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巴基斯坦制度风险类型及其与中国在巴直接投资的关系变动

（一）投资巴基斯坦面临的主要制度风险

巴基斯坦作为“一带”和“一路”的关键交汇点，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巴基斯坦国内并不太平，其交织存在的政党斗争、宗教矛盾和恐怖活动等多重制度风险，是目前阻碍外国投资者进入的主要因素。

首先，受历史、政治、民族等诸多因素影响，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性较差。在实行联邦制的巴基斯坦，由于国内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分布状况十分不均衡，导致议会体制运作中的不平衡问题突出。例如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席分配上，以旁遮普人为主的旁遮普省独居183席，占总议席的一半以上，以信德人为主的信德省占75席，而分别以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为主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和俾路支省各占43席和17席。这种国民议会议席中一省独大、一主体族群主导格局的存在，加剧了各省与族群之间的政治矛盾，进而使得基于民族地域分布划分的各省份缺乏对巴基斯坦作为整体国家的身份认同和一致忠诚。而争取更大的省自治权、增强本省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成为一些省份的目标，也导致联邦政府与省之间的矛盾重重。此外，巴基斯坦政党众多，其主要政党如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领袖派）、人民党和正义运动党等之间相互攻击、斗争不断，在野党甚至采取非常规手段挑起冲突抵制执政党，造成流血事件，这使得在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巴基斯坦政局一度长期动荡。而另一只重要力量——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民选政府执政时期，军队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而在国内出现政治危机时，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最后仲裁者”的政治权威角色。军队甚至直接接管国家政权，建立军人政府。巴基斯坦中央与地方、不同政党之间、政府与军队之间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导致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性差。

其次，教派斗争是导致巴基斯坦制度风险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巴基斯坦近1.9亿的庞大人口中，97%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巴基斯坦国内穆斯林的主体，分别约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85%和15%。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部还分别存在多个分支，如逊尼派中的巴拉维派、迪奥班蒂派、现代主义派、圣训派以及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不同教派在教义、教法体系、宗教仪式和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延伸至政治诉求和物质权利领域，使得巴基斯坦的教派斗争十分激烈。主要表现为巴基斯坦逊尼派宗教极端分子对什叶派和其他少数教派的驱赶、袭击，其中又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最为激烈。“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曾公开宣称什叶派和部分少数教派为“伊斯兰及普通人的敌人”，并以“圣战”为口号，号召巴基斯坦民众对他们发动攻击。根据2014年8月国际宗教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Freedom）发布的关于巴基斯坦针对宗教团体暴力活动的报告数据，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巴基斯坦国内针对少数宗教团体的暴恐活动共有122起，造成至少430人死亡。其中，针对什叶派的袭击为54起，占比44.26%，死亡人数达到222人，占比约51.63%。

最后，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无疑是国内的恐怖主义。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不仅包括恐怖分子，还包括叛乱者和宗教极端势力（见表3-1）。自2005年以来以“俾路支解放军”为代表的民族反叛势力和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逐渐成长为巴基斯坦恐怖袭击活动的重要制造者，大大增加了巴基斯坦恐怖袭击的频度和破坏性。根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协会发布的《巴基斯坦安全报告》的统计，仅在2007～2009年，巴基斯坦发生的恐怖袭击就达到了6000次以上，在袭击中死亡人数总和超过2万人。虽然2010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加大反恐力度以及美国增加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打击频度，使得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袭击次数有所下降，但目前巴基斯坦仍是深受恐怖袭击影响并遭受严重损害的国家之一。

作为一种投资数额较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与东道国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的投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深受东道国制度风险水平的影响。就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而言，巴基斯坦国内党派斗争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性、教派斗争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巨大不安全性，均是中国投资者进入巴基斯坦的重要阻碍。但需要注意的是，巴基斯坦的三种主要制度风险表现形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强度并不相同。其中，党派斗争带来的制度风险影响相对较小，原因在于巴基斯坦无论执政党、在野党还是军队和部落首领对中国普遍友好，巴基斯坦对华政策与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并不会因巴基斯坦国内政权更迭发生明显转向。教派斗争带来的负向溢出不断扩大，在加剧巴基斯坦国内社会分裂的同时扰乱了其国内社会经济秩序，尤其是教派矛盾愈来愈趋于通过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手段呈现，这进一步增加了教派斗争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威胁。而恐怖主义具有强烈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和杀伤性，一直是影响国际投资财产与人员安全和投资者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巴基斯坦国内恐怖主义成因复杂，往往与党派斗争和教派斗争相交织，是巴基斯坦国内诸多政治与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从而使得恐怖主义成为当前中国投资者在巴基斯坦实施投资决策面临的最主要制度风险。

