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形势篇

第一章 影响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正处在一个多重“再平衡”时代。国际收支的盈余方与赤字方之间、全球资本的主要流入方与流出方之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面临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的全面调整。这种全方位调整既可能让世界进入机遇螺旋，也可能将各国拖入挑战螺旋。在挑战螺旋中，由于碎片化导致的全球治理失败助长了地缘政治经济上的争夺，让地区性热点冲突与大国关系之间的紧张甚至对抗交相激发，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问题因得不到全球或区域层面的解决而变得更加剧烈。与此同时，环境变量或慢变量加剧了全球问题的强度，一些国家年轻的人口结构、丰裕的资源禀赋等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劣势，青年失业者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甚至沦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后备力量，生产性资源被投入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活动之中，知识与技术被用于犯罪和杀戮，社会失序与道德堕落成为常态。

世界同样可能在调整中进入机遇螺旋。大国通过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再平衡调整，国家间政治安全关系上避免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合作管控各种地区冲突并以此加深了大国之间的互信，构建了基于价值共识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能源、互联网治理方面实现了互利共赢。此时，全球的人力、资源、技术与知识被更高水平地投入生产性领域，相对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良好的制度框架下得以扩展。进入挑战螺旋还是机遇螺旋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行为体能否做出明智的决断，趋利避害，对单边主义的权力冲动和诱惑保持克制与警惕，达成有约束力的良治规范。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人口结构、资源禀赋、知识与技术、观念与制度等基本因素及其结构性因素影响着世界力量格局（见图1-1）。本书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节 人口形势变化的影响

一 世界人口形势

人口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慢变量，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不能忽视人口变量的影响。世界人口形势与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世界人口总规模的增速处在加速增长向减速增长“换挡”的转折期

全球人口每增长10亿人所需的时间反映了上述特征。世界人口从1800年前后的10亿人增长到1930年前后的20亿人用了123年时间，此后每增长10亿人口的时间依次为33年、14年、13年，1987～2011年间，人口每增长10亿人的时间都是12年。不过，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放缓，预计人口增长下一个10亿人的时间为14年，而从80亿人增长到90亿人的时间可能要用18年（到2043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已经过去，20世纪50～80年代全球人口规模翻一番的情景已不可能再现。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预测，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增长将趋于零。

2．人口老龄化趋势更加凸显

虽然当前全球人口仍在增长，但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已与30年前大为不同。从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10～20岁的人口为负增长。发达国家9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发展中国家50～70岁的人口增长率最高。新生人口对人口增长的贡献逐渐让位于老年人口增长的贡献。这意味着未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高龄老人的比例上升。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是一个更“老”的人口，且这种结构将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末（见图1-2～图1-5）。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例如老年保障的公共负担加重，养老保障体系支付压力加大；劳动力短缺、新生力量持续减少、劳动力年龄老化，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和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加大；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内部养老资源日趋不足，老年人必然转向社会寻求必要的支持和服务（从而产生更多的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对社会养老资源的需求将快速增长；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老龄化和社区居民构成老龄化；等等。尤其是在人口转变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共同的问题，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尚不完善，社会和文化方面也难以及时适应这种变化。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很多国家已经感受或预见的问题。

3．未来发达国家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问题相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更加严重

从人口规模来看，联合国预测，未来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基本保持不变，最不发达国家人口规模虽然上升，但所占份额并不大。从人口结构来看，目前全世界人口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口，但主要由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的几个人口大国和非洲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而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人口（见图1-6）。

美国人口咨询局网站上展示的西班牙和坦桑尼亚主要人口指标，集中显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前及未来人口的差异性。两个国家目前人口规模比较接近，但到2050年坦桑尼亚将由现在的0.48亿人增加到1.38亿人，而西班牙的人口仅增长了0.02亿人。从人口结构看，到2050年，西班牙将有约1/3的人口为6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坦桑尼亚的人口依然年轻，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只有4%；从生育水平看，坦桑尼亚新生儿数量和时期生育水平都是西班牙的4倍左右。但是，在健康水平上，坦桑尼亚的年婴儿死亡人数是西班牙的61倍，同时坦桑尼亚中青年人口中艾滋病毒携带者比例也比较高（见表1-1）。尽管坦桑尼亚当前面临降低现有人口死亡率尤其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等的严峻挑战，但从长期趋势来看，西班牙面临的超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未来劳动力短缺，可能将更为严重地制约其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缓解发达国家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劣势的举措之一是跨境人口流动。但这个办法并非没有后遗症。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文化冲突、生育率差异等，都可能加剧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劳动力不足或族群冲突上升，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困扰发达国家并且困扰程度越来越深的问题。

