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涉琉文学概观

明清之际，琉球与中国有着507年的邦交（宗藩）关系，历任琉球王为明清皇室册封方具合法性，明清两朝册封使率团前往琉球或谕祭已故琉球王，或为新登基的琉球王举行册封仪式（史上册封使共为琉球世子举行了25次盛大的册封仪式，正副册封使存姓名者45人），抑或琉球朝贡使前往中国，是两国人民极为珍视的外交事件，数百年间从未间断。在明清政府实施严格海禁的时期，琉球是唯一可以跟中国进行海上往来的海外番邦，可见其在与中国邦交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历代中国册封使，都是朝廷选派出的五品官员，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各类举人进士，多官拜行人以上，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后，正使必须全部出自翰林且身着一品官服，以显威容。这些文官出身的册使出使琉球，留下了以册封使录为主的大量珍贵文献，其中不乏精彩的文学描述，成为明清之际中国文坛海洋书写中十分精彩的一道风景。

明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遣使杨载将即位事诏告琉球中山王察度，两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外交关系。永乐二年（1404）琉球中山世子武宁遣使禀告父丧，明成祖责令礼部派员前往谕祭，并册封武宁为新王，开启了中国对琉球的册封史。在与中国明清两朝持续了507年的友好关系之后，琉球于1879年被日本吞并，并更名为冲绳。日本趁机窃取一直属于明清福建海防前线、与琉球对望的钓鱼岛，将其划为冲绳县治下，明清两代所有使录文字及各种涉琉文字，都将钓鱼岛记述为中国近琉小岛，域属福建海疆，并有大量诗文存世，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琉球使全魁从客王文治的《渡海吟》写到界于琉球姑米（久米）到钓鱼岛之间的黑沟（今冲绳海槽）的时候，称“方知中外有分疆，设险惟天界殊域”；全魁副使周煌的《海上即事》中写道：“岂知中外原无界，沟祭空烦说四溟（原注：舟过黑水沟投牲以祭，相传中外分界处）”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这说明明清两代的册封使对中琉的海上“分疆”是清楚的。

宋元以前，中国文人对海外番邦少有亲历性的诗文。明清时，尽管仍然有官方的海禁政策，但海洋书写反较前代日渐增多，特别是关于海国琉球的文字屡见不鲜，这与中国与琉球的特殊关系有关。尤其是明清500年间得益于涉海使琉的重大外交事件，多数使节及其随行幕友陆续将其航海风险和番邦逸闻写在纸上，一时也成风气。康熙时副使林麟焻遍访琉球山川，诗兴不断，“流连歌咏，或酒酣耳熟，落笔如风雨”，他自述将琉球所闻所见“悉绘之于诗，一披览而外国风景宛然在目。事属睹记，言非凿空”，写下《中山竹枝词》五十首，另有《玉岩诗集》传世；乾隆间全魁幕僚王文治（禹卿）遇海难而不死，以为是“天所以成吾诗也”，便更加发奋写作，创作出诗集《海天游草》，被文坛巨匠姚鼐评为奇诗。

因为写的是亲历的异国异域，使节及其幕从诗文中的琉球真实可感。少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徐葆光笔下的“球刀”“球纸”，林麟焻《中山竹枝词》里的琉球女集，都让人真切感受到琉球特殊的海国风貌。