（二）巴基斯坦制度风险与中国在巴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变动关系

恐怖主义作为巴基斯坦制度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将如何影响中国在巴直接投资的发展？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对东道国制度风险变动更为敏感的事实，本文绘制了2005～2014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额与巴基斯坦恐怖袭击数的变动关系（见图3-1）。

从图3-1可以看出，中国在巴直接投资与巴基斯坦恐怖袭击次数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变动特征，根据两者关系的具体变动趋势，上图可主要分为三大阶段。

1．第一阶段（2005～2007年）：同向变动

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额与巴基斯坦恐怖袭击次数间呈现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具体而言，在2005～2007年，尤其是2007年，巴基斯坦暴恐袭击次数相比2006年增加了1倍多，而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额则由-6207万美元激增至9.1亿美元，两者的同向变动特征十分显著。在这一时期，重要背景是中印和印巴政治外交关系得到改善后，促进中巴双边经济发展和地缘经济合作成为中巴两国在21世纪的共同愿望。尤其是《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于2006年11月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巴传统友好关系的内涵和两国地缘战略的重点已逐渐由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向经贸领域拓展。其中《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九章专门针对中巴双边投资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强调促进双边投资便利化和强化双边投资安全保护的原则，还明确指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起义、内乱、暴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给予其恢复原状、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措施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予本国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者的信心，并降低了中国在巴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作为中巴五年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海尔-鲁巴经济区于2006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兴业的新平台。2007年1月，中国移动以4.6亿美元收购巴基斯坦Paktel移动通信公司88.88%的股份，而后又全资收购并斥资数亿美元改扩建网络设施。此外，普拉姆轻骑摩托车公司、海尔鲁巴电器公司、上广电鲁巴电器公司、CMPAK移动通信公司、中巴联合投资公司等相继在巴基斯坦成立。截至2007年底，中方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95亿美元。

2．第二阶段（2008～2011年）：反向变动

第二阶段为2008～2011年，两者的反向变动特征显著。尤其是在恐怖袭击次数猛增的2008～2009年，中国在巴直接投资流量额大幅下降。对这一阶段两者关系的解读，需要从2007年说起。2007年是巴基斯坦的大选年，其国内各派势力活动十分频繁，政治斗争日益加剧，其中“红色清真寺”事件成为巴基斯坦政治的重要分水岭。这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反对党和其他宗教团体与组织向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政府施压的重要依据，“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ri）也通过录像带煽动巴基斯坦穆斯林用暴力手段对政府进行报复。与此同时，穆沙拉夫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Iftikhar Muhammad Chaudhry）的争斗引发的司法危机难以化解。虽然2007年10月，穆沙拉夫在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但国内危机并未解除。2007年11月，穆沙拉夫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内政局趋于动荡。而2007年12月成立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eek-e-Taliban Pakistan, TTP），针对政府和平民的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活动迅速增加。其中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遇刺身亡更标志着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壮大。进入2008年，人民党与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联合组建的吉拉尼（Yousuf Raza Gillani）新政府并未带来明显改变，他们与穆沙拉夫的政治斗争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国内的不确定性。2008年8月穆沙拉夫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则因与人民党存在严重分歧退出执政联盟。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在巴国的反恐战争和国家安全领域持续释放负效应。再加上巴安全部队深入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反恐以及美国无人机行动等因素的影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全境蔓延，导致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形势在2008年大幅恶化。根据《巴基斯坦安全报告2008》的数据统计，仅在2008年一年内，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恐怖分子、叛乱者和教派主义者共发动了2148次恐怖袭击，相比2005年增长了近746%；恐怖袭击导致2267人死亡和4558人受伤，其人口伤亡数甚至比过去三年的总和还要高。再加上2008年8月两名中国工程人员被“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严重挫伤了中国投资者对巴基斯坦市场的信心，因此在巴基斯坦暴恐袭击次数快速攀升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从9.1亿美元下降至0.77亿美元。这也表明在巴基斯坦政局不稳时，以恐怖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制度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投资的流入。

