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东有两大因历史而形成的热点问题，一个是巴勒斯坦问题，另一个就是库尔德问题。库尔德问题日趋复杂和重要，不理解库尔德人政治就无法弄清中东地缘政治和族裔-政治地图过去的变化及未来的走向。很大一部分库尔德人生活在今天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国内的两大顽疾之一（另一为政治伊斯兰），其深刻作用于土耳其的外交方面，可见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具有特殊意义。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并又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有着复杂的关联。“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库尔德民族主义，尤其是库尔德工人党，我们就无法理解土耳其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段的历史。过去25年中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都被库尔德问题所绑架。”库尔德问题牵涉面广泛，处理不当后果极其严重。甚至有预测指出，2030年时土耳其可能因库尔德问题而分裂。

库尔德人是西亚的古老居民，然而库尔德人并非区域政治格局变迁的主导性政治力量，由此产生的附带结果是有关库尔德人的记载较多散见于其他族裔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这样一些区域争霸强者的历史，也散见于西方大国的东方学叙述中。库尔德人是较早生活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居民，长期以部落为单位并相互开战，部落领袖和宗教首领是库尔德人主要的效忠对象。17世纪以来，库尔德人摇摆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不同的部落效忠于不同的帝国，边境民族的处境和部落生活方式导致他们一直未能形成共同的认同和统一的政治体。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诺库尔德斯坦自治，该条约最后的搁置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现代起源的重要环节。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自20世纪以来开始挖掘本民族的历史，西方学者对于库尔德人的历史和民族主义运动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现代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历史中对库尔德人的历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讳莫如深。显然，库尔德人的历史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蕴，书写库尔德人的历史很难避免权力角逐和各种利益争夺的干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地缘政治的附属性力量，库尔德人的政治角色往往为大国政治所利用。

库尔德问题是指库尔德人对族裔权利的追求与其所在民族国家在宪法和公民权利设定方面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它是库尔德人追求自身权利的诉求与所在民族国家不同的库尔德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交互作用外溢至国际政治舞台，而国际政治也会对其产生反作用。这种矛盾和冲突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宽广的辐射力，影响到国家和区域的稳定。现代库尔德问题起源于20世纪初期英法等殖民大国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归属的随意处置，它所造成的结构性遗产，就是库尔德斯坦以及生活于其上的库尔德人被分割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个接壤的国家里。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在民族国家建设和巩固方面都面临着满足库尔德人诉求的同时又不致使国家分裂的困境，而它们无法迅速和富有成效地建设民族国家则为库尔德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中东素来就是动荡的渊薮，历来也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区域，外部因素的介入损害了现存国家的主权，也削弱了它们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库尔德人不仅居住在这四个国家，而且大量散居于欧洲和美国，从而导致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复数概念而存在，既有总的库尔德问题，也有打上相关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烙印的库尔德问题，即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各个相关国家特定的库尔德问题。由于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有时库尔德问题也指代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美国库尔德问题专家罗伯特·奥尔森（Robert Olson）指出，库尔德问题特别指代土耳其内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挑战和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国家的形成。后冷战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多种区域力量介入该问题，加深了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诸多迹象表明，2010年底爆发的中东大动荡，有可能成为库尔德问题在区域内迅速恶化的新起点，也有可能成为中东地缘政治重塑的重要力量，深刻作用于区域局势和全球政治。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已现端倪，而库尔德问题却由发酵期转向了爆发期，库尔德问题的成功管控或和平化解尚需时日。

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尤其严重，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共和国的软肋和外交短板，在现有的以领土完整为圭臬的国际政治架构中，尚无破解之法。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占了库尔德人总数的一半，而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又明显失当，加上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远远严重于其他国家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官方历史记载，1920～1940年间土耳其爆发了28次库尔德人叛乱，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 1993～2000年任土耳其总统）总统将库尔德人在1984年的叛乱称为库尔德人的“第29次叛乱”。库尔德问题的恶化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高度警惕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成为土耳其民族担忧内外勾结破坏土耳其领土完整的“色佛尔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土耳其政府持续强化其同化政策。此外，土耳其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时，必须虑及与此相牵连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相关政策，这就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和成本。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1999年被捕后，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经过短暂的蛰伏，而后由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等因素而快速反弹。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PKK），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政府和叙利亚可能的“西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使得中东大变局变成了“库尔德人之春”，从而加重了土耳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而且，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对于生存环境都充满了警惕之心。库尔德民族最明显的民族特性是，除了生存所处的高山之外，拒绝完全信任任何盟友，这已成为库尔德人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民族往往是区域和全球性大国权力角逐中的棋子，库尔德人被大国利用的频繁程度恐怕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企及。土耳其人也往往认为土耳其没有朋友，只能依靠自己。有学者指出，土耳其生存环境险恶，面临着全方位挑战。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族都充满了危机感，双方安全感的缺失，从心理层面阻碍了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和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继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之后的第四大族裔群体。关于库尔德人的起源、现有人口数量等，有诸多模糊和争议之处。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区域的称谓，主要涵盖了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最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关于库尔德斯坦作为地理政治概念的变迁历程，也存在含糊之处。库尔德问题既有时间维度，也有空间维度，并且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因而十分复杂。

1．库尔德人

洛克曼·梅霍（Lokman I. Meho）和迈克尔·尼迈（Michel G. Nehme）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库尔德人总人口在3000万左右，其中51%生活于土耳其，24%生活于伊朗，16%生活于伊拉克，3%生活于欧洲，1%生活于苏联。哈坎·厄兹奥卢（Hakan Özoǧlu）估计库尔德人的人口总数为2000万～2500万。凯温·麦基尔南（Kevin Mckiernan）指出，今天生活在中东的库尔德人总数为2500万～3000万。阿米尔·哈桑普尔（Amir Hassanpour）指出库尔德人数超过2200万，其中1000万～1200万生活在土耳其，占据了土耳其人口总数的20%；500万～600万生活在伊朗，接近伊朗人口总数的10%；生活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为400多万，约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23%。族裔识别本身的难度，固然是难以得到准确的库尔德人口总数的原因之一，但更核心的症结还是政治因素，库尔德人自身趋向扩大这一数字，而库尔德人生活的国度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又趋于低估这一数字，加之历史及现实原因所形成的库尔德人在欧洲以及美国的散居状态，最终很难得到统计学意义上准确的库尔德人口总数。

