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开放战略的未来预期

新开放战略以沿海内陆沿边共塑“三位一体”区域发展新局面，以“一带一路”建设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打造互联互通的中国新开放格局，凭借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优势，带动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开放动力，面对危机后复杂的国际新环境，中国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力争将中国打造成经贸强国。

一 新开放战略的新动力

以“一带一路”以及“三位一体”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开放新战略。20世纪末以来，我国坚持在鼓励东部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先后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的多项重大战略，极大地激发了区域经济的活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新开放战略，沿海内陆沿边共塑“三位一体”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开放空间从沿海向沿边延伸，对于优化开放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东西呼应、海陆并进的空间开放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坚持沿海、内陆和沿边开放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化沿海开放，巩固沿海开放先导地位，推动沿海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加快从全球加工装备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和现代化服务业基地转化。拥有2亿人口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应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率先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经济形势下，更要坚持沿海发展的带头作用。

扩大内陆开放，有序引导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培育国际加工制造基地和外向型产业集群。自中部地区战略实施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建设，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优化。扩大内陆开放，一方面，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是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分布的机遇。内陆加工贸易和沿海地区因在时效和物流成本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故应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建立内陆一体化集群发展的模式，使内陆成为沿海加工制造贸易升级版的承接地。另一方面，建设内陆地区国际贸易大通道。发挥好郑新欧国际铁路及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的作用的同时，加快建设向中亚、东南亚、俄罗斯及欧洲等方位的国际物流通道。支持内陆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形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向的对外经济走廊。

加快沿边开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涉及沿边地区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地带动了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沿边地区的开放对于优化开放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增强沿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将区位优势变成开放优势，缩小同沿海和内陆的发展差异，将促进开放空间由沿海向沿边扩展，打造东西呼应、海陆并进的空间开放格局。第二，有利于拓展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周边国家资源丰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有利于缓解国内资源短缺问题，降低我国对远洋资源及运输通道的依赖风险，实现国家能源战略通道多元化发展。第三，有利于构建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沿边开放后，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更加紧密，增强了战略互信，促进了民族团结，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随后，这一构想被纳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加快周边国家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5年，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实施阶段。

“一带一路”覆盖六十多个国家，惠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南亚、北非及欧洲沿线的一些国家，涉及50亿人口，意义重大。对于我国来说，“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有16个省区，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5个西北省区，重庆、四川、广西、云南4个西南省市区，及新扩展的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东部沿岸5个省区，及新扩展的山东省。通过“一带一路”两个共同体建设，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对外经贸、能源、金融、投资等合作空间，提升了地缘政治安全水平，形成了以“上合组织”为龙头，以“一带一路”为两翼，向西拓展广阔经济腹地，营造出周边区域一体化发展环境。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盘活国内生产要素，为劳动力、资本、技术、服务、信息等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创造了条件。第二，可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更好地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快地发展。第三，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强化中国开放起到示范效应。首先，起到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开放效果。自上海自贸区建成后，各地纷纷开始建造自由贸易区，如福建、广东、天津是第二批自贸区，而第三批自由贸易区也在积极申报中。其次，拓展我国对外经贸空间。据国际规则规定，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必须相互提供超过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的优惠贸易待遇，而成员对自贸区之外的贸易伙伴仍然实行着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所以对其他成员来讲，客观上构成一种贸易歧视。这种自由贸易协定会抑制从自由贸易区以外的进口，而且有可能减少对自由贸易区以外的投资。最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在追求区域之间利益一致基础上生产要素的移动和优化配置，所以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快和区位比较优势下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各成员更有效地发挥比较优势，将内部的资源配置向优势产业集中，从而促进结构升级和整体效率的提高。自由贸易区取消了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资源等方面重新布局，迫使企业为求得生存提高自身素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

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会使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更加规范透明，从而降低企业的进出口成本，有利于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根据规则，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之间，除了要减少和消除货物贸易的壁垒之外，还会减少和消除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壁垒。比如，提高投资企业在合资企业中的占比，或允许对方控股，或者取消对方投资企业的地域限制和经营范围限制等。总之，这种市场更加开放的行动举措，有助于消除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壁垒，有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是新开放的重要工具。有利于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话语权。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带来以下影响。

一是促进“一带一路”的构建。虽然亚投行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但是它服务的重点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困境在于产能过剩、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包袱，希望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资本输出，让外汇储备变成外汇资本提高其投资效益。

二是有利于中国出口企业开拓潜在的海外新市场。亚投行的成立，直接带动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需求。亚投行将带动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中国企业的参与。

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亚投行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进程。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在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迈出重要的一步，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还需要借助亚投行发挥作用。其次，我国已与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签署双边边贸本币支付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

