行分析。这些指控耸人听闻，完全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然而通过媒体的传导升级成为“新闻事实”。关于中国囚犯劳工的传闻刚开始是在一些当地民众中“自下而上”产生的，是普通大众的一种猜想，但网络宣传者——通常是在非洲的西方游客或外派人员，或是在西方的非洲移民——使这些传闻跨区域传播开来。然后，谣言进一步被“自上而下”地传播，成为西方主流关于中国海外行为的一部分。在这一章中，我们大量搜集了有关发现中国囚犯劳工的各种传言，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谣言背后的意图，这些谣言的想象力倒是很搞笑的。我们接着对谣言的传播途径和传播者所属的利益集团进行分析，最后衡量了其政治影响。

第六章“殴打‘中国人’：赞比亚科蓝煤矿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沈晓雷翻译，李怡爽校对）则是赞比亚的小型“中资”私营企业科蓝煤矿在2010年枪击13名矿工的事件，被西方国家和赞比亚的政客与媒体当作“中国”和“中国人”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和“没有道德”的范例。这一章考察了导致科蓝煤矿抗议行为的恶劣条件，对枪击事件及此后的冲突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科蓝煤矿问题重重的发展历程，我们讨论了2010年枪击事件中为矿工和工会领导人所熟知，却被政客和媒体所忽视的情况。在讨论枪击事件的政治后果时，我们重点考察了2012年科蓝煤矿暴乱这一尾声——在这次暴乱中，一名中国人身亡，另有几名严重受伤。本文同时追踪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赞比亚实行私有化以来，其他外资煤矿企业发生的暴力事件。本章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2011～2013年在赞比亚对工会领导、工人、官员及其他人士的访谈。

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及粮价上涨，由于中国政府具有让大型公司参与大规模“圈地”和出口导向型生产的能力，坊间出现了对中国可能产生“农业帝国主义”模式的怀疑。第七章“农业资本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许明杰翻译）讨论了中国对赞比亚农业的三种参与模式。社会主义农业合作模式持续到80年代底，自9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农业资本主义的模式。第三种模式，农业帝国主义模式还不是事实，只是一种推测。本章主要集中探讨第二种参与模式，即现今的农业资本主义模式。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对赞比亚农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对赞比亚国内的粮食市场做出了贡献。同时，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涉及对农业劳动者的剥削，这也是商业化农场经营方式的核心，不论农场工人的国籍是什么。

第八章“中国人性侵案：在非洲‘民主典范’国家”（许明杰翻译，李怡爽校对）则是围绕 2011～2012年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赞比亚审判案展开。因被指控猥亵雏妓的四名男性是中国人，他们在赞比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审判。这四名男性经历了数月的监禁，审判的过程跌宕起伏，其中有很多伪证、误证且证据不足，最后在赞比亚外交部部长的干预下，被告人被无罪释放。这个案件成了美国和英国政治领导人与媒体在全世界宣传“中国在非洲”的范本。实际上，中国人性侵案反映的是政治驱动下对华人歧视的一个鲜明案例，其中包括平等保护权的缺失。这个事件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法律系统。本章通过对中国人性侵案的追踪分析，包括对案件律师的访谈，梳理了反华政治语境及其后果。

最后一章“全球帝国的开端？”讨论的是中国国有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投资。2006年以来有关中国在赞比亚铜矿投资的报道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媒体“中国在非洲”话语的核心案例。这一话语起源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话语的内容则翻拍了西方19世纪以来所谓中国人残忍、不珍惜生命的东方主义偏见。我们认为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分支。保守派强调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危及西方的利益，认为这些行为是“中国收购世界”的一部分，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被龙吃掉”的威胁。因此，“中国在非洲”，特别在自然资源方面，对于非洲本身和西方而言是绝对的损失，是“中国的殖民主义”，甚至是中国“全球帝国”的开端。自由派的策略是谴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威胁到了国际规范，如治理方面的规范、劳工权益和其他一些标准。两派当然都不去质疑世界体系里核心国和边缘国的贸易关系、结构调整方案中的新自由主义原则。2011年，人权观察组织曾试图证明中国国有公司是赞比亚铜矿业中“最坏的雇主”。该报告是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自由派话语的体现，用以点带面的方法展现一个在全球崛起的、铁板一块的中国。本章以我们在赞比亚的实地调查和赞比亚统计数据分析，认为人权观察组织在调研设计、调研的取证和论证方面有重大失误，该组织对中国国企的调研报告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更多地反映了它本身的立场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