作为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人的起源显得扑朔迷离。学者将库尔德文明起源追溯到基督诞生前。有考古学家指出，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铭文中已经有了关于库尔德人的记载；也有学者指出，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远征记》中，将库尔德人描述为居住于深山之中的一个好战民族，他们没有臣服于当时的国王。俄国东方学家弗拉迪米尔·明诺斯基在《伊斯兰教大百科》中认为现代库尔德人是多族裔混合通婚的结果，因此任何寻找独具特点的库尔德人的努力都属幻想。然而，情况远较此复杂。库尔德人也被认为是中东的伊朗人种，人数不等地居住于土耳其、什叶派的伊朗、阿拉伯和逊尼派的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北部和苏联的外高加索地区。不能忽视这块土壤——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一战结束以后，库尔德人和他们的邻居一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见证了巨变……他们的历史依附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无法构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历史……因为库尔德人受不同外部统治者影响的程度，远甚于自身内部结构的影响。只有承认这一特点，方可理解库尔德部落之间的差异性。

《谢拉夫之书》（Sharafnameh）一书中的“扎哈克”传说，是库尔德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古史传说。1597年，强大的比底利斯（Bidlis）公国亲王谢拉夫汗（Sharaf Khan）用波斯文编辑了第一部库尔德史书《谢拉夫之书》。该书是关于库尔德公国尤其是统治家族的编年史，既记述了统治家族的政治活动，也涵盖了它们与周围强权的博弈，以及各个库尔德国家享有的独立程度。扎哈克是一位在历史上因暴力和邪恶而臭名昭著的君主，为了惩罚其罪行，上帝在他两肩膀上各划了一道蛇形伤口，扎哈克因此痛苦不堪。某天撒旦伪装成医生来访扎哈克的宫廷，告诉扎哈克每天将两个年轻人的脑浆涂在伤口处，可以治愈他的伤口，扎哈克自此开始了这种邪恶的行径。掌管此事的厨师逐渐产生了怜悯之情，每天放生其中一名青年，用羊脑以作替代。遵照这名厨师的要求，逃生者逃往无人可以到达的山区，以求彻底摆脱扎哈克的专制。越来越多的逃生者聚集在这一多山地区，并产生了新的语言，之后他们迁移到谷地，转变为农民、牧民、商人，建立了自己的村庄、城堡和城镇，他们逐渐被称为库尔德人。这一传说与库尔德人现在生活区域的地貌特征非常吻合，同时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库尔德人的族裔色彩相当弱。还有一些其他传说，如认为库尔德人是所罗门王的一名女奴的后代，该女奴受到魔鬼亚沙德（Jasad）的诱惑，事发后被愤怒的所罗门国王赶进大山。与库尔德人相关的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Sarah）是库尔德人。

弗拉迪米尔·明诺斯基认为，公元前718～前550年生活于现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米底人在语言上与现代库尔德人相近，是库尔德人的先祖。阿拉伯文献中认为库尔德人的祖先是贝都因人或伊朗的牧民，他们冬季生活在巴格达东部的低地平原地带，夏季生活在扎格罗斯山牧场上。也有库尔德人为中亚突厥人一支的说法。金南（Derk Kinnane）认为库尔德人的祖先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定居在库尔德斯坦，他们后来逐渐成为伊朗化的部落。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再次促进了种族间的融合。库尔德人就是指那些被伊朗化的部落与亚洲民族、闪族与亚美尼亚人血统混合后的族群。大卫·迈克道尔（David McDowall）则怀疑库尔德人有共同祖先的说法，认为他们可能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当印欧部落跨越伊朗向西迁移时，留在库尔德斯坦的一群部落民族。只是在20世纪早期，他们才获得作为库尔德人的群体意识。在库尔德人说法出现的很久之前，库尔德斯坦就作为不断引发麻烦的古代帝国的统治边缘地区而被多次提及。库尔德人起源之谜的解说事实上也包含了诸多政治因素，如土耳其人倾向于认定库尔德人为突厥的一支。学界似乎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的说法先于库尔德人而存在，库尔德人极有可能是多族群的混合，这表明库尔德人是外部世界对居住在库尔德斯坦居民的称呼，因居住地名而获得族裔名称。公元16～19世纪，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处于独立和自治的库尔德人公国的管理之下，1639年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库尔德斯坦的瓜分达成了协议，接下来的三个世纪的战争损坏了农业经济。16世纪以来，库尔德人的历史主要见诸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历史中。多种证据表明，库尔德人属于中东的古老族裔之一。

就语言而言，库尔德语属于伊朗语系中的西北或西南语族。库尔德斯坦北部和西北部方言被称为库尔曼吉语（Kurmanji）；南部方言被称为索拉尼语（Sorani）；东南部方言有西奈尔语（Sine'i）、库尔曼沙赫语（Kurmanshahi）和莱基语（Leki）。比较而言，后三种方言与现代伊朗语更为接近。除了上述三种方言外，还有另外两种，即库尔德斯坦北部的杂杂语（Zaza）以及南部和东南的居兰语（Gurani），它们属于伊朗语系的另一语族。1932年起，大部分库尔德人开始用罗马字母来书写库尔曼吉语，并用改写后的阿拉伯字母来书写索拉尼语。就宗教信仰而言，大部分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尊奉严格的沙斐仪教法学派的教义，而其邻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属于逊尼派中的哈那夫学派。也有其他教派，如耶兹迪（Yezidi）出现在库尔德斯坦的中部，耶兹迪人是库尔德的宗教异教徒，常常被错误地看作邪恶的崇拜者。事实上，耶兹迪属于库尔德宗教天使崇拜的一支。索罗亚斯德教出现于库尔德斯坦的南部。土耳其现在的凯兹莱巴什或阿拉维教派与耶兹迪和索罗亚斯德教在信仰体系和宗教实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教派使得人们对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有两种相互排斥的偏见，一种偏见认为库尔德人是坚定的穆斯林和不屈的宗教狂热分子，另一种认为库尔德人几乎没有被伊斯兰化。库尔德的族裔色彩似乎并不浓厚，然而其宗教方面却有独特之处，历次库尔德人反叛的宗教色彩都相当浓厚，且往往由宗教领袖来领导，恐怕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关于库尔德人的性格特征也有诸多描述，如理查德·柯克（Richard Coke）1925年写成的《中东的心脏》中有多处提及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他认为数个世纪之前库尔德人已经生活在土耳其的亚洲东部坚固的多山地区。库尔德人很可能与一些野蛮的部落，如斯基泰人，具有种族上的关联，该种族在古代亚述帝国灭亡过程中扮演过大破坏者的角色。库尔德人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他们极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影响，同时也使得他们得以较多地保留了自身的族裔特征。库尔德人本质上是山地人，他们精力充沛、喜欢挑战、吃苦耐劳、难以驯服、本性保守并且不太友好，有时也非常狡诈。他们天生就适宜从事一些机械工作。库尔德人也很“贪婪”。荷兰著名库尔德问题专家马丁·范布鲁尼森（Martin van Bruinessen）却认为库尔德人热情好客。

