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感性活动”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

刘梅

【内容提要】“感性活动”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成果的产物，其提出和阐发经历了从“形体化时间”到“对象性活动”再到“感性活动”的发展过程。经过系统梳理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本身就是受动和能动的否定性统一，它作为思维的异质性规定是思维能动性的根据。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以超出近代意识哲学“内在性”的方式来重新揭示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的产物。基于此，马克思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单纯直观又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抽象”，真正地把握到了“社会现实”本身。

【关键词】感性 对象性 感性活动 实践

在西方哲学史上，“感性”作为一种现成的“被给予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理解为把握个别的能力，是完全被动的，这几乎是19世纪德国哲学界的理论共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曾对“感性”下过这样的定义：“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就叫作感性。”这里，感性意指一种“被刺激的”“被动的”接受能力，把握事物的个别性，仅指“五官感觉”。因而，感性本质上是一种受动性。后来的费尔巴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感性的。

一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

与思辨哲学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不同，费尔巴哈把“自然和人”作为自己的哲学起点，用“感性”来对抗黑格尔的抽象和思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感性”。他说，“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 “否定感性是一切堕落、仇恨、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病态的源泉，肯定感性是生理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健康的源泉”。在费尔巴哈看来，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的时候就意味着说它是“对象性的”或者“有对象的”，并且这个对象是“感性对象”。从而，感性就是对象性。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做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此，“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于是，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作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就是“感性对象”，后者正是他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根基。

正是费尔巴哈从“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出发思考问题的哲学立场为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和思辨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尽管从布鲁诺·鲍威尔开始包括施蒂纳、赫斯等人都一直想要超越黑格尔哲学回到“现实的具体的人”，但是，只有费尔巴哈才真正为这种新的哲学尝试奠定了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马克思把这种新的哲学尝试叫作“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认为相对于以往思辨哲学的神学立场来说它是一种人道主义，而相对于以往思辨哲学的精神立场来说它是一种自然主义。事实上，这一点也确实是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正是这种新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公开宣言，并且称之为“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的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然而，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的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他过多地关注人的自然性而忽视其社会性。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他认为只有二者联盟才能使现代哲学真正成为真理。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发现，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颠倒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他在推翻思辨哲学统治的同时连同他的辩证法和主体的“能动的方面”一并抛弃了，因而在根本观点上只是恢复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并且保留了这一理论的主要缺点。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费尔巴哈的优点是“他承认人也是 ‘感性对象’”，与此同时，他的缺点也是“把人只看做是 ‘感性对象’，而不是 ‘感性活动’”。究其原因在于，费尔巴哈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从而他的“人”也只是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抽象的“人”，那些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从来就不曾进入过费尔巴哈的视野，“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也就是说，作为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点的“人”只是脱离了现实活动的抽象的人，是感性直观的产物，只不过与思辨哲学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不同，他把人归结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尽管是“感性存在的人”，但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意义上的“感性对象”，从而在本质上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存在”没什么两样。

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解决思辨哲学的问题，为社会现实找出一条出路，就必须回到被思辨哲学忽略的“现实前提”，即从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即“感性活动”出发。这些“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这些“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马克思用了很多方式来表达：“现实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等等。与作为德国哲学前提和出发点的“人”不同，马克思认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也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可见，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康德和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的时候，“就是指它是受动的”，同样，在直接（“自然存在物”）的意义上，人也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与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来理解“人”和“感性世界”不同，马克思认为，应该从人“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的生活条件”来理解人。从而，人就不是费尔巴哈所设定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现实存在着的、正在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人。进而，整个感性世界也不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存在，而是“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在原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用黑体强调了这一“活动”。

二 “感性活动”概念的提出和阐发

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感性活动”概念的提出和阐发经历了如下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感性与时间、事物联系起来，发现了感性和时间的内在的本质关系。

通过批判地吸收伊壁鸠鲁的思想，马克思提出，“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从而“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问题和时间的问题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感性是现象世界的自身反映，是它的形体化的时间”，时间则是感性的抽象形式。因此，强调个人就是强调人的感性，是感性“点燃了现象界之光”。这样理解的“感性”就是与时间和事物一体的，从而也就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感性有了区别。