琉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名字出现较早，有“琉求”“瑠球”“琉球”等多种。明代以前琉球还模糊指向包括台湾（即古籍中的鸡笼山等）在内的大海以东岛屿，明代以后琉球才专指现在的琉球。明代以前的涉琉文献多数为史籍，文学性不强。大概包括如下文献：唐魏征等《隋书》之《流求国》（附陈稜传）、李延寿《北史》之“流求国”、杜佑《通典》之“琉球”，宋郑樵《通志》之“流求”、乐史《太平寰宇记》之“流求国”、李昉等《太平御览》之“流求”、赵汝适《诸蕃志》之“流求国”（附毗舍耶、三屿），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琉球”（毗舍耶附见）、托克托等《宋史》之“流求国”（毗舍耶附见）、汪大渊《岛夷志略》之“琉球”（附毗舍耶、三岛）。明代以后，随着中琉两国邦交的密切，往返琉球册封使团的频繁，琉球来华朝贡、留学、旅行的人剧增，提及琉球的汉语文献已经明确指涉现在所谓的琉球。如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之“琉球”，清王鸿绪《明史稿》之“琉球”、张廷玉等《明史》之“琉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琉球”，清乾隆十二年敕撰《续文献通考》之“琉球”（附三屿）、三十二年敕撰《续通志》之“琉球国”（毗舍耶附见）及《续通典》“琉球”（附三屿）。明代以后中国人对琉球以及中琉之间的海上边界——黑沟（冲绳海槽）的认识已经非常清楚了。

经过明清两朝中国文化频繁东渐琉球，琉球国自己的汉语写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仅其所有国史均由汉语写成（如蔡铎的《中山世谱》、蔡温的《中山世鉴》《球阳》等），而且大量琉球文人均以汉语作为日常书写、创作的文字。无论中琉，在所有关于琉球的文字中，以各种“使琉球录”（本书简称为“使录”）为核心的涉琉球书写最具代表性。明代“使录”有陈侃、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4种，清代有张学礼、徐葆光、李鼎元3种，另有周煌、齐鲲、赵新《琉球志略》3种（本书简称为“使志”），另有明末杜三策从客胡靖的1部插图本文学作品《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简称《琉球记》）。明清两朝，涉琉篇目很多，它们不仅有贯穿明清两代中国的涉琉书写，也有琉球人用汉语书写的篇章（明代阙文，清代丰富）。这些汉语书写中不乏文学性较强的文字。有的虽是史体，但叙事中抒情文字常常浮出，多种“使琉球录”收录了不少以琉球为题材的文学性作品，最多的是诗歌，其次是各种文赋、碑记。除“使录”外，还有很多关于琉球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宝卷、野史、笔记等散佚在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中。

由于密切交往，中国文化大量东渐琉球，琉球全盘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语成为明清时代琉球王室的官方文书用语，琉球文人习得汉语，教习子弟，运用汉语写作诗文成为琉球文化界备受推崇的事情。琉球国尤以西望中国的久米村（今久米町）出身的文人在琉球汉语文学史上最为出色。该村多数人是明洪武、万历年间受皇命陆续迁往琉球的福建长乐河口人士后裔，即“闽人三十六姓”，也有少数来自漳泉。榕裔以郑、杨、林、梁、程、金等姓氏为主，泉裔以蔡姓为主，漳裔以阮、毛二姓为主，闽人后裔今仍遗2万之众。他们在迁至琉球的数百年间扮演着向琉球推行中国文化、承担中琉交流通事（翻译）的角色，相当多久米村出身的人都成为琉球文化史上的巨擘，如程顺则、蔡温、蔡铎、蔡大鼎等。

五百年来，围绕着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两国文人创作出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卷帙繁富，成为明清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作品中凸显出来的鲜明的琉球意象，也成为明清文学的重要文学意象。