2．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构成主要族裔的区域，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法国的领土面积。库尔德人在此生活了上千年。一方面他们拥有共享的历史，另一方面库尔德社会又具有异质性，“库尔德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社会”。大部分库尔德人是进入和居住在该区域的不同于波斯印欧部落的后裔。库尔德斯坦过去有着流动的边界，是外来官员、学者和旅行家对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笼统指代。现在库尔德人居住区主要指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和叙利亚最北部的突出地带。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库尔德斯坦指的是库尔德人的居住区，面积为23万～30万平方英里。

“库尔德斯坦”这一说法何时启用是个谜。哈坎·厄兹奥卢指出，众所周知阿拉伯人并没有使用库尔德斯坦作为库尔德人特定居住区的说法，库尔德斯坦首次被使用是塞尔柱人将其指代为一个行政区域，12世纪时素丹桑贾尔（Sanjar）在扎格罗斯山东部靠近哈马丹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域，称为库尔德斯坦。当时的库尔德斯坦概念相对比较狭窄，到16世纪时库尔德斯坦逐渐囊括了现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塞姆塞丁·萨米（1850～1904）这样定义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是坐落于西亚的大片领土，它大部分属于奥斯曼帝国，也有部分属于伊朗，生活在此地的居民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因此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然而目前，库尔德斯坦却没有任何政治或行政的内涵。库尔德斯坦过去指称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建立的库尔德斯坦省。库尔德斯坦的边界很难明确界定，但是我们可以大致认定，库尔德斯坦北部起源于凡湖。”可见塞姆塞丁·萨米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是因库尔德人而得名，库尔德斯坦广义上系指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集聚区域，狭义上是作为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行政规划的称谓。

马丁·范布鲁尼森也指出，奥斯曼帝国时代，库尔德斯坦仅仅指代库尔德人居住的一个部分（迪亚巴克尔省），相应在伊朗也有一个库尔德省，该省占据了伊朗库尔德人居住区的三分之一。马丁·范布鲁尼森进一步指出，1948年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递交给联合国的地图，大致与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区相吻合，它大概的地域范围如下：从托罗斯山脉东部和扎格罗斯山系西北向东南延伸，构成了库尔德斯坦的脊梁。西南方向坑坑洼洼的山谷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壤。北部和东北部是高原和高地，最高处是凡湖，那也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也被称作亚美尼亚高原，因为当地的主要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在此仅生活了几个世纪。一战中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和屠杀，使得库尔德人成为这里主要的居民。南部的低地和东部的高原构成了库尔德斯坦的自然边界。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库尔德斯坦所指的范围。米歇尔·冈特（Michael Gunter）对此有更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就地理位置而言，库尔德人主要居住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之处。里海东部的伊朗呼罗珊省以及安纳托利亚中部也有相当多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土耳其最大的三个城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也聚集了大批库尔德人。除此之外，跨过伊朗呼罗珊省，库尔德人也居住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占有库尔德斯坦43%的领土，伊朗为31%，伊拉克为18%，叙利亚为6%，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占2%。库尔德人居住区最大的地理特征是多山，库尔德谚语“我们没有朋友，只有大山陪伴”对此做了最为恰当的概括。扎格罗斯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像脊椎一样，既阻碍了库尔德人内部的团结，也防止了来自北部的土耳其、来自东部的伊朗以及来自南部和西部的阿拉伯人的同化威胁。

学术界对库尔德斯坦的大致范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疑点在于库尔德斯坦的说法究竟起源于何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库尔德斯坦从何时由地理概念转变为兼具地理和政治内涵的概念。哈坎·厄兹奥卢指出，20世纪之前的文献中使用的库尔德斯坦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意蕴，库尔德人也是外人对居住在库尔德斯坦民众的称呼，他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往往采用部落、居住地或游牧地带来命名。马丁·范布鲁尼森也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作为政治概念应该发生在20世纪。可见，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库尔德斯坦具有政治意蕴较晚，大致是在20世纪前后，或者说一战结束前后。1919年3月22日，作为“库尔德人权利促进会”代表团团长的谢里夫帕夏呈给巴黎和会的照会中，对库尔德斯坦地理范围进行了核定，要求和会支持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由此有了明确的政治意蕴。与惯例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将凡湖地区囊括进来。其中缘由应该是考虑到为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合作之计，将凡湖留给了亚美尼亚人，而且在巴黎和会时双方确实发表过相关的声明。由于这张地图没有将凡湖地区囊括进库尔德斯坦，因而遭到库尔德人激烈的批判和反对。时任“库尔德人权利促进会”副主席的埃明·阿里·贝迪尔汗（Emin Ali Bedirhan）先生写给巴黎和会的信中指出：“库尔德人的领土包括迪亚巴克尔、凡湖、摩苏尔和乌尔法。”这时库尔德人才真正意识到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的家园，也发生了为与亚美尼亚人合作而是否应该将凡湖地区涵盖进库尔德斯坦的争论。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斯坦这一组概念，开始在自然地理概念中加入了政治意蕴。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往往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东部或东南部，以消除其族裔痕迹。

3．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斯坦涵盖的区域变化并不太大，然而由于所处地缘位置重要，它的归属经历了很多波澜。1514年的加勒迪兰一战，导致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二，分别由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三，强行分割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民族国家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库尔德人的跨界存在和库尔德问题多样的表现形式。库尔德人生活环境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库尔德区域与诸多民族国家的边界相交叉，对于相关民族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很容易受区域或国际力量的操纵和控制；第二，库尔德人居住区是所在国家最贫穷和欠发达的地区，被中央经济系统地边缘化；第三，同化、压制和库尔德人的反抗在各个国家都影响了库尔德人在邻国抗争的方向和结果；第四，库尔德社会内部也非常复杂，充满了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阶层、方言，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部落。库尔德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地聚焦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而关于什么是库尔德问题，由于研究者立场的不同而有着极大的差别。

