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迈进;“入世”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然而,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条件与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跨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等等。
一 国内人口红利消退,出口贸易品竞争力下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充足的劳动人口、低抚养率以及高储蓄率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存在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劳动力总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推进,这种观念受到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质疑。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数量已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2%, 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96%,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从而导致出口贸易品竞争力明显下滑,经济增长势头遭到遏制。过去,我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所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迟缓,同时,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用大量的低成本劳动投入扩大产出这种粗放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资源的严重浪费、生产效率持续低下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低成本劳动力持续减少,这种粗放型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与运作效率,通过“走出去”战略引进新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现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给予高污染行业的发展以巨大的压力。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化工行业以及机械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以碳排放等因素抵制我国相关出口贸易品,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使得国内企业被动提升环保成本,削弱了国内相关行业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人民币持续升值也是导致出口贸易品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以及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出口商品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出现下滑。另外,由于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使得国际贸易商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持续抬高大宗商品(如农产品、矿产品等)价格,从而导致国内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出口贸易品竞争力减弱。
总之,在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资源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国内出口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面临巨大的挑战。鉴于此,如何有效提升相关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成为可否顺利实现中国产品快速走出去的重要因素。
二 跨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国内产业重心面临挑战
从最近的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以制造业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时代逐渐远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从制造业的发展格局来看,以日韩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成为工业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技术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以及最终消费市场,而我国主要以组装以及初步加工为主,这构成了目前全球制造业的基本格局;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组装业务逐渐向印度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转移,从而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以新技术、新理念为主流的新型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引领我国制造业走出困境。
全球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格局尚未成型,主导力量仍是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微软、IBM、Intel、Casio、美国在线等,它们在自身的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过程中,将部分服务业务的分支机构建立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以获得更优质的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以及法律资源,等等。其采用的主要形式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包以及兼并收购,等等,产业转移的内容主要是软件、信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等新兴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配套、政策配套措施不断完善,在全球服务业转移浪潮中,我们应积极利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向外转移的历史机遇,采取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这一挑战。当然,将服务业国际转移引入中国必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如能够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问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与管理资源,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顺利推进;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全球服务业中的地位,为中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提供较好的契机。另外,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持续重视,在资源类产业发展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能够有效缓解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环境政策压力。
显然,我国在国际服务业转移浪潮中存在一定的优势与劣势。主要优势体现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自加入WTO之后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人口基数巨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较为旺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沿线城市,这也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主要劣势体现在:我国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较为缺乏相关的人力资源与管理经验,且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一直倾向于制造业等固定资产较多的相关行业,对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的投资比重严重不足,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与国外服务业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消费文化存在“重价不重质”的特点,这与国外服务企业的经营理念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
总而言之,跨国产业转移的持续推进,必将为我国宏观经济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要抓住这一机遇尚需诸多努力:一是应加大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同时提升自身的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建立健康的、具有竞争环境的经济体制环境;二是应健全相关的法律体制,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完善金融体制等方面;三是从人才梯队入手,鼓励培养具有现代服务业理念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建立充足的人力资源团队。鉴于此,我国应尽快规划相应的发展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积极主动的改善与化解相关矛盾,为迎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一波三折。美国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制造业规模有所扩展,就业出现复苏,消费规模与消费预期均出现好转,然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仍显著弱于危机前水平,投资增速相对疲软;欧元区经济疲弱态势依旧,欧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低迷以及量化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环境仍不容乐观,“难民潮”持续出现,欧元区各国的内部政治斗争更是增加了其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据IMF近期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次被下调,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仅为3.2%,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9%,新兴经济体增长4.1%;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为3.5%,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2.0%,新兴经济体增长4.6%。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谋求本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角力的主战场,从而造成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复苏迹象。
2015年,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步推进,世贸组织起草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也达成了全面协议,多数成员国依据《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规定稳步实施;然而,由于全球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终端消费需求持续萎靡,使得国际贸易量也出现大幅下滑,各国争夺国际贸易份额空前激烈,其中部分国家希冀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维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中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复苏迹象,我国的外贸形势也出现了许多变数。
2016年9月20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表示,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贸易救济案件达到85起,案件数量同比上升了49%,涉案金额高达103.21亿美元;同比上升了94%。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面临较为严重的“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国内相关产业面临双向的贸易摩擦:一是高端领域的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关产业从互补关系向交叉关系转变,甚至出现了部分重叠;二是较为低端的轻工纺织行业也面临着新兴经济体较强的贸易壁垒。据统计,钢铁行业成为2016年贸易摩擦案件和金额的重灾区,其数量与金额均达到所有贸易摩擦的1/2左右,共计35起案件,涉案金额58.8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上升了40%和63%。部分专家认为,解决我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应该加强国际的互助合作,而非对抗性质的贸易摩擦。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之下,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相关的加工贸易政策,取消加工贸易业务的行政审批,健全事中事后的监管机制,同时鼓励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的转移,引导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并指示东部地区从事加工贸易相关业务的腾退用地经批准可转变为商业、养老以及旅游等用途。二是鼓励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模式,进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同时积极鼓励相关企业建设境外营销和服务体系,培育对外贸易的自主品牌。三是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重点支持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进口。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营效益良好的外贸企业的贷款比重,扩大出口信保保单融资,并增加短期出口信保规模,同时提高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五是在符合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尝试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在风险可控、税负公平的前提下,赋予满足条件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四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
随着我国加入WTO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服务业及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步伐持续加快,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助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刺激本土企业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将国际市场的金融与经济风险传递至我国,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且对我国相关产业构成更大的冲击与威胁。
汇率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对外开放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启动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欧元以及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然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会导致资产价格的重新估价,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且人民币升值也使外贸企业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出现下降。虽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相关生产原料的进口成本,且进口产品价格在理论上也将出现下降,然而,由于出口商在部分大宗商品的出口方面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而我国对许多大宗产品(如矿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使得出口商会利用自身的寡头垄断地位以及我国进口需求不断扩大的机会提高价格,从而导致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进口产品价格不跌反涨,进而增加了相关外贸企业的进口成本。
全球经济的持续疲软,其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对我国宏观经济也构成了较大影响。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仍处于高位,且一些国家财政赤字仍在大幅攀升,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制约着全球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南欧的希腊等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仍在继续蔓延,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构成拖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经济刺激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从而影响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复苏,这也必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阻碍。
近期国际金融风险因素也对我国经济构成潜在威胁,这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总统选举所带来的未来外贸政策的不确定性,政治因素加剧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二是美国加息预期的持续增强以及美元指数的强势,使得我国资本外流幅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存在部分回流;三是英国宣布脱离欧元区,这进一步加剧了欧元解体的可能性,使得疲软的欧洲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对这一风险,主要包括:一是从政治上加强与其他贸易国之间的沟通,坚持互利共赢战略,从而为我国对外开放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利于全球资源进行自主创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理念,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四是完善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实施灵活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五是协调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发展,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