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北京泰山信仰的地理格局变迁

鸦片战争之前，丫髻山的碧霞元君神祠是京师最为重要的泰山行宫。康、雍、乾、嘉四朝，清帝、内务府官员多次前往该地进香。鸦片战争以降，清廷的国家祀典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不断衰落，丫髻山的皇家祭祀不再有往昔的繁盛景象，清廷在北京奉祀碧霞元君的地理格局逐渐改变。

（一）道光晚期丫髻山皇室进香礼的终结

从康熙朝至道光朝，丫髻山碧霞元君神祠拈香礼深受清廷的重视。康熙帝五十二年（1713），清廷为庆祝康熙帝六十大寿在丫髻山建成了玉皇阁，以此作为万寿道场。康熙帝以丫髻山为“近畿福地”，数次来此为碧霞元君进香。雍正帝谕令内务府每年四月十八日到丫髻山进香。乾隆帝在丫髻山修建了行宫，至少曾七次驾临。嘉庆帝至少八次驾临丫髻山行宫，并前往此地的碧霞元君神祠进香。道光帝在为太子时曾奉嘉庆帝之命到丫髻山进香十余次。

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帝谕令重修丫髻山的碧霞元君祠。翌年，其在《重修丫髻山碧霞元君庙碑文》中将所谓的“年丰人和”归功于碧霞元君的神佑。道光帝还在此文中依据八卦之理，论称“神出自震方，而兹山又适当都城之艮位，震以生之，艮以成之，储祥毓秀，信非偶然”，因此将丫髻山视为“真灵之奥宅，近畿之福地”。

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道光帝陪同皇太后从圆明园出发，前往丫髻山碧霞元君庙拈香。此次拈香之礼可以说是道光帝效法乾隆帝向母亲尽孝道的一种表现，他仍旧奉行着康、雍、乾、嘉诸帝“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方略。从道光帝之母回溯至乾隆帝之母，这些皇太后均对碧霞元君表现浓厚的信仰之意，此一观念着实加强了清帝对泰山碧霞元君的尊崇程度。

就在道光帝将丫髻山赞为“真灵之奥宅，近畿之福地”之时，英、美等国向中国走私的鸦片数量不断增长。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借鸦片贸易争端挑起了鸦片战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不可抗拒地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潮流。在无力对抗英国“坚船利炮”的情况下，道光帝为《南京条约》辩称：“朕因亿万生命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仅非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但事实上他对这一条约“气忿之至”，深感耻辱而又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临终之时下诏其死后不配享天坛，也不升祔太庙。经此一变，道光帝再无心移驾丫髻山行宫为碧霞元君拈香。此后，咸丰、同治、光绪诸帝均不曾前往丫髻山行拈香礼，而该地的碧霞元君神祠也仅能享受京津、直隶等地民众供奉的香火。

（二）广育宫礼仪减项及其战争遭遇

乾隆时期圆明园广育宫每逢四月十八日举行拈香礼，并有“看过会”的活动。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十八日，乾隆帝“仍乘轿，至聚远楼，等着接皇太后至聚远楼看会，上至广育宫拈香毕，乘船至松风阁看过会”。当时北京的“过会”是一种酬神的歌舞演出，“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可能圆明园的“过会”与此类似。另外，每年正月初清帝还要特地前往广育宫拈香，并鸣放炮仗。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初八日，在乾隆帝于广育宫拜佛后，太监在此“放头号炮仗五个，至含经堂放小炮仗三十个”。

道光朝，广育宫行拈香礼时举行的演戏活动被裁撤。该处举行拈香礼时演戏的起始时间已不可考。近人王芷章称：“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京师颇重此节，例向南顶进香。宫中亦受影响，而有演戏之事，园内则在广育宫，宫内则在广生楼。”道光初年这一演戏的传统仍在延续。道光三年（1823）四月十八日，作为皇室戏班的内学与外学在“广育宫伺候献戏，是日万岁爷拈香，外学承应戏一出，皇后拈香，内学承应戏一出”。当日外学承应的演戏为《天官祝福》，内学承应的演戏为《星云景庆》。好景不长，道光七年（1827），清廷将外学撤销，将南府改为升平署。由此，广育宫行拈香礼时“停止演戏，拈香用中和乐作乐而已”。