3．第三阶段（2012～2013年）：同向变动

第三阶段为2012～2013年。首先，在巴基斯坦暴恐袭击次数下降的2012年，中国在巴直接投资额大幅下降。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投资者为预防2013年巴基斯坦大选过程中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剧烈恶化而提前减少投资的一种避险选择。同样地，德国、沙特、阿联酋等国家同期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额也出现大幅下降。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2012～2013财年前5个月（2012年7～11月）巴基斯坦吸收外资净额同比下降了27.1%。其次，在恐怖袭击次数上升的2013年，中国在巴直接投资流量大幅提升。2013年是巴基斯坦的大选年，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整体有所恶化。作为巴基斯坦不稳定来源的最重要主体，“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仅在2013年就制造了645次恐怖袭击，遍及巴基斯坦50个地区，导致732名平民和425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尤其是在巴基斯坦大选前的3月和4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针对政治领袖、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与选举相关的目标人群制造了117次袭击，严重影响了温和的世俗化政党的竞选活动。日益增多的暴恐袭击，使社会各界对宗教极端势力愈加不满，巴基斯坦国内人民思变与对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使得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最终获得国民议会中的181席，超过半数实现独立组阁，其主席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顺利就任巴基斯坦第27任总理，巴基斯坦民选政府首度实现权力和平转移。该党与穆斯林联盟（功能派）、民族人民党、民族党等党派结盟，在国民议会的总议席增至192席，巩固了其中央执政优势；在地方上，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赢得旁遮普省省议会全部345席中的294席，还联合地方政党在俾路支省执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地方上的执政优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强势主政，使得振兴经济成为新政府的优先施政方向。谢里夫提出实现“亚洲之虎梦”的口号，制定全面复兴规划，如优先解决能源危机，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高速公路和水电项目工程的投入。谢里夫政府的经济发展诉求与中国政府构建新通道、加强中巴互联互通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2013年中巴两国总理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想达成共识和务实合作协议，进一步提升了巴基斯坦在中国地缘经济中的地位。在此背景下，虽然谢里夫政府成立后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尤其是2013年11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首领哈基穆拉·马哈苏德（Hakeemullah Mehsud）被美国无人机击毙后，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一度恶化，但中巴两国双边政治关系的持续深化和务实的经济合作协议的达成，促使中国在巴直接投资稳步增加。

此外，在2014年，两者关系的一些新特征开始呈现。“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首领哈基穆拉·马哈苏德被击毙后，其组织内部面临分化，再加上巴基斯坦军方发动“利剑行动”大规模武装清剿藏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等非法武装分子，使得2014年巴基斯坦恐怖活动大幅减少。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速推进，例如2014年4月中冶集团与旁遮普政府就勘探吉尼奥德铁矿达成合作协议，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通过竞拍赢得巴基斯坦的3G和4G牌照，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巴基斯坦卡拉奇卡西姆港散货码头建设总价值1.3亿美元的合同等，这些合作项目将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达到10.14亿美元，中国一举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额与巴基斯坦制度风险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在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尤其是政府换届选举期间，巴国内以恐怖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制度风险水平急剧升高，并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在巴基斯坦政府统治相对稳定时期，中国对巴直接投资对巴基斯坦的制度风险水平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而且伴随着中巴双边友好政治关系的深化拓展，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大幅提升，甚至与巴国内恐怖主义表征的制度风险之间呈现同向变动趋势。如图3-2所示，2005～2014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额的3次显著提升，均发生在中巴两国双边友好政治关系向地缘经济合作深化拓展之后。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中巴双边友好政治关系的影响愈来愈强。因此，考察巴基斯坦制度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离不开对中巴双边友好关系这一关键调节因素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