明清涉琉文学作品的中方部分，最为集中地出现在历代《使琉球录》中。《使琉球录》是册封使前往琉球留下的各种发现、辨异、述史和记录见闻的文字，从明嘉靖五年陈侃始作《使琉球录》，除去两次（即明崇祯年间杜三策和清道光年间林鸿年的出使）例外，所有册封使归来皆著使事文字，包括沿袭陈侃体例的7种《使录》和周煌体例的《使志》3种并刊行于世，流传迄今共10部。明朝的册封使都是经过科场筛选、进入六科和行人司的文职官员，清朝第二批使臣自汪楫开始，确定翰林和内阁中书为正副使臣，一品麒麟服加身，他们都有相当好的文字功底和学问，很多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文化人物，如当时文名甚负的徐葆光，方苞在其《送汪舟次奉使琉球序》中称：“亮直夙以文学知名，兹其行也，其耳目震骇乎乾坤之广大，而精神澡雪于海山之苍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载之而出者矣”。由他们书写的这些使录文字，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如清嘉庆年间随赵文楷使琉的副使李鼎元《使琉球记》以日记体记述赵、李二人从北京出发到福建，从福州南台岛登舟到那霸上岸，再到册封事竣归舟回闽的每一天，语言平实近人，而多处富于文学性的笔法。从明代萧崇业之后，不少使琉作者还将各自创作或搜集的涉琉文学作品附于《使录》卷末当中，如明册使萧崇业和谢杰二人使琉途中互相同题唱和，集成《皇华唱和集》共18首附于其《使琉球录》中，其中16首是同题唱和。有些作品并未出现在册封使录中，而是由册封使本人单独刊印成册，如赵文楷的《槎上存稿》、汪辑的《海东吟稿》《琉球竹枝词》等。《使琉球录》中的文学书写集中于册封琉球王的唱和诗文、琉球景点观光和习俗介绍以及往返琉球途中遭遇风暴、祈求海神妈祖保佑等惊心动魄的文字。

随同册封使前往琉球的一些从客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学作品。这些从客即册封使的随员，按规定正史可带3人，副使可带1人。由于外交应酬多的缘故，一般会延请琴棋书画杰出的文人作为各自的从客。他们与册封使一样，也都是工于诗书字画的行家里手，他们随同使臣前往琉球期间或跟使臣与琉球文人诗文唱和，或留下独立的以琉球为题材的其他文学作品，同样为涉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明崇祯六年（1633）随同册封正使杜三策前往琉球的从客胡靖留下了《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后名《琉球记》）一书，是所有使录中唯一一部以文学及绘画形式编辑而成的作品，该书末尾附有胡靖本人在琉球写下的《中山诗集》。清代乾隆朝使琉使者全魁的从客王文治撰有《梦楼诗集》，道光年间副使高人鉴从客陈观酉撰有《琉球杂咏》。

一些与册封使有着友好交往的文坛朋友，在册封使行前归后就友人出使琉球彼此进行诗文唱和，也是涉琉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赵文楷、李鼎元之行，“一时廷臣及四方士大夫赠诗，凡近体二千余首”。与王士祯齐名的清初诗文大家朱彝尊在好友汪楫使琉前夕，赋诗多首相赠。其他人像理学名臣汤斌、毛际可都有诗文赠送汪楫的本次出征。这些唱和酬答的涉琉文学作品，表达了我国文人对册封琉球这一官方行动的高度重视，它们既包括册使及其相从赴琉人士去国或归国时与友人们彼此的相互赠答，也包括与琉球文人交往时彼此赠答的诗文之作，比如一些琉球文人向自己的中国文友主动索要诗文，或者与琉球文人有交往的中国文人赠予琉球朋友的诗文，如光绪八年，琉球人蔡大鼎拟刊刻《北上杂记》，约请中国好友谢维藩作序，谢不仅赠序，而且赠诗六首。蔡大鼎晋京朝贡把所得诗作辑为《北燕游草》，共收259首诗歌，集他人贺诗就有35首之多。这些赠答之作，体现了中琉文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两国友人的深厚情谊。

明清有大量作品以琉球为文学题材和意象，展开各种奇特想象。这些作者大概多少听闻过琉球的各种传闻和书籍，或许与使琉文人、琉球文人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交往，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多多少少写下了以琉球为对象的文学作品。这里面既有汤显祖、蒲松龄、王士祯、姚鼐这样的文坛巨子，也有名微言轻或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

明清涉琉文学作品的琉方部分，主要是琉球文人或官员个人的诗文集以及各种文学性较强的笔记、碑记，这些作品基本上集中于清代，以汉语诗文集传世的有程顺则的《雪堂燕游草》及其亲自编录琉球多人作品的《中山诗文集》，其子程抟万的《焚余稿》，蔡铎的《观光堂游草》，蔡温的《澹园集》，周新命的《翠云楼诗笺》，蔡文溥的《四本堂诗文集》，蔡肇功的《寒窗纪事》，蔡大鼎的《闽山游草》《续闽山游草》《北燕游草》《北上杂记》等多种。