杰拉德·沙利昂（Gerard Chaliand）将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下限放在1993年，对库尔德人现代史做了如下划分。第一阶段：1925～1945年，土耳其库尔德人在此期间多次发动反叛；第二阶段：1945～1958年，伊朗马哈巴德共和国（亦称库尔德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是标志性事件，尽管共和国只短暂地存在了一年；第三阶段：1958～1975年，伊拉克卡西姆发动政变结束了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卡西姆政权承认伊拉克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的家园；第四阶段：1975～1993年，库尔德运动再起风云是这一时段的主要特征，库尔德工人党的崛起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土耳其则自1983年以来屡次越境在伊拉克境内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冲突伴随着库尔德现代史的发展。

国际学术界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界定因立场不同而有较大的偏差，概而言之，有三种观点。部分西方学者和库尔德人趋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涵盖面积约为23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德国和英国面积之和，所谓的库尔德问题就是指，如此人数众多的独特的族群却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库尔德问题的实质是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委婉说法。这种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马丁·范布鲁尼森就强调库尔德问题极其难以界定。最大的无国家民族说法的弱点在于库尔德人长时期以来满足于无国家的生活，正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改变了这一切。一战后分散各国的库尔德人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国家，相关国家则认为独立的库尔德身份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也是民族国家身份的主要威胁，对国家自我界定的身份构成威胁。第二种观点主要来自库尔德人所在国家，它们趋向于认为，库尔德问题即库尔德人对所在国家的政体和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和形成的挑战。对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而言，库尔德问题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对现存政体的严峻挑战。第三种观点认为，库尔德族裔民族主义对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挑战，库尔德人要求自治或独立引发的问题将成为中东持久冲突的根源。这三种观点的焦点分别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诉求、库尔德人所在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立场不同因而导致对库尔德问题定义的内涵有巨大差异，将三个不同维度加以综合，则是库尔德问题的完整内涵。库尔德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大国争霸尤其是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殖民关系密切。我们所讨论的库尔德问题主要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民族国家建立以来的库尔德问题，它主要体现为上述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宪政安排上对库尔德人，尤其是对以族裔为单位的库尔德人权利和地位的安排，与库尔德人预期之间产生的不一致和矛盾引发的冲突。冲突的表现、规模和性质也会随着民族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而转变，而且极易产生外溢效应，也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

诸多因素的复合使得库尔德斯坦一直是中东的火药桶之一，库尔德问题极有可能发展为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问题的第二大冲突源。库尔德人往往是大国争夺中的棋子，并由此造成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同时，库尔德人在欧洲长期以来的大量散居牵动母国神经的同时，对所在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库尔德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化的新讨论维度。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对库尔德问题的高度关注，更是将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提升到世界舞台。各国对库尔德问题的态度变迁，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的种种尝试，与库尔德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发展阶段

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口数目庞大，主要聚居于土东南部地区，而库尔德问题至少与土耳其共和国同龄。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民族反抗风起云涌之时，库尔德人对帝国并没有构成致命威胁，相反他们投身于建立共和国的事业之中。20世纪20～30年代共和国的政权巩固与抗击东南部地区库尔德人的反叛相伴随，40～60年代库尔德问题的相对平静期未能转化为解决问题的黄金时期，80～90年代库尔德问题恶化为低度战争，几乎将土耳其拖入内战。进入21世纪，库尔德问题在经过短暂的整体趋缓之后，出现了区域内库尔德人的联合和进入“库尔德人之春”的新阶段，并迅速波及市民社会。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根源在于，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多族群、多宗教遗产基础上所采取的强制性同化措施，损害到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向民主国家转变又过于仓促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罗伯特·奥尔森将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时间上限向前推至奥斯曼帝国晚期，下限则终止于1925年左右。第一阶段为19世纪谢赫乌贝杜拉（Ubaydallah）反叛阶段，它标志着谢赫开始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第二阶段主要包含了从1891年哈米迪耶轻骑兵（Hamidiye Light Cavalry）的创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段；第三阶段则比较集中地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色佛尔条约》，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库尔德人民族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第四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紧随其后的谢赫塞义德反叛阶段，这是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法国库尔德学家哈米德·博扎什兰（Hamit Bozarslan）在《剑桥土耳其史》中将其划分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斗争，激进化和反叛（1923～1938），蛰伏期（1938～1961），问题再次出笼阶段（1961～1980）, 1980年军事政变和游击战阶段，以及当下阶段等六个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基本上可以将库尔德问题置于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库尔德问题并非帝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问题迅速凸显和发展，各个阶段都有明显不同于前的特征。

