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周边环境的发展趋势

能否构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前提。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尽管会步入“新常态”，但仍会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态势，因而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这将会引发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调整：守成国会采取打压的战略；实力相近的国家会根据自身的战略定位选择对华遏制或合作的立场；周边小国会利用大国之间的博弈而采取“骑墙”战略。在这种意义上，周边环境的变化方向是和中国自身的快速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而言，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将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期。我们认为，在这个转型期内，中国周边环境会总体向好，但局部可能会呈现出持续震荡的格局。在政治领域，本地区国家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继续和平相处，但西方国家可能会在部分周边国家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在安全领域，大国在周边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围绕领土领海争端（如南海争端、东海争端、中印领土争端、日俄领土争端、日韩领土争端、印巴领土争端）或某些敏感问题（如朝核问题）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外交领域，区域内外大国寻求对话合作是主基调，但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核心，大国对华战略调整及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构成巨大压力；在经济领域，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但亚洲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终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尚有不确定性；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提升，区域内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会因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而扩大、深化，中国充当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上升，但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如何并存还是未知数。与此相对应，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认知也将从担忧转向接受。

一 中国自身的变化成为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周边国家而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周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在东亚国际产业链中，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中低端，因而在亚洲的贸易格局中，中国从产业链的中高端经济体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或中间品，在本国进行组装加工后出口到区域外市场（欧洲与美国市场）。表现在贸易结构上，中国对周边国家及地区呈现出贸易逆差（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部分东盟国家），而对区域外的发达经济体呈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造成这种格局的另一个原因是，亚洲多数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的，亚洲本身缺乏最终消费市场。近年来，上述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升级，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低端生产活动需要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尚未完成从投资导向型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特性在上升。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然是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提升，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担忧本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过高，从而会受到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过去五年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周边国家经济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二是担忧经济上的过度依赖会引发政治上的依附。对于历史上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周边国家来说，这种担忧是很自然的。

在全球层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引发的双重反应同样存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并希望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能够继续复制这样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在迅速赶超其他发达国家，客观上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这无论是对全球经济霸主来说，还是对被赶超的国家来说，都被视为威胁和挑战。

2014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发布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报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依照购买力平价指标，2014年底中国经济总量（GDP）将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姑且不说购买力平价指标本身的选择标准具有可商榷性，中国经济的其他各项指标显然都不具备世界第一的水平。对于国际经济组织所做出的这种判断，外部世界的“热炒”与中国国内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外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会不会引发“修昔底德陷阱”，而国内关注的则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外部世界更关注的是一国的总量指标，而国内民众更关注人均指标，如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水平，等等。一国经济总量迅速提升到世界前列意味着它会对国际经济格局、国际经济规则构成重大冲击。

在外部世界中，不同类型国家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反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守成国或霸主而言，阻止中国挑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是优先的战略选择；对其他被超越的大国来说，其战略选择则可能是多元化的。影响这些国家战略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项因素最值得关注，这就是周边因素。不久前，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曾就下述问题进行调查：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我们从中选择了“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民众调查结果做一比较，持肯定立场（“中国会超越美国”）与持否定立场（“中国不会超越美国”）的比例分布为：美国，46%与48%；德国，59%与37%；法国，66%与34%；英国，59%与35%；加拿大，52%与40%；意大利，57%与36%；日本，20%与77%。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美国是被调查的对象国，其民众自然不希望中国超越美国，调查结果容易理解；其他国家的多数被调查者都认可“中国会超越美国”，唯独日本是一个例外，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不认可“中国会超越美国”。按理说，“七国集团”同为发达国家，民众对国际事务信息的了解程度应该大致相同，但日本民众所做出的反应与其他国家截然相反。对此，唯一能给出的解释：日本是中国的邻国。

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首先面对的挑战来自于霸主与周边国家。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完成之前，这一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将步入“新常态”，增长率将会比过去放慢2～3个百分点，维持在6%～7%的水平上。即便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速仍然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速的2～3倍，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周边环境将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期。