琉球文人的作品还被明清使琉官员收录在他们的使录文献里，如清汪楫的《中山沿革志》附《中山诗文》，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附“中山赠送诗文”（收录琉球国君、士大夫、僧侣等31人的汉诗39首），因为琉球属明清藩邦，清代诗选屡收琉球文人作品。康熙年间刊行的《皇清诗选》收录琉球25人所作70首诗，包括中山王世子尚纯《咏双松》、中山王弟尚弘毅《咏松竹寿汪检讨封翁》, 1929年由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1855～1939）及其门客、幕僚协助编成的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即收录琉球9人所作11首诗。毛翰认为：“想琉球蕞尔小国，其面积和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普通县份，竟有这么多诗人骚客，一次册封，与天朝使臣唱酬，竟会涌现这么多风雅醇正的诗篇，真让人刮目相看！”

明清两代，琉球频繁派优秀子弟来华入国子监深造，清国子监教习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说：“向慕文教，琉球于诸国为最笃，国家待之亦为最优。”据冲绳史学家仲原善忠统计，明清两朝琉球官生总数为97人，其中明代55人，清代42人，学成归国者77人，因海难和疾病死亡者20人。据笔者统计，留下诗文作品的人主要集中在清代，共有23人。这些琉球留学官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学成归国，汉诗成为他们接受中华文化熏染的重要标志，有的琉球留学生后来成长为琉球国的重要诗人（如清代首批琉球官生蔡文溥、阮维新等，清末殉国官生林世功等；又如康熙年间来福州留学的程顺则等）。琉球来华进修学习的官生（在京城的国子监）学习期间的诗文习作由其教习老师亲自评点，并在华刊刻成册，如道光年间琉球官生东国兴、阮宣绍、向克秀、郑学楷的教习孙衣言编辑了官生们的诗歌习作集《琉球诗录》，并于道光二十四年刊印；同治年间林世功、林世忠、毛启祥、葛兆庆等人的教习徐干编辑了官生林世功、林世忠的诗歌习作集《琉球诗课》和《琉球诗录》，孙衣言作序，并于同治十二年刊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官生蔡文溥著有《四本堂诗文集》。他们的诗歌多为游历中国以后所留墨迹。这些留下来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学习中国唐代以来的诗歌传统。清代国子监对琉球官生的写作要求相当严格，乾隆年间教习潘相为琉球官生郑孝德、蔡世昌等人制定的教规就是要求他们“逢三日”“逢八日”须作诗文：“逢三日，作诗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论序等类一篇。”清代以后除了进京研修的官生之外，琉球还有许多受到多种形式支持在福州学习的“勤学生”，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留下了文学作品。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赴福州琉球馆（柔远驿）以勤学生名义，师从陈元辅和竺天植，后来成为琉球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程顺则，在恩师陈元辅的帮助下于雍正三年（1725，即琉球尚敬十三年）出版了琉球史上唯一一部包括中琉两国文人诗文作品在内的《中山诗文集》，该集共收琉球王室、百官及文人诗计39人200多首，大多以中国见闻为题材；琉球大学上里贤一教授对程顺则的《中山诗文集》做了详细的校注与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校注版的《中山诗文集》（九州大学出版会，1998）。程顺则本人也撰写了涉华题材的大量诗歌，是《皇清诗选》入选率最高的琉球诗人，70首琉球诗入选，程顺则一人入选了25首，可见他在琉球的汉诗界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程顺则有《雪堂燕游草》传世，在中国、琉球和日本都极其有名。以程顺则为代表的琉球诗人的诗歌内容包括：酬答、唱和、歌颂、纪行、咏物、赠别、怀古、思亲、述怀、悼亡等。

图1 首里王城（夏敏 摄）

图2 身着古装的琉球男子（夏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