笔者认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历经了约一个世纪的转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尚处于襁褓期。由于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是五个阶段的共同特征，所以五个阶段实质上就是五个冲突期。第一冲突期（1914～1939）：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政权性质的变更导致库尔德问题以新的形式爆发，主要围绕建国精英追求构建同质民族国家而库尔德人追求库尔德人居住区自治这一矛盾展开。库尔德人反叛与政府镇压构成了第一阶段主要的冲突形式，1925年谢赫塞义德反叛和1937年德西姆反叛是影响最大的两次反叛事件。最终结果是政府凭借强大的军队镇压了反叛，库尔德人的反抗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冲突得到暂时的化解，然而这一冲突化解是通过非持续的、单向度的、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冲突的销声匿迹并不代表和平，实际是造成了更深的创伤，也孕育了更持久的反抗。尽管第一冲突期与第二冲突期之间有较长的间歇或蛰伏（1939～1945），但库尔德人的退却并不意味着对目标的放弃，冲突后和解的缺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的冲突。宗教首领谢赫领导下的一系列反叛和土耳其国家的强行镇压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二冲突期（1945～1978）：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民主化相伴而行，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主化引发的库尔德族裔政治动员和政府的强行弹压。民主化的一个附带后果是库尔德社会的封建结构开始瓦解，库尔德族裔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库尔德人开始建立以库尔德人利益为关注中心的独立组织，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成立，库尔德工人党的成立使得库尔德问题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部发动了一系列游击战争，军方将其定性为恐怖行动。文官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由此导致社会秩序失控，这是军方1980年发动军事政变的主要理由之一，政变后军方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管制状态下，军方成为库尔德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库尔德暴力组织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军方监督下土耳其出台了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有一系列的特别条款，以期加强对库尔德人集中聚居的东南部各省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打压。踉踉跄跄的民主政治实践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裔冲突的激化和军方对冲突的强制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导致了问题的进一步激化。民主化进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主要少数族裔的诉求，民主政治追求选票的特征导致库尔德问题以庇护政治的新形式出现，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三冲突期（1984～1999）: 20世纪80年代后期库尔德问题恶化，这一时期冲突主要表现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极端行动和政府的军事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声称库尔德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受了剥削，以1984年8月袭击两处宪兵驻地为界标，库尔德工人党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追求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独立。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土耳其-伊朗边界进行跨界活动，增加了政府的打击难度。土耳其政府否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称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主义组织，将其活动定性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对此进行激烈的军事打击，推出了包括村庄护卫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以暴制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冲突形式，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1999年被捕后，这种低烈度的武装冲突方始告一段落。激烈的冲突一方面表明问题日趋恶化，另一方面又证明“以暴制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0年代是库尔德问题的转折时期。

20世纪90年代，区域因素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巨大影响由于海湾战争而迅速凸显。海湾战争期间，厄扎尔（Turgnt Ozal）首次提及土耳其境内有1200万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20%。1991年12月8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承认了“库尔德人的现实”。土耳其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库尔德问题，四个因素加剧了这一趋势。第一，东南部问题对现存国家意识形态和领土构成挑战；第二，库尔德问题远非单个国家可以解决；第三，库尔德人在欧洲的散居；第四，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国际平衡，长期蛰伏的族裔冲突得以解冻。库尔德工人党80年代的暴力行动在定义库尔德身份方面的作用远甚于共和国70年的同质化政策。事实上，90年代时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已非常严峻，各个党派都在提出库尔德民族主义（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方案。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与土耳其司法和宪法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阿拉姆（Aram Nigogosian）注意到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内外维度迅速凸显，尤其注意到库尔德斯坦流亡议会（KPE, Kurdistan Parliament Exile）的作用。土耳其国内商人阶层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库尔德问题也充满热情。90年代是库尔德问题的第一个严峻期，其表现出的宽广的覆盖面导致土耳其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

第四冲突期（2000～2011）：进入21世纪，库尔德问题一方面呈现缓和的迹象，另一方面除库尔德工人党外，又有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KCK）、亲库尔德的和平民主党（BDP）和人民民主党（HDP）先后发出强有力的声音。1999年因厄贾兰被捕和土耳其欧盟成员资格的确认而成为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关键性年份，得益于厄贾兰的被捕和欧盟“软权力”的作用，土耳其官方话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部分地允许库尔德语的使用，放松了对库尔德语出版物的管制制度。库尔德工人党在厄贾兰被捕后也几次单方面宣布停火，开始寻求暴力之外的途径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但这并未阻止零星冲突的随时爆发，2011年6月中旬至9月下旬，有110多人在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中丧命。土耳其政府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强化了军事打击力度，包括对藏匿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越境围剿。

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被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城市分支，是库尔德分裂主义运动的变种，政府为此逮捕了诸多涉案人员。2009年以来，大约700人因被指控与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相关而遭到逮捕，和平民主党则认为被捕数字应该在3500人左右。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案件反映了库尔德问题转向城市恐怖主义的新趋势和新动向。考虑到城市经济主要依赖于外资，城市居民居住更为集中，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在城市中长期和睦相处，库尔德问题的这种转向无疑会更深层次地伤害族裔之间的感情。而和平民主党往往以亲库尔德人形象出现，其选民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2011年该党首次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大选后和平民主党曾抵制议会，抗议政府对五名（其中一名甚至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和平民主党成员的逮捕。库尔德人利用大国民议会进行斗争，议会斗争与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被捕，标志着持久冲突期的暂时结束。厄贾兰出现了个人转化迹象，欧盟正式接纳土耳其为候选国，正发党2002年执政，三者的合力增加了各方的期望，实际上预示着冲突转化的新迹象和新的机遇。各方对库尔德问题的界定出现了交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五冲突期（2011年至今）：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和平民主党等力量的壮大，代表了库尔德问题新的表现形式。2014年6月前后，“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充当了中东重要搅局者的角色，对土耳其局势的影响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亚于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伊斯兰国”的崛起整体上将库尔德人推向了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排头兵地位，库尔德人一定程度上成了西方的新盟友，进而巩固了与西方的关系。伊拉克库尔德人借此扩大了地盘，奠定了走向独立的基础。叙利亚库尔德人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成为美国最为依赖的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力量。“伊斯兰国”的搅局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基地的轰炸，间接导致了正发党在6月选举中受挫，也使得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和解的进程坍塌。和平进程的坍塌对土耳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也有可能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内战的泥潭。米歇尔·冈特认为，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崛起、库尔德工人党的叛乱以及与土耳其政府的和平进程、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掌舵下的库尔德人自治赋予库尔德人地缘政治中极大的权力，挑战了一战后建立起来的中东政治版图。“伊斯兰国”的崛起则是撬动中东政治版图的另一个支点。建国后很长时间，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将库尔德问题定性为库尔德人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土耳其则将库尔德问题定性为对国家、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甚至是恐怖主义，或者是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欠发达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则将库尔德问题定性为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相关权利被剥夺和库尔德人生活区的欠发达问题。总体而言，三方在库尔德问题定性上更多的是分歧，而非共识，这就导致了问题的长期延续。