第二，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一原则表述为“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感性”的受动的方面：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或者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这就是“受动性”（leidend）——指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方式——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费尔巴哈。马克思同意他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改造，把社会实践也囊括进去了。从而，当马克思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一句话，感性就是对象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站在一起的。

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人”除了是“受动的”存在物之外，还具有“能动性”, “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是“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人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外化，使之成为异己的对象，这样的“感性”就不再是纯粹的受动性，而是具有了主体性。

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感性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被迫沦为“受动的”存在，同样，感觉也被异化为单纯“拥有”的感觉。马克思说，“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这是感觉的异化。不仅如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感性解放的哲学任务，认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才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从而，“我们用来欣赏特殊对象的特殊属性的能力将会得到发展”，届时，人类的感觉也会摆脱单纯“拥有”的向度，而成为真正“人的”感觉，不仅能够享受对象，还是自身本质性力量的确证。

第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正式提出和阐发了“感性活动”的原则。

马克思批评从前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 “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用“感性的人的活动”代替了《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并且把它提升到实践的高度了。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感性当成一种“现成的被给予性”，而不懂得感性是实践，是物质活动，是思维能动作用创造的结果。所以，他在肯定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它只是“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应该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仅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且要从“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去理解。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具有物质性力量的能动的因素——“感性活动”。正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能动的方面”的理论成果的继承，马克思克服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感性世界的特点，从而，他的“感性”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僵死的直观，而是具有了“能动性”，变得“活”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贯穿在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中的“活动原则”，正是这一“活动原则”使马克思的“感性”超越费尔巴哈的直观而成为一种“感性活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由于“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 [gegenstandliche] 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而在推翻思辨哲学抽象统治的同时连同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和辩证法一同丢掉了。

第四，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感性活动”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并借此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

在《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开篇就提到“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然后“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这是一种从观念出发理解、解释和建构世界的思想路径，主要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彻底摆脱这种思想路径的统治，就不能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那样完全不触动社会现实，只在观念领域做出改变，而是要把人们从“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那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正是这一“感性活动”奠定了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理论基础。

首先，作为“感性确定性”的世界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着的感性世界，感性内容在“活动”中生成。对于这样的“感性对象”，如果仅仅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必然会再度陷入意识哲学的“内在性”之中，而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同样不能达到真正理解感性世界本身的目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本身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相反，它作为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与其所处时代的工业水平、商业交往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是历史的产物，这一点，就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也不例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举例说樱桃树的出现也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 ‘感性确定性’所感知”。这样，“感性”就不只是简单的直观，而是现实的人在其中进行着的感性活动，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着的感性世界。

其次，“感性”作为一种历史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不仅感性内容，而且人的感性能力（“有音乐感的耳朵”和“发现美的眼睛”）也是在“活动”中生成的，“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因此，正是作为历史活动结果的感性能力创造了人的感性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费尔巴哈在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认为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马克思恩格斯反驳道，“这个 ‘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在这个意义上，“感性世界”就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而是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绝对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最终成为“生成的人”、创造的人，马克思说，人“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因此，与康德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正因为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这里，马克思用“激情”一词来表示人的能动的力量，“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和费尔巴哈。因此，马克思的“感性”除了是“受动的”之外，还具有能动性，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的“活动”，从而，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即“感性活动”。这就是隐含在马克思“感性”概念中的“活动原则”。也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不仅“事物”“现实”，而且“感性”（包括感性内容和人的感性能力本身）都是历史活动的结果，感性不是现成的“被给予性”，也不是单纯的范畴规定，而是一种历史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感性对象”以及人的感性能力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正是这种“历史性”和“生成性”决定了“感性对象”不仅仅是现有理性范畴的单纯形式规定，而必然包含区别于或多于既定理性范畴的感性内容，这种感性内容并非出自内在意识的逻辑规定，相反却在现实意义上规定和制约着人的意识机能。

三 “感性活动”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意义

纵观整个哲学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活动原则”在理论上既不是来自普通的、常识的直观，也不是来自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而是来自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如康德的“纯粹活动”、费希特的“活动本身”、谢林的“无限活动”、黑格尔的“自我活动”等等。简单地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或“绝对主体”就是“活动本身”或“自我活动”的原则，这一原则在黑格尔那里的完成形式就是矛盾过程，即外化和外化的扬弃或者“否定之否定”。