道光帝不仅裁撤了广育宫拈香时的演戏活动，还废止了太监上殿念经的活动。前已提及广育宫举行拈香礼时由太监充当僧人念经，这一礼仪传统于道光十九年（1839）被取消。是年十一月，道光帝谕令：广育宫等处“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等事，著一并裁撤，该首领太监等均著留发当差，有年老不愿留发者，听其在原处当差，终身而止，亦不必上殿念经”。同时，他还谕令广育宫等处的太监“此后照常供献上香，敬谨洒扫”。

距离道光帝裁撤广育宫演戏仅二十一年，圆明园就在第二次鸦片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了。咸丰十年（1860）九月初五、初六两天，英法联军连续两天在园内四处纵火，致使园内的广育宫等大多数建筑荡然无存，仅留下了双鹤斋、蓬岛瑶台、海岳开襟三个景群及二三十座殿阁亭廊、庙宇、值房和园门。圆明园之劫，可谓清廷奉祀碧霞元君礼仪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为庆祝慈禧太后40岁寿辰，以颐养两宫太后为借口，不顾群臣反对，于本年八月下旨给内务府重修圆明园。由于国力衰微，只能选择性地重建少数景观建筑，但未涉及广育宫。由此至清亡，圆明园再未设立专祀碧霞元君的神祠。

（三）泰山碧霞元君祭祀的衰落

道光帝虽然因鸦片战争而深感耻辱，但其晚年对碧霞元君仍怀有敬奉之心。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山东巡抚徐泽醇为祭祀泰山事奏称：“一路察看，二麦盈畴，普律扬花，渐就结实，穗粒亦形肥壮，大田亦多布种。询之农民，皆称今春旸雨应时，为数年来所未有。地方极臻安谧，洵堪仰慰宸衷。”道光帝对此奏批曰：“敬感灵贶。”此后，咸丰、同治、光绪诸帝对每年四月山东巡抚奏报致祭泰山的奏折再没有过这样表达对碧霞元君敬意的朱批。

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从未亲临泰山致祭碧霞元君，此三朝的皇太后也不曾提出登岱为碧霞元君拈香的要求。因此，晚清时期的泰山拈香礼已不足以显示清廷“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方略。民国时重修《泰安县志》的编纂者们对此感叹道：“自兹以往，历嘉、道以至清季，虽遣臣工按时致祭，或委山东抚臣藩臬四月十八日封山，而不复巡狩矣。惜民力而储民财似较胜于昔，然官吏之贤否不知，闾阎之疾苦不闻。于是官逼民反者有之，夷以乱华者有之，因循苟安以至于亡。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由是言之，君人者固未可深居高拱、养尊处优以为固也。”这些编纂者借皇帝不亲祭泰山之事，批评清廷统治者高居深宫，“势尊自蔽”，以至于人亡政息。在其看来，清帝应该巡狩泰山，并借此了解吏治与民情，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过是泰安地方士绅的美好期盼，而晚清时期的吏治腐败问题实非清帝巡狩可以解决。另外，清帝东巡泰山还可能为当地百姓带来损害。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泰安平民王尽性在自写的“歌词”中批评乾隆帝东巡泰山的扰民之害，结果被处以“立予杖毙”的刑罚。因此，清帝东巡泰山时的“省方问俗”，不足为盼。