第三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影响

库尔德问题给土耳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可以用一组数字加以佐证。1984～1999年内战期间土耳其在东南部陈兵30万，年均花费80亿美元，并于1985年启动了“村庄护卫兵”制度，即政府雇用部分库尔德部落抗击库尔德工人党对部分村庄的攻击和渗透，协助土耳其军队在部落区针对库尔德工人党展开军事行动。关于村庄护卫兵制度，居尔贝（Gurbey）估计，1996年国家雇用了6.7万名村庄护卫队员，他们中很多人死于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战斗。同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库尔德人大量的内部迁移，关于被迫迁移的具体数字存在极大的差异。土耳其内政部给出的数字为35万人，也有民间研究机构给出400万人这样一个天文数字，还有研究机构出示了95万～120万人这样的数目范围。这场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升级，3000多个村庄被易为平地，附带的结果就是涌向城市贫民窟的300多万难民。据统计有3.5万人死于这场冲突，其中大部分为平民。作为对立面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数目也颇为可观。关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力量，美国国务院估计到1995年时总数已经达到1.5万人，非职业的武装力量更是高达7.5万人。

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截至2004年（1984～2004），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21年的冲突造成的损失有如下几组差距较大的数字。有数据显示，在冲突中，平民死亡4552人，士兵死亡4137人。平民受伤5994人，士兵受伤9116人，库尔德工人党死亡1952人，受伤762人。土耳其官方2013年“暴力和恐怖袭击导致违反生命权”数据显示，在冲突中烈士7918名（包括士兵、警察、公务人员、村庄护卫兵、司法人员）；库尔德工人党死亡22101人；平民死亡5557人；另有2872名土耳其民众被暗杀，1945名未经司法程序被处死。连续的武装冲突使得土耳其东南部的欠发达状态雪上加霜，生存环境也极度恶化。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长达21年的冲突，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双方人员的伤亡，由此深化了彼此的仇视和隔阂，这种仇视和隔阂往往会隔代记忆。土耳其官方和库尔德人对于冲突中伤亡人数及其性质的认定也反映了彼此冲突的心理，民族国家构建中也包含了冲突后的物质和心理以及信任的重建。作为土耳其头号问题，库尔德问题给土耳其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持久和多样的创伤，生命、健康、环境、法治、经济、民主、外交以及国际形象等都牵涉其中，冲突后对创伤的治疗则更需时日。土耳其总统居尔2009年表态：“无论称其为恐怖主义问题，安纳托利亚东南部问题，还是库尔德问题，都无法改变它作为土耳其头号问题的位置，因此必须加以解决。”

库尔德问题引发的冲突，使得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设定的“国内和平”的目标难以达到。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使得土耳其几乎滑向内战，这使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受到严重的掣肘。国民预算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反对恐怖主义，自然会阻碍对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库尔德问题导致了整个社会关系的恶化，而且由于军方长期主导了对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强化了冲突而压制了和平文化的成长，文官政府长期以来对库尔德问题难以发出有效声音，延滞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发展。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换言之，国内和平难以达到所支付的代价是政治、经济、社会、民主等方面的迟滞和落后。

库尔德冲突的剧烈性、跨界性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区域外交和国际形象。库尔德问题长期以来影响着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周边邻国的关系，也影响着土耳其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如大马士革从1979～1998年，长达19年之久，一直庇护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中东北非动荡以来，一方面叙利亚局势的动荡增加了处理库尔德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土耳其争当区域霸主的野心急剧膨胀，并被抬升成阿拉伯世界的模式。然而作为土耳其软肋的库尔德问题，影响了土耳其模式的可信度和持久性，对其充当“掮客”构成了掣肘，也增加了土耳其外交决策的难度。

《经济学家》2011年9月24日刊文指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土耳其模式，终究是一个有瑕疵的模式。库尔德问题如果恶化将会使得土耳其原有的成就归零，库尔德问题的这一否决效应将成为土耳其的梦魇。有评论认为土耳其虽然强烈地将自己塑造为具有世界抱负的区域大国，然而无法妥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土耳其始终是一个跛足的巨人。而妥善处理了库尔德问题的土耳其，类似于收拾干净了自己的屋子，有利于土耳其在区域稳定局势中发挥构建性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土耳其的区域影响力。

库尔德问题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的区域联动网络，为库尔德问题不断增添新的维度，因此也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尔德人有多种形象呈现于世，暴政的受害者、逃亡的难民、抗击暴政的英雄、西方的合作者、被西方所背叛等。从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库尔德人一方面以难民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是追求民族正当权利和抗击萨达姆政权的正义者，充当了西方的合作者，最终却为西方背叛。1991年3月，150万名伊拉克库尔德人分别涌向伊朗和土耳其边界，这一场景经过电视直播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2010年底中东大动荡以来，库尔德人则因抗击“伊斯兰国”而以英雄形象呈现于国际社会。库尔德人借此契机已成为中东政治的主要角色，无法充当建设性力量的库尔德人，必将成为中东局势的重要“搅局者”。

库尔德问题造成的伤害并未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正能量，库尔德问题解决的前景不容乐观，从土耳其政治家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起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伊斯美特·伊诺努在洛桑会议上称库尔德人为都兰人（Turanian），他强调库尔德人最初操土耳其语，由于库尔德人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在从安纳托利亚到中亚途中又不断遭到入侵和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发展出一种不同的腔调——库尔德语，因此库尔德语的内核还是土耳其语。库尔德语不是独立于土耳其语的存在，库尔德文化也不是独立于土耳其人文化的存在，也没有独立于土耳其民族的库尔德民族。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来自相同的种族，历史上生存于同一片领土，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习惯和风俗，相似的生活方式将他们联系起来。凯末尔在建国初期指出，土耳其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共同的家园，国民议会中有75名库尔德人代表。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总统杰马尔·居尔塞尔（Cemal Gursel）赞扬了一本由谢里夫·菲拉特（Sherif Firat）完成的专著，其重要观点是强调了库尔德人的土耳其来源说，并广泛宣传这一俗语“谁说你是库尔德人，你就唾他一口”，就此“库尔德人”被当成了一种侮辱性的称谓。劳动党在1970年被取缔就是因为宣称土耳其国内存在库尔德人。而这种否定性话语体系在1980年军事政变后发展到极致，“库尔德人（Kurd）”被认为是“一种人们走在雪地上时，靴子与雪摩擦的声音”。土耳其政治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波动极大，反映了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同时也成为政治家争取选民支持的工具。

