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史研究对象多样化界定的原因

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多样化界定，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研究的拓展，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发展状况的不同，学科视角及研究问题侧重方面的不同，以及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的不同。

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发展状况的不同。陈振汉认为，历来研究经济史，主观上都是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希望以后的经济生活能更好一点。私人的经济活动（商业、工业）或政府的经济政策都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指导，获得教训，以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陈振汉进一步指出，经济史的研究首先从商业史开始，对有关商业的问题和商业政策进行讨论。经济史的研究兴起于欧洲的重商主义时期（16～17世纪），至18世纪后期《国富论》发表为止。接着，另一类是财政以及国家的工商业、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中国也不例外，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意义上的经济史著作，有的只是国家财政史的著作。国家财政史的著作在中国有很长久的历史，至少从司马迁的《史记》就开始了。为什么最初出现的是商业史和财政史呢？因为这些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财政机器。更特别的是，也是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就有国家设立的修治官史的机构。孔夫子就是鲁国的史官，这也说明为何中国有如此悠久的财政史记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到了高度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有了新的提法，例如，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既不是生产关系，又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包括各部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诸如各种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阶级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日益增多。2007年，李伯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中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都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大大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变得密不可分。李伯重还指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从研究的社会对象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研究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匠等普通人。

学科视角的不同。不同学科视角的经济史对研究对象各有侧重。20世纪90年代，吴承明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第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第二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力求做出计量分析；第三派兼顾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可称社会经济史学派。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笔者以为这是一大好事。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如果只有一个观点，用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经济史研究就要寿终正寝了。陈支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新社会史学派”。前者注重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对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虞和平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有政治经济史、国民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三个角度。从一般观点来说，立足于经济学研究的称为国民经济史，立足于历史科学角度称为社会经济史。国民经济史侧重研究经济发展的表象，社会经济史强调分析表象后的制约因素，二者应当适当结合。董志凯指出，政治经济史侧重于政策、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互动关系研究。

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库恩认为，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资料累积，而是要形成一定的“范式”，即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等，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福柯则提出“话语”（discourse）问题。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是相关联的。经济史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分野。李伯重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促成了中国经济史学在话语体系方面的第一次大转变。经过这个转变，中国经济史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济史唱主角的“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全国性史学大讨论，就是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中国学者在经济史学中的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理论模式，也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而西方经济学则不使用生产关系概念但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探讨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李根蟠指出，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吴易风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李义平指出，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研究资源配置，研究经济运行，研究正常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人们的行为和选择。这些差异，也导致了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界定的不同。

此外，不同研究机构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也有所侧重。例如，在中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都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但由于各自职能不同，因而在研究对象上也有所侧重。一般而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侧重于经济决策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侧重于领袖的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则研究面较宽，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对制度绩效的学理分析也较重视。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研究、编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董志凯指出，国史学科中的经济史研究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前者可能更突出政治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后者则更突出经济效益，对经济体制的研究也是围绕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展开的。武国友认为，在写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同于党史，应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五年计划或规划的描述和展现，因为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经济史与党史阶段划分的时间节点不同也与此相关。萧国亮提出，在认识国史角度的经济史与党史的区别时，也要实事求是，突出领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由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及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体制等决定的。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体系中的经济史研究对象，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上限，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对应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基本问题，以政治经济史为主，同时纳入社会经济史、国民经济史的因素及其研究视角，并有机统一起来，兼顾党史研究偏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活动，兼顾中央领导文献研究偏重人物的经济思想，兼顾经济学从经济效益和学理视角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进行探讨。具体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体系中的经济史研究对象，以基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为主线，主要包括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思想、国家的经济决策、国家的经济方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运行与绩效等国家的经济生活，同时也纳入影响国家经济生活的因素，如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对外交往与合作及国际环境等。其中，还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在研究国家的经济决策时，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为重点，并研究国家经济决策与基层诉求与创新的互动过程，从而才可能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国家经济决策成因、形成过程、实施、绩效等；二是以人为中心，避免把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而是把经济生活还原成有情感、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以探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样才可能科学解释新中国成立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