晚清朝虽减少了对泰山神灵的奉祀礼仪，但内忧外患使其更重视风神、海神、天后神等神灵。道光帝晚年尤其相信神灵“显应”的奇迹。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江苏巡抚陆建瀛奏称“连年海运采石均邀神佑”，代理苏松太道吴建彰亲自到上海的天后神、风神、海神各庙“虔诚祀谢”。道光帝阅奏后甚是欣慰，赐给天后神封号“恬波宣惠”，风神封号“宣德赞化”，海神封号“灵昭镇静”，而且还遥祈这些神灵“永加护佑”。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一仍道光朝的神灵信仰，对地方官奏称的神灵“显应”的事迹几乎一体认可，遣官祀谢，甚至不论这些神灵是否载入国家或地方祀典。光绪三年（1877）沈葆桢请为龙神加封，文彬请谢祀河神。光绪四年（1878），广东巡抚张兆栋、刘坤一等为天帝、天后请颁匾额。左宗棠上奏请为皋兰县巴密山神女的灵应予以封号，清廷命礼部议奏，并未怀疑巴密山神女的神迹。清廷屡次为所谓有神迹的神灵赐封颁匾，既为表达对神灵的感谢之情，也有意以神道维护国祚的延续。

清廷信奉包括碧霞元君在内的各路神灵，却对“神道设教”的危害视而不见。晚清的众多官员因为迷信鬼神而伤身辱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鸦片战争中的杨芳对敌施以“以邪制邪”的战术，被后人讽为“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奕山在守护广州城时向道光帝奏报“白衣女神展袖拂火”的神话，贻误了战机。吏部尚书奕经大搞“五虎制敌”的吉日吉时战术，大败而归。此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战争等重大国事中仍能看见清廷大员操演的鬼神之术。

咸丰七年（1857），山东巡抚崇恩在重修岱顶东岳庙的碑文中大力赞颂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认为当时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暂时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两位泰山神灵的“默为呵护”。此外，他还称自己于咸丰六年（1856）夏天于泰山祈雨后“甘霖大沛”，以此见证泰山之神的灵验。虽然崇恩自己极力表明泰山之神的灵应，但当时焦虑不安的咸丰帝并未表现对碧霞元君的感激。当年，咸丰帝将关圣帝君与文昌帝君由群祀升入中祀，未顾及祈雨“灵验”的碧霞元君。

虽然碧霞元君未正式进入国家祀典，但清廷的一些大员仍对其怀崇敬之心。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登临了泰山，在山顶的碧霞祠与东岳庙“两庙各行三跪九叩礼。因捻匪未平，发愿默为祈祷”。光绪十年（1884）九月，左宗棠在泰山“稽首于碧霞祠下而祈梦”。曾、左二人来泰山祭拜神灵，虽用意不同，但均有虔诚的信仰。

（四）泰山拈香礼的终结

庚子国变之后，清廷在朝野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开始实行新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一日，清廷公布了《仿行立宪上谕》，以此作为预备立宪的总纲。不过，慈禧太后还为立宪附加了四个条件，即：“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薙；四曰典礼不可废。”这四个条件中，“君权不可侵损”一条当可理解为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不可变，服制、辫发、典礼可以理解为清廷统治的象征性符号体系不可变。因此，由山东地方官员致祭泰山碧霞元君的拈香礼得以延续。

宣统二年（1910）四月，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来泰山碧霞祠行拈香礼。清末以山东省提学使代行碧霞祠拈香礼，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嘉庆六年（1801）至宣统二年（1910），该礼仪一向是从山东的巡抚、布政使（藩司）与按察使（臬司）三人中拣选一人前往泰山代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裁撤了提督学政，在各省设立一名正三品的提学使，由其掌管全省学务。提学使作为总督、巡抚的属官，位在布政使之后、按察使之前，由总督巡抚节制和学部指挥。罗正钧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任山东提学使，之后用心于山东新式教育的发展。行此礼后仅五个月，罗正钧以疾病原因辞归乡里。