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首次变化出现在厄扎尔（Turgnt Ozal）当政时期（其1983～1993年先后出任总理和总统），厄扎尔致力于推行文化领域的自由化，加快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政治上奉行与库尔德工人党接触的政策。1983年库尔德语使用的合法化是迄今为止对库尔德人影响最大的一项政策。1991年11月，德米雷尔称库尔德局势是“土耳其的头号问题”, 1993年厄扎尔在临终前警告他的继任者德米雷尔，“库尔德问题可能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为致命的威胁”。在1996年出任土耳其总理的厄尔巴坎曾经指出，“我们具有兄弟纽带，再没有比谈穆斯林兄弟属于不同族裔更荒唐的事”。但政治家的偶尔谈及未能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2002年上台的正发党政府指出：库尔德问题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库尔德人对强迫性世俗主义以及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化身之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应。因而，通过强调共同的伊斯兰纽带和穆斯林兄弟情谊既可以提升土耳其的声誉，又可以解决这场冲突。而且其强调自身也和库尔德兄弟一样，是凯末尔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军队的受害者，我们的受害程度并不亚于库尔德兄弟。一旦我们得以掌握政权，我们的优先选择就是对国家重新定义，解构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2004年时，土耳其电视台开始用库尔德语播报节目。2005年4月13日埃尔多安在发表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讲话时称：“土耳其没有所谓的库尔德问题；它只是一个虚构的问题，我们用赋予公民权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对于国内的所有族裔，包括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格鲁吉亚人等，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都采用等距离的处理方式。土耳其国内又不只是仅有土耳其族人，我们大约有30个各具特点的族裔。”埃尔多安开始承认库尔德人作为独立族裔的存在但否认有库尔德问题，其后他又有所转变。埃尔多安承认库尔德问题依然存在，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现在需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虽然埃尔多安的言论往往是服务于暂时的政治利益，但还是显露了一些利好的迹象。

第四节 基本结构和研究方法

一 基本结构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长时段视角来探讨库尔德问题的起源、发展和演进，既关注内部因素，也探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以更为广阔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整个库尔德学的发展为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探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跳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从更普遍的层面讨论民族国家建设与族裔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与库尔德社会关系具有协商的特点，威权时期的国家力图强行改变库尔德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民主化时期国家与库尔德社会上层关系改变为庇护式，而军人政治对现有政权结构的强行改变，导致库尔德社会的长期暴力化并产生直接的冲突。土耳其在事无巨细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没有充分估量到库尔德人的权利诉求、延续部落文化的需求，库尔德人反抗的暴力性和持久性，最终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从被动向主动演进，从而成为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中难以承受之重。

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特殊性在于其否认库尔德人作为少数族裔的存在，这一点区别于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而与奥斯曼帝国时代以宗教而非族裔为原则来划定族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本研究强调的民族国家建设（nation-state-building）主要采用了保罗·怀特（Paul J. White）的理论，即认为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中民族构建意指，共享的民族身份、爱国主义、忠诚于家园的意识得以培育和发展。而国家构建则更多地指政府和各级行政机构的建设。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它包括了主权的确立、现代政权的巩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多个层面，而且民族国家建设既有国内的维度也必须关注到国外的维度，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来自国家内核的价值体系将会同化外围，进而在领土内产生同质性，这是扩散主义学派所主张的。在此过程中可能遭遇来自外围的反抗，这种反抗被认为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最后会用融合的方式将其熄灭，并建立起没有地域或者是集团差异的主权性政府。问题在于，作为历史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与提倡普世价值的民族国家之间，总有冲突和不和谐。

本研究所强调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既指广义的土耳其在其整个领土范围内各个时间段所进行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也指土耳其政府在东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进行的国家建设。库尔德问题有其深远的渊源，但主要诞生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之中，从库尔德民族意识发展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库尔德人叛乱，并与土耳其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撞。本研究将关注到来自外围的库尔德人对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叙述和话语。因为，来自边远的或者来自少数族裔的评论家对于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形成和身份的建构会有不同的叙述。本研究认为，民族国家建设还需要放置在特定的国际体系框架下来剖析，这对于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而言更是如此。中东冲突的根源在于其特定的历史构成，中东陷于一种中心主导的体系之中而非自身的体系，这一缺陷导致了激烈的冲突，也限制了中东民众追求自身命运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库尔德问题是极佳的案例。本研究也注意到身份认同与主权、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适合和不匹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身份认同与主权、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层面的冲突得以制度化，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安全困境，最终造就了独特的区域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讲的民族国家身份和领土往往大致重合，中东情况却是大量的不一致，这就导致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受到了次国家或者是超国家认同的挑战，导致了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库尔德人对族裔身份的认同度超过了对国家的认同，导致相关民族国家面临着围绕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安全困境。关于中东的讨论如果忽视了认同-主权之间的动力关系对于区域体系的作用，将是不完整的。同样，忽视认同-主权之间的张力对于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忽视库尔德人在接受土耳其身份过程中的困境，就无法解答库尔德问题之所以复杂的深层原因。

国内虽然有较多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但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问题的产生进行学术梳理的工作，尚未充分开展。关于库尔德学发展整体脉络的介绍，国内偏重于现代部分，尚未有专文专门探讨库尔德学本身的发展。库尔德人族裔身份得到较好的保存，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将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扎实的理论和学术沿革基础之上，本研究第一编，分为三章，分别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学术史考察和族裔冲突的原因分析，剖析库尔德学的演进，评述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研究现状。

探讨现代库尔德问题有两个因素必须谈及，一个是库尔德部落主义，另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探讨部落结构的重要性，侯赛因·塔希里（Hussein Tahiri）有极为精到的论述：库尔德历史一直有两个永恒的主题，库尔德部落首领之间为权力和至高地位而明争暗斗；库尔德部落被各个帝国和国家作为傀儡而利用。部落价值依然是现代库尔德政党的基础，难以想象没有吸收部落领袖的库尔德政党可以充满活力。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互不相容。只要部落依然是库尔德社会的支撑性结构，库尔德人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库尔德社会内部的部落结构依然健全。忠诚于某人而非忠诚于民族事业依然是库尔德社会的主色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库尔德问题最为集中的起源，尤其是《色佛尔条约》对于库尔德民族事业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都影响深远。因此，本研究第二编，分为两章，“库尔德人的部落结构与奥斯曼帝国的管控”和“现代库尔德问题在一战前后的源起”。