二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成为影响周边环境变化最大的外部因素

“亚太再平衡”战略也被称为“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针对亚洲于2011年推出的一项重大对外战略。在最初阶段，“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集中于军事领域。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称在2020年之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军舰，届时将美国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这一地区。随后，这一战略的内涵逐步扩展。在政治领域，美国要在本地区推广其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外交领域，美国要在原有双边同盟关系基础上构建以多边为主的“亚洲同盟体系”；在经济领域，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基础构建本地区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新平台。

“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取得预期的结果，最终走向何方？学术界对此存在截然相反的判断：悲观主义者认为，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一样，这一战略注定不会成功，有可能演变为美国最大的“烂尾楼工程”。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呈现衰败之势，其经济实力难以支撑“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伴随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美国不会为“重返亚太”而承担足够大的代价。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美国国内有着广泛的跨党派共识，在亚洲地区有着广泛的支持。它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最大的外交遗产，不会因政府的更迭而发生根本性调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人坚持折中的立场，宣称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太地区，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对此，我们的基本立场属于乐观主义。理由是，其一，多数亚洲国家对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持有积极的态度，中美相互制衡格局有利于其他国家；其二，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是发达国家中最为强劲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压力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三，为缓解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带来的财政压力，美国在推行“离岸平衡”政策，即通过“亚洲同盟体系”让其亚洲盟友承担一部分财政压力，比如允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就有这种考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亚洲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应对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如2015年初奥巴马总统在国会的演说所强调的，中国正在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亚洲）制定自己的规则，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即使是目前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作为孤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也没有公开质疑“亚太再平衡”战略。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时间上刚刚过半，对其做出总体评估还为时过早，但其取得的进展是不容否认的。反过来，这种进展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具体说来，其一，美国纵容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修改“和平宪法”，为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开辟了道路。其二，以化解韩日间的“慰安妇问题”、借助朝鲜核问题及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为契机，为构建美日韩同盟体系创造条件，从而试图改变二战以来只存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的格局。其三，以南海争端为契机挑起声索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并试图把非声索国也纳入进来，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四，以“印太”（Indo－Pacific）为诱饵，吸引印度把战略中心从印度洋扩展到太平洋。其五，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以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2016年2月奥巴马总统首次邀请东盟领导人在美国本土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并讨论所谓南海问题。在经济合作领域，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在奥巴马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2012～2014年美国公司对东南亚的投资达到了323亿美元，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投资是213亿美元。从2000年到2014年美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达到了226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在中国、日本与印度投资的总和。

表面看来，“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并无直接的接触或冲突，然而中国周边出现的问题、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背后都有美国这一战略的影子。

三 其他大国根据自身的定位选择不同的亚洲战略调整方向

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另一类外部因素是其他大国的亚洲战略调整。如果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这种调整的内因的话，那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外部条件。这些国家的亚洲战略调整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对华战略的调整。

在周边大国中，日本的对华战略调整是最为明显的。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一直处在亚洲霸主的地位，以俯视的姿态对待中国。2010年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在此之前，日本的精英阶层已经开始担心这一点，并着手讨论所谓的“国家重新定位”。换言之，日本要确定一旦被中国超越将采取何种战略。随后发生的“钓鱼岛国有化”、中日钓鱼岛争端都是对这一转折的反应。彼时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日本看成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并迅速做出了积极的战略回应：强化美日同盟，把它作为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放弃多年困扰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宣布加入TPP谈判。与此同时，日本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遇，以钓鱼岛争端为借口，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而为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前提，日美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找到了利益的交集：美国希望日本充当其亚洲同盟体系的“马前卒”，日本则希望美国为其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背书，最终与美国一道应对中国的崛起。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帮助美国构建其亚洲同盟体系，比如直接干预南海事务，构建或强化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等国的同盟关系。从俯视中国到仰视中国对日本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转变过程，调整对华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在这种意义上，中日之间的矛盾注定是结构性的。