离开了这样的原则，马克思的“感性”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直观形式或僵死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特别是其逻辑后承——“劳动”概念。后者作为“塑造形式的活动”，这一理论本身就来自黑格尔。不仅如此，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一种本质性的人类活动”这一思想同样是建立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要理解马克思就必须转向黑格尔。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晚年曾经明确断言：“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此言不虚。而当费尔巴哈把“当下的、直接的肯定”与“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去谈论人与自然界的活动或意识的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从实质上取消了我们所说的“活动原则”，而只是一种直观。可见，正是通过“活动原则”，作为马克思哲学出发点的“人”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感性对象”，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出发点的“感性活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正是基于对“活动原则”的发现和阐发，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就不再仅仅作为理性阴影中的一个内在环节存在，而是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在《提纲》中，马克思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和“实践”并列起来，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感性活动”的发现和提出正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哲学“内在性”实现哲学观变革的理论起点。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全部哲学划清了界限。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真正现实的人”不只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且是人的感性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的产物。这样，人的“感性活动”就构成了整个现实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后者本身就是“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 [本来] 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同样，人的五官感觉也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产物，而且马克思认为“感性”所把握到的不仅仅是“个别”，还有“普遍”（如“美感”）, “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过三种感觉：“五官感觉”、“实践感觉”（区分善恶的道德感）、“精神感觉”（审美和宗教的感觉）。马克思写道，“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因此，“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感觉”“激情”等都不只是狭义的人类学规定，而应该被理解为真正本体论（即存在论）的本质规定。

同时，这样理解的“感性”就不是哲学内在意识的思维规定，相反，它作为思维的异质性规定同时也是一种客观性——感性的客观性。正是这种感性的客观性在根本上规定和制约着思维的规定性，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整个唯物史观范畴演进的客观性基础。而对于这样的感性，我们只有在“活动”的意义上理解，才能获得感性的能动性基础。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当我们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制造出茜素的时候，就意味着：其一，我们对自然形态的茜素的认识是正确的，即观念和对象是相符合的，或者用近代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其二，人工茜素超越了内在意识，生成为一种原来内在意识中并不存在的“新感性”，并且后者作为不同于人的思维规定的异质性存在反过来对思维的范畴具有规定性。也就是说，在人工茜素产生之前，自然界中的茜素只是以一种自然的形态存在，我们关于茜素的观念也只是存在于思维中的规定，而人工茜素的出现正是作为观念形态的茜素的对象化、现实化和客观化，经此过程，我们关于茜素的观念就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内在于意识的思维规定，而是对象化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和自然形态的茜素相比，人工茜素的不同就在于其中包含了人工合成的过程，这是人的感性能动地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人工茜素之中，除了思维的规定性之外，还有感性活动的规定性，正是后者使作为范畴规定存在的茜素具有了感性的意义，从而超越了内在意识。在这里，人工合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意识或者观念的一种“肉身化”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最后，人工茜素作为我们关于茜素的观念的“肉身”就具有了客观实在性。这就为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意识找到了客观依据，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黑格尔有关“思想客观性”的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卓越之处。可以说，正是人的感性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感性对象才真正超越了“内在意识”（即笛卡尔“我思”的主体设定）。换句话说，正因为“感性世界”不是既定的、永恒不变的，而是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创造的，它就不仅包含思维的范畴规定，而且还存在本身的固有规律，这样，“感性世界”作为超出了原有理性规定给予人们的感性世界的“新感性”，就走出了“内在意识”本身。

总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本身就是否定性的统一，是能动的受动性与受动的能动性。通过“感性活动”，马克思最终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抽象”的方面，真正地把握到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换句话说，马克思这里的“能动性”就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理念（“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而是有着丰富的、具体的感性内容，是感性的、能动的活动。这就是马克思摆脱了近代意识哲学“内在性”、以完全超出近代知识论路向的方式来领会和重建对象性关系，重新展露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的产物。在这里，形而上学终结了，一个新的哲学视域向我们徐徐敞开。因此，我们就不能从近代知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感性活动”，相反，它向我们开启的是一个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作为真正的当代哲学，“超越了（并且第一次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同时，也只有在这一视域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