二 中国面临人口方面的严峻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从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人口增长逐渐放缓，人口老龄化加速，个别地区人口出现负增长，大规模人口流动长期持续等人口变化过程。中国城市居民超过总人口的50%。与印度以及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更像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又缺少足够的措施和资源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具体来说，中国在人口方面的中长期风险有以下两项。

1．长期低生育水平将积蓄越来越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就下降到2‰以下，并长期稳定在低生育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所报告的0.57%年平均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1.2%）。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增长率将在2015～2020年降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以下，并在此后的整个21世纪保持负增长。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育龄妇女规模不断萎缩，从而进一步减少出生人数。即使将来再提高生育率，但由于能生育的人口规模很小，所以无法在短期内增加出生人数，仍会长期保持人口负增长的局面。这和中国20世纪70年代至今虽然生育率降低，但人口依然持续增长的道理相同。根据人口学原理，如果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5‰，人口总量减半只需要54年。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有更少的人口，但根据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中国人口的减少主要靠“少生”，而今天出生人口的减少，也就是6年后入学的人口减少，18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减少，20年后可以生育的人口减少，50年后家庭中可以向父母提供照料和慰藉的子女减少。任何国家都不愿意面对这种前景，但对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2．中国的“未富先老”现象严重

联合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新标准是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或超过7%的社会视为老龄化社会。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9.55%，按此标准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与人口的长期低生育率密切相关。尽管当前的老年人口规模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出生人数的逐年减少加快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的速度，估计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随着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陆续步入老年，今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远远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面临从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未来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增速还可能继续下降。目前，中国距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尚不完善，“未富先老”可能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交织，造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人口变化的不适应。

综合来看，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在于，那些年龄结构轻的国家，目前面临的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劳动力素质较低、卫生健康和教育投资不足等问题。现在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领域），未来就可能更好地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转化为投资国维持在器物格局中优势地位的支撑性要素。发达国家及存在较严重老龄化问题的新兴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向这些年龄结构轻的欠发达国家深入延伸等方式，缓解本国未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利用外部人口资源来维持和延续国家竞争优势。

第二节 国际能源新格局的影响

新能源及新能源利用方式等相关的技术进步正在带来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这场革命通过对供需结构的长期影响将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冲击。

一方面，世界能源供应将超出此前预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资源耗尽忧虑被过度放大。随着开采加工技术的提升，油砂、致密油、深海油气、页岩气等成为经济上可行的开采对象。英国石油公司（BP）估算，目前全球石油技术可开采储量约为2.6万亿桶，远超未来20年全球石油需求（0.7万亿桶）。2015～2035年，石油供应将由9500万桶/日提升至1.07亿桶/日，天然气供应将由3420亿立方英尺/日提升至4620亿立方英尺/日，煤炭供应将由38.30亿吨油当量提升至41.51亿吨油当量。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也指出，全球石油资源剩余储量按当前需求计算，可以供应150年；2015～2040年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供应量将增长20%。“可燃冰”资源量更是庞大的潜在能源供给。

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一次能源需求放缓。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报告《超越超级循环周期：技术如何塑造资源产业》指出，由于能效提高及再生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增长将进一步放缓，预计世界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将在2025年见顶。世界能源供需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传统能源价格可能无法在高位长期维持，买方市场正在形成，能源市场权力将向需求方转移。

能源需求方主要是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后者的重要性还在不断提升。以原油消费为例，《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从需求方来看，尽管占世界比重有所下降，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原油消费大国，美国年消费原油2000年为8.8亿吨，占世界比重的24.6%, 2016年为8.6亿吨，占世界比重下降至19.5%。欧盟也是主要原油消费经济体，消费占世界比重由2000年的19.6%下降至2016年的13.9%。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原油消费量显著提升，前者原油消费占世界比重由2000年的6.3%上升至2016年的13.1%，后者则由3.0%上升至4.8%。BP预计，到2035年，中国原油消费占世界比重将提升至17.9%居世界第1位，美国下降至14.2%，印度将超过欧盟的8.5%达到8.7%。