印度是中国周边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个大国。从20世纪末期开始，印度历任政府都热衷于“东向”（“Look East”）战略。这一战略最初阶段面向的是东南亚，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以及随后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其标志。但是，进入东南亚显然不是“东向”战略的全部，从印度洋进入西太平洋才是它的目标所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期间借用“印太”概念试图把印度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内。这一概念在印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不仅使印度的“东向”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也迎合了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尽管印度官方并未公开使用“印太”战略。支持“印太”战略的另一个大国是日本。2001年日印结成“全球伙伴关系”; 2006年建立“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2011年签订“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同年，美、日、印建立三边对话机制；钓鱼岛争端爆发以后，日本政府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试图把印度打造成包围中国的重要一环。2015年底在日印首脑峰会上，两国签署了包括民用核设施、防卫武器与技术转移、军事信息交流、高铁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协议。这标志着日印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也预示着印度的“印太”战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东向”战略到“印太”战略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印度追求大国梦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印度国内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比如把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称为“珍珠链”战略，其国内媒体时常炒作中印领土争端。即便如此，印度也不会明确加入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本“价值观外交”的阵营中去，因为中印无论在全球层面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是在区域层面的合作（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都是其他战略伙伴国所无法取代的。

影响周边环境的另一个大国是澳大利亚（尽管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属于大国，也不是中国的邻国）。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步伐加快。这突出表现为2012年吉拉德政府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然而，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希望通过TPP平台分享美国与亚洲经济发展的双重利益。同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澳大利亚开始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积极参与美日澳新型同盟关系。这在2016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里明确表达出来。过去四年间，澳大利亚先后更换了四位总理，但总体上澳大利亚仍然在维持一种折中的亚洲战略。

与其他大国不同，俄罗斯的亚洲战略呈现出独立自主的特征。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选择与欧美合作，随后发生了转向，倡导“东向”政策，但受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难以从西方转向东方。乌克兰危机为这种转向提供了一个契机。因兼并克里米亚，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恢复到乌克兰危机前的状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战略中心东移是俄罗斯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近年来，中俄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经济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也步入实施阶段。这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无疑是一个利好，但作为大国，俄罗斯的战略中心东移不会“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作为区域外大国（或大国集团），欧盟的亚洲战略是最不明晰的，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受债务危机的困扰无暇制定其亚洲战略。即便如此，欧盟也并没有放弃对亚洲事务的关注。作为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出口市场，欧盟一直致力于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区途径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其中与韩国、新加坡、日本已经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印度、东盟的自贸区谈判也在进行中。当然，欧盟在对待亚洲安全事务上也不甘于成为一个沉默者。比如，欧盟领导人既对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立场提出质疑，也对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批评。通过这种方式，欧盟要显示它为了所谓亚洲的共同利益敢于批评亚洲的大国；同时又不在中日之间选边站。这表明，欧盟要以其在亚洲没有直接安全利益为优势，充当亚洲事务外部裁决者的角色。

四 亚洲中小国家试图利用大国之间的博弈而采取“骑墙”战略

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并非只是大国，亚洲大量的中小国家在区域事务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干预亚洲事务的背景下，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些国家的“骑墙”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东盟为代表，利用中美、中日之间的竞争获取自身的“中心地位”；二是以韩国为代表，在中美之间实施“骑墙”战略服务于本国的优先战略目标；三是以蒙古国为代表，在大国之间构筑所谓的“中立”地位。

东盟的战略目标是，在大国之间不仅要防止被边缘化，而且致力于成为区域的中心（ASEAN centrality）（用东盟的表述是充当区域合作的“驾驶员”）。未来中美在本地区的竞争或冲突水平将决定东盟的战略目标。在低冲突水平上，中美完全可以通过双边外交途径解决分歧，这样东盟就会陷于“被善意忽略”状态（benevolent neglect）。在高冲突水平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冲突），东盟将面临被迫选边站的两难困境，这同样不符合东盟的利益，更谈不上充当区域合作的“驾驶员”。只有在中等冲突水平上，东盟的“骑墙”战略才能取得成功：既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中获益，又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体系中获益，甚至从双方的竞争中获得额外的利益。

