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制度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之一。早期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首次系统讨论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根据他的论述，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状况和市场潜力等经济因素，还包括制度因素。一国的制度环境不仅事关国内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而且直接决定了国内经济行为的交易成本，这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等长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十分显著。

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良好的东道国。一方面，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降低经济行为的交易成本，而糟糕的制度环境（如严重的政府腐败、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等）产生的影响无异于对企业征税，会显著增加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成本，进而阻碍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还将大大降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投资者资产被意外剥夺的风险。Asiedu对流向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越是政治稳定的国家，接受的直接投资越多，而本地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将延缓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

在具体实践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对东道国的高制度风险表现出了较高的容忍度。Buckley等、Cheung等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水平和腐败程度等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呈正比。对于经典投资理论与中国投资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现有文献给出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视角的考察。如Kolstad and Wiig、冀相豹等的研究表明中国对高制度风险国家的投资偏好多集中于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上述悖论出现的原因部分归结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但作为后来者，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自然资源和其他战略性资产投资的区域选择空间受限，这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现有的资源分布与开发格局下多流向拥有较高自然资源储量的高制度风险国家。二是制度方面的因素，如母国政府的支持或东道国优惠引资政策的吸引等。其中，母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在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高制度风险东道国的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安排”，有助于促进双边政府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协议来降低双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且，双边友好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互信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双边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越有助于投资者对东道国制度的适应与自我修正，也越能保障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权益。孟醒和董有德利用2004～2012年中国在25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关注程度与两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在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的东道国，中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关注度较小；而在非友好的东道国，中国企业的风险规避倾向较为明显。由此说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往往与东道国特征以及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但现有研究偏重从宏观视角就上述问题进行整体考察，并未基于特定东道国的具体情境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从而难以充分把握中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内涵的变动，难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水平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内在机制与作用路径做出更详尽的剖析，也难以为中国投资者在特定东道国的投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巴基斯坦为特定投资东道国的分析便具有了更多意义。首先，具有较高制度风险与较低自然资源储备的巴基斯坦，是中国长期高度信赖的“四好”国家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始终将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同时巴基斯坦也将对华友好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和举国共识。中巴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双边关系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在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制度风险与双边政治关系三者之间互动影响时，巴基斯坦无疑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样本。其次，巴基斯坦位于“一带一路”海陆交汇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伴随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提升，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深入解读并全面把握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潜在风险与平抑路径是新时期拓展中巴经济合作空间，推动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顺利开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本研究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虽然差异明显，但其中半数以上国家存在较高的制度风险。在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务实阶段推进的过程中，研究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行为还将为中国企业在风险处于高位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更好实现“走出去”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