自光绪朝以来，地方官员代表清廷致祭泰山碧霞元君时多在泰山上留下相关的题刻。如山东按察使胡景桂题记称：“山东按察使永年胡景桂，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十八日奉命祀岱宗。先一日登顶治斋，斋香供者大挑知县姚鹏图、候补知县余嘉珍，泰安县知县西蜀毛澂陪祭。”又如宣统元年（1909）山东布政使朱其煊在致祭泰山碧霞元君后，于泰山南天门的摩崖上题刻了“绝顶云峰”四字，其题跋云：“宣统元年四月奉命告祀泰山，遂登岱顶。”不过，清廷最后一次致祭泰山碧霞元君却没有留下纪念此次祭礼的题刻。

宣统三年（1911）初，由于东北的鼠疫传播到了山东省，山东巡抚孙宝琦就泰山碧霞祠拈香礼之事奏请“拟请移期，所有封山典礼届期再行举行”，清廷准其所奏。此后不久，政治局势骤然紧迫，直至清帝逊位，终未能补行此拈香礼。

（五）妙峰山碧霞元君祭祀的兴盛

自道光朝丫髻山遭遇皇家的冷落后，京西妙峰山的香火迅速旺盛起来，而且碧霞元君的灵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众的认可与追捧。早在乾嘉时期，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祠受到了清廷的重视。乾隆七年（1742），妙峰山在民间已享有了“金顶”之名，位在北京“五顶”之上。据说其名由清廷所封，不过此说尚未得到已知清代官方文献的证实。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之六子质庄亲王永瑢亲撰了《妙峰山天仙圣母宫碑碣记》，赞誉碧霞元君的“大德广生”之功。嘉庆朝，妙峰山所祀的碧霞元君深得朝野上下的信奉。嘉庆帝将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神祠改称“惠济祠”，而且很可能为其亲书了“惠济祠”匾额。嘉庆二十二年（1817），宗人府的王公、族长等人前往妙峰山进香，还借机敛财。

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对京西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颇为青睐，曾派官员前往该地进香，也曾多次诏令该地一些擅长技艺表演的香会到颐和园进行表演，以为娱乐。

同治时期，慈禧太后以为同治帝祈神治病的名义前往妙峰山进香。因为民间盛传四月初一日的妙峰山惠济祠第一炷香灵验，慈禧太后设法上了第一炷香。据说，她曾“先期预诏庙祝，必俟宫中进香后，始行开庙，谓之头香”。当时的宫词所云“昨夜慈宁亲诏下，妙高峰里进头香”即言此事。她还为惠济祠赐匾三方，即“慈光普照”“功侔富媪”“泰云垂荫”。虽然慈禧太后虔心为同治帝祈求神灵护佑，但这位小皇帝的病情仍不见好转。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同治帝病情恶化。经过数位御医调治，仍不见起色。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将作为碧霞元君侍神的痘神娘娘迎到养心殿，宫内铺上红地毯，贴上红对联，渴望得其眷顾。当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和一些官员、内侍又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典礼极隆，仪卫甚盛”，焚烧了纸扎的龙船，他们期盼痘神娘娘升天而去时带走同治帝的水痘，平安度过此劫。此时，他们无暇顾及痘神的“淫祀”之嫌，但这无济于事，同治帝于十二月初五日死于养心殿。

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不曾再派官员前往妙峰山进香。据伴随两年的德龄公主回忆，慈禧太后晚年最信奉佛教的观音菩萨。她曾对德龄说：“当我祈祷的时候，当然是很虔诚的，不象你们女孩子们，匆匆忙忙的磕过一个头，便算尽了责任。”对她而言，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不及观音菩萨灵验，该地的香会活动更多给人的是娱乐观感。