现代土耳其于1923年建国，否认了任何的外部主权，同时也开始了国内理性权威的确立，在此过程中族裔原则逐渐凸显，而来自外围的库尔德人的叛乱加速了土耳其族裔属性全面确立的进程，由此规定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民族国家构建的成功程度要以相关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为标准，相关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落地生根。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产生的更多是与政策预期相反的结果，表明了构建中遭遇的问题，镇压反叛的能力与消除反叛再次爆发的可能性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本研究第三编，分为三章，分别探讨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以及1925年谢赫塞义德叛乱与1937～1938年的德西姆叛乱。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库尔德族裔政治获得了新的动力，库尔德问题在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逐渐由与左派联合发展至建立自己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波折，尤其是60～90年代接连发生的三次军事政变，既影响了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路径，也深刻地规定了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之道。本研究第四编，分为四章，“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蛰伏期”, “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构成的挑战”, “库尔德问题的民主解决方案”。

外部的因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0年底以来叙利亚的动荡导致库尔德问题无以复加地复杂化，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土耳其一国的内政问题。本研究第五编集中讨论外来因素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分为四章，“海湾战争与库尔德问题”, “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困境与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 “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欧盟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第六编聚焦于库尔德问题的新动态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方面，分为两章。一为“伊拉克库尔德人建国问题的前景及影响”，主要讨论伊拉克库尔德人建国的可能性及其对土耳其的溢出效应。一为“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新挑战”，主要讨论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新态势，尤其是“伊斯兰国”崛起以来的影响。

结语部分主要归纳总结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根源，库尔德问题的趋势及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应对建议，归纳了库尔德问题及族裔冲突的启示。

二 研究的意义

（1）关于库尔德传统社会与土耳其共和国现代社会相互作用的讨论。中东国家在19、20世纪部分地采纳了世俗化政策，但未能产生真正的世俗社会。安德森强调18世纪的欧洲是民族主义的黎明，也是宗教性思维的黄昏，理性的世俗思维取代了宗教性思维。中东的问题在于，迎接民族主义黎明的同时未能够迎来宗教思维的没落，而是二者持续的相互作用和碰撞。传统与现代简单的划分无助于国家的和谐和建设，传统与现代长期共生，有着特定的演进轨迹，特别需要妥善地对待传统。具体到现代土耳其，则要关注库尔德人的部落结构。部落自身作为一个组织结构的存在，也是一个生产单位，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外部世界对部落的态度会作用于库尔德人的组织，通过研究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不同阶段对于部落的影响，可以较为完整和清晰地梳理出国家与传统部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2）探讨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恶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奥斯曼帝国体系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正好相对，它是一个素丹-哈里发统帅的家族帝国，而其合法性在于伊斯兰律法。族裔民族主义对于帝国而言非常陌生，因此在从超民族国家帝国转向防御型民族主义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不适。这只是库尔德问题恶化的一个原点，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不断的恶化和扩散，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又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不同阶段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并随着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而铺陈开来。

（3）研究库尔德作为族裔的真相何以被掩盖等问题。按照福柯的观点，通过研究某一类真相何以被压制，就可以较容易地理解另一类真相如何得以创建。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刻意隐瞒了库尔德族裔特性的存在，刻意忽视了东南部问题的族裔维度。以此为基础，土耳其构建出同质的土耳其民族神话，然而这一被构建起来的真相在内、外及历史和现实的多重作用下业已被摧垮，土耳其必须回到真相上来。有学者提出了“幽灵身份（ghost identity）”的概念，用来指代不愿融入主权民族而是选择维持自身的他者性，对于同化选择拒绝的群体。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邀请所有的穆斯林民族认同于土耳其民族身份，共和国这一政策对于大部分穆斯林少数族裔是成功的，但遭到了大块头的库尔德人的拒绝。土耳其强调的是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的一致性，少数族裔是基于宗教标准之上的，这就导致库尔德人因为属于穆斯林而缺乏公认和合法的族裔认同归属。土耳其政府不承认和有意忽视了库尔德人身份，库尔德人少数族裔身份遭到拒绝，而库尔德身份又无法被同化，这应该是库尔德问题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拒绝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库尔德特性”，但凡提及库尔德问题时总是以政治反动、部落反抗或者是落后区域来指代，总是与库尔德人匪徒、库尔德人谢赫相联系——前现代土耳其的所有邪恶，而库尔德特性则处于隐伏状态。

（4）探讨库尔德族裔特性如何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民族国家的边界往往由于族裔特性而模糊和复杂化，族裔特性却并未因为民族边界的存在而发生深刻的变化。通过探讨库尔德特性与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更为微观的层次上讨论跨界族裔问题的存在及其挑战。库尔德人的风俗习惯和族裔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但库尔德族裔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却磕磕碰碰，正是西方的殖民和土耳其强力的同化方式催生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因此库尔德族裔认同、库尔德民族主义是极佳的研究个案。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与外围关系的体现，而是具有浓厚的族裔色彩。现有的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族裔性对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尤其是动荡地区族裔的跨界存在对一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则是极其难得的案例。

（5）研究库尔德人的认同何以对土耳其民族国家构成挑战。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从未从根本上被弱化，而是得以保留或者是强化，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是多重合力的结果。2014年土耳其公民中自认为是库尔德人的，约占总人口的17.4%。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时是13.5%，可见其有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库尔德人的原初忠诚本来就非常强烈，部落民对于部落和宗教首领的忠诚使得他们愿意为首领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卷入还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努力，都不能轻而易举地消除这些忠诚。认同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希望成为谁，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希望成为库尔德人，这一现象本身值得研究，而认同库尔德人身份人数的增加对于土耳其构成怎样的挑战，土耳其又将如何应对更值得探讨。一定意义上讲，土耳其由于未能妥善处理族裔问题，而导致民族国家构建受阻。

（6）讨论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现代化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穆斯塔法（Shorsh Mustafa Resool）根据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将库尔德民族主义定性为：库尔德人属于库尔德民族，具有为库尔德特性感到骄傲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愿意参加任何形式的库尔德人斗争，从而为获得他们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而斗争。土耳其民族主义则更多地与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和现代化关系密切，具有更多的建构和现代的色彩，同时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对抗也是其主要特征。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特征，因此库尔德人民族主义为何难以发展为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构建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颇为值得讨论。霍布斯鲍姆强调自下而上地研究民族主义，从外围着手来研究民族主义也有独到的价值。它可以较为充分地阐释，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通过国家机器进行民族国家重建，又如何在后续阶段上避免民族问题以竞选议题出现并进而转化成民族分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