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情”思潮的生命审美研究:晚明人情小说的“理”与“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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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晚明人情小说的界定与范围

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承继性,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的“通变”(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刘永济校译,中华书局,1962,第109页。论即有提及。人情小说迨始于明朝,但其记事写人,讽世写世的传统却早已有之,先秦寓言、魏晋之后的志人小说都有关注现实人生的倾向,唐传奇将焦点转向男女情事,文人学士、英雄侠客与色艺超群,慧眼识人的歌儿舞女成为小说的中心,如《莺莺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等,在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形象方面都有很大成就。至宋元话本则是中国小说史上又一创作高潮,也是人情小说的直接源头,宋人罗烨将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3页。等,这些类型众多的小说在语言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白话倾向,在内容上也有一些以描写市井生活,反映生活命运的故事,虽仍然以神幻、历史和英雄传奇为主,描摹世情也未能穷形尽相,但都为晚明人情小说的实践与成就奠定了基础。

人情小说作为一个流派,最早是由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提出的,并较为清晰地勾勒了这一派别的概貌: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亦谓之“世情书”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6页。

 

此段概述,指出了人情小说的几个特点,其题材范围是区别于“神魔小说”的“记人事者”,内容特点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结构手法或者思想内涵为“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 “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则点明其写实特征。可见,“人情小说”的命名主要是从题材方面加以分类的,以平凡人物的生活为背景,以男女爱情、离合悲欢、发迹变泰为主要描写对象,因其中含有的对世态人情的嘲讽揭露,因此人情小说是家庭婚姻和社会世态两者的融合,只是作品不同在这两点上各有侧重。如在概论了人情小说的特点之后,紧接着鲁迅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6页。认为《金瓶梅》虽以家庭婚姻为主线,但“作者之于世情,该诚极洞达”,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对世情的揭露“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7页。可见《金瓶梅》是人情小说中对世情描摹最甚的作品。其后则提到末流的人情小说:

 

至于末流,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9页。

 

末流的人情小说,笔者又将其称为艳情小说,以男女之间赤裸裸的性描写为主要内容,鲁迅对这类小说只寥寥几句,未多描述。在“明之人情小说”(下)中,则述“佳话”,主要为才子佳人之情事,鲁迅将其称为《金瓶梅》之后的异流,而在“清之人情小说”中,推《红楼梦》为人情小说之首,“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10页。可见,鲁迅将人情小说作为一个大类,以《金瓶梅》始,其后则有末流的艳情小说,异流的才子佳人小说,至《红楼梦》达到最高成就。但将晚明时期的拟话本小说排除在人情小说之外。笔者认为,晚明拟话本小说中亦有大量描写男女爱情,家庭婚姻以反映世情的优秀作品,当属人情小说类。因此本书对人情小说的界定,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定义为主,将世情小说、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及拟话本小说中含有人情小说特点的部分都纳入人情小说这一大类。

本书以晚明的人情小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学界对晚明这一历史时期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认为是从嘉靖末年始,经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的时候,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第3页。或为万历元年(1573)至明亡(1646)的70余年,樊树志的《晚明史》将晚明时间段划定为1573~1644年。《四库全书总目》曰:“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续说郛》, 《四库提要》卷一三二“杂家类”存目。可见隆庆、万历之后是明朝思想、习俗等的转折点,而正是在隆庆至万历时期,出现以《金瓶梅》始的人情小说。因此本书以人情小说文本为时间考察范围,研究从隆庆、万历时期(1567始)的《金瓶梅》至崇祯壬申年(1632)的《二刻拍案惊奇》为历史期限的人情小说,以期探寻晚明时期人们的生命与生存状态。也是从晚明开始,文学中有了真实的人的存在与位置,而非忠义孝道理想的代言人。集权统治的松懈和败落,与之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随之崩塌,人们对君主、国家从无力改变到漠视绝望,忠义、中庸、克制、礼仪的传统面具被撕碎,代之以追逐欲望与快感为中心的生命满足,集体伦理让位于个人存在。失去了终极价值的引导,人们将日常生活及自我的喜怒哀乐作为唯一真实的东西,理性存在让位于感性体验,甚至以身体的直接体验——性欲来寻找生命的欢愉与存在的依据。人情小说也真正发挥了“补史之阙”的功用,对研究晚明时期的生命审美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晚明人情小说的研究按照作品时期及类别,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万历时期出现的《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是人们正视欲望的开始,并真实地展现了世俗风情,其意义与价值影响深远,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广,因此将其作为开端研究。其二,在《金瓶梅》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艳情小说,它们以畸形的性爱描写为主,张扬肉欲,虽后世将其斥为“淫书”,但其中所体现的晚明时期的欲望书写及畸形审美,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引人深思。如《浪史》《绣榻野史》等。其三,明末的天启、崇祯时期出现了以“三言”“二拍”等为代表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包含了世情书写、男女婚恋等内容,描摹现实的同时,突出以“真情”为主的伦理回归,抵御欲望泛滥所导致的人性虚无,描写人性之真,人情之美,在个体存在与传统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晚明士人重扬生命理想、道德立身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