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总序

钟敬文在另一套民俗丛书序文中指出中国民俗工作者尽管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田野作业，但总的来说，民俗学研究仍多在文本之中徘徊。本丛书把民俗放在地方社会中去考察，我们以民俗为手段、以历史人类学为方法、以剖析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为我们的研究目的。在全球化巨浪的席卷下，有谓地方社会已不复存在。不过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展现的情况仍然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处乡村各处例”。中国社会的特色正是其强大的地方性。通过研究中国地方社会，我们得以从下而上重新认识皇朝历史以外的中国历史，“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所谓民俗，我们以它泛指中国人怎样过生活，特别是指乡土社会的婚丧礼嫁、节庆习俗、庙会醮会、祠堂宗族等礼俗。

有谓庙会醮会、祠堂祭祖、红白仪式或属宗教学范围。唯“宗教”一词为日本人于德川幕府末期对英文Religion一词的翻译，往往令人联想起五大宗教或是中国的“三教”；可这均非本丛书所关心的课题。“三教：儒、释、道”向来被用作理解“中国宗教”的概念。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的信徒数目，实际上占中国总人口一个非常少的部分。以“三教”来代表“中国宗教”，反而会给人一种错觉：中国人民大都是没有宗教的！台北中研院李亦园院士（1931～2017）曾建议以民间信仰来代表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认为以中国的独特情况来说，以“民俗”来形容中国人的信仰来得更贴切。

所有文化的行为，无论是民俗或宗教，均不能脱离其处境去理解。即使在急促的城市化趋势底下，中国仍有超过半数的人民居住于农村。因此任何忠于其处境的中国民俗之探讨，就必须走到农村去！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施坚雅教授（1925～2008）的睿见，中国农民所身处自足的世界并不是农村而是市镇。实际上，中国农民的社会领域比施坚雅提出的市镇还要宽广。以中国东南部为例，地方社会就是一个“在移动中”的社会，这是说人民和货品均沿着古道与河流在市集之间，在一个令人惊叹的距离内流动着。当中的船民、放木排工人、手推车运输工人、季节性工人等便是经常参与流动的一群。通过他们，各种的讯息、故事，包括地方神明与仪式在一起流通着。因此，在研究中国民俗与社会之时，我们应涵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正因为此，一个对地方经济更深入的理解乃任何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的民俗与历史之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人类学学家许烺光教授（1909～1999）的《祖荫下：中国的家庭与宗教》正确地指出宗族对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之关键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有另一面，刚好反映在“社会”这一词语上，即相当于英文的society。“社会”的原义是“社神之会”。中国人，随日本人之后，以一个原来指称庙会之词语来界定社会并非偶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年头到年末，最隆重的活动正是庙会中的迎神与赛神活动，通常这也同时用来庆祝神诞。这些活动均非常有组织性，并且通过这些活动，在宗族制度以外，中国人民借以把地方社会组织起来。换句话说，“祖荫”中的祖先又在“神荫”之下，而这“神荫”的一面正代表了传统生活中“公”的一面，超越了代表传统生活中宗族“私”的一面。

本丛书希望通过宗族、经济与民俗去了解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我们通过组织系统的田野调查来对民俗、地方社会进行区域研究，以期为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