美国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不仅是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主要需求方，同时也是重要的供给方，这给了美国应对能源价格周期波动带来权势消长的更大战略自由度。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 2015年，美国供应的原油占世界总供应量的14.7%，比俄罗斯的11.6%还高，预计到2035年美国占比将上升至15.9%。从天然气供应来看，2015年美国供应的天然气占全世界比重的21.6%，预计2035年将进一步提升至24.9%。在煤炭供需上，中国具有与美国相似的双重重要性地位。2015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及供应量占世界比重分别为50%和47.7%，预计到2035年仍然分别高达46.5%和44.4%。

由上可知，中东等传统的能源供给来源地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权势相对于美国、中国、欧盟、印度等需求方来说将有所下降，在主要需求方中，美国等兼具较强供应能力的国家，以及欧盟等在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强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在未来能源格局中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或战略自由度。

中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动，也牵动着中国的能源安全。保持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基本稳定，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必要性不容忽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性不断提高，但对国际能源规则还处于相对不熟悉的阶段。世界能源格局有不少制度上的安排，例如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前中国尽管有过很多合作，但没有参加。与经合组织（OECD）一样，对IEA的传统认识仍然停留在富国俱乐部上，为了更为活跃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今后在观念上应当适时做出必要调整。与此同时，还需要斟酌一些条款（例如开放储量数据）对国家能源安全的影响。

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能源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中国可选择的应对策略包括：第一，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同时，需要做好“自留地”的保障工作，例如增强本国能源储备、实现能源多元化、建立能源安全预警机制、提高能源利用率。第二，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搭建新兴国家自己的“能源池子和后院”。防止能源霸权的产生，杜绝能源霸权国对全球能源价格的操控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第三，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要积极开展双边对话，避免被发达国家实施能源孤立。对中国而言，特别是要处理好和美国、欧盟等重要新型能源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化能源来源和创新能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合作，增加自身能源获取的战略自由度。不仅如此，在重要能源产品相关的金融产品市场上，中国也要抓住机会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争取更大的定价权、话语权或掌控力，把能源安全的“命门”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三节 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影响

可以撼动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技术创新的征兆正在出现，但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高盛公司2013年年报对可能改变世界的七大科技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一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正在持续改变人们购买和销售的方式，由此迎来了第一批真正的数字一代。二是医疗技术的变革将帮助医生更早检测出疾病，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三是云计算的出现让数据分享和储存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更是让跨越全球的广域合作成为可能。四是科技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于其他公司。五是移动货币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为企业通过移动设备提供服务并获利带来大量机会。六是互联网及技术本身的普及增加了创业机会。七是3D打印、大数据解决方案及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等新一轮创新技术值得关注。

欧洲议会研究机构（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于2015年1月发布了一份名为《可能改变我们生活的十大技术》的报告，列举并分析了影响未来的十大科技趋势。

1．无人驾驶交通工具

无人驾驶交通工具不仅仅是汽车、船舶或飞机等交通载体本身的革新，而是包含着与之配套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系统升级换代，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发展前景可以带来减少事故、节约能源、降低污染、提升效率（想象一下，今后不是你每天起早贪黑送未成年子女去幼儿园，而是他们先送你到单位上班然后“自驾”去幼儿园上学所带来的“解放感”）等巨大的利益。

2．石墨烯等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

石墨烯是一种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的单层碳原子面材料，是碳的二维结构。这种石墨晶体薄膜的厚度只有0.335纳米，把20万片薄膜叠加到一起，也只是一根头发丝的厚度。石墨烯在晶体管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它里面的电子可以不通过散射而进行亚微细距离移动。这种特性对于制造需要快速转换信号的晶体管非常重要，可以大幅提高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石墨烯还可以用于精细的筛子，分离气体的不同组成成分，帮助研究者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分子时获得更加清晰的分子结构图像，加快新药研发。目前石墨烯还不能量产，作为其原料的石墨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地。

3. 3D打印技术

欧洲议会研究机构认为，3D打印技术打开了制造和设计无限可能性的大门，特别是3D打印与石墨烯等新材料的结合，可能带来新的产业革命。更多的个体消费者有机会把自己的想象力落到实处，这为全民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土壤。3D打印技术带来供应链的缩短可能重构当前的经济模式，让劳动力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的程度，这可能让制造业重新回到“西方发达国家”。