四是提升我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推进亚洲发展中国家业务的一个补充。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和作用的凸显，一旦我国和东盟国家参与构建，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双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银行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改革步伐滞后，大部分话语权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阻碍了资源流动和利益分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能够提升我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五是推动中国融入国际市场。一方面，作为互联互通建设的有力支撑，亚投行将为我国企业联通区域内其他国家打造金融通道，为其他各方面互联互通提供资金支持；金融领域的开放或将提升本区域与全球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帮助我国高端产业融入区域内及全球高端市场，从而促进“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人才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我国正积极推动实施自贸区战略，APEC北京会议开启了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中澳、中韩自贸区也已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多个自贸区已经建成，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也正在进行。亚投行的设立将为我国的自贸区建设提供更加开放的合作平台。

无论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还是自贸区的建设，抑或是人民币入篮，都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是中国新时期新开放的时代选择，是中国寻求自身发展和带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效措施，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开放视野、开放空间、开放格局的转型。这样的前所未有之新国策必将为中国新开放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 中国面临的机遇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给中国全面开放带来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实体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新兴市场凭借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和比重上升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相应上升。但是，必须看到，发达经济体仍占据当今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其技术领先优势、全球规则主导权和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欧洲未来的情况虽然不乐观，但其经济总量和美国相当，仍然不可忽视。得益于过去十年原油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已经摆脱了“休克式”经济改革带来的后遗症，财政和经常账户状况大为改观。在全球力量更趋均衡的情况下，中国在和美国的博弈中将有更多的“筹码”在手，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与欧盟和主要新兴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全球经济正在朝着温和复苏的方向前行。全球经贸增长速度回升且有增长的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到2020年，全球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预计为3.8%～4%，尽管低于2003年到2008年的4.8%，但高于2011年到2015年的3.5%；全球贸易量年增长率将为5.6%，低于2003年到2007年的8.2%，但高于2011年到2015年的3.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增长速度均高于五年前，但是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五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在逐渐复苏。尽管美国目前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但毕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扩张中，虽然就业情况改善得较为缓慢，但总的趋势是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和资产负债表修复接近尾声，消费者的信心有了较大的回升，企业支出意愿提高，虽然和危机前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已经表明复苏势头。受益于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美元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及美元资产在全球动荡环境中的安全特征，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了两百多年以来的最低。同时，美国高等级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也在近年来呈下降趋势。这说明美国政府和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融资，有利于支持经济复苏。在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其科研投入仍占全球总投入的31%。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宽松的研究环境、优厚的待遇、有倾向性的移民政策仍吸引着全球的科技人才。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有望进入较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繁荣周期。外需将有望再次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虽然全球的经济复苏处于上升阶段，但一些结构性因素将在较长时间内压制全球的通胀水平。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的就业市场要想完全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产能缺口仍将存在；欧洲需求不旺，压低了全球总需求；发达国家工会的势力和影响力在下降；过去30年全球化的结果导致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也更加容易。全球央行在过去几年中的货币政策虽然非常宽松，但央行传统意义上的政策目标并未改变，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仍将有足够的手段和空间收紧过于宽松的流动性。这些因素的意义在于，未来数年全球的通胀仍将维持在一个温和的水平，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不高，国际大宗商品原材料的价格很难再大幅上涨。这为中国继续增加投资、把握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机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欧元区经济逐渐缓和。经济复苏的基本面在扩大，在欧元区19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经济均保持增长或稳定增长。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就业继续温和增长，失业率继续下降，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国家失业率降幅将更加明显。由于经济活动强劲和利息支出降低，欧元区政府赤字率继续下降。新兴经济体由于内部结构性矛盾不能根本化解，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使资本进一步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回流，经济增长仍将较为乏力。

中欧、中日以及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良好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也带来了新契机。欧洲经济需要走出衰退，而欧洲的技术和品牌正是中国所需。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但大多数都投资于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投资回报很低；如果投资欧元区，“周边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PIIGS）”与中国在重点产业上有合作的意义和机遇，中国可以结合“周边五国”的产业优势，同时考虑自己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稀缺资源、海外扩张、技术升级、资产保值增值等需求，积极寻找合作机会。另外，可以设想，欧洲的状况迫使欧洲各国在未来对外的经济政策方面只能采取“防守”的姿态，而中国则可以更加主动地出击，逐渐“蚕食”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矿产资源、投资目的地等。

全球公共产品需求旺盛，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浪潮。而中国正是基础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大国，这为中国开放又提供了新领域。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对发达经济体来说，面临的是基础设施更新；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兴建；对于更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补足基础设施这个短板。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战略、德国“工业4.0”这样的振兴经济战略，还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计划，都要求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满足发展战略的需要。高速铁路建设、机场高速公路和港口的建设、电力设施的建设、信息工程的基础设施，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根据《国际商业监测》（BMI）发布的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桥梁和住宅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企业有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与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制造业平均年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规模上位居全球第一，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榜上，也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企业大规模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的同时，也会带动中国的设备出口。中国的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比起以前大量出口的产品，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程度或附加值都更高。因此，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有利于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更有利于中国的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