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地方官员对泰山信仰的支持与利用

晚清时期，泰安一些官员对当地的泰山信仰习俗表现明确的支持态度。其中既有宣扬“泰山治鬼”说以教化人心的举措，又有防范民众因迷信泰山神迹而舍身的方略，还有利用碧霞元君信仰推进废缠足运动的策略。

（一）宣扬“泰山治鬼”说以教化人心

晚清时期注重鬼神之说教化民众的泰安地方官员以毛澂为最。其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六年（1900）、二十八年（1902）三次出任泰安知县，多有政声。泰安士绅为颂其德政所立《甘棠雅化碑》称，当地的孝门“系九省通衢，回往差使络绎不绝”，当地民众因此负担沉重的杂役，深以为苦。乾隆、道光时均有地方官员奏请豁免，但该地民众负担的杂役仍未得减免，直到“毛天”（即知县毛澂）主政泰安，才得以彻底减免。毛澂不仅以实利惠及地方，还十分关注地方的民间泰山信仰习俗，这在泰山脚下的蒿里山神祠建筑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蒿里山在泰安城西南三里远的地方，相传为人死后的魂魄归宿之地，汉代发端的“泰山治鬼”说所言的具体地方即蒿里山。山下建有森罗大殿、望乡台、戏楼等建筑，殿中有“三曹对案，七十五司，各塑神像”。光绪初期，蒿里山的神祠多圮，仅存大殿。光绪十九（1893）三月，知县毛澂捐款重建了这里的阎罗及三曹、七十五司。

后人追述重建后的蒿里山神祠云：

正殿重施金碧，焕然一新。山门塑神马，分列左右。仪门则二鬼王守焉，高丈余，巨掌攫拿，双睛睒睗，状至可怖。进仪门，由甬道直达正殿，而两庑合抱正殿，作曲尺形，共塑七十二司。神像大小，无虑千百，状貌各异，间杂以历史及小说故事，使观者惊心眩目。仪门内两旁为时值、日值、月值、年值四司，皆立像，宛若佛寺所塑之四大天王也。东偏院为望乡台，两庑一为三法司，一为六案司，神像左六右三，皆贵官装，嬉笑怒骂，神气栩栩欲活。工程既竣，全庙采色烂然，当时人工物料皆廉，闻所费犹银万两云。

毛澂重修蒿里山神祠不惜工本，用银万两，营造出一个“使观者惊心眩目”的亡灵生活的地府世界。他在为蒿里山神祠题写的两副对联中交代了修建此大工程的目的。一是森罗殿对联，联云：“聿古来帝祀群神，亢父主死，梁父主生，岂独草仪逢汉代；为天下人心一哭，德不能化，刑不能威，只可尚鬼学殷时。”二是蒿里山戏台对联，联云：“销肠怜孝子忠臣，拍案冲冠，犹觉不平千古后；冷眼看神奸巨猾，收场结局，何曾放过一人来。”这两副对联表达了毛澂对礼教衰落的哀伤，更清楚地表白了他重修蒿里山神祠的心迹：其一，清末人心涣散，这一则在于朝廷提倡的伦理道德不能教化民众了，二则在于朝廷掌握的刑罚也失去了往昔的威慑力。因此，他这位知县没有能力改变这种颓废的局面，只能像殷商时期一样崇尚鬼神之说，以化导民心。其二，他崇尚鬼神之说，不是为了向鬼神祈福，而是宣扬鬼神住持参与下的善恶报应的因果律。在他看来，虽然忠臣孝子的生前死后的遭遇可能不够公平，但作奸犯科的忤逆之人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这就是历史因果律的公平与正义所在。民国学者赵新儒对毛澂的这两副对联论称：“先生（毛澂）救世之心，可以概见。”