光绪时期，信奉碧霞元君的慈禧太后对妙峰山的行香走会颇感兴趣。为了在四月初八日这一天观看妙峰山的香会演出，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颐和园中修建了眺远斋，以便于观赏经过颐和园北宫门的各路香会。此外，她还特地传旨命一些有特色的香会在北宫门外表演。“光绪廿二、廿三、廿四年，慈禧太后传看各种皇会十二顶。表演团体七十余堂，会众近三千人”。所谓“皇会”即受过清廷皇封或差遣表演的香会。

自光绪十九年（1893）至庚子国变前夕，慈禧太后每年四月初都要在颐和园观赏妙峰山香会的表演，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文照、坐办堂郎中祥年等人负责安排。据金勋统计，当时奉懿旨进园承差的“皇会”有70多家，会众近3000人，表演项目12种。从表1-1的“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妙峰山皇会承差一览”中可见窥其一斑。

从表1-1可见，清末北京的皇会中仅兵部的引善杠箱圣会、助善秧歌与群英乐善双石圣会是官方的香会，其他均为民间香会中的武会。皇会成员包括成人与幼童，人员数量不等，多则636人，少则28人。其在颐和园承差的时间为农历四月初五至初七日。

庚子国变后，慈禧太后身心疲惫，但求安度晚年，这为秧歌一类的民间杂剧到宫中演出提供了契机。如时人所言，“孝钦后自光绪辛丑西巡返跸，衰老倦勤，惟求旦夕之安，宠监李莲英探孝钦意，思所以娱之，于观剧外，辄传一切杂剧进内搬演。慈禧果大悦，尤喜秧歌，缠头之赏，辄费千金。遂至一时风靡，近畿游民，辄习秧歌，争奇斗异，冀以传播禁中，得备传召，出入大内，藉势招摇，而梯荣罔利者坐是比比矣”。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七，她在颐和园宴请外国公使夫人，还说起妙峰山迎神赛会的种种情形“以娱宾”。慈禧太后喜欢观赏香会表演之事在当时朝中颇有影响，军机章京许宝衡在宣统二年（1910）回忆道：“眺远斋后，凭宫墙足以眺望宫外。每当农民报赛卿，孝钦时御此殿观之。”

为获得皇会的称号，京津各地赴妙峰山进香的香会苦练技艺。其中一些技艺高超的香会还被召到宫中表演。今北京海淀区“西北旺村的高跷会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傅家窑村当时在皇宫内当差的马太监介绍，奉慈禧懿旨去颐和园表演《万寿秧歌》一堂，慈禧和光绪看后甚喜，遂赐给了龙旗、黄幌多件，服装十二套，白银千两。后来这档会被称为‘天下第一会’。蓝靛厂的少林棍会在光绪年间（约1888年）去颐和园承差表演，演员们身穿碎花图案服装，表演时但见场上刀光棍影，彩袍飘旋，如蝴蝶翩翩飞舞，慈禧大悦，乃赐该会为‘蝴蝶少林会’，赐给黄色龙旗为会旗。……六里屯的中幡也曾于光绪年间去颐和园为慈禧表演，获得黄旗和龙旗的赏赐。北安河的花钹大鼓、南安河和屯店的棍会都曾得到过清廷三角旗和杏黄旗的赏赐。许多民间花会为了能去颐和园和宫廷表演而苦练技艺”。

由于慈禧太后的垂青，妙峰山供奉碧霞元君的香火一度十分兴盛。宫中的一些太监对碧霞元君也虔诚信奉。光绪十八年（1892），太监刘诚印会同安德海出资重修了妙峰山的中北道（从今海淀区北安河上山，经过妙儿洼到达妙峰山娘娘庙）。此道宽七尺，用当地天然石板砌成层蹬，因其工程浩大，耗资甚巨，享有“金阶”之名。“皇朝倡之于前，太监势利从之于后”，妙峰山的香火因而再度兴盛。光绪朝后期，清廷部院的官员前往妙峰山进香已司空见惯。满族老香客金勋所言妙峰山“香火盛则国（运）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虽未必能够说明妙峰山信仰礼俗与清代国家命运之间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但至少表明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