4．革命性技术趋势是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s）的出现

这一教育模式的出现，让全世界的人们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成本大为降低，对全球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劳动者个人更好地利用MOOCs提高素质，进而提升国家在竞争能力等方面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5．重要的技术趋势是虚拟货币（如比特币）

欧洲银行区分了两种虚拟货币，一种是以传统货币单位计价的电子货币，另一种是完全新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比特币，虚拟货币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虚拟货币的出现拓展了数字经济的边界，取消了对交易第三方作证的需求。如果被广泛接受，虚拟货币能对传统的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去碎片化”的作用，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虚拟货币的交易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且安全性也更高。

6．可穿戴技术

可穿戴技术包括从各种类型新技术到新材料的发明等。从实体配件到“智能织物”，可穿戴技术的进步也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数据分享的习惯和健康生活的方式，在消防、医疗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7．无人机技术

无人机可分为外部操控和自动控制两类，其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电池、机载计算机、燃料及其存储设备、轻型材料等技术的进步直接相关。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人类观察世界的视野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领域，除了军事领域外，无人机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地图测绘、物流运输等方面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8．大规模农业生态系统技术

由于世界人口不断膨胀，发展创新型可持续的食物来源至关重要。大规模农业生态系统技术旨在涉及一套基于食物链的封闭式的大型农业系统，与现有农业技术相比，新型农业生态系统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作物或畜牧产品进行生产，而是构建一个基于不同产品互补的生态生产网络，降低投入成本并且实现规模化生产，达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的统一。

9．智能家庭技术

万物互联技术的发展正在将家庭的各种设备更新换代、相互连通。能够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其种类大大超过了人类的设想。其中相当种类的设备与新型智能建材一起，能够改善居家生活的舒适性和便利度，可以更高效地监控居家生活，管理能源、自来水的使用。

10．新型电能储备技术（氢电池）

新型可再生能源储备技术的发展，可以让人们摆脱对电网的高度依赖。通过这种技术，非高峰时段的富余电力能够被有效储备起来。在各种新型电能储备技术中，化学介质的技术发展最快，特别是氢电池技术。这些技术与传统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利用技术相比，能源利用效率更高、污染更低。

但是，新技术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不一定都是明确的、正面的，其中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治疗身体疾病的医疗技术在一些发达国家突飞猛进，但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疗技术在全世界依旧是一大难题，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出现一批丧失意识谈不上任何生活质量的老人，他们耗费社会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造成的政府财务负担越来越大。又如，3D打印技术发展迅速，大有改变行业生态之势，但3D打印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小规模的个性化的生产，与追求规模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视为生产效率与增长之源，过度寄望于3D技术可能损害一个国家增长的根本。再如，大数据被视为竞争力新的来源，许多互联网企业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能精确锁定消费者的偏好，提供甚至超出消费者意料之外的妥帖产品与服务，问题在于如果所有企业乃至国家都致力于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在大数据上的投入将是一种零和竞争，没有任何人能因此获得特别的竞争优势。总之，那些看上去可能给世界带来重大变革的技术进步，仍有待对其真实影响进行评估。

此外，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在国家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获得广泛的承认，但这些项目在一国经济贡献中的统计一直被低估甚至忽视，未来这样的局面正在并可能持续发生重大改变。2013年7月31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正式调整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方式，并以此重新修订自1929年以来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调整依据是《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 2008）。按修订后的口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比重从9.6%上升到了22.9%，其中软件和研发投资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0.4%和9.5%，娱乐与文艺创作的比重较小且相对稳定。大多数G 20国家将于2015年后采用新体系。新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将更加广泛。用这套新的统计标准来衡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能得到的结果相对于旧标准会有明显的变化。知识经济与技术水平较先进的发达国家在旧标准中被隐藏的力量，在新统计框架下会凸显出来，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优势将有所减弱。不仅如此，新的统计标准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模式将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促进各国在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投入，推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作为前提，这套标准也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与价值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节 国际规则碎片化的影响

