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形成阶段

大卫·哈维的城市理论围绕着三个不同的主题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哈维城市理论的形成阶段，探讨的是地理学范畴中的城市；第二阶段是哈维城市理论的概念阶段，哈维在城市地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的社会理论；第三阶段是哈维城市理论的规范阶段，哈维将城市理论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而完成了对城市认识从表象到本质的提升。

一 逻辑实证主义：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最初形态

20世纪6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界曾发生了一场关于“计量与理论革命”的辩论，其中哈维作为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出场。当人们谈到地理学时，大多数人印象中它只是自然科学的分支，追求科学性和精确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一个地理学者是一个提出有关位置、距离、方向、分布和空间次序的意义等问题的人。它探讨近便性问题、新事物的传播问题、密度问题和其他相对位置所衍生的问题。传授世界地理知识则是其主要任务：自然地理学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它属于一个理念，人们可以把这个理念称为世界知识的入门理念。这种狭隘的认识切断了地理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哈维深知这正是地理学研究的局限所在。因此，他不断探索地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创新人文地理学。在他的第一本专著《地理学中的解释》中，他开篇就对当时英国流行的区位地理学进行了批判，在方法论上他也摒弃了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而转向当时科学哲学界极为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哈维曾说过，“我的目的在于发展计量革命的哲学面向”，这使他的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地理学界的轰动。这本有关地理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这本书不是对传统地理学的解读，而是关注了地理调查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时，哈维的哲学立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这暗示了价值反过来取代科学调查的孤立主义事实。透过书中的论证我们看到，他在英国的教育背景和20世纪60年代在科研机构从事的社会科学工作都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影响。《地理学的解释》一书很有趣，与哈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没有任何的相关性。1969年底，哈维移居巴尔的摩，在生活中他发现了城市的重要性，并观察了城市中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剥削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激进地理学，并将城市纳入了考察的中心。

二 历史唯物主义：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方法论转向

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哈维不再保持所谓的客观立场，而是将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从而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将视域转向“改造世界”。无论是从事实证明还是从价值方面看，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冲突。他研究发生转折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被称为“空间的想象”（Spatital Imagin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传统的社会科学一样，空间曾被无视，社会过程、社会变革、经济增长和历史发展阶段都只与实践相关。但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注意到了空间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力图建构一种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利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和批判当今的城市空间，从而探索一条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理想道路。哈维通过对“空间的想象”进行不断完善和阐述，最终将这一概念注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并将它们融为一体，这要感谢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再解读。但是，这种变化是他与早先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身份彻底决裂之后才真正在理论和思想层面都实现的。

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哈维发现自己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找到城市理论进化的起点。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也存在弱点，但是哈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像其他理论家那样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发生，而是纠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要弱点。这么做的结果使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是含义却相去甚远。他将空间现象整合到了资本和阶级问题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和消费方式在20世纪是如何生存的？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换言之，使自身城市化才能生存和发展。为什么哈维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城市进程？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城市化方式，而这种方式必须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在他以后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解答。哈维将正义和城市两个词联系在一起，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城市研究和政治相结合的风格。那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所有的科研领域传播与复兴，城市暴乱、大学生游行、工人起义和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危机都是那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并且自由主义立场不能解释的理论和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