朝鲜半岛的分裂本身就是冷战的后果之一。其发展方向不仅影响东北亚地区的格局，而且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半岛统一是韩国的优先战略目标，而朝鲜核问题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南北方关系，成为影响区域稳定，乃至全球安全的一个风险源。姑且不论朝鲜如何利用本地区大国的矛盾发展核武器问题，韩国同样也在试图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来解决朝核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对韩国而言，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超越了任何国家；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韩国率先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另一方面，为了促使中、俄对朝鲜核武器施压，韩国希望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如果再考虑到俄罗斯与日本的立场，朝半岛的政治安全风险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蒙古国是位居中俄之间的一个小国，但其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冷战结束之后，蒙古国历届政府都在倡导实施所谓的“第三邻国”（the“Third Neighbour”）战略。这表明，它的对外战略目标很明确，既要维持与中俄的合作关系，又要避免对中国或俄罗斯的依赖。2004年蒙古国就成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亚洲伙伴国，2012年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2012年蒙古国与北约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 2015年蒙古国与日本签署了双边经济合作协定（EPA）。实践中蒙古国政府意识到“第三邻国”战略并不能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为此2015年底蒙古国领导人正式提出“永久中立国”方案。这是继“第三邻国”战略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由此对中国周边所带来的影响还难以确定。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实施“骑墙”战略，如尼泊尔跨在中印之间，中亚国家跨在中俄之间，等等。

五 中国周边战略的发展方向

面对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现状及未来5～10年充满不确定性的周边环境转型期，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继承原有周边战略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理念。2013年底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周边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举办这样的会议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习近平主席在坚持稳定周边，奉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实现安邻、睦邻、富邻目标的前提下，进一步把周边战略的理念归结为“亲诚惠容”。“亲诚惠容”并非是宣传口号和虚幻的概念。作为指导新时期周边战略的基本理念，它必须有可操作性的载体。我们认为，这种载体正在浮出水面：一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CICA），二是“一带一路”。

亚信会议是一个亚洲范围地区性安全合作论坛，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其宗旨是在亚洲国家之间讨论加强合作、增加信任的措施。在2010年之前，亚信会议的主席国一直由哈萨克斯坦担任，从第三次峰会开始由土耳其担任。2014年中国担任会议的主席国。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峰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即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在2016年的亚信外长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落实亚洲安全观提出了具体途径：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以文明交流借鉴为基础，以互谅互让、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为手段，以构建符合地区特点的安全架构为载体。至此，“亚洲新安全观”的雏形已经形成。从其内容来看，“亚洲新安全观”实际上是“亲诚惠容”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延伸。

在亚洲，除了亚信会议之外，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地区论坛（ARF）、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等也都是重要的区域安全合作平台。相比而言，这些区域安全合作平台的定位、覆盖范围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其他地区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相比，亚信会议及亚洲其他区域安全合作平台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比如，欧洲地区的欧安组织不仅涵盖了所有欧洲国家，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机制化程度很高的国际组织。而亚信会议迄今只有26个成员，尚停留在论坛阶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主席国倡导构建安全框架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亚信会议是安全合作领域落实“亲诚惠容”理念的载体，那么“一带一路”则是经济合作领域落实“亲诚惠容”理念的载体，尽管它所涵盖的区域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周边地区。从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5年中国政府颁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进入实施阶段。

在这个框架内，“亲诚惠容”理念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连接“一带一路”的纽带是古丝绸之路，其背后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第二，以互联互通为基础，适应了亚洲或沿途多数国家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的普遍诉求。第三，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适应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的多样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既有机制化的合作，如自由贸易区，也有诸多非机制化的合作，如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国际通道等。第四，奉行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第五，以“五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为发展方向，实现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目标。归根结底，“一带一路”把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周边国家（沿途国家）的利益诉求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

当然，无论是安全领域的亚信会议，还是经济领域的“一带一路”都还是刚刚起步，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周边战略理念，适应了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