全球规则体系正在进入“碎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萌芽期可以上溯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其真正成型则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或其背后“华盛顿共识”的神话备受质疑，亚洲各国对国际经济秩序及治理安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必须依靠区域内富有针对性的合作，才能真正保障地区福祉，由此开启了“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的亚洲金融合作进程。在此之前，亚洲经济合作主要还是对欧洲一体化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等模式的模仿与学习。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认识到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主导之下，必定是发达市场的安全稳定压倒其他国家的繁荣进步。例如，美国主流观念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和平的基石。无论是对拉丁美洲发展政策的建议，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救助中所提出的条件，都贯穿着“华盛顿共识”关于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华盛顿的若干机构，包括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让“华盛顿共识”带有浓郁的美国政府部门主导并通过国际组织落实和执行的色彩。以此为内核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难以反映其他国家的意愿，也势必不能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尊重与认同。

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亚洲意识的觉醒，但亚洲新兴市场自身也缺乏一套类似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具备坚实理论基础并且明确而具体的行动纲领来取代前者，指导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国还是致力于修补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治理方式。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陷入泥沼，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形势相对乐观。“双速复苏”的现象动摇了欧美治理观念的合法性。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治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国际社会治理能力分布及其支持意愿的变化，但新的治理方式又尚未成熟，这成为限制全球治理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

国际规则的碎片化，本质上反映的是指导规则设立的原则及全球治理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状态。在碎片化阶段之前的多元化全球经济治理阶段，尽管不同地区出现了形式各异的经济治理安排，但这些安排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内核作为标准或参照。但在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阶段，作为标准或主要参照系的模式及理论处于缺失状态，没有一种治理理念能够成为广泛的信仰。不同治理模式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由于缺乏观念上的共识，全球性的问题得不到全球层面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只能转向多边或区域的层面寻求局部的诊疗。表现为WTO作为多边贸易规则协商进程的停滞，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多边谈判的兴起，以及亚洲广域经济圈、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新兴治理模式的出现。

未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难以就新的治理理念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从观念上希望跳出新古典经济治理观的窠臼，但缺乏兼顾风险控制与治理效率的替代性方案，只能通过“干中学”来积累经验。在东亚及欧亚等金融合作过程中，多数国家反对IMF的严格标准，但又找不到一个切合本地区需要的新纲领取而代之。因此，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ACF）设定的成员国使用资金条件还是不得不参考IMF的评估框架来开展，而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资金使用也保持一定的比例与IMF贷款条件挂钩。

但应看到，碎片化并非稳定状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都不会满足于碎片化的国际规则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一轮全球规则正在快步形成之中。这一进程没有否定全球化，恰恰相反，它沿着全球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却又有自身的特点，可称之为“再全球化”。较之以往的规则，新规则将更加严格，更整齐划一，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针对性，其非中立性也更加隐蔽，并且这股潮流冲击的主要对象定位于中国。中国及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否有效应对美国的“再全球化”努力，将成为影响中长期国际制度格局的重要因素。

国际规则碎片化的再整合面临三种前景。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推崇的规则在与现有规则及相关机构发生激烈竞争，并因为执行了更符合世界需要的“游戏规则”而最终胜出，取代了现有机构。二是新兴国家采取了更差的“游戏规则”，造成大量高风险项目在其主导的国际机制和机构里集中，最终在竞争中失败而逐渐退出或成为“世纪烂尾工程”。三是学习并在边际上改进现有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良性竞争与合作，与美国主导的现有机制及其发起的“再全球化”浪潮“合流”，共同推进全球经济规则良治格局的实现。从目前的情况看，第三种情景在未来出现的概率更大。

第五节 世界经济增长趋势与格局变化

对影响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各项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不确定性在上升，有利于高速经济增长之因素的活跃性或积极程度在下降。这个下降趋势并非最近才出现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60～90年代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10年，在“新经济”等影响下，经济增长率有所提振，但与历史的较高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受上一个10年之末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2011～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较21世纪前10年又有所下降。根据普华永道（PwC）的预测，2012～2050年GDP年增长率均值较之21世纪第一个10年又有所降低（见表1-2）。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后反映的是生产率的下降。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研究显示，全球生产率正在下滑。2014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连续三年在零附近徘徊，低于1996～2006年年均1%的增速和2007～2012年年均0.5%的增速。不仅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在不断下降。巴西和墨西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负值，只有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正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自1996年以来持续下降，2013～2014年降幅加剧。俄罗斯、中亚、欧洲东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在下降。