当时泰安地方士民对毛澂重修蒿里山神祠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毛澂为其严厉缉捕、处死地方的大量盗贼赎罪，以防冤魂索命。民国时期的徐凌霄、徐一士在记述毛澂重建蒿里山神祠的动机时称：“清光绪间，仅存正殿。癸巳，华阳毛澂官泰安令，到任即病，经久不瘥，精神惝惘，目中时若见有鬼物。因念曾作令曹州府属之菏泽、曹县、单县、定陶，皆盗风甚炽，非武健严酷，不能胜任愉快；己任内以峻法治盗，捕杀极多，得毋昔所杀者，或不无冤滥，而有怨鬼索命之事乎？此盖其心理作用，乃于蒿里山大兴土木，重修阎罗庙，以为禳解。”不过，在毛澂为蒿里山神祠题写的两副对联表明心迹后，人们对他的猜测之论悄然声息。显然，毛澂积极利用了“泰山治鬼”的传统信仰，发挥其教化人心的功能。这一做法得到了泰安地方士绅、民众的肯定。由此直到民国强前期，来蒿里山为宗亲亡灵祈福的香社络绎不绝，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宣扬“泰山治鬼”说以教化民众之外，毛澂还极力在泰安地方办新式学堂，开启民智。他认为，天下的治理在于人才，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根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毛澂在泰山西麓的天书观旧址创办了高等学堂，延访教员，分门授课；又在学堂中开设外国语教学，并多方搜求中外书籍、科学仪器；在泰山上书院旧址设立师范学堂，以培训师资，并亲自为学生讲授经学；在泰城将军庙创设阅报所，以广民识；在城关开办半日学堂，用来教育贫民子弟。此外，在毛澂的倡导下，泰安全境共立小学凡185所，一时泰山的学风之盛甲于齐鲁。其对于开启泰安地方民众的智识影响深远。

晚期时期，泰安地方像毛澂这样以“泰山治鬼”之说教化人心同时以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的官员恐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泰安知府、知县不过在清廷派员前往泰山碧霞祠进香时一同登山行礼，极少用心于泰山信仰下的“神道设教”。他们更多的在政治文化符号的意义上将泰山视为朝廷统治稳固的象征。清末任泰安知府的宗室玉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泰山玉皇顶题写了“五岳独尊”四个大字，以当时“仿行立宪”的政治局势而言，这种以山岳地理隐喻“家天下”政治权力的观念不过是清廷宗室的一厢情愿，不合乎平等、民主的世界潮流，也就不足以引起受新知识影响者的共鸣了。

此外，有河南地方官员现身说法，宣扬泰山神灵显应。光绪二十二年（1896）怀庆府知府严作霖所记泰山灵应之事可谓典型的一例。他在《重修大伾山送子娘娘庙碑记》中记述了他亲历的两件神迹：一是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向泰山神祈祷后嗣，三年得了两个孙子，“由是益信神之有灵”；二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夜，梦见一位老人说他将调任覃怀太守。不过数日，严氏果然调任该职，他因而知道梦中的那位老人就是泰山神。严氏因此出资重修浚县大伾山送子娘娘庙，并立碑留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神道设教”方略在地方社会的实施。

（二）利用泰山信仰的禁舍身与禁缠足

清代一些香客在泰山舍身崖轻生以显孝心的行为时有发生，所谓“孝子为亲祈寿，必投崖下”。这种在愚孝观念下形成的舍身陋俗既不符合儒家的孝道主张，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康熙时期，泰山普照寺的住持元玉对香客的舍身行为颇为惋惜，认为“泰山之灵在天，又远在幽”，听不到其对泰山的祈祷，因而深切希望“有如泰山之人，能代泰山之人者”尽快阻止香客的这种自杀行为。

泰安知县毛澂为杜绝泰山舍身崖轻生的现象，用心甚多。其将舍身崖易名为“爱身崖”，又在舍身崖前修筑了一道红墙。每年三月泰山举行香会时，派十余位壮士守护于此，“不令游人窥足其间”。毛澂此举被著名翻译家林纾赞为“仁者之用心也”。

相应于毛澂在泰山的禁舍身之举，山东地方官员还利用泰山信仰行“废缠足”之政。光绪初年兴起的“废缠足”运动虽有中外人士的极力倡导，但在推行中仍是困难重重，在中国北方各省尤其如此。庚子国变后，慈禧太后宣布要实行新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谕令劝止缠足。虽然清廷谕令劝止缠足，但山东地方因为守旧势力庞大，放足运动开展得较为缓慢。为加快推广这一运动，山东地方官员将泰山碧霞元君神像与天足运动联系了起来。泰山神憩宫中供有一尊碧霞元君像，“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每届春夏，朝拜者仕女如云，且多制锦鞋为娘娘寿”。由于北方民众普遍信仰碧霞元君，这一神像的“三寸金莲”就成为显示女性缠足正当性的神圣符号。为了利用民众的信仰习俗并打破此神圣符号，山东地方官员将神憩宫的碧霞元君神像的“小脚刖去，另换大脚两只。以娘娘亦实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妇女”。这种顺势而为的“广告”，适应了当时乡村妇女大多不识字的文化状况，要比劝止缠足的宣传书更有效力。乡村妇女在为碧霞元君神像做鞋子的活动中，通过这位神灵的榜样作用，较为容易地接受放足的观念。官方在废止民众缠足习俗的过程中，利用了民众信仰碧霞元君的心理与习俗。受限于相关史料匮乏，尚难判断其实施的具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