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史研究对象界定的多种见解

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有多种见解，下面列举一些。

政治经济史。魏永理认为，中国经济史是一门介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学科，是中国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国民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特殊和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严中平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归纳出抽象的经济范畴，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形成逻辑体系，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而经济史则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历史过程。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差异，实质上并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表述方法的不同。严中平进一步对经济发展过程做出解释，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4个方面；表现在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等许多经济部门上；表现在农村、城市，山区、平原等许多地理分布上；表现在地主、佃农、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资本家和工人等许多阶级分野上。许多经济范畴都有各自的运动规律，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面对许多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我们分析问题时必须掌握历史发展的中心红线。在经济基础方面，这条中心红线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这条中心红线就是国家权力。李伯重认为，早期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联系密切，人们将经济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学也都是政治学，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是科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公认真理的复杂的混合物。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须与大众的信条、关切相一致，必须提供有用与有意义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上半期，西方经济史学主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此当时的中国经济史学也接受了这个话语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中国出现了以经济史为核心的“社会史大论战”，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之后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食货》半月刊两个主要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史研究，也基本上采用上述话语体系。194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促成了中国经济史学在话语体系方面的第一次大转变。经过这个转变，中国经济史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新经济史革命”后，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并非经济学的主流），受到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基于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的这一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上，中共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已展开，并成为一种趋势，这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经济史研究的支撑。

社会经济史。李根蟠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于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1987年出版的《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经济史，或称“社会经济史”，从总体上说，是直接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客观过程的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史辞典》指出，经济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关系密切，为了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过程与后果，必然涉及经济政策、经济思想、阶级斗争诸因素。因此，又有人将经济史称为“社会经济史”。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辈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笔者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他们大都需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2010年，陈支平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中说，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虞和平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是广义的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历史首先是经济史。李伯重指出，近年来西方经济史学出现了研究重心由单一的经济史向社会经济史转变的趋势，以克服以往出现的偏差。

国民经济史。陈振汉认为，“国民经济史”这个名词是从苏联开始使用的，苏联以前学习法国、德国，这一名词是由欧洲大陆传入的。中国又沿用了苏联用的这个名词。赵德馨认为，经济史学包含多个分支和种类。国民经济史只是其中范围最广、层次最高的一类，但也只是一类而已。国民经济史包括该国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经济、银行、企业等，但它不是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交通经济史、银行史、企业史等专门经济史（包括部门经济史、行业经济史、经济组织史等）的简单相加。当然，国民经济史也不能代替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交通经济史、银行史、企业史等专门经济史。《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经济史有许多分支，就整体与部分而言，有以国民经济整体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史（有人也简称为“经济史”），有以各种不同层次的部门经济为对象的部门经济史，有以企业为对象的企业史，也有以资本集团或资本家家族为对象的资本集团史或资本家家族史。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苏联学者梁士琴科和琼图洛夫认为，国民经济史“研究生产的发展，研究数十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研究生产力与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 “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它在许多世纪内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虞和平认为，国民经济史采用计量和量化研究，以个案为研究对象难免会有片面性，因为近代中国统计学落后，量化模型可信度不高。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史。1991年，董志凯在《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期问题，提出了“国民经济史的基本研究对象”这一概念，并将这一基本研究对象解释为“经济体制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线索”。2005年，董志凯、武力坚持和完善了这一观点，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即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这段时间。2010年，武力指出，30多年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尚属于现实问题和对策研究，那么从21世纪开始，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不仅越来越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回顾和研究。近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诸多著作，无论研究者是否对经济史研究对象做出过这样的界定，在研究内容和章节目的设计上，都是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为主线的。这也反映了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经济史研究对象日益拓宽的基本事实。

经济制度史。李伯重指出，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制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史。这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讨论较多的问题。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予以高度关注。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中指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是以经济发展客观过程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包括以本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许涤新指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而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并不仅仅是一种“条件”。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变成社会发展史。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些学者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或者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论证，往往缺乏说服力。其实，就算是社会发展史，也是要研究生产力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就是最好的范例。1992年，赵德馨在《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见解有3种：①生产关系; ②以生产关系为主、以生产力为次或生产方式; ③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发展过程。在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对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提法也是多样的。他们很重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认为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生产关系。李伯重指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学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源自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即经济史研究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为主要对象，并强调这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