如果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或潜在产出的大幅提升，按照既有的历史轨迹发展下去，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将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中低增长速度。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维持3%左右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成就。

尽管从世界整体来看增速不算太高，但从不同经济体来看增长情况并不一致。从历史数据看，已有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增速趋同的现象在过去50年中并未发生。不存在贫穷国家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或更慢的趋势。很明显，在图1-7所示的10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960～201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数。

在过去的50年中，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赶超”确实存在。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那些1960年相对贫穷的国家，如日本、葡萄牙和希腊迅速增长，而那些196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如瑞士、挪威和美国增长速度更慢（见图1-8）。

这种现象意味着：在世界经济增长赛局中并非所有的后进国家都能够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更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在制度或禀赋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更有机会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按照过去50年的增长规律来看，全球性的普遍趋同到2050年恐怕也是小概率事件（除非有革命性的普惠式技术创新出现并且以包容的方式分享其成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向发达国家趋同可能较为困难。但是，其中部分所谓新兴经济体有望“赶超”现在的发达国家，就像过去50年的经合组织内部发展水平靠后的国家赶超先进成员一样。汇丰银行研究部的研究显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对全球GDP增长率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发达市场，并且直至2050年这一趋势都将延续（见图1-9）。

现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到2050年其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基于这种实力变化而产生的权力转移的确有可能出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50年，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尼等国可能挤入全球前十大经济体的行列，能够保留在前十阵营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只有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见图1-10）。从国家的层面看，具体哪些新兴市场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并非不可商榷，但部分新兴国家经济规模超过现有的发达国家应当是2050年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其中中国和印度是被广泛看好的两个国家。

具体来说，到2050年，美国的综合优势仍将维系，其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还可能会有所扩大。从经济实力来看，美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将在“峰顶”上维持较长时间。199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居世界第2位日本的1.93倍，到2000年扩大到2.17倍。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首次被中国超过而居世界第3位，此时美国GDP与日本GDP之比进一步扩大至2.72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到2018年，美国与日本经济总量之比将扩大至3.63倍。

到2050年，多数机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总量将被中国超过，但仍能维持世界第2位的水平。例如，欧盟委员会报告预计，在对欧洲发展相对悲观的场景下，到2050年，中国、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的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8%、16%、15%、8%和5%；在相对乐观或“欧洲复兴”的背景下，上述五个经济体到2050的GDP占比分别为23%、18%、17%、11% 和3%。汇丰银行预计，到2050年，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规模分别为25.3万亿美元、22.3万亿美元、8.1万亿美元、6.4万亿美元和3.7万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结果尽管在数值上有所不同，但排序上与汇丰银行的预测类似，其结果是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第1位到第5位的国家及其GDP分别是：中国46.2万亿美元、美国38.6万亿美元、印度15.4万亿美元、日本6.2万亿美元、巴西6.0万亿美元。

也有机构预测，美国经济规模到2050年还会被印度超越，但相差并不大。例如，普华永道按201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第1到第5位的国家及其GDP分别是：中国61.1万亿美元、印度42.2万亿美元、美国41.4万亿美元、印尼12.2万亿美元、巴西9.2万亿美元。无论哪种预测结果，美国到2050年的经济规模都仍居世界前列，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如此。若按照人均收入计算，美国仍是远超中国和印度。根据汇丰银行的测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球的排序将从2010年的第63位上升到2050年的第54位，印度则只由第88位小幅上升至第86位，而美国不过由第6位退至第8位而已。届时美国人均收入仍是中国的3倍以上，是印度的10倍以上。

从GDP增长率来看，从现在到2050年，美国也只比中国、印度明显有所不及，与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其2041～2050年的GDP增长率甚至还高于以英国、欧盟及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见图1-11）。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会有显著下降，与其他国家和除了中国（可能还有印度）之外的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相对优势甚至还会有所增加。

从阶层变化来看，世界经济的一个趋势性特征是中产阶层的继续壮大。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预计，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将是2005年的3倍，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是中产阶级规模扩大的主要来源地（见图1-12）。中产阶级的膨胀与城市的发展或城市化的推进息息相关，反映了全球城市极的重新崛起。前文分析的无人驾驶交通系统、智能家居、封闭式农业生态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让城市与非城市在公共服务意义上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但城市作为技术与制度创新要素